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輯 18.梁宗岱和甘少蘇
一
有些書是寫給人讀的，有些書卻是寫給自己讀的，是自己和自己心靈的對話，《宗岱和我》就是這樣的一本書。
1983年11月，在病魔的黑手下掙紮了多年的宗岱先生終於離開人世，精疲力竭的甘少蘇女士經受著巨大悲痛的侵襲。四十年來，命運把她和宗岱先生聯結得這樣緊，如今突然發現自己處身於悲痛的洪水般的圍困之中，失去最愛的人帶來的孤單和空虛，時時刻刻都在刺痛她那顆傷殘的心，望不到盡頭的灰暗的日子給人的有形無形的折磨簡直無法忍受，她必須找到克服這種折磨的手段，而當她發現：隻有對已經逝去的往日的追憶能夠使在痙攣中緊縮的心得到緩解時，她便想到要把這些追憶寫下來。她很快這樣做了，她發現這是和自己的心靈、和死者對話的最好方式，她因此得到無尚的安慰。於是她寫出了這樣一本浸透著純真的愛和虔誠的崇敬的書，作為獻給比自己的生命更珍貴的已經逝去的愛者的一瓣心香。其實她無意於寫一本書，更沒有想到寫一本書應該遵循一些什麼要求，她不需要也不太理會這些。她寫，隻因為從中能夠感到聯結他們兩個人的生命的紐帶依然那樣強韌，能夠使她仿佛回到已經過去了的歲月，她沒有意識到她是在為這支奏鳴了幾十年的優美樂曲填寫上隻有她才寫得出的歌詞。
梁宗岱和甘少蘇
1982年，為了籌編《詩苑譯林》叢書，我寫信向宗岱先生征稿，其時他已在病中。第二封以後的信，都是少蘇女士代寫的,從此我們開始通信。1983年，在建議編輯、出版《散文譯叢》叢書並擬訂選題計劃時，我首先想到的第一批書目裏就有宗岱先生譯的《蒙田試筆》，這得到了少蘇女士的熱情支持。宗岱先生逝世後，令我驚奇的是：少蘇女士竟能同樣以如此強烈、持久的熱情從事宗岱先生遺著出版的種種工作，並以非凡的毅力繼承宗岱先生晚年致力的製藥工作。她把宗岱先生的幾乎全部遺著都寄給了我，還不斷地給我寄來宗岱先生生前好友寫的悼念文字，有些是複印的，有些是她用工整的楷書複寫的，還給我寄來同樣抄寫得非常工整的宗岱先生逝世後收到的唁電，追悼會上的挽聯、悼詞。我也知道她正在用最大的努力繼續製造宗岱先生發明的癌病特效藥“綠素酊”，每次製藥都要在很難忍受的高溫鍋爐旁熬夜一個星期。大約在半年以後，她給我寄來《宗岱和我》初稿，我更加驚奇了：這已經超過了一個悲痛中的未亡人所能要求自己的最大限度了。她沒有被悲痛奪去生之意誌隻能這樣解釋：由於她的悲痛有其不平凡的內涵，因此，悲痛反而使她更加奮發、更加堅強。
讀完《宗岱和我》初稿，我首先想到的是寫信向她祝賀。我非常肯定地說她作出了她能做的最佳貢獻，盡管初稿寫得還是那麼粗略。我們知道，少蘇女士是在和宗岱先生一起生活以後才真正有機會學習文化的。我不以為這本書由於缺少了一點所謂的文采或說它“隻不過記錄了一些事實”就是什麼缺點。我們要讀的，使我們愛讀的隻能是真實的書；感動我們的隻能是書中的真實的生活和真實的感情，《宗岱和我》正是一本這樣的書。
我建議少蘇女士用較多的時間對初稿作必要的補充、修改。1985年8月，少蘇女士完成第二稿，仍感不滿意。1987年12月她又完成第三稿，雖然比前二稿充實得多，但還有待於進一步完善。1988年夏天，少蘇女士由於病中堅持製藥，釀成一場大病，病後，得到詩人胡明清小姐的協助，重新作了整理，今年夏天完成現在這部第五稿，字數已從初稿的五萬多字增加一倍以上。用前後五年多的時間寫成這樣一本書，這是何等的不尋常的毅力！
我以為這本書至少在兩個方麵值得我們重視：它為我們提供了一個上一代中國讀書人走過的道路的真實記錄，宗岱先生在五四時代所孕育的詩人、學者中是有代表性的。他的一生（當然隻是作為一個原型）從整體上說和那一代的讀書人有很多近似點。它也為我們提供了一個不平凡的愛情、不平凡的結合的真實記錄，幫助我們理解五四以後中國的讀書人和覺醒了的婦女的自我意識、希望價值、社會實踐和感情生活，從而為近數十年中國讀書人的遭遇勾勒出相當生動的生命景觀，應該說，這已經是並不容易做到的了。
二
讀書人總是比一般人更多地懷著各種各樣的希望，近代中國讀書人的希望可能還要更多一些。而在中國，希望要成為現實很艱難，當發現你麵前的現實（盡管是在變化著的）並非你所希望的，你就會感到幻滅，而幻滅雖然並不就是絕望，卻和絕望一樣難以忍受卻又非忍受不可。人是很難承受這種長期煎熬的。在本書第一章，作者為我們刻畫了一個樂天、風趣、自信、勤奮的中年以前的宗岱先生的肖像畫輪廓，這個在西方人文主義文化觀念熏陶中成長起來的詩人、學者，從他的可說是一帆風順的前半生到風波迭起的晚年，總是比他的同輩懷有更多的希望，因而也有更多的由幻滅衍生的內心的痛苦，因為他正好生活在兩個時代交替的斷層中。
我們不必急於評論宗岱先生在兩個時代交替的斷層中作出的選擇。在那些動蕩的歲月中他似乎有過某種預感，他開始不想再寫作、研究、辦學而想去從事工業，甚至認為當初不該學文而應該學工。他更加熱衷於研究製藥，想通過創造活人濟世的良藥來填補讀書人使命感的落空，他成功地發明了確有奇效的良藥“綠素酊”，雄心勃勃地籌造化工廠。他應該知道這樣做付出的代價會有多大，對像他這樣一個讀書人是不容易的，這樣的人中國不是多了而是少了，然而他卻一步一步向不做一個讀書人的路走去。五十年代初的那一場災難給他的創傷無疑是難以平複的。盡管如此，他仍然不能不做一個讀書人。於是他極力想使自己能夠適應新的文化環境，對原來熱愛的人類文明實行感情降溫，重新培養一種對曆史的新的視角，真誠地按照公認的思維方式思考問題，然而不幸的是，所有這些努力往往為時時變化的形勢所抵消，他的自我保護手段總是顯得那麼笨拙而且很少效果。讀書人好存希望的癖性難以泯滅，於是，各種希望，（大多是幻想）又漸漸複活，他又試圖重新回到自己鍾愛的學業裏去，但這種能得到精神上的最高撫慰的機緣又總是那麼短暫，不久他又不得不回到難堪的幻滅之中。在這本書裏，少蘇女士沒有從這些層麵，例如文化心態和精神曆程來刻畫宗岱先生經受的痛苦和痛苦中的掙紮。她隻是敘述，隻是要言不煩地寫下那些不是親身經曆過的人無從設想的際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