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輯 19.記陳敬容
天寒翠袖薄，
日暮倚修竹。
每次，走進敬容大姐的簡樸居室，總要想起這兩句杜詩。當然，並沒有和杜詩中的空穀幽居類比的意思，隻是由主人的品格——詩的和人的品格引起的自然的聯想。即使對於男性，這種簡樸也有些過分。這是一棟北京常見的居民樓底層的一間20多平米住房，東北兩向各有個玻璃窗，書桌安放在東北角上，靠東牆是兩個不大的書櫥，西牆近門邊有兩隻木沙發（這種早已過時的沙發我僅在八十老翁羅念生先生家裏看見過），東南角靠牆是一個小衣櫥，就是它也沒有帶一點閨閣氣，連作為衣櫥附件的櫥門上嵌的穿衣鏡都沒有，單人床緊挨沙發橫放在西牆和書桌之間，靠北牆窗邊空地上堆滿報紙、雜誌和書籍，四壁空蕩蕩地連一幅畫也沒有掛。怎樣理解這苛刻的陳敬容
簡樸呢？一種心智的潔癖，一種和世俗的趣味之間保持了很久的主人認為十分必要的距離。生活在自己的精神世界裏的她，似乎隻是不得已而不能不有一個工作和休息的場所，如果可能，甚至會連這些都不想要的吧。
早年讀她的詩，驚奇於她那不同於一般女性的獨特。她比我大三歲，1935年就開始在《文學季刊》、《水星》等重要文學雜誌上發表作品，那時我正在第三次讀初中一年級（因為總是“不安本分”）。1981年編印的《陳敬容選集》，這一時期的作品收得很少，但還保留著那一首令人難忘的《十月》，在這首詩裏我們讀到的是“紙戀”，“風竹”的“切切”，是“古幽靈之穴”，是“有誰在竹筏上”，“撫著橫笛”，“吹山頭白雪如皓月”，而這竟是一個十七歲的少女寫的！誰能說得清這種飄逸，淡雅所顯示的心靈的自我超越是從哪裏來的？這種瀟灑和高潔，對一個少女是不是有些不協調？什麼嬌癡呀，羞怯呀，溫馨的夢呀……離她竟都那麼遠！這六行小詩想告訴我們什麼？也許很多，也許什麼都不想告訴，隻是無意中的一次展示，展示一個獨立的人最根本的權利：不同於他人的自我。當時，作者是否知道：隻有這種“不同”的展示，才能在人與人之間得到最重要的“相同”：對人的尊嚴的依賴和崇奉。我想，她是知道的。
如今，重讀她的作品，總是使我想起那首寫於1939年春末的《致白丁香》：“白丁香，我獨愛你明淨的/瑩白，有如閃光的思維。”四十多年來，她一直為維護這瑩白，明淨，和閃光的思維而努力。應該說，在這一點上，她是完成了她自己的。當年，正是所謂多夢年華的她，詩裏寫的卻是冷夢，孤獨，寂寞（《夜客》，1935），“三兩粒燈火”和“淡薄的記憶”（《車上》，1935），這種獨特的心智愛好是不是由於早熟？而她卻是像所有的少女一樣單純的，但是能夠正如詩對一個詩人所要求的那樣，把現實世界和自己的抒情世界融和起來，“在透明的清波裏/諦聽自己寂寞的足音”（《黃》，1936），“我愛單色紙筆，單色衣履，/我愛單色的和寥落的生”（《斷章》，1937），“讓幻想帶著離奇的幽香/在屋角撲搖著翅膀——/搖出夜：白的月/藍色的安息”（《哲人與貓》，1937），讀這些詩，我們能夠知道，從那時起她已經開始執拗地追求自我完善了。這有必要吧，很必要。必須記住，她才從遙遠的西南方一個小縣城，來到一個北方大都市，繁華對她沒有絲毫誘惑，她正專心致誌於建造自己的精神世界。一個少女跨進人生之旅的悠長旅途時，如果沒有自己的精神世界，或者把自己的精神世界依附於另外一個人，她就消失了，就沒有了一切，對於她來說，是首先會沒有了詩。她付出了代價，獲得了自我。
詩人沒有向我們展示第一次個人感情生活記錄。可以想象，一定有發自敏感內心的對愛情的獨到理解，以及由於過分相信幻想而不免幼稚的初戀少女最動人的傾訴。那是一次絕不能簡單地歸結為不幸或幸福的經曆，卻好像是一次無可回避的痛苦試驗，就像巴爾紮克說的，有些事情是能夠使一個天真少女頃刻間成熟起來的。她不再把無知和善良混合在一起。隨後，抗日戰爭爆發，她回到家鄉，在成都參加戰時文學活動。孤獨而高傲，充滿信心：“而我的窗/開向黑夜，開向無窮的星空”（《窗》，1939）。無窮星空的璀璨，仿佛在迫使黑夜變成充滿希望的黎明。
北平三年，初露頭角的她，還不能說真正進入文學生活，但已不可能有其他選擇。她已發現：離開文學，生命將失去內容。作為女性，她必須有所抉擇。但在藝術與愛情之間要保持平衡是那樣艱難。艾莎多拉·鄧肯曾慨歎：“我的生活隻有兩個契機——愛情和藝術——而愛情常常毀滅藝術；藝術的迫切要求又常常給愛情帶來悲劇的結局。兩者不能協調，總是不斷地鬥爭著。”（《我的生活》）。但她的最初的感情曆險性質似乎沒有這麼嚴重，她的高潔的性格決定了她不會陷入太深。終她的一生，她表明她比鄧肯強。雖然她畢竟是女性，而她希望得到的補償仍然是心靈上的，甚至仍然帶有幻想色彩，她不能不暫時屈從於現實做一個家庭主婦。
詩人的精神品質，通常我們稱之為心中靈秀之氣的那種無形的力量，從事藝術創造的人不會缺少的自由意誌，和那已經成為生命血肉的一部分的文學親緣，不可能使她安於平庸瑣屑的家務。“我想起一些睡去的耳，/一些遺忘的眼睛，/永永地沉默——永永地/安息於絕望的砂塵”（《安息》，1942）。“誰在微笑嗬，誰在幽咽——/誰，高高地投擲/一串滴血的/碎裂的心……”（《回聲》，1943）應該說，在中國新文學裏，這是一個女詩人唱出的最有力，最人性的呼喊。要讓擁有這樣的品格、意誌和力量的詩人消沉於世俗的平庸，是不可能的。
“我在你們的悲歡裏浸漬而抽芽，/而開出一樹繁茂的花，/我紙上有一片五月的年輕的太陽，/當暗夜懸滿憂鬱的黑紗”（《創造》，1943），“我是歌唱的鳥或沉默的魚，/光和暗都給我雕鏤花紋；/有時是一片無心的流泉，/映照出多幻的雲天”（《映照》，1944），詩人從枯燥的氛圍，灰色的空間，敏捷地捕捉生活的詩的意蘊，並以手中的采筆作出詩的闡釋：詩人對生命價值的領悟過程，怎樣發現並努力把握生命要素，怎樣推敲，琢磨，調整生命的存在狀態。接著的下一步應該是行動。
她行動了，勇敢而且認真。消極因素被轉化為複活創造力的積極因素。她不能不投入行動：“聽那呼喚……近了，那呼喚，/聽我，聽我，我要走！”（《風夜》，1942）她已忍受得太久，1935年的第一次遠征有太多熱情少女的羅曼蒂克，1945年的這一次從荒涼的西北（某種程度的心的荒涼和生活環境的荒涼）奔向戰時文化中心重慶的行動顯示的是她的成熟。“海，洶湧的大海，/我聽到你召喚的濤聲——/一切江河一切溪流，莫不向著你奔騰；/但它們仍將是水，它們屬於/你，也屬於自身。”（《水和海》，1944）生活裏再次出現被認為是不可避免的波折，但她已經開始成熟了。人必須首先找到自己，然後才能在這個世界上找到確切的位置。所有的娜拉都一樣。
這段小小的插曲更能凸現她的成熟：這時她和她的詩友D有過短促的寧靜而溫馨的感情生活，短促是她自己造成的，勇敢和認真使成熟的少婦告別寧靜和溫馨，本來，她是可以把它營造得讓人忘記一切的。她不再需要小天地了。
明淨的瑩白趨向飽和、凝重，思維放射出更多棱麵的光芒。自由是她自己給的，因而更可珍貴：“我從疲乏的肩上/卸下艱難的負荷，/屈辱、苦役、/和幾個囚獄的寒冬……”（《飛鳥》，1945）在這個自由裏有真正的女性的尊嚴，她警惕地保護著它：“因為春剛來到，/而冬還沒有去遠，人們焦急地在等待/那春天的第一道閃電！”（《旗手和閃電》，1945）希望在向她走近，已不是渺茫的憧憬，她站在廣闊的天空下，廣闊的大地給她力量：“每一粒細塵都向空探首，/領受你，自然母親，偉大的情人/你永恒的愛的偎摟。”（《展望》，1945）“雨嗬，灑給我你那些/晶圓晶圓的水珠！/它們永含著無數/幼小的青色的春天；/將會給我肅穆的心/植上些溫暖的青色火焰。”（《燭火燃照之夜》，1945）永恒的愛，這報答她的永恒的虔誠的繆斯的賜予，這是信念，永恒不變的信念，沒有它，就算是細塵，也早已不存在。人生之旅的第二次遠征，她擁有的還是這顆肅穆的心，那是屈辱、苦役、幾個囚獄的冬天一再冶煉過的。她要尋求的不是什麼“依托”或所謂的“跳板”之類的機遇，屬於俗物們人生商業觀念的實現。她要的是一個世界，藝術創造的真、善、美的世界：“在那裏一切聲音同顏色/交織成肅穆和明豔。”（《野火》，1945）她祝願這個世界“溫柔地伸延/向邊沿外的邊沿”（《邊沿外的邊沿》，1945）。
被壓抑的創造力作出猛烈的反彈，信念又一次成為行動，她用全生命撲向艱苦的藝術創造，展開在麵前的漫長道路，需要有更多的毅力鞭策自己走下去：“不開花的樹枝/有比花更美的戰栗：/……假若熱情化灰——/你說，我將怎麼樣！/想想吧，我便是那火/還得多少次燃燒，歸向死亡？”（《不開花的樹枝》，1945）戰栗中的燃燒，是的，詩人就這樣支付她的生命。“永遠地飛行，永遠地追尋，/你的翅膀日益輕盈：/而你的希望/一天比一天更新。”（《追尋》，1945）其有些沉重，用她自己的話來說是有些過於肅穆。探索和追求，不能不在沉重和肅穆之中反複進行，有苦惱，也有喜悅，但沒有滿足。“我厭倦今日，/厭倦剛剛逝去的瞬間——/甚至連我的焦渴我也要厭倦，/假若它已不夠新鮮。”（《新鮮的焦渴》，1945）一個真正的詩人對自己提出的最苛刻的要求，必然帶來這種焦渴。世俗的苦役，詩人的極樂。“我快樂地從可見的/時空的距離，/去探尋那唯一的/通向美好的方向。”（《友情和距離》，1945）通向美好的方向可以有許多個，但每一個詩人隻有一個。詩人必須從時空距離（我想由於不同的氣質，不同的素養形成不同的個性，這裏指的應是心靈的時空距離）中確定屬於他自己的方向。“思憶，惆悵，感傷……/全行過了，最後是沉默/帶給我迫切的創造的熱情！”（《流溢》，1945）一次掃蕩失誤留下的遺憾之後的複歸。獻身於藝術創造的決心更加堅定了：“在那戰栗的弦上/閃光的箭掠去了——/急劇地送來/一聲最輕脆的音響”。（《弦與箭》，19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