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對香港淪陷後的桂林又是怎樣看的呢?他有一句話，也是大家都知道的：“桂林不能成為第二香港。”這裏所說的香港，其含義不是紙醉金迷、燈紅酒綠什麼的，而是民主進步的中心。抗戰後期，國民黨統治區的民主進步活動漸漸集中到英國人統治下的香港，這是蔣介石自己造成的。當時，民盟已在香港成立（初名“中國民主政團同盟”），民主進步人士在香港活動，他是無可奈何的。如果說要他眼巴巴地看著桂林（當時，各方麵有代表性人物雲集桂林）變成香港第二，他當然不甘心。
蔣介石施展出了他那魔王的鎮壓伎倆了。最初，是禁止上演《再會吧，香港》（田漢、洪深、夏衍編劇，出版時改名《風雨歸舟》），接著，在桂林街頭公然綁架了薩空了。不久又勒令《野草》停刊，公開指令《力報》將聶紺弩辭退。若是光從表麵看，似乎“文化城”太平無事，其實，蔣介石是什麼時候也沒打過瞌睡，更不用說睡過大覺的。如果掛係真正開明的話，完全可以不同意蔣介石這樣做。但桂係軍閥卻連這一點膽量都沒有。
黨所領導的我國的新民主義革命，在抗日戰爭中已經有很大的進展，我國曆史發展的方向已經十分明顯，任何社會力量想要扭轉這個方向已經完全不可能了。社會上的有識之士，包括桂係的一部分人都或先或後看到這一點了，而桂係的重要人物卻看不到這一點，滿足於玩弄實質上是兩麵手法的“開明”把戲。以致遭到人民的唾棄，就連其中較為通情達理的李宗仁先生，最後也幾乎成為蔣家王朝的殉葬品。李先生後來對此曾有相當沉痛的反省，這已是大家都知道的了。
我認為，對於“文化城”必須從黨所領導的新民主革命運動這個角度來看，才能有全麵、正確的認識，並作出適當的評價。
（原載《廣西日報》1980年9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