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上半年從西北到重慶和重慶初期的豐收表明，回到文藝界對她有魚歸大海的重要意義。恩格斯曾說，如果晚年的費爾巴赫不是住在閉塞的小城市，而是住在文化中心城市，成就會大一些（大意）。孤身獨處對一個現代詩人顯然更不合適。抗日戰爭結束前夕，新的時代即將來臨，舊的時代卻不願退下去，一種充滿信心的期待激勵著她：“大地嗬，/我將生命之歡欣/獻予你堅實的沉默。”（《雨季》，1945）在戰鬥的人群中，她從新的角度進行感受與思考。
重慶一年作為她的文學活動的複歸期，具有高歌猛進的氣勢。1946年6月她到了上海，從此開始文學活動的第一個高峰期，結束了初期文學活動，創作和翻譯都得到豐收。她參加了今天被稱作“九葉派”的詩人們的詩刊《中國新詩》和《森林詩叢》，翻譯了雨果的《巴黎聖母院》和不少波特萊爾等詩人的作品，成為受注目的詩人和翻譯家。
這時，她有了一次新的感情生活。《選集》裏有一首（僅有的一首）情詩，可以相信是詩人自己嚴格挑選保留下來的。這是一首難得的、典雅的充滿柔情的好詩，這裏是它的最後一節：“我們手握著手，心靠著心；/溪水默默地向我們傾聽；/當一隻青蛙在草間跳躍，我仿佛看見大地在著眼睛。”（《雨後》，1946）S是一位有很高素養的作家，翻譯家，而且是一位革命者。作於1946年的《聖者》，可以說是她對所有的革命者同時也是對S的讚美：“哦，你嗬，遠遠地離開歡樂，/用痛苦釀造不竭的酒漿。”和S親密無間的十五年是幸福的，S給予她的帶動使她更趨成熟，以更熾烈的獻身激情投入更艱苦的藝術追求：“永遠有話要說，有事要做，/每一個終結後麵又一個開始，/一旦如果你忽然停住，/不管願不願，那就是死。”（《邏輯病者的玄天》，1946）文學活動和真誠的曆史使命感聯結在一起了：“我沒有我自己/當我寫著短短的詩/或是長長的信/我想試把睡夢裏/一片陽光的暖意/織進別人的思想裏去。”（《陌生的我》，1947）40年代末的上海，充滿舊政權覆滅前夕的混亂與恐怖，人們心中滋長著新必將戰勝舊的信念，人們“夢著更多的光/而在黑暗中來往”（《放歌》，1948），茁壯的信念在支配人們的行動：“讓一切暴露應有的形態，/去留存歿，該落的落，該開的開，/誰給安排？但都有個終點在那裏等待。”（《夜思》，1947）“我們有我們的廣闊，而你有你的狹隘。”（《夜行》，1948）1949年春，她和S一起到了香港，然後到了那時還叫北平的北京。
上海三年，她留給我們不少優美的詩篇，寫於1946年的《從灰塵中望出去》，對於理解詩人，應該說特別重要：“不可見的刀斧刻下不磨的痕跡，/十載漂流，抹不盡亂離的淚滴；/國情與人情，翻不盡的浪濤，/凋盡了童心，枝枝葉葉/全是悲憤和苦惱。/脫不盡的枷鎖，/唱不完的哀歌，/冷風裏難以想象陽春的煦和；/遙遠的一朝忽然近在咫尺，一轉瞬又是另一個天涯。/望不盡的關山，/落不盡的雲霞。/時和空，深和寬，點和線……/一切在厚重的灰塵下蜷伏——/從灰塵中望出去：一角藍天！”熱望中的迷離，歡樂從辛酸中透出。“永遠追趕，在追趕中迷離”（《矚望》，1946），這不是她的優秀之作，但是重要。重要不完全在於它總結了三十年哀樂，而在於麵對曆史大變革依然保持的詩人最可貴的品質：真誠。當時，幾乎所有的人都意識到中國大地上將出現一種全新的生活，都在用各自不同的方式迎接它的到來，都在嚐試著用自以為最好的方式適應它。她沒有鄭重其事地把自己看作戰士，那種排除了任何個人成分的戰士。當人們爭著說“我們”而恥於說“我”的時候，她卻在低吟身世之感：亂離的淚滴，凋盡的童心，悲憤，苦惱，枷鎖和哀歌。“遙遠的一朝忽然近在咫尺，一轉瞬又是另一個天涯”，誰願意如此坦率地寫出自己可能被認為“複雜”的心態？她沒有用空洞的歡呼掩蓋一個詩人的最豐富的感受。從下麵蜷伏著一切的灰塵中望出去，既然看見的還隻是一角藍天，就不必急於說成無限廣闊的藍天。她選擇了真誠，非常自然的選擇，因為她深信真誠最可貴，這裏麵有真實的“我”，沒有真實的“我”的“我們”，倒是虛幻的。
就這樣，她結束了文學生活的第二個時期、創作的第一個高峰。接著是長達三十年的隱退。最初七年，她又一次離開文學生活，成為一個道道地地的公務員。到北平以後，她自己堅決要求去華北革命大學正定分校學習，一所短期培訓一般幹部的學校。本來，華北革大還有個“三部”，是培訓文藝幹部的。S說，去正定分校是她的不可更改的選擇，難道她要從此放棄文學了？1956年她才回到文藝界，在譯介外國文學的《世界文學》雜誌編輯部工作。原因之一可能是由於她翻譯了風行一時的捷克名記者伏契克的遺作《絞刑架下的報告》。《世界文學》上還發表了她譯的波特萊爾，這在當時可真是少有的新鮮事。我記得，“文革”前十七年，譯介西方現代詩，除此以外，就隻有那本戴望舒譯的《洛爾迦詩抄》了。她好像有好幾年沒有發表作品，《選集》裏有六首1978年以前寫的詩，不知是不是發表過的，更多的多半是寫了而沒有拿出來的吧。流行的民歌體、蘇聯體她大概是寫不出來的，而且最好還是不寫。既然“表現自己”是錯誤的，既然知識分子是“不幹淨”的，那就等一等再看吧，可誰想得到這一等就是三十年。
1960年發生的那一場家庭變故，很難想象有那一位女性會像她那樣堅強冷靜地去對待。西蒙娜·德·伏波瓦認為，女人不是生成的，是變成的，魯迅先生認為女性和母性是天生的，而妻性則是逼成的。相比之下，伏波瓦所說的“變成”就不那麼準確了。“逼”是在多種社會力量的參與下進行的，“變”卻是極其悲慘的自我放逐過程。“變成女人”的說法雖然高妙但不免空泛，具體地說，應該是最終變得隻剩下“妻性”，生長在東方古國的我們對這一點有更清晰的認識。比如說，對一個“妻”的最基本要求之一是必須容忍（甚至鼓勵）男人所有的荒唐行徑。她是我所見到的極少數沒有被“逼”而“變”為妻的超級女性之一，她以自我完善代替自我否定，從而保衛了女性的尊嚴。
十年浩劫中，她被迫離開工作，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撫育兩個女兒，健康開始下降。但是，我們這一輩中的大多數人或許都不能不感謝“一次運動接著一次運動”之後的這次最大的“運動”，這場真正史無前例的以國家、民族、人民的命運為兒戲的最最偉大的政治惡作劇，給予我們的教訓是如此豐富而深刻，以致今天還有人想一筆勾銷它。或許隻能用“物極必反”這類古老公式來解釋，熬過（我筆下寫不出比這更有分量的兩個字了）這場災難之後，我們終於有了一次撥亂反正。
畢竟，人類的良知，曆史的內在活動，到頭來還是使我們走出洞穴，動手打碎堵塞洞口的愚昧和迷信的團塊，長期的窒息居然沒有使我們停止呼吸。我們重新發現生存的權利、發展的權利就在我們自己身上，多麼新鮮的、強烈的個人存在感！對於我們這些五四同齡人，五四曆史使命始終是為我們的心靈供氧的最莊嚴美好的人生理想，足夠使我們在陷入絕境的時候不絕望。荒謬有無窮多的花樣，有識別能力，荒謬就並不可怕，而隻可笑了。“也有過那樣的年代，/生活像陰森的殿堂，/雖則威嚴，然而很矮很矮。”（《隻要是廣闊的世界》，1979）高壓之下就沒有反抗嗎？不對，反抗才符合規律：“而自由的風/無羈的波浪/從空中到地上/時時刻刻在證明/任何名目的奴役/都必須反對。”（《十行》，1981）殘暴者為自己製造的光榮幻象，可以光芒萬丈，在詩人眼中，卻仍然隻不過是“短暫的”（《蟬》，1979）他們可以不可一世地飛揚跋扈，但他們是虛弱的，他們什麼都怕，這說明他們也知道自己幹的是何等邪惡的罪行：“是真理/難道會自己怕自己/難道能夠植根在/怕的土壤裏。”（《這個單純的思想》，1979年初稿，1980年改定）詩人對於“怕”的曆史界定，具有如此嚴密的推理結構，幾乎可以說是已經達到了不可動搖的科學性。正因為這樣，她能夠站在曆史的高度上眺望未來：“誰能說青山外再沒有青山，/藍天外永遠不會出現/另一個藍天！”“一樣的海嗬/一樣的山/你有你的孤傲/我有我的深藍。”（《山和海》，1979）不是用幻想使自己得到片刻的陶醉，而是用新的、人道主義的價值觀回答愚昧和迷信。說詩人更加成熟了，正因為她的這份信心是在一個艱苦的過程中得來的。生存與死亡的抉擇，在於能不能戰鬥：“……嫩芽/突不破泥土/終於就隻好悶死在地下。”（《芽》，1979）她的堅強和她的深刻的理性同樣使人驚喜，她宣稱，如果不能戰鬥“……那麼讓遺忘/療治你一切的創傷吧/既然總也學不會/用眼睛還擊眼睛，用牙齒還擊牙齒”（《盛夏的傳奇》，1980），值得注意的是，在解凍的日子裏她雖然有大歡喜：“偏見的籬笆層層疊疊/一旦從地心/升騰起求真的火焰/山風和海風/呼嘯而來/我們這才發現/層疊的籬笆外麵/楊柳披綠頭發/遍山坡盛開著杜鵑。”（《杜鵑盛開》，1982）在80年代初那個大歡喜的氣氛裏，如果缺少對過去、現在、未來的立體觀察，缺乏可能與不可能的雙向思考，對不斷發展中的現實生活的多層麵觀察，對在流動中融合和分解的精神體係的複雜性的敏感，走向成熟的步子就不可能邁得更大。她並不完全沉溺於天真的歡欣鼓舞，更多的是讓心中那一團求真的烈火烤炙著而陷入沉思：“再過一小會/收音機就會送來/遠遠近近，形形色色的生活/它們會給你帶來歡笑或歎息/也或許，讓你沉默。”（《早晨六點鍾》，1982）如今，生活已證實詩人的警覺不是多餘的。“於是我又能歌唱/並且又在歌唱中/忘記了病痛/忘記了秋天過後/緊接著還有寒冬。”（《秋晨鍛煉》，1981）是的，詩人重新歌唱了，我們又一次接觸到她那明淨的瑩白，閃光的思維，不過詩人唱的已經不是昨天的歌，她寧願以悲憫的長鳴，以一聲悠遠的歎息代替空洞的歡呼：“如今承受著/一半讚賞，一半逗引/對於複雜的世界/忽然生出巨大的悲憫/它收攏尾屏/臨風一聲長鳴。”（《孔雀長鳴》，1982）“溫婉的四月/軟風吹散了/樹木花草/一冬天沉重的記憶/瑩白的羽翼翩翩飛舞/夢幻中漸漸近了/近了，輕輕落在/顫動的心頭/如同一聲歎息。”（《瑩白的羽翼》，1982）多麼寬廣的通感、共識，多麼清越的時代的回聲。詩人真誠的心和廣大人群的聯結，在那沉重的冬天裏不但沒有中斷，而是得到加強，還在加強，“有多少愛，多少恨/就應該有多少閃光的詩”（《爬上去吧》，1979），“丟失的總該有時間成倍地收回，/除非真已丟盡思維的光輝”（《思維的光輝》，1979），“水有源——/有源可不一定都有流/不流的水，終竟會/枯竭或腐朽/在它自己的源頭”（《水與源》，1981），沒有親身經曆過那場大災難的人，很難相信人可以承受如此殘酷的摧殘，更難於相信人還能在如此冷靜的思考後作出如此明確的結論。經過那史無前例的十年，她和她的同輩從生理上說已經衰老了，正如人們常常為之歎息的那樣，“夕陽無限好，隻是近黃昏”，風華正茂的黃金時代已被浪費掉，可怕的曆史規律和自然規律！然而，詩人是不服老的：“兩代人拋灑的熱血/一代人丟失的青春，/這世界用什麼償付？起來，為的是親手去/奪取，而不是等待——”（《不是等待》，1979）能相信這是六十多歲老人的呼喊嗎？必須相信。“怎能說我們就已經/老去？老去的/是時間，不是我們/我們本該是時間的主人”（《老去的是時間》，1979），“清晨和日午自然有陽光燦爛，/瑰麗的晚霞卻閃現在日暮的天邊”（《答友人》，1979），已近黃昏，但沒有歎息，被稱為“物美價廉，經久耐用”的中國知識分子，大難之後僅以身免，流行的話語卻是“把失去的時間奪回來”，“盡量發揮餘熱”，不是出於一時興奮，而是痛定思痛、深思熟慮後的決斷。當然，心情依然沉重：“……天空淡薄而遙遠/在那後麵/有你刻意埋葬的/記憶中假想的春天。”〔《斷想》（一），1981〕中國知識分子已走向成熟，他們再不會總是把幻想當作現實了，除了少數靠盲從生存的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