審查老爺既然在原稿上對別人的文章亂塗亂砍，印刷出來就難免留下痕跡。開始，文化界人士為了“尊重”他們的“權威”，總是鄭重其事地在被刪之處加上括號，注明“以下被刪多少字”，這當然也是為了向作者、讀者負責，把別人的文章搞到不堪卒讀的地步，誰還能心安理得呢！刪得多的地方，更難免出現一塊空白，有時甚至是不小的一塊空白。在我們看起來是憤慨，在老爺們看起來，大約除了得意（這是他們的政績）之外，還多少有些過於“暴露”的不便之處；他們倒是不喜歡你搞得這麼認真的，因為他們也要塊“民治”的遮羞布嗬！於是，命令下來了，今後凡刪削之處，一律不準留下任何痕跡，哪管你上下文再接不上氣，再叫人讀了摸不著頭腦也好，仍然要印成一篇渾然天成的文章，就是刪節號（……）也不準用。
進步文化界知道和這些家夥打交道意味著什麼。這是扼殺和反扼殺的鬥爭！這些無賴為了邀功，是恨不得在你的原稿上多砍幾下的。需要摸索對付他們的方法，需要處處留神，你的對手不是無知就是暴戾，或者兩者兼而有之。他們既敏感也遲鈍。他們最敏感的是那些“犯諱”的名詞，你隻要留神莫讓原稿上出現觸動他們神經末梢的這類名詞，麻煩就少些。如今的讀者，大約不會理解當時的進步書刊的辦法：把馬克思寫成“卡爾”或“喀爾”，把恩格斯寫成“昂克思”，列寧寫成“烏裏雅諾夫”或“烏梁諾甫”，斯大林寫成“約瑟夫”，共產主義寫成“康閔主義”或“抗魔主義”，共產黨寫成“康敏尼斯特”，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用“科學的文藝觀”代替，“無產階級”用“先進階級”代替。這都是為了避免刺激審查老爺，免受他們的砍削。他們最怕的莫過於介紹八路軍、新四軍、延安、解放區了。對這些，往往用“抗日軍”、“人民的軍隊”、“敵人後方”、“高原”甚至“北方”或更空泛些的，“那邊”來代替。在文藝作品裏，用這個方法，一般說是可以讓讀者領會到的。
反動派的審查當然也不是例行公事，也是有針對性的。有些著名的革命作家的名字本身就會叫他們嚇一跳，就得改用一個較少用的筆名。周揚譯的《安娜·卡列尼娜》上冊在桂林重印時，署名“周筧”；丁玲的《夜》刊登於荃麟編的《文化雜誌》時，用的是“蔣冰之”這個名字。某一個時期，某個作家特別受到他們的注意，不管寫什麼內容的文章，一律要被抽掉，或亂砍一通。這樣，就隻有用化名。秦似有相當長一個時期隻能用化名，聶紺駑每寫一篇文章，要用一個新的化名，有一次用了一個筆畫最多的化名“淡台滅暗”，這四個字按繁體字寫法有五十多畫之多！
一本送審被扣而沒有獲得審查許可的書，可以用改換書名、調動篇目的方法再次送審，有時可以得到通過。審查老爺有時隻看書名，因此，書名關係很大。介紹解放區歌曲，要和流行的抗戰歌曲放在一起，編成《抗戰新歌》這樣的歌集才能通過。有些進步著作是從英文轉譯的，在封麵或首頁上標上譯自紐約或倫敦出版的什麼版本，審查老爺們看了，也就有幾分放心了。
那時候，延安的《解放日報》和《穀雨》、《草葉》等文藝刊物，偶然也能寄到（外麵用國民黨報刊包著，從西安等地寄出），那上麵許多文章是讀者渴望讀到的，用桂林的稿紙重抄一道拿去送審，老爺們沒有發覺的話，也可以通過。當然，其中像“解放區”這類的詞兒要用前麵說到的那種方法改動一下。
桂林是在不斷的鬥爭中成為當年的文化城的。進步文化界在鬥爭中鍛煉了自己，學會了鬥爭藝術。當年，生活是艱苦的，但在黨的領導下，進步文化界一直是朝氣蓬勃，堅決樂觀的。回憶到過去的這一段日子，不能不使人更加熱愛我們今天文化界這種繁榮發達的局麵。遺憾的是，畢竟，當時我是太年輕了，隻能說是一個熱心的追隨者，從文化界前輩那裏看到和聽到這一些和反動派鬥爭的情況，難免不完備，如果能夠讓前輩們來寫，一定要深入得多也生動得多。
（原載《廣西日報》1980年8月20日，有改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