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這件事應了一句不吉利的老話：一開始就結束了。原來，蔣介石在杜月笙身邊是安插了情報人員的，知道有這件事，就把杜月笙喊去訓了一頓，事情也就不得不這樣結束了。
此後，就再也沒有見過章先生。
但在當代人物中，章先生卻是早已給我很深印象，而且一直都很引起我注意的一個。最初當然是從女師大風潮和劉和珍之死認識這位“孤桐先生”的，後來斷斷續續從讀到的書刊裏知道他的一生行誼總是那樣的與眾不同。早年他是學軍事的，沒有成為軍人卻成為文人。商務印書館初創時，他是主持人之一。參加革命，辦過《蘇報》、《民主報》，留學日本時，編過宣傳民主革命的《甲寅》雜誌，這個雜誌，五四運動中在北京改為周刊出版，卻又在竭力反對新文化運動。他是廣東軍政府秘書長，南北和議代表，卻沒有參加國民黨，但又有人說他和政學係、改組派都有過關係。北洋軍閥當政時期，忽然又出任段祺瑞執政府的司法總長兼教育總長，一般認為民國時期的法律“六法全書”是他主持製定的。另一方麵他又支持馬克思主義革命者，留法勤工儉學的三萬元經費是他批給的。30年代他到上海當律師，陳獨秀被捕，他自請充當辯護律師，力主思想自由。他的律師事務所，在上海赫赫有名，傳說他的兩個幫辦律師，都擔任過高等法院推事。事務所有兩部別克（相當於今天的“奔馳”之類）轎車。敢接別人不敢接的案件。例如，邊疆某大省土皇帝下台後，在上海租界上當寓公，蔣介石派人把他抓去，其家屬以18萬元銀圓的高額酬金，請他設法營救，他根據公共租界法律，向會審公堂控告蔣介石綁票，因為蔣政權是無權直接在租界抓人，隻能請租界當局先抓起來，然後“引渡”。這事弄得蔣介石很尷尬，派居正到上海請他去南京當司法部長，但他要求當監察院長，蔣以五院院長必須是國民黨員為理由拒絕。甚至還有人傳說當年中國的第一個歌星某女士（30年代中期成名的周璿還是個毛丫頭）是他的膩友：這位歌星不像如今的歌星那樣時生時滅，可以說幾十年盛名不衰。1935年在抗日救亡運動高潮中，章先生突然就任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兼法製委員會主席。抗戰勝利，審判大漢奸周佛海、梁鴻誌，他受聘充當辯護律師，為周佛海等的辯護詞中的“被告不出，東南半壁將如何如何”，傳誦一時，為梁鴻誌等的辯護詞，根據梁的一句七言做文章。戴笠飛機失事身亡，他送的挽聯是：“譽滿天下，謗滿天下……”又傳誦一時。1948年他和顏惠慶、邵力子等人為上海和平代表團去解放區。1949年作為國民黨政府和平談判代表團成員來到北平，其後留在北京，直到去世。曾三次去香港，1950年和金山一起去勸說杜月笙回上海居住，杜猶豫不決，想去法國定居，1951年病死香港。後兩次赴港，都是為實現其祖國統一大業奔走的夙願，不料最後竟病逝香港。
現在，一些有識之士正努力從對近百年文化、思想、學術界代表人物的研究，回顧我國為實現以科學與民主為內容的現代化而努力的精神曆程，像陳寅恪這樣的學者當然應該是重點，像章士釗先生這樣的既是學者（他的出版於清末的《中等國文典》著作是當時被普遍采用的語法教科書）又是政治家、社會活動家的“複雜”人物，似乎也不應忽視，更多的思想、文化，乃至社會現象可能更集中在他們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