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隻是憑《選集》和《老去的是時間》（1983）以及《九葉集》和《八葉集》追蹤詩人的足跡，我發現，我回憶的已不隻是一個詩人，而是一個時代。她的聲音是真誠的，她的詩已成為曆史的真誠記錄。在這裏我不可能對她的文學成就作出哪怕是最粗淺的研究，那要等心情平靜以後付出一定的努力才有可能。我能夠說的隻是從最初到現在讀她的作品形成的總的印象。我以為，她的創作的第一個時期大體上是從1935年到1939年，開始顯露和形成她的藝術個性和審美取向。使人感到特別可貴的，是那種能夠精確把握瞬間感受中微妙的情緒狀態，和由此引起的心智活動，以及聯係這兩者的內在線索的能力，她所描繪的不可見之物的清晰輪廓，使人不敢相信是出於未滿二十歲的少女之手。第二個時期，大體上從1942年至1949年，是她的創作的第一個高峰期，藝術上她正在走向成熟，更有意識地使語言和形象更富於暗示，更有啟發性，在選取、舍棄、增添、削減、滲透、互補、交叉和協調時開始顯示隨心所欲的熟練，寫出了《雨後》這樣的佳作。她似乎更願意在一定尺度內控製想象的自由，寧願有不豐富中的豐富而不願有豐富中的不豐富，處處留神保持恰到好處的語言力度。第三個時期應該從60年代算起，但實際上是從70年代開始的，從此進入第二個高峰期。寫於1962年冬初的《樹的啟示》無疑是一個重大的突破，深邃的題旨僅僅在結束處有一次顯眼的浮現，同時又像對位音似的早已在全詩的進程中反複浮現，用一種輕微的倏忽振動，為我們揭示了一次以聯想方式出現的頓悟，心靈最珍貴、最美的奧秘。但“文革”已經山雨欲來，詩人的探索在很大程度上被迫中斷，文學藝術創造活動不能沒有相應的文化環境。
以前，她很少發表詩歌評論。她發言了，而且有些疾言厲色：
“作為詩人，怎麼可以違背自己藝術的良心，去歌頌不該歌頌的，去指責不該指責的呢？”
“假、大、空與詩無緣，即使由於某種機會而使假、大、空得以喧囂一時，最終仍會被社會和時間所淘汰。”
這篇《學詩點滴》寫於1980年秋，發表於1981年出版的《詩探索》第二集，今天讀它，仍覺得犀利而嚴正。在80年代初期，發表這樣的意見，是需要勇氣的。精神鬆綁不完全靠外部條件改變，更重要的是還有內部條件——多年形成的“左”的觀念的自我洗滌，一個緩慢的、痛苦的過程。比如說，詩人有沒有權利向讀者說教？我們這一輩人中的大多數，由於年輕時就簡單地理解“詩人應該是時代的號角”這一命題，總以為這不但是神聖的義務，而且是神聖的權利，卻沒有想到應當考慮說教是不是可以就是詩，說來可怕，“左”的根子早已被深深地埋到我們身上！
藝術創新自然而然地被提到日程上來了。文學史上好像還沒有這樣的先例，詩人們把因襲對創造的妨礙和拒絕說假話聯係起來。“詩容不得虛假，也拒絕因襲。假話說上一萬遍還是假話，而無論何種方式或多麼高明的因襲，都隻能成為束縛，妨礙創造性。”（見同上引文）可以毫不誇大地說，這是一次人性的複歸，文學的複歸。1981年以來，為辦理一些編輯事務，我每年都要到一次北京，我們見麵時談得最多的是怎樣使我們的藝術生命得到新生，因為很可能我們也將就這樣枯萎下去。
在虛假和因襲被視為正常，而真正意義上的藝術創造被視為異端的時候，創新需要雙重的勇氣。不但要拋棄舊觀念，還要拓展新觀念。創新是任性，是膽大妄為，獨持異見而一意孤行，是最狂熱的心智冒險，除了你自己沒有人能保證你成功，失敗的可能總是比成功的可能多。創新，這是切切實實的、艱苦的精神勞動，需要全神貫注，全身心投入。詩和一切藝術的本性是具有無窮的活力，能使你不斷產生新的抱負和為實現它而有的新的煩惱。合規律的新發現來自持久的、逐步深入的，不容中斷的探索或實驗，“妙手偶得之”這種偶然性隻不過是必然性的顯現，作品裏所有令人目眩的亮點無不來自艱苦勞動。最後，必須強調的是文學藝術創造活動需要一個生機活潑的文化環境，和活躍在這個環境裏的多個（而不可能隻有一個）生機活潑的精神群體，這些我們通常稱之為“流派”的群體的成員，應該是視野廣闊，有力量荷載人類生活衍生的無限多的悲喜信息，並深深為藝術使命所吸引的。由這些群體形成的互相激發的心智層麵，永遠在運動中，不斷地互相競賽，推進著文學藝術的發展。
這就是我們的共識。歸結起來，我們的談論有三個要點。第一點，勇氣。我們相信我們還是有的，當然還很不夠，但可以相信至少目前還沒有衰退，而且正在加強它。第二點，我們不怕艱苦的勞動，雖然事實上自然規律是在起作用，多年貧困使我們的健康情況難以適應工作要求。第三，一個又一個的精神群體，在新形勢下應運而生，能不能順利地真正形成和頑強存在下去，就說不準了。
創新，非凡難度的精神勞動，需要“物質基礎”。古話說，“留得青山在，不怕無柴燒”，看來並不完全如此，留得的已經不是青山，而是被砍伐殆盡的荒山，怎麼辦？最嚴重的問題是健康，“力不從心”，這四個字飽含多少辛酸！多年的清苦生活正無情地消耗著她生命的剩餘，最後這十年（正如人們常說的：這日子來得太遲了！）本該可以多做些事的，她卻每年都得住進醫院一兩次。每次看見她，總是發現除了依然閃著清澈的光的眼睛以外，隻有明顯的健康下降征象。她更清臒了，沒有條件雇保姆，還要帶個孫女，常在附近的小飯館買點麵食什麼的湊合著對付一日三餐，這樣的生活條件能不讓健康情況不斷惡化！在1988年1月16日寫的信裏，她告訴我的已是很叫人擔心的消息：“但我近數月的情況，卻不是一般的小病了。先是精神困頓，白天晚上都是隻顧而且極需睡眠；這樣，過了一段時間，卻又變成了晚上失眠，有時通夜失眠，白天自然是困頓之極，但更加無法入睡。於是隻好晚上吃安眠藥（我從來極少用安眠藥），能睡一兩個鍾頭，白天依然精神恍惚。檢查了心肺，說原先的冠心病已轉為肺心病；神經科說是肺心病所致，又說肺心病也影響睡眠……看來，相當時期內無法做什麼事了。”
其實，病情稍好之後，她還是做了不少事，工作已成為生命存在的正常狀態，她在盡一切努力不讓自己落到反常的境地。對於藝術創造的癡迷能使人忘記病痛，沒有藝術創造隻有病痛，就更沒有辦法生活下去。我寫了一首《繆斯情結》，是贈給她的，寫的是藝術創造的渴望、苦惱和傻子做傻事的決心。一些年輕朋友把我的幾首近作打印成冊，她見到後來在來信中風趣地說：“你這次的‘變法’幅度較大，令我有些跟不上之感。”她的勉勵使我感動，作為對《繆斯情結》的回報，她寄來《石像沉思》初稿，這是我讀到的她的最後一份詩稿。
她始終保持著她那明淨的瑩白，閃光的思維。在很大程度上，她完成了她自己，同時，也在很大程度上，沒有能更圓滿地完成她自己。但我們知道，她已盡了最大的努力，她做出了犧牲，在如此漫長的歲月裏甘於默默無聞地工作、生活。北京是個有很多“活動”的地方，她卻很少參加有些人求之不得的這類活動。如她“現實”一些，本來是可以生活得優裕些，“神氣”些的。前兩年，她的家鄉來了人，出於一片好心，想請她回去當個什麼“主席”之類的，善於處世的人，就會抓住機會，嚐一嚐當“鄉紳”的滋味，稱霸一方，廣招弟子，開展交際，既風雅又實惠，而她，隻知道甘於默默無聞地工作、生活。就在為病痛所折磨的最後的那段日子，她還放下想要編而始終沒能編起來的新作集，主編了《中外現代抒情名詩鑒賞辭典》，細心的讀者應當都能發現，在眾多的同類出版物中，這是一部以嚴肅、認真的態度編撰的優秀之作，可以想象這部一百萬字巨著是怎樣在她一點一滴地榨出生命的剩餘的情況下完成的。這是詩人給我們的最後饋贈了，我們還能向她要求什麼呢。那橫在我們麵前的龐大的“形勢”，有誰能避開它，有誰能夠不受它的製約。我們隻能像她那樣一點一滴地做我們能做的微不足道的小事，一點一滴地看著我們卑微的希望破滅了又滋生著，一點一滴地奉獻我們自己。在她的最後的日子裏，萬萬不願意發生，也萬萬想不到會發生的事發生了，本來，她必定會有用最真誠美好的語言寫的詩來哀悼我們美好幻想的失去，然而我們永遠讀不到了。
寫於1990年7—10月，1995年10—11月重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