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麵這兩位醫師對綠素酊的評述，可以代表醫學界的肯定意見。廣州中山醫學院附屬第一醫院寧錫塔醫師寫道：“目前各地對抗癌症多采用以毒攻毒作為抗癌的專藥。一、金石類藥有砒、鉛、鋅、硫、汞等。汞劑內服治療腫瘤的，國內已投產的有丹東市的‘中九丸’（治淋巴肉瘤），江西井岡山地區的‘抗癌片’等。二、蟲類藥有：全蠍、蜈蚣、班虱、壁虎、毒蛇等。此類藥物大部分是有毒或劇毒的，過量或持久使用對人體都是有害的。綠素酊及寧神是走另一條路的，也許可以說是重新調整了機體的免疫能力、消除了影響機體抗癌機製的因素，從而抑製了腫瘤的生長。現代的免疫療法也許能以中醫的扶正祛邪解釋吧。從廣義的角度去看，扶正也包括了祛邪，因為在邪盛的狀態下隻有祛邪終能達到真正的扶正。由於癌細胞是生長很快的，所以癌細胞的代謝很高，消耗也很大，故腫塊就容易發生缺血壞死，這樣會引起周圍發生炎症、充血、腫，使疼痛及梗塞等症狀加劇，也由於毒素，血液會引起全身感染，這一係列的反應會促使腫瘤的進展，同時也會促發了原有機體的舊病，總的說這一切都形成了惡性循環，使腫瘤迅速發展，病者死亡。綠素酊有很強的清熱解毒作用，消炎的效果非常好，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控製了腫瘤周圍的炎症，使周圍之壓迫減輕，所以能達到緩解疼痛、梗塞的現象，在這樣的基礎上加上全身的免疫機能得到提高，就促進了機體對腫瘤生長的抑製。此外綠素酊還有除痰散結、活血攻堅的作用，這都是促使機體的免疫朝有利於機體祛邪的方麵發展，進一步抑製腫瘤的生長。由於長期消耗的結果，病者多見‘陰血虛耗’，所以使用了寧神，達到滋陰養血，同時又能補氣助陽，調補脾胃，全麵促進了治療的效果。”（病例略）喻其誌醫師寫道：“治療惡性腫瘤的病例也較多，其中以肝癌、肺癌、鼻咽癌、胃癌等最多。但是到來求治的病者絕大部分是晚期的，且很大一部分是經過多種療法無效或複發的病例，所以給最終的評價上也就有一定的困難了，但是在一些病例中仍能分析得出結論的。晚期腫瘤的病患者，由於長期的消耗，病者多有惡液質，同時持續性疼痛或劇痛。一般使用綠素酊之後，胃口在短期內會得到較明顯的改善，部分體重有所增加，同時有較好的止痛效果。基於上述因素，病者精神會較好，睡眠也好，這樣病者的機體狀態得到一定的改善，其他的症狀也得到一定程度的減輕，病程進入了穩定狀態部分病者病情穩定後，未見反複，生活起居正常，並恢複了勞動。這可能是腫瘤得到了抑製，即是說腫瘤在發展過程中處於‘停止’狀態。（病例略）惡性腫瘤患者，經過了治療之後，腫塊明顯的縮細了，且病者超過了自然生存期而依然無恙，如果不是腫瘤在發展中斷了，那就很難以解釋這種穩定了。（病例略）”應該說，以上列舉的所有資料都已經能夠從醫學科學的角度證實綠素酊的醫藥價值，證實它應該受到重視，得到進一步推廣。梁先生和甘女士是懷著這樣的期望的，眾多被治愈的病人和他們的家屬、親友也都懷著這樣的期望，然而，他們所能做的他們都做了，他們還能做什麼呢？
被治愈的病人們總是用各種各樣他們認為恰當的方式表示感謝，由於梁先生堅持施診施藥，不接受金錢和禮物，病人們的報答方式很自然地集中在協助他行醫、製藥和推廣綠素酊上。1975年，一位患了十三年偏頭痛的病人在治愈之後，自動為梁先生印製了一批病曆記錄表，那時候來就診病人每天少則十來人，多則幾十人，已經不能不有正式的病曆記錄了。上述廣東電視台向病人發函征集病曆記錄，也是由於該台接到不少病人來信來電話要求報導，他們一共收到的幾十封回信都寫得詳細真切，充滿感激之情，限於篇幅，上麵我們隻能引用少數幾封。有一位遠洋運輸公司航修站的負責人患心血管瘤、高血壓，經過好幾個大醫院始終醫不好，有一個經梁先生治好的工人介紹他來就醫，服藥兩個多月就恢複健康，能跟班勞動，上落大輪船，和沒有生病時一樣。他又介紹本單位工人、親戚朋友先後幾十人來就醫，都得到痊愈。他看到梁先生連個製藥的地方都沒有，製藥設備因陋就簡，自告奮勇要給梁先生建一間製藥工棚，運來建築材料，十幾位工人自己動手，在梁先生的宿舍後麵築起圍牆，蓋了一間八平方米的工棚，還造好兩個直徑一米高二米寬的鍋爐送來並安裝好。這件使人感動的好事卻惹惱了廣州外語學院，居然向航修站的上級控告他，說他支持一個不務正業的教師，幸好這件事隨你怎麼說也隻是行善，工棚本可以蓋得更好一些，隻好草草收工，但總算有了個工棚，治愈的病人和他們的親屬更開心並願意為之盡力的是梁先生研製的新藥的推廣。有一位在廣州市輕工業局工作的蔡先生，得悉廣州市種苗公司的蔡立田患食道癌，吃飯難咽，中醫診斷為寒濕，服中、西藥均未奏效，服綠素酊獲愈等病例後，大受感動，1979年6月寫了封信給鄧小平副主席，信中說：“有一件事，我認為是很大的事，向你反映，望你重視。廣州外語學院，有一位梁宗岱教授，這位年逾古稀的老人，嘔心瀝血，反複試驗，研製出一種治療各種癌症、肝硬化的特效藥。據我所知，治愈不少病人，有的肝癌快死，經他治療，居然能上班了。他能治這些絕症，在當今世界上也是個奇跡，如果能總結推廣，對人類的健康事業，將是很大的貢獻……然而，這件事，未能引起有關部門重視，望您速派人來進行調查研究。首長，我是您的老部下，抗戰時在冀、魯、豫，後在二野，深知你關心人民疾苦。”這封信，後來可能和梁先生、甘少蘇女士寫的信一起給批轉到衛生行政部門。
人們在做一件自己認為非常有意義，而且自己確實盡心盡力想要做好的事時，總是希望得到讚賞和幫助。可以設想，梁先生研製的新藥收到如此神奇的療效，受到如此眾多的病人及他們的家屬，社會上各方麵相識和不相識人士的稱頌，那興奮和激動，是完全和自己的著作受到重視，得到肯定一樣的。事實上，百色冤案後，他的主要努力是放在醫藥上麵了，他是多麼地想盡可能快地讓他的新藥得到承認和推廣！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獻方”。去世以前，將近三十年，他一直在為此作各種努力。1954—1956年，在南寧廣西省人民醫院，他以每月領取80元生活費的編外人員的身份，作為一個不是醫生的醫生，堅持了兩年的臨床實驗。我們知道，80元是當時大學助教的工薪標準，名詩人名教授的梁先生心甘情願地為他的新藥犧牲名譽、地位和金錢。此後，在華南腫瘤醫院，在軍醫大學，以及最後在去世前兩個月還在中山醫學院附屬第二醫院施診、施藥，他的唯一願望是新藥得到承認，能夠順利推廣。1978年，“四人幫”垮台給他帶來新的希望，他把曆年積存的有關資料中最具代表性的一部分，寄給中國社會科學院胡喬木院長，胡先生把它轉送給衛生部。1979年，他又直接向衛生部寄去有關資料，得到複信，說是已經批轉給廣東省衛生局，衛生局來信說要和他聯係，但卻沒有下文。梁先生又給中國科學院、國家經濟技術局寫信，說：“宗岱少不自量，當盤尼西林初轟動全球之日，既然立誌為祖國創造一種堪與並駕齊驅的藥。想不到半路出家的我，苦心孤詣了幾年，居然摸索出幾種療效更速更廣的藥……識者都認為這是醫學上的一種突破。茲特申請國家給與鑒定，方信其言有大而非誇也。”這封信同樣沒有得到反響。此時，適逢胡喬木院長到廣州，胡先生對這件事表示熱心支持，還請當時廣東省和廣州市的負責人習仲勳、楊尚昆兩位給予支持，並介紹患肝癌的經濟學家孫冶方，患精神分裂症的哲學家許立群服用綠素酊，讓哲學研究所副所長龔育之找梁先生一起研究怎樣進一步推廣的問題。胡認為要應用到正在住院的病人和在較大醫院或醫學研究院中試用推廣，可能還會遇到一些重要困難，主要是主治醫生一定要有過去病例的病曆，要了解所用藥物的精確成分，沒有這些，他們是不會同意試用的。胡先生建議多介紹幾位較有代表性的癌症和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病史和治療史的要點，可能易於說服一些醫院的主治醫師。胡先生的意見很有針對性，事實上，病人的病史、治療史資料梁先生已提供過不少，主要的問題是這些新藥的精確成分，不經過嚴格的科學檢驗，是得不到準確的結論的。梁先生一再向國家申請，也正是為了這樣，可是，又有誰願意認真地對待這件事呢？正因為這樣，梁先生寫了《我學製藥的經過》。這一篇長達一萬二千字的自述沒有正式發表，僅有少數打字油印本在小範圍內流傳，似未引起應有的重視。當然它不是嚴格意義上的醫學論文，雖然也寫到了新藥的成分、療效，列舉了部分病例，但未涉及病理、藥理，醫學專家們還不會感到滿足，但真正關心醫學科學發展的人應該能夠從中得到不少極為可貴的啟示。至少，有兩點非常值得重視：第一，是梁先生的治癌觀。首先，他認為治癌不能“以毒攻毒”，而應當“祛邪扶正”。他發明的綠素酊和一般的抗癌藥、各種療法（化療、理療、綜合療等）走的是完全不同的路，一條對人體完全無毒的路。梁先生說，他初學製藥時，就有這樣一個先決條件，因為他不是一個職業醫生，必須首先考慮一切可能發生的事故，對病體的內外部都不能有所損害，綠素酊不同於一般抗生素，能消炎殺菌，卻沒有副作用，而且具有通過促進新陳代謝起調整體溫、神經、血液、血壓、內分泌等功能。服用綠素酊的病人除極少數（百分之三四）有皮膚過敏或較劇烈的反應如短時間的臉紅，發癢，甚至疼痛外，一般都無例外地能睡能食、排泄通暢而無形中增加了抵抗力，增強免疫係統，這就是祛邪扶正，是我國古醫學最高理想的體現。西醫療法的結果都難免損害或摧殘病體的器官，削弱甚至消滅其抵抗係統，引起數不盡的副作用，對綠素酊，至少會起抵消作用。因此，梁先生認為，對於癌症，綠素酊必須單獨使用，不能同時用其他藥物和其他療法。第二，梁先生堅決主張，治癌（瘤）必須嚴格忌口。一般癌專家都認為癌病人體質都是孱弱的，在用以毒攻毒的藥物的同時，必須盡量用補劑。其實，病人機體的孱弱正因為存在著兩種強弱懸殊的細胞：正常細胞和侵略的癌細胞、癌病的頑固倔強是因為癌細胞能自動轉移、擴散和侵占，它的活力遠遠強大於正常細胞，能使它處於被動地位。所以，一切異性蛋白和高蛋白（包括植物蛋白）的食物隻能助長對營養的吸收特別敏感的癌細胞，導致病情的惡化和反複。梁先生說，他在治病過程中，總是密切注意病人病情反複、惡化與飲食的關係，驚詫於忌口的重要和應忌食的食物之多。他們往往從顯著的好轉（如消腫、止痛、能走動、自護理）時，隻為貪吃一隻蛋、一小撮豬油渣、一塊豆腐、一碗花生湯、半隻月餅……而忽然又反複起來。因此，梁先生對服用綠素酊的病人作了嚴格的忌口規定，對各種疾病有不同的規定。至於為什麼同一類食物，例如同是肉，何以僅瘦豬肉可食而其他獸肉禁食；同是魚，何以鯇魚、大頭魚、鯽魚、鯿魚、鯪魚可食而生魚、鯉魚不可食；同是水果，為什麼橙、柑、蘋果可食而梨、蕉不可食；同是糖，白糖、紅糖、冰糖可食而蜂糖禁食，梁先生說這完全是靠經驗，有待於生物化學家的鑽研和探討。這篇薈萃了梁先生三十年製藥、施診經驗和心得的長文，令人遺憾，並未引起醫學界的重視，這是他為獻方進行的努力的一部分，人們本可以從中獲得許多極可珍貴的信息。1979年11月，甘少蘇女士陪同梁先生參加第四次文學藝術界代表大會時，也曾寫信給鄧小平副主席，縷述梁先生研製新藥、施診的經過，願意將藥方獻給國家，懇求給予支持。並提出三點要求：一、希望醫院能合作進行進一步的臨床實驗，按梁先生的辦法進行醫治，不修改藥方。二、承認梁先生是發明人。三、成立製藥廠，錄用參加過采藥、製藥人員。這封信在當時也並未得到反響。
不幸的是，梁先生的健康狀況迅速惡化。1980年，梁先生開始重譯“文革”中原稿被毀的《浮士德》上卷時，大小便失禁已兩個多月，但他堅持譯完再去看病。譯完上卷後休息十天，想動手續譯下卷已力不從心，住進中山醫學院第二附屬醫院，因誤服過量的安眠藥癱瘓。從此這位以健壯聞名、生龍活虎般的老人坐上了輪椅，到從化溫泉療養院得不到治療，轉院進廣州中山醫學院附屬第一醫院神經科時，已不能行動，不能講話。住院九個月才能由兩個人扶著走幾步，也能說幾句話。不久咽喉收縮，吃東西容易觸喉引起咳嗽，醫生認為是腦動脈硬化引起的，無法醫治，隻好出院。這時候，梁先生隻有用他自己發明的藥來醫治他自己了。回家後服用綠素酊並配合草精油，一個半月後吃東西不感困難，能給學生教授英、法、德語，扶著可以走幾丈遠，大家都以為他恢複健康很有希望。事實上，老人的身體經過“文革”的摧殘，已經破損不堪，勉強支撐這麼多年已是奇跡。1983年7月下旬，感冒引起血壓升高到220度，再次住進中山醫學院附屬第一醫院神經科，第三天高燒升到396°，不能說話，褥瘡已穿，醫生把病危書給甘女士，並要她打電話到香港讓她妹妹購買先鋒黴素6，此時醫生的診斷是肺炎。甘女士認為用綠素酊完全可能醫好，她用綠素酊給梁先生敷肺，敷褥瘡，以代替敷冰，效果很好，但醫生強調隻能外敷，不能口服。甘女士隻好背著醫生偷偷地給他服綠素酊，同時醫生每周給他注射一至二次血清白蛋白，每天吊注先鋒黴素6六支，病情開始穩定且有好轉。9月30日腹股溝輸液埋管折斷，醫生開刀時出了事故，從上午八時到下午一時找不到埋管，醫院第二次發出告危書。甘女士繼續偷偷給他服綠素酊，有兩位同情甘女士的護士很肯幫忙，她們值班時可以公開地給梁先生服藥，還送給甘女士一支吸管。梁先生的病情恢複很快，頭腦清醒，能擺手和人打招呼，手足浮腫消退。一位好心的護士在會議上說這是甘女士給病人偷服綠素酊的結果，希望醫生能同意，甘女士也不斷哀求醫生同意，都遭到拒絕。甘女士抗議道：“外國新藥你們信，又貴又治不好，他研究了幾十年而且醫好千百個病人的藥你們為什麼不信？如果用我們自己的藥他死了我不埋怨你們，如果不用我們的藥他死了我會埋怨你們的。”自然囉，她的話沒有哪個願意聽，醫院還打電話請廣州外國語學院領導叫甘女士遵守院規，不要再偷偷地給病人藥吃。甘女士反駁道：“兩次告危，都是我偷偷地給他服藥終於好過來的，不準他服綠素酊隻好看著他死，你們不相信，就等著瞧吧。”1983年11月6日，梁先生終於與世長辭。無論在文學事業上，還是在醫藥事業上，梁先生都可以說是壯誌未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