第二輯 2.從一個歡迎會說起
一九四一年底，日軍偷襲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沒有兩天，香港英軍就向日軍投降了。
桂林進步文藝界在為旅港文藝界人士擔憂，大家都在焦急地互相打聽著，見麵的第一句話就是：“有消息沒有?”
原來，皖南事變後，進步文化界為了抗議蔣介石反動集團破壞抗戰的罪行，相率離開重慶前往香港。這個正義行動轟動國內外，給重慶小朝廷不小的打擊。
沒好久，大家接連得消息了。由於旅港進步文化界人士的共同努力，特別是依靠東江縱隊的營救和保護，進步文化界人士安全脫險，回到內地。
過了大約一個月，茅盾、柳亞子、夏衍、金仲華、蔡楚生、端木蕻良、周鋼鳴、廖沫沙、宋之的、駱賓基、葉淺予、沙蒙、藍馬……都先後來到桂林，“文化城”更熱鬧了，大家見麵時那種高興的心情是不用說的了。
文協（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桂林分會籌備開個歡迎會，歡迎從香港脫險回來的文藝界人士。
那時，分會有個“會址”，在三多路馬房背三益公寓，其實不過是一間連窗戶都沒有的小房間。唯一的一個工作人員是青年詩人艾烽。艾烽那時正失業（後來他到柳城中學教書，患肺病死在那裏了），就到文協來當個工作人員。李文釗先生是廣西不得誌的政界人物，抗戰期間表現靠攏進步，文協桂林分會很多需要出麵和官方打交道的事，都是李先生自告奮勇在搞的，而且搞得往往不錯。一般說，大家對他是滿意的。
一天，我正在文協和艾烽一起談論什麼，李文釗來了，急急忙忙地從口袋裏拿出一封廣西省主席黃旭初寫給他的信給我看，信的內容是說：“聽說旅港文化界人士脫險歸來，文協準備開會歡迎，自無不可，但希望你們不要開大會，以免中央（指蔣介石政府）說廣西袒護反中央人物（信是用文言文寫的，這是大意）。”
李先生問我：“怎麼辦?”我倒不禁感到好笑了。據我所知，文藝界從來沒想過要開群眾大會，也未必有什麼必要請廣西來“袒護”我們，桂係的這位當家掌櫃（當時李宗仁在當漢中行營主任，白崇禧在當參謀總長，黃旭初算是留守廣西），小心得過分了。我建議李先生找歐陽老（歐陽予倩先生）和邵荃麟商量。我認為：他們也是不會想要開很大的會的。桂林情況很複雜，這一點我們也知道。
過兩天，文協桂林分會在正陽路大華飯店開了一個近兩百人的茶會，茅盾、夏衍等從香港回來的文藝界人士都來了，會場上的情緒是很熱烈的。第二天，桂林幾家報紙都發了消息。當然，除了《掃蕩報》（最反動的國民黨軍方報紙）。
所以想起說說這個歡迎會，是因為想接著說一件事：有人以為，桂林之所以能在那時成為“文化城”，是由於桂係的“開明”。
這就需要談清楚了。桂係的所謂“開明”是他們和蔣介石爭天下采取的手段之一。每當他們感到這個手段用得似乎有些反而對他不利時——當然，如果是真正意義上的“開明”，和他們的政權性質就更絕不相容了，他們就會一下子翻過臉來，露出那極不“開明”的真麵目來。單純地、天真地認為他們那裏存在著什麼“開明”，至少是不肯動腦筋的結果。另一方麵，桂係裏麵也有真正傾向進步的人士，李任仁先生就是其中之一。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不久，李先生在《文化雜誌》上發表的一篇新年祝辭裏，表示了對旅港文化界人士的懷念，說他們都是我國的“聰明才智之士”，希望他們能安全脫險。在茅盾、柳亞子脫險抵桂林後不久，李先生又特別邀請他們一同泛舟漓江，遊覽桂林、陽朔山水。作為桂係的一個知名人物，他的這些言論行動，就很可能是黃旭初同意了的或甚至是經過他們內部研究了的，這又表現桂係還是不想給進步文化界太壞的印象。他們的手法，說起來無非就是這樣。對於“文化城”。他們的想法歸結起來也就是：不給我惹麻煩，我也落得有個“文化城”的美名，沾一點光，沒有什麼不好。但“過了頭”就不行了。蔣介石—切鎮壓民主進步的措施，他們無不同意，這一點是十分明顯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