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於論理不嚴密，梁先生“不想冒斷章取義的罪名”，文中“抄了這麼一大段”《咀華集》裏的文字。這裏我們隻摘來李先生有關論點警句：“所以晦澀是相對的，這個人以為晦澀的，另一個人也許以為美好。”“一切臨了都不過是一種方法，或者說得更妥當些，一種氣質。”“實際文學上任何主義也隻是一種說明，而不是一種武器。”“浪漫主義雖然描寫，卻是呼喊出來；古典主義雖說選擇，卻是平衍出來。”“所以任何主義不是一種執拗，到頭都是一種方便。”文字能力確實不凡，很有點厚積薄發，舉重若輕的味道。然而認真的梁先生卻“覺得個中細節和全段都大有可推敲之處”。“光從細節說起，第一，我不明白‘一切臨了都不過是一種方法，或者說得更妥當些，一種氣質’裏的‘氣質’二字。‘方法’是外的，‘氣質’是內的；一個是表現的手段，一個是屬於那被表現的本體。‘氣質’一詞怎能夠替代甚或修改‘方法’一詞所不能正確地表達的意思?這就不但是濫用名詞，而是誤用而導致邏輯混亂了。”“其次，古典主義最講究‘迂回的說法’，怎麼會‘告訴我們下雨就得說做下雨’?”以及“第三，古典主義，浪漫主義一類名詞的含義原是再繁複和活動不過的；我們用起來就得格外審慎，就是說，先要給它們下一個清楚的界說。或至少間接提示它們在我們心目中的含義”。“作者自己似乎就忽略了象征主義和古典主義不獨不是不相容的，並且也不一定是相對立的。”“便是說‘古典主義平衍出來’也有語病，隻要細讀臘辛（今譯萊辛）的戲劇便知”。很明顯以上這些，都不是單純的語病問題，所表現的不是能力，而是一種習氣，一種學風。梁先生接著寫道：“一個讀者所急欲知道的，便是：全段的中心思想究竟何在?什麼是其中論理的線索?或者更清楚些，從一句似乎精警的話到另一句似乎精警的話，從一個抽象名詞到一個抽象名詞，從一個主義到一個主義，作者究竟要引我們到什麼地方?”其實，正如梁先生所指出的，“讀健吾的散文，我們往往感到一段文章是許多關於文藝的至理名言的‘集句’；折開來有時很精警，聯綴起來卻找不到他命意所在，至少絲毫無補無與於全段主意的進行。”有時確實有這種情況：作者一味地恣肆為文，竟忘記了要告訴讀者什麼，或至少應該先把想說的話（假如真有的話）組織好。就這麼信筆馳騁起來，其實像朱、李二位“修養比較深厚的名作家”，決不會不知道這最基本的道理。梁先生接著指出：“按照全文的大旨，按照行文的慣例，似乎這段的主意應該在第一句：‘所以晦澀是相對的，這個人以為晦澀的，另一個人也許以為美好。’那麼這許多主義的纏夾不清的比較究竟有什麼理（由）插足其間?或者在最後一句：‘所以任何主義不是一種執拗，到頭都是一種方便’?那麼，‘任何主義都是一種方便’這事實和‘晦澀是相對的’怎麼聯貫在一起?難道作者要暗示給我們：晦澀所以是相對的，完全因為我們所信奉的主義各別?”梁先生不無遺憾地慨歎：“作者是絕頂聰明人，我深信絕不會作一個這麼笨拙的推論。那麼，容我複問一句，這一大段的中心思想究竟何在呢?”
臨末，梁先生表歉然，“說了這許多話，似乎有點近於吹毛求疵”，同時表示“這些小疵斷不能淹沒這兩部（按：即《文藝心理學》，《咀華集》）我們文壇難得的作品……的大醇”，表明他寫這篇文章的初衷隻不過是出於那種憂慮：“在作品本身雖是微之又微的瑕疵，它們所引起的誤解卻難以形容得盡致。聽說光潛關於《月光曲》那段文章早已被選入開明書店中學教科書的《活頁文選》。我們可以想象一班班的中學生對於《月光曲》及其他吸引了怎樣謬誤的觀念；假如一天他們有機會親自聽到這幾曲音樂，對於作者又起了怎樣幻滅的感想!”又曾有幾個人懷有這樣的憂慮呢!梁宗岱就是梁宗岱。
言者諄諄，這篇文章發表後，出乎梁先生意料，“引起這許多（其中自然有例外）不健全的反響”，這是他用寫給李健吾先生的信的方式寫的第二篇文章《〈從濫用名詞說起〉的餘波》（《大公報·文藝》，1937627）裏的話。李先生反批評文章《讀〈從濫用名詞說起〉——致梁宗岱先生》（《大公報·文藝》193733）裏說他說話“太隨便”，“奚落”了他和朱先生。梁先生很謙虛，說這也許因為文章“語氣不正”，並且解釋所以寫它是因為“在各種出版物上注意到我們的散文界漸漸陷於一種極惡劣的傾向：繁瑣和浮誇”，“隻顧拚命的堆砌和拉長”，“結果自然是：不消化的抽象名詞，不著邊際的形容詞，不恰當的譬喻等連篇累牘，又翻來覆去地使用”，於是讀者“隻覺得汪洋萬頃，淼淼乎莫知其底止”。他認為“這實在是中國文壇一大危機”，“於是我便不客氣地——允許我借用你一句話——向你開刀了”。其實，我們讀梁先生那篇文章，從不覺得有“好為人師”的訓人口氣，倒是很委婉的商榷口氣，疑義相與析，大家一起來討論，更沒有什麼炫耀自誇的意思，所涉及的事是“微之又微”的常識，隻不過關係卻確實很大。
梁先生著眼的正是這個大處。他說，他所抨擊的，“不止文壇上一種惡傾向而已，還有學術界流行的一種浮誇，好炫耀，強不知以為知和發議論不負責任的風氣”。他以為“那才是我們文壇流弊的根源”。他說，他指出李先生的缺點，那麼嚴酷，是為了“探本溯源”，接著又舉例：一位新從歐洲休假的名教授，說歐洲歌劇，法國不如德國，巴黎演的，劇本和表演都不如柏林，於是梁先生“就不客氣地對他說：‘你豈不知這柏林演的和巴黎演的同是法國人古奴（今譯古諾）作的劇本嗎?”不知這位教授感到難堪了沒有?梁先生卻自責了：“這或者由於我愛真理到了一個失掉‘幽默’的程度，飯餘酒後的聊天原是用不著這麼認真的。”然而梁先生是非常認真的，所以這樣，是由於對他來說“須知這種無意的表現和其他一切行動是完全一致的”，接下去又是兩個生動例子：更引他注意的“梁實秋先生在《東方雜誌》上發表的那篇大文《論文學的美》”，這下梁先生有點按捺不住了：“我不相信世界上還有第二個國家——除了日本，或者還有美國——能夠容許一個最高學府的外國文學係主任這樣厚顏去高談闊論他所不懂的東西——真的，連最初級的認識都沒有!試看這一段：‘我們要知道美學的原則往往可以應用到圖畫音樂，偏偏不能應用到文學上去。即使能應用到文學上去，所討論的也隻是文學上最不重要的一部分——美。’還有比這更明白地袒露作者對於美學，甚至對於圖畫和音樂的絕對的愚昧的嗎?而他竟不知天高地厚地根據這幾句話寫成一篇洋洋萬言的文章!”這可真有些疾言厲色了，而這也是由於他的憂慮，他慨歎：“但是在這一切都在萌芽的國度裏，有多少讀者能分辨得出來?”除了他，還有誰能這樣寫?就是這個梁宗岱，還是這個梁宗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