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心而論，梁先生患的是不治之症，經過如此殘酷的摧殘的人的機體，誰也無法將它修服，使之恢複固有的機能。痛心的是，他竟不能用他自己發明的、醫好過這麼多病人的藥來醫治他自己。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如果醫治過程中，醫生們哪怕隻要部分地接受甘女士的建議，哪怕就算是承認病人可以自願用他自己製造的藥品在自己身上進行試驗，結果也會多少有所不同。當然，正像甘女士不敢堅持梁先生不必進醫院那樣，醫生們理所當然地也隻有相信通行的一套治病方法和流行的新藥先鋒黴素6（我們知道，沒有多久它就為麥迪黴素、螺旋黴素所取代，它並不是什麼登峰造極的靈藥），盡管誰都知道綠素酊有效，因為它還沒有得到醫學界的公認，誰也不敢在緊要關頭堅持讓病人服用它。可怕的科學界的、社會的惰性。梁先生隻有抱憾終天，齎誌而歿了！
宗岱先生去世後，製藥、施診、獻方等事，就全部落在甘少蘇女士身上了。
這是很自然的。可以說，對於製藥，甘女士比宗岱先生還要熱心。我們甚至可以認為，如果宗岱先生晚年不是和甘女士生活在一起，他或許不會把製藥擺在文學事業之上，而僅僅隻把它當作一種調劑性的“副業”，事情就不會朝這個方向發展。共同生活必須有一個接合點，甘女士雖然很想，但是極少可能成為宗岱先生文學上的知音，他們兩人卻十分明白，雖然在四十多年朝夕相處的日子裏，她也能知道茅盾、鄭振鐸、巴金、田漢、曹禺……這些名字，還知道梵樂希、羅曼·羅蘭……大概和一般京劇觀眾知道梅、程、荀、尚，知道譚派、餘派、馬派、言派……卻說不出一點所以然那樣，還是不可真正能進入梁先生的精神世界，這是一種不能忍受的痛苦，她必須努力創造一個共同的精神世界，在這個世界裏和梁先生共享同一個追求、同一個歡樂和苦惱。我們知道，梁先生四十年代末期就有意於將祖遺商業經營改造為工業生產，起初他想做的隻是提煉茴油和製造肥皂，為此修建了廠房，從上海購回機器，雖然也已經開始研製綠素酊，也還隻是一種出於個人愛好的“玩票”。百色冤獄後，在家業幾已蕩然無存、文學事業前途未卜的情勢下，梁先生確曾萌動過懸壺市上的“隱於藥”的念頭，簡直想什麼也不幹，以製藥了此一生。在五十年代中期寫的一份獻方申請書裏，他對自己的文學成就隻寫不到三百字，對自己的製藥成就卻寫了將近七百字，可見其用心之苦。晚年他曾不止一次對甘女士說：“我的製藥的影響，將來會比文學影響還要大。”這裏值得我們注意的是甘女士的促進作用，從各方麵看，她無愧是一位賢內助，正如梁先生自己說的：“如果（是）別個女人我就無法研究這些藥了。”（見甘女士1986年8月6日給作者的信）對於甘女士來說，有這樣一件也可以參與的共同事業，女性的幸福感是更為充實而且更為可靠了。四十多年的共同生活中，她的忠誠、能幹主要是憑著製藥這一工作表現出來的，因此，十分自然，梁先生去世後，她的誌願就是：一、盡可能設法使梁先生的全部著、譯得以出版。二、堅持製藥，直到有一天“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一鳴驚人”。三、寫一部記述梁先生和她自己的身世，以及他們的共同生活的回憶錄。她確實這樣做了，盡心盡力，不畏艱難，那毅力，是許多男子漢都比不上的，非常之使人感動。
製藥是很辛苦的。除一部分草藥隻能從廣西百色采來。一部分通行藥材可以從藥材公司買到外，另一部分必須在廣州外國語學院附近的白雲山上采集。梁先生親屬常從百色帶來需用的草藥，有較多貯備。上山采藥，甘女士年事已高，須請幫工一同上山，早出晚歸。藥采回後須經整理、暴曬，開爐前二十天進行浸泡，酒精用量相當大，而酒精是統購物資，市場上買不到，有趣的是，每次總是有病人或熱心相助的人幫忙買到。開爐後，要守在幾百上千度高溫的鍋爐邊七個晝夜，雖然每次都請有幫工，主持製藥的甘女士也必須每隔兩三小時就去照看一下。一般每隔三個月製藥一次，無形中形成的規律是製藥一次隻能供應三個月。來求診求藥的病人都是聞名而至的，有遠自安徽等地來的，也有從國外來買藥運去香港等地的，運去外省的更多，有一次我在梁家做客，曾經手發給三位四川來人四十斤綠素酊，他們說是要立即空運到成都去。起初是施診施藥，不收費，後來病人多了，象征性地收一點藥費。1984年每斤隻收一元，由於物價上漲，1986年改收每斤二元，1988年改為二元五角，1989年改為三元，價值在礦泉水、軟飲料之間，那裏能算是賣藥！更重要的是這種“手工業式”的製藥，勞動強度太大了，年邁的甘女士經不起這三個月一次的折騰，健康情況不斷惡化，1986年以前每次製藥隻須休息十天就可以恢複，那以後就不行了。1986年9月1日的來信說：“自從製藥之後得了肩周炎和大古（股）骨痛。”同年12月4日的來信說“這次製藥比任何時候都辛苦”。1987年10月以後，隻好改變方式，不做通宵工，半夜收工，早上四點鍾再上工，就算這樣，到1988年初，她已經支持不下了，來信說：“這次製藥，前後病了三次，最嚴重（的一次是）製完之後，這次（病得）很厲害，疲勞過度，全身不能動，劇痛，結果打了一支止痛針，緩解之後，仍要大量敷（綠素酊），二小時服一次綠素酊，仍要病了三天才好轉，年老體弱，的確力不從心。亞興（按：附近一農婦，因不育遭其夫遺棄，常在廣州外語學院教工宿舍區幫工）陪了三個晚上，要她扶起才能起身，又要扶睡才能睡床，七十多年來這次是痛得最厲害的。”（1988年1月18日的信）到1988年年中，她的健康情況更加不好了，“這幾天準備做製藥的第一階段，這階段完成後20天就要正式開爐製藥了。最近去檢查身體，因為過度疲勞，患了心律不齊，冠心病，心功（供）血不足，不過藥仍然要製的，原因癌病人不能沒有藥”（1988年6月5日的信）我們有理由相信，這是發自內心的真誠的聲音，製藥、施診、聯係獻方已成為她的主要的生活內容和精神寄托。從1984年到1989年病重不能執筆寫信時止，她寫給我的信除了談梁先生著譯的出版，她自己的回憶錄的寫作、整理之外，主要談的是這方麵的事，其中特別感人的是綠素酊醫治的病例：
“一個患肝癌轉移肺，服藥一個月後，有明顯效果。他住在××總醫院，連醫生覺得很驚奇，本來醫院已對家屬談，準備後事，沒有辦法醫治。醫生檢查，肝部腫塊宿（縮）小又軟，而且體重增加四斤半，麵色不像有病的人，連十幾廿年的老咽喉炎，牙艮（齦）炎全部正常，肺部陰影由黑色轉白，連兩個洞亦看不見，這是奇跡。另一個患肺癌，簡直痛苦到要死，幾天止痛，人肥了，一天吃得下五六餐，已轉移背骨腫物有拳頭大，又硬又痛，服藥同時敷藥後，腫物又宿（縮）小又軟不痛，其實到了這地步已接近死亡，但他還胖了。這是個被推出醫院門外的。”（1985年1月28日來信）
“最近治了兩個病人，一個年輕人卅歲肺癌眼睛瞳孔已擴大，癌已擴散入骨，是×××醫院發起人之一介紹給醫的。吃了幾個月現在能看書，擴散那兩包塊已宿（縮）小，每天可吃六餐，體重增多，非常之好現象。奇怪的是張菊儔（按：梁家一友人）突然起病，患的是尿毒、敗血症，氣速（促）、不能吃東西、腸痛、屙血、吐血。去年他騎單車被單車撞倒，撞破肚，腸出來了在醫院把腸塞回去，這次突然複發，引起這麼多病。醫院通知家人準備後事。我去看他，我勸他要服綠素酊就有得救，如不服就沒法挽救了。服了四次腫全部消失，第二天再服止痛、止吐、止屙，從一天十幾次屙血，隻屙一天三次血少了，從不能吃東西能吃回半杯湖（糊）粥，自覺肚餓。第三天醫生檢查解除尿毒和敗血症，氣不速（促）。第四天不用吊葡萄糖針，不用施（輸）養（氧）氣，病者要求出院服綠素酊。真是奇跡。家人已準備了壽衣，找了墓地，美國的女兒都回來了。”（1985年3月11日來信）
“佛山那個患骨癌病人好轉得多，可以說對她起死回生，我去過一次佛山看她，病者自己說，如果不是碰上我們的藥，她早就不在人間了。”“今天佛山又來取綠素酊，病況一天比一天好，高燒退了，胃口很好，睡眠同好人一樣。所以我又忙於製藥了。”“佛山那個骨癌病者，從劇痛發高燒39度幾，全身複（腹）水，不能動不能轉身，咳，不能吃不能睡，人消瘦，在這樣嚴重時來取藥，隻求止痛使她死得舒服些。於9月13日來取藥時的彙報，早就退了複（腹）水劇痛，如今退了高燒和咳，能睡和平時一樣能轉身，能吃比好那時還吃多些，又胖了些，非常之好現象。”（1985年9月7日、11日、25日來信）
“為了製這批綠素酊，接受了醫治兩個患癌的病人，一個是外語學院圖書館職工，患血癌，如果再遲三天他已死了，如今把他搶救起死回生，他最初的病大小便已閉，在醫院打針才有少少小便，全身浮腫，不想吃東西，白血球隻得二千，醫院對他母親告危，最多有三天就死，已經沒有藥給他服了，在服綠素酊三天（後），白血球升回一萬二千，全身消腫，小便正常，亦有大便，能睡，能吃。本來醫院抽他的骨水，連嘴都歪了，差點不會講話，現在亦正常。醫生定要他化療，他問我怎樣，我說可以出院，專服綠素酊，但醫生一定要抽了骨水才給他出院，沒有辦法隻好由醫生再抽骨水，誰知抽了骨水回學校又複（腹）水，現在總算複（腹）部複（腹）水減退，還有腳部仍有一些。另一位是朋友介紹的，患胃癌在醫院動了手術，已不能取出，即縫合埋（埋，粵語意即“了”），轉移肝部，已有腫大，複（腹）部、腳部浮腫，醫院叫他出院，醫生對他母親說，等日子了，三幾天就死。後來經朋友介紹服我們的藥，前天接我去看望，的確危在旦夕，昨天又去看他，服了綠素酊，有所好轉，精神好些，腳部稍為腫少了些。還接受醫幾個患陽性肝炎的病人，其中有一個是×醫院司機之子，患了三年多，經×醫院，××總醫院醫治無效，服了二十多天綠素酊，轉氨酶正常，陽性轉陰性，完全恢複健康。他兩個侄兒亦是同樣的病，亦接受轉陰性。他又帶了×醫院幾位職工來醫，亦是陽性肝炎，亦接近轉陰性。”（1986年8月6日來信）
從上麵摘錄甘女士來信中所述的病例，我們更相信綠素酊的影響不是用任何宣傳、廣告手段獲得的，來求醫求藥的病人都是由被治愈的病人本人或他們的親友介紹來的。由於綠素酊不是“正式”的藥品，往往遭醫院、醫生禁用，病人往往在醫院宣告無法醫療時才來求醫求藥，而又往往被醫好了。對此，甘女士很自豪，她稱綠素酊為“我們的藥”，即梁先生和她的藥，在說到療效時她常用“起死回生”來形容，可以說一點也不過分。多年製藥、施診，豐富了她的醫藥知識，她的自信和自豪是有根據的。“西醫對尿毒和敗血症，水腫和全身複（腹）水是沒有辦法的。綠素酊是特效。癌的複（腹）水兩天可以消退，尿毒，幾次藥就能解決，敗血症宗岱在六九年層（曾）患過都是靠自己綠素酊解決的。”（1985年3月11日來信）“現在全世界對乙型肝炎（即陽性肝炎）轉為陰性沒有把握，它們轉了亦不徹底，很容易複發，綠素酊是能徹底醫治的。”（1986年8月6日來信）一方麵，她生活在病人的信賴、感激、熱情讚揚和熱心支持她的朋友們的鼓勵和幫助裏，同時又不能不受到舊科學觀念、舊社會習慣形成的惰性的阻撓和壓抑，有時甚至不能不使她感到憤慨，在一封信裏她寫道：“向你告訴一件怪事：天下事無奇不有，醫生本來要有道德心，俗語雲醫者父母心，是醫生應該有的，昨天病者兒子來告訴我，他父親住××區××醫院，患賁門癌，轉移雙肺及頭部，最初請××醫院附屬一院專家，這個專家在××腫瘤醫院實習一年，自以為了不起的專家，會診認為沒有辦法，叫家人準備後事，他（按指病人）要吃什麼就給他什麼。終來找到我們的綠素酊，服後好轉很快，雙肺的轉移照片好了一大半，如今隻留下三小點，能運動上落樓梯，開胃能食睡眠好，有精神。這次是第二次會診，專家×××製止他服綠素酊，說不科學，又怕有甲醇，不如化療或電療才是科學，病人信已（以）為真。主要原因他是癌專家呢。現在病人危急，家人怎樣勸他服回綠素酊他不聽，所以兒子來的目的要我去看看他，我想不去，但是很難為情，準備星期天去。”（1987年11月10日）。她不免感慨：“有這麼好的藥，在中國這麼難都獻不出來，真是一言難盡”（1986年8月6日來信）。我們知道，從50年代初期起，梁先生就開始為獻方努力，和廣西省人民醫院（1954年—1956年）、廣東省人民醫院（1955年秋—1957年）、新會縣人民醫院（1963年—1969年）的合作都沒能繼續下去，沒有收到預期的效果，但這並沒有使他們灰心。他們真可以說是想盡了辦法了，可是先後十幾次都沒能成功。
1980年10月梁先生在廣州中山醫學院第二附屬醫院施診時，有一位梁先生治好的病人的叔父，是位醫生，在香港有個製藥廠，剛從加拿大回來，到醫院拜訪梁先生，見到有那麼多梁先生治好的病人來看梁先生，得知綠素酊的奇效，大為驚奇，表示願意以十五萬港元購買綠素酊處方，準備在香港和加拿大製造，藥品的說明書寫明發明人是梁先生，並刊登梁先生的照片，還允許梁先生在國內繼續製造，但被梁先生拒絕了。他認為他的藥是應該獻給國家，把藥方賣到外國去是不愛國行為，甘女士甚至認為這樣做會“遺臭萬年”。雖然1984年向中國醫學科學院申請獻方並無結果，他們仍然自信“總有出頭的一天”。1983年11月梁先生去世後，甘女士通過劉思慕先生請胡喬木先生幫助促成獻方的事，胡先生將她寫的報告轉給廣東當局，直到1984年5月底才有兩位有關方麵的人員來找甘女士，一位是中醫處處長，一位是科教處幹部，說他們是接到衛生廳的通知來取藥方的，還說：“是中央壓下來的，我們才來要，如果是你個人來獻，我們不會要。以後還有很多事情要辦，要找專家、教授開會研究，經過研究值得製造再進行臨床實驗。現在醫肝炎的藥方有上百條，你的藥方超過別人的就要，否則退回。交方一定要徹底，不能留一手。”甘女士要求參加臨床實驗，參加製藥，安排兩個多年從事製藥的親屬參加工作，都遭到拒絕。甘女士一再說明要求她自己和兩位親屬參加製藥，是因為處方中有幾種藥必須他們自己去廣西百色采集，很多草藥同名不同藥，曾經在南寧買過一次，沒有用隻好當柴燒。他們製藥不是為個人得好處。得到的回答卻是：“今天我們就是來取藥方的，其他的事不談，如果有用，再談其他，沒有用退回藥方。你說醫好許多人，有效，我們不相信，臨床實驗後我們才相信。我們不會再來了，你考慮好了，寫信通知我們，我們再來取藥方。”將近半年的公文旅行之後的這番公事公辦式的冷漠無情的答複，大大刺傷了甘女士，她說：“那晚我越想越哭，直哭到天亮。”類似這樣的事還有兩起：××腫瘤醫院，××醫科大學，都曾經來要過藥方，但又都不願意承認梁先生的發明權。當然，所有這些都沒有使堅強的甘女士灰心。同時，也真有那麼多熱心的朋友樂於幫助她。1985年3月，一些朋友計劃和甘女士合作，在廣州黃埔區開辦一個中西醫院綜合醫院，推廣綠素酊，由甘女士負責指導製藥，作為醫院的附屬藥廠，其後因找不到房屋未能實現，1985年11月，有位朋友自告奮勇，代表甘女士去廣州美國領事館接洽用綠素酊醫治艾滋病，他們向北京的美國大使館請示，大使館認為這件事太複雜，不想插手。與此同時，廣州市食品技術開發公司曾計劃與廣州中醫院、羊城製藥廠合作製造綠素酊。1987年7月廣州東山區人民醫院副院長曾允康醫生請甘女士和他合作，來醫院看病的癌症病人經他診斷後，由他介紹到甘女士處取綠素酊，十個病人治好五個，他們就向上級申請，得到批準後，由甘女士將藥方獻出交醫院製造。由於醫院裏的一位專家提出先讓他看藥方，如果發現藥方裏有毒藥就燒掉，“作為保密”，甘女士表示“不上他的當”而沒能實現。雖然這樣，該院一位熱心幫助的莊醫生（她的父親曾服綠素酊見效，後被一位醫生以“非正式藥物”為理由，禁止服用致死）還是主動提出帶甘女士去見衛生廳廳長，這位廳長照例推到那位處長那裏，“都是打官腔，一點用處都沒有。”（1988年1月18日來信）熱心的莊醫生又帶來一位同事孔醫生，和甘女士約好在腫瘤醫院門診部挑選一些病人服用綠素酊，每隔一至二星期由孔醫生複查，病曆檔案存腫瘤醫院，以此取得新的、正式的療效證明。這個設想同樣因為個別醫生認為綠素酊不是“正式”藥品，而未能實現。1987年12月，有朋友介紹甘女士和中國民間中醫醫藥研究會合作製藥，亦未能實現。1988年1月，一位服綠素酊病愈的病人的親戚、香港的一家企業公司的經理，妻子是開業醫生，一次買了三百斤綠素酊運回香港，表示願意合作製藥，除此之外，河北石家莊井陘×醫院，暨南大學醫院，廣東興業僑鄉技術開發有限公司等單位也來接洽過合作製藥的事，結果都因綠素酊未經衛生行政部門鑒定而未能實現。申請獻方、鑒定未獲許可的原因主要是他們把綠素酊和一般的所謂“新藥”同等看待，不認識其獨具的價值。一般“新藥”往往隻不過將傳統處方稍加改動，用新式製藥工藝製造，除方便服用、銷售外，並無新意，化驗、鑒定比較簡單。綠素酊配方中除極少數常用中藥外，多為首次發現、首次入藥的草藥，化驗起來比較複雜、困難。曆經挫折，蹉跎歲月，享譽四十年卻隻落得停留於臨床試驗，靠用藥收效的醫生和得救的病人的口頭宣傳流傳，怎能不教甘女士為之傷心痛哭！平心而論，有關部門對甘女士所提獻方要求，不作認真考察、分析，遽加拒絕，甚至認為她的願望過奢，亦屬不當。其實，甘女士所提要求，主要是承認梁先生的發明權，尊重梁先生原方，不得妄加更改，完全合乎情理。至於說到生活上的照顧，更應該是情理中事。我們知道，梁先生和甘女士為此做出的犧牲是很難用任何方式補償的，當初他們也沒有想到有一天會要就此提出什麼要求。1954年至1956年，梁先生以非正式的“業餘”醫生身份在廣西人民醫院做綠素酊臨床試驗時，每月隻拿80元生活費，完全不計待遇。自1945年開始試製起，前後近半個世紀施診、施藥，花費的金錢，據甘女士粗略計劃，在一萬銀元左右。甘女士幾十年專心製藥，沒有參加工作，而通常教授家屬是可以由學校安排工作的。因此她不是國家工作人員，沒有收入，沒有退休金，隻有每月22元的“遺屬費”，扣除房租、電費，剩下的十來元夠什麼用？梁先生生前收入除日用外，都花在施藥上了，談不上積蓄。甘女士沒有生育，身邊無子女，獻方時要求得到一點研究費，免得晚年生活無著，也是合情合理的。但是，又有誰能替她想到這些呢。我們認為，甘女士數十年如一日和梁先生呼吸與共地通力研製新藥，梁先生去世後，甘女士以古稀之年不怕困難，不辭辛苦，殫精竭慮，繼承梁先生遺誌堅持施診、製藥，為爭取綠素酊得到公認進行不懈的努力，表現了一個出身貧賤，曆盡坎坷的女性的高尚品德，施蟄存先生在讀了甘女士的回憶錄後寫給我的信裏說：“北有新鳳霞，南有甘少蘇，皆女中之佼佼者，令人肅然起敬。”實非過譽。
梁先生研製的靈藥綠素酊，梁先生在世時未能得到公認，梁先生去世後，經過甘女士的多方努力，也仍然沒有“出頭的一天”，甘女士已經為此而心力交瘁，積勞成疾，終至不起，離開了我們。臨終前不久，經過協商，將製藥權交托給林麗白醫生、歐賜初先生夫婦，三年來，他們也在為綠素酊的公開麵世努力著，我們相信，這樣的靈藥不可能永遠屈處於“非正式”的民間偏方狀態裏，醫學界和各方麵的有識之士了解這些情況之後，一定會關注它，熱情地為它的公開麵世伸出支援的手。
梁先生的文學成就已得挽到公認，梁先生自信比他的文學成就更有意義的醫藥成就，相信也會得到更普遍的承認。讓我們引用朱光潛先生挽梁先生聯來表達我們的哀思和敬意：
畢生至親，既喪逝者行自念；
好詩良藥，長流德澤在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