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北京後，很快地我就迷上了相聲，有幸的是，老舍先生也喜歡相聲，而且很有研究。我請他為《民間文藝》寫這方麵的文章，他很高興地答允了，連續整理了《對對子》、《鈴鐺譜》、《維生素》、《做文章》等四個傳統相聲小段。有的還寫了整理者後記，在《鈴鐺譜》後記裏，非常精辟地指出，在民間文藝作品裏，不識字的鄉下人往往以樸素然而堅實的知識、很智慧地戰勝城裏人和讀書人。經過他的介紹，我認識了相聲藝人侯寶林、曹寶祿等，他們在他的支持下成立了“北京市相聲改進小組”，我參加過在前門外東區文化館召開的成立會。侯寶林是他們當中的佼佼者。我工作的報社編輯部在石駙馬大街，他住在旯旮胡同，中間隻隔一條宣內大街，一個在路東，一個在路西，看得出他還是一個很會過日子的人。開一家藥店，兩層樓西式門麵，好像還自己生產一些成藥，從旁邊的側門望進去，可以看見他的一部包車（私人三輪車），他早已是北京的名演員了。他很想研究相聲史，我寫了一篇小文章，認為相聲形成之初可能和口技有密切關係，到現在相聲的主要內容之一還是學，而相聲演技中的“貫活”和口技也有淵源，他不同意，認為相聲的創始人應該是東方朔，我請他寫這方麵的文章，（老舍先生也鼓勵他寫。）他太忙，沒有寫。
在老舍先生的支持和鼓舞下，“相聲改進小組”的活動開展得很紅火，而且不久就出現一個高潮：京、津兩地的近四十位相聲演員聯合在一家大戲院搞了個“相聲大會”，整個戲院坐滿了觀眾，我陪老舍先生坐在樓座近舞台處，他興高采烈地看完那場笑聲、掌聲不斷的演出。這樣的盛會，後來好像也很少有了。
1950年6月，我應聘到湖南大學任教，此後我再沒有見到老舍先生了，當然很注意讀他的新作，從《龍須溝》到世界級傑作《茶館》。他的親切麵容時時浮現在我麵前。“文革”中，屬於“21種人”的我特別的孤陋寡聞，但也聽說周總理曾設法保護了一些知名人士，我想，那裏麵必定有老舍先生吧，不料卻沒有。後來，聽蕭軍說，北京的紅衛兵實行“秦始皇加馬克思”大搞焚書時，讓作家們跪成一個圓圈在熊熊火光中請罪，忍受著紅衛兵皮帶的抽打，“那時候，我真想跟他們拚了（蕭軍是學過武術的），不過就是怕連累老舍先生等等這些文士，他們可是無力還手的。”我完全不敢想象，有著高度文化教養和崇高成就的老舍先生，怎能容忍如此野蠻粗暴的侮辱！然而，他到底無愧為超然豪邁，不受塵埃文壇碩望，以一死抗辯這場最卑劣的政治惡作劇。和章士釗先生的一麵緣和章士釗先生的一麵緣
1944至1945這兩年的重慶，政治空氣空前濃鬱。日本侵略者打通大陸走廊的南侵軍事行動，得到蔣介石大本營“0計劃”的幫助，如入無人之境地從河南打到廣西，一度迫近貴州，“陪都”人心惶惶，各方人士無不痛感政體如不改變，軍事上的失敗更不堪設想。中國民主政團同盟的成立標誌著在野黨活動達到頂峰，各種政治力量都在努力尋求合適的發展機會，甚至像董時進這樣的人也想成立什麼“農民黨”。多半因為被免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桂林辦公廳主任李濟深將軍，拒絕來重慶就任實際上是投閑置散的軍事參議院院長新職而留在桂東南敵後，害怕平時與李將軍接近的桂林文化界人士會追隨李將軍留下來形成一股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新力量，蔣政權大吹大擂地搞起所謂的“救濟湘桂內遷文化人活動”，作為戰時獨特文化現象的“桂林文化城”，影響更加引人注意。這時，在重慶的杜月笙，可章士釗
能也想在政治上有所作為，忽然打算從文化界入手，幹一番能夠給他積累政治資本的事業，居然計劃以和桂林來的文化人合作的方式，成立一個“文化投資公司”。計劃相當宏大，不但有出版機構，有書店，有雜誌，而且還有劇團，甚至還有電影製片廠。
這計劃，當然是文藝界的傳奇人物金山的大手筆。金山的哥哥是杜門徒弟中的重要角色，傳說金山是杜的“關門弟子”，即最後一個弟子，而金山的“拜老頭子”，當然是為了打入這個中國最大的流氓組織做地下工作，他的這個計劃，是得到有關領導同意的。住在杜月笙那裏的章士釗先生（有人說他當時是杜月笙的秘書，看來不一定有這麼個名義，總之是杜月笙身邊很起作用的人物），則參與策劃並代杜月笙出麵和桂林來的文化界人士聯係，金山的這個大計劃看來就可以實現了。於是在1945年春的某一天（日子記不起了），由章土釗先生出麵，約請我們十來個人，由金山陪同，到他那裏吃了一餐飯，參加的記得有宋雲彬，艾蕪，伍禾和我等。大家先到市中心金山的新居（他和張瑞芳結婚不久，樓廳裏放著一些名人如吳鐵城等送的花籃），然後一起到銀行區一座小洋房裏和章先生見麵，那房子好像是杜的某一個徒弟的，客廳裏掛著杜送的祝賀新居落成的山水畫。席間，大家對創辦如此大規模的文化事業都很寄予希望。章先生給我的印象是一個清臒的老先生，精神很好，講起話來談笑風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