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就在那個時候，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全文刊登在延安解放日報上，報紙傳到重慶，荃麟讀了讓我讀，問我有什麼印象，他自己先說了一句“這裏麵講的文藝好像和我們講的不大一樣。”我心裏想：豈止不大一樣，簡直很不一樣。我隻是說：“為工農兵服務，當然很好，隻怕在國統區實踐起來不容易，我們是不是必須丟掉五四新文學運動以來的基本讀者群：青年知識分子？”當然我還有一些想法，自己覺得很不成熟，就沒有說出來。比如說，像荃麟這樣的知識分子，是不是也比手上有牛屎的農民肮髒?在上海住亭子間的左翼作家，生活非常艱苦，冒著生命危險到工廠裏去和工人結合，好像也不應該一口抹煞。在重慶，對《講話》進行了先黨內，後黨外的學習討論，開了幾次座談會，主要是討論怎樣在國統區實踐《講話》的文藝方針。座談記錄後來由雪峰整理，寫成《論民主革命的文藝運動》，可能是由於其中有不少是他的個人意見吧，在大約一年後以他的個人名義出版。座談中難免涉及《論主觀》問題，雪峰是這樣寫的：“主觀力的要求，也是如此。我們先不能以為這是借了批判教條主義的機會，來試行注射唯心論毒素的企圖，因為在今天沒有這樣的可能，同時是分明地在對革命抱著精神上的追求之下提出問題的。”我覺得，荃麟是和雪峰的看法相近的，即雪峰所強調的“最要緊的是積極的看法和領導”。（引文見《雪峰文集》第2卷152、153頁）。
妻托一位從淪陷區出來的青年音樂家沈音先生帶來一封信，告訴我我們的愛女小菌已病死，他們隨哥哥所在機關逃難到偏僻的山區，孩子生了病，沒錢醫治，妻的信開頭第一句是“一別經年”，真是太不幸的多災多難的一年!妻寫道，孩子臨終時，仍在“用遺憾的絕望的眼睛望著”她……“所愧為人父，無食致夭折”，巨大悲痛的襲來，使我不禁號啕大哭，荃麟和葛琴隻好用日寇敗局已成，不久就可以回廣西去夫妻圓聚這樣的話安慰我。
1945年的下半年，反法西斯戰爭在歐洲和太平洋戰場都取得一個又一個決定性勝利，8月15日，日寇終於不得不宣布無條件投降，我又忙著打聽去廣西的交通恢複了沒有，焦急地等待約一個月，十月初，我動身回廣西。從此時起，有將近四年沒有見到荃麟。
因為妻的哥哥在廣州上學，她母親早逝，父親年老，我們隻好留在桂林。桂林已沒有戰時“文化城”的盛況，在桂林的少數文化界朋友依然熱情地投身於民主運動，被認為是危險人物的人比以前相對說少了。我成為特務注意的目標之一，他們每天用紅筆在我編的《廣西日報》副刊上畫杠杠，1947年反饑餓反內戰遊行後，蔣桂特務進行了一次大逮捕，我被捕了，關了將近一年，直到李宗仁當上“代總統”，大赦政治犯才獲釋，出獄後一直在想辦法逃出廣西，蔣政權快完蛋了，臨死之前的掙紮必然是瘋狂的，我估計很可能再次被捕。1949年5月，我悄悄地坐上一隻民船，經梧州到廣州，轉乘廣九鐵路火車到了香港，又見到荃麟。
我知道他離開重慶後在漢口停留了一個時期，我總覺得漢口那個地方有點亂糟糟，《大剛報》的歐陽柏是個好人，但漢口不是當年的桂林，歐陽柏也沒有條件像張稚琴、歐陽敏訥那樣掩護他，我估計他不會停留多久。曾經想到漢口找他，考慮再三，還是沒有去。果然，不久他就去了香港，而且在那裏創辦了《大眾文藝叢刊》，開展對胡風的批判，這在我，是意料中事，但我還是問他為什麼一定要這樣做，他說：“胡風是以馬克思主義者的麵目出現的，但我們認為他不是馬克思主義者，有些人甚至有一種誤會，以為他的理論就是黨的理論，這是必須講清楚的。”葛琴插話說：“他們鬧得太不像話了，到處亂罵人，甚至罵何其芳同誌（那時在香港朋友間已經用‘同誌’這個稱呼了）是‘何其臭’。”
已經是全國勝利前夕，荃麟也像大家一樣，處於一種昂奮的精神狀態裏，這使他更不像一個病人了，自然他自己更是忘記了自己的病。他又得為我操心了，他要我去《文彙報》編副刊。香港的《文彙報》剛創刊沒有好久，局麵還沒有打開，每個月要賠三萬港幣。我正準備去報社上班，他又告訴我，北平要開全國文藝界代表大會，待解放區要有代表參加，他要我去，我當然很想到解放區去，在香港隻住一個多月，七月間就和廖沫沙一起乘船到天津轉赴北平。
文代會後荃麟才到北京，住在前門外一條小胡同裏一家小旅館裏（那時北平的旅館全都給包下來了，住滿了各地來的人），他還是那麼昂奮，說“周揚剛剛來過”。他是個有資料癖的人，在香港，和在金華時一樣，他又建立起一個資料室，仍舊由麥青負責，我問他：“那麼多圖書資料，都帶來了嗎？”他說“全帶來了，周揚很高興，說正需要有這麼個資料室”。接著，雪峰也來了，他告訴雪峰：“上饒集中營的那個張超也來了。”張超是集中的總管，荃麟在香港，接待過很多國民黨投誠人員。雪峰很感興趣地說：“這個人，我倒想見見。”
在北京住了十一個月，很苦悶，對新的大環境不知怎樣適應。1950年5月間，楊榮國、譚丕謨寫信來，說李達校長想聘我到湖南大學中文係任教，他們打算把中文係辦成“魯藝式”的，我去了，可以帶學生下廠、下農村，搞創作。我也覺得北京太“上層”了，住下去最後會什麼也寫不出。荃麟也認為我的想法是好的，於是，1950年6月，我離開北京，來到湖南，開始了教學生涯。從那時到1955年7月胡案中被捕時為止，我有整整5年可算是全心全意投入工作，在我這一生中像這樣發奮的日子是少有的，不料卻終於在劫難逃而遭難。
三批“材料”發表、全國性大逮捕前，反胡風運動已經鬧得轟轟烈烈，批判文章在報刊上發表後，隨即編印成書，好像有一本以上吧。我注意到，那時候似乎沒有荃麟（還有雪峰、紺弩）的文章，或許因為健康原因，還是工作太忙?這樣大的運動，不表現積極是不行的，當然讓不讓你表現積極又是一回事。甚至連批《武訓傳》，批俞平伯他好像都沒有寫什麼，我倒有些想不開了，我有些擔心，一邊我又隻怪自己過分敏感。
從專案組人員口裏零星透露出來的信息，我得知在許多屬於我的關鍵性問題，都是由於得到荃麟的證明而排除的。既然上頭認為“可以說”我們這些人都是叛徒、特務、反動軍官、托派，下邊當然也就“可以抓”，上頭的“可以說”是“大膽假設”，下邊的“可以抓”是大膽抓起來再“小心求證”。革命是暴烈的行動，必須打倒的對象是沒有起碼的尊嚴，其人格是可以任意侮辱、踐踏的。沒有事實依據，就隻好發揮想象力，我於是被想象成為極無恥、惡毒、狡猾的特務，而是否在荃麟和他周圍作惡成為他們認為的重點：為什麼我到金華後不久金衢特委機關就遭破壞?改進出版社的盧茅居被捕並遭槍殺，永安工合辦事處的張汝礪被捕是否都是由於我的告密？文化供應社改組荃麟被迫離職和我有無關係？如此等等，簡直把我想象成老奸巨猾的職業特務。荃麟當然不會參加這種以別人的身家性命為兒戲的惡作劇，也不是出於對我的同情或憐憫，隻是作為一個純潔的馬克思主義者，很自然地表現出尊重客觀事實的做人原則而已。
我被戴上“胡風分子”帽子，入了“另冊”，在街道工廠勞動，和文藝界斷絕了所有關係，隻能從報刊上多少知道一些他的情況，反右“揪出”雪峰，浪頭已衝到他的腳跟前了。沒有讀到他批判、揭發雪峰的文章，難道他不積極？那是不會的，他是把組織看得高於一切的，絕不會有絲毫二心，或許，他雖然積極，但被局限在一定的限圍內，甚至不讓他表現得太積極，那就有些嚴重了，我隻願意認為知道這又是我的胡思亂想，多年以後，我才明白，那時他隻不過是還沒有輪到罷了，誰都會輪到的，“無一漏網”嗬!
他依然身居要職，但卻又使人覺得他不是被稱為“文藝沙皇”的周揚的核心圈子裏的人，國統區來的人進入那個圈子的是在上海唱山歌的某詩人。周揚後來也輪到了，這位詩人好不容易鑽進“四人幫”一夥裏，卻又落得隻好自殺了事。這些，他都來不及看到，事先，應該也沒有預感的吧，他太純潔了，這個共產主義聖徒，我是無淪怎樣也不相信他會奉“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為信條的，他隻會相信組織的愛，同誌的愛，而絕不會想到讓他擔任個什麼職務隻是為了給他個“表演的機會”，以便整肅他。果然，在1962年的大連會議上，他招來了殺身之禍。那些沒有輪到的，巴不得他這一跤跌得更重些，紛紛衝過來“再踩上一隻腳”，要讓他“永世不得翻身”了。
他的罪狀是“提倡寫中間人物”，他是怎樣講的，報刊上沒有發表。除了周揚，文藝領導層還沒有誰的文章有資格全文發表並印成小冊子作為學習材料。從批判文章裏看到的是：他認為先進人物和落後人物是少數，兩頭小，中間大，中間人物最多，文學應該以他們為主要教育對象。文學必須寫人，要寫人的心理狀態，不能單純化，革命是長期的，複雜的，艱苦的，文學作品必須有現實的深度。從文藝理論上說，這不都是些老生常談，很一般的，人所共知的道理嗎?然而，純潔的人必然天真，總以為最高權威要的也是文學，事實上，要的不是這個，是言傳，不要什麼複雜性，不要什麼最大多數的中間人物，要的是高、大、全。連我這個遠在外省的孤陋寡聞之輩，50年代初就聽說過，最高權威認為：寫英雄人物，隻寫他的英雄行為就夠了，不用寫別的，《紅樓夢》寫賈寶玉，就隻寫他跟女人打交道。類似的高論，身處最上層的荃麟，應該聽到不少。且不說《紅樓夢》是不是真的隻寫賈寶玉和女人打交道，在他的地位上，他是應該學會努力去“領會領導意圖”的，不必去管《紅樓夢》是把賈寶玉放在複雜的家族和社會的眾多矛盾裏才使他的悲劇性格豐滿起來，活起來的，而不是像有些人隻看到的那樣不過是個豔福不淺的花花公子。執行領導意圖是沒有折扣打的，百分之九十九都不行，何況你簡直想要反其道而行之。先後輪到的這些人，舍不得丟掉的就是這麼一點對文學的執著，胡風是這樣，雪峰是這樣，荃麟也是這樣，到最後，從“沙皇”跌落為囚徒的周揚，雖然忠實執行那條文藝路線幾十年，還是不能徹底拋棄文學而一心一意隻搞宣傳，能夠躲得過“最後審判”嗎?
值得深思的是，他的另一個罪狀是說過這兩句話：“到處有有用之才，到處有有誌之士。”真是的，聖徒就往往有這麼天真，天真到被視為異端。經過一次又一次針對知識分子的運動，還在談什麼“才”、“士”。要知道，謙恭下士時代早已過去，才，有用嗎?要看是不是為我所用。有誌，那很好，但是要看你那是什麼誌，該不是懷二心的誌吧？到處有?難道還有?不是早已野無遺賢了嗎?聖代而今多雨露，難道還有不願意入我彀中的隻顧采薇的東山客？說這話是什麼意思?批評對知識分子不夠尊重、愛護還是什麼？是在為誰喊冤叫屈?這還能容忍，還能不批？等等，等等。如今回想起來，那時某些人的越來越左，我相信他是覺察到了的，但在他們的蠱惑下使全民族陷入無理性的殘暴之中，釀成人類曆史上最大的悲劇，是誰都不能想象，更是他所不能想象的。我不敢猜測這個以信仰的純潔性支撐生命的聖徒，是以怎樣的冷靜壓抑悲憤，麵對“文革”狂徒向他潑來的成盆成桶的髒水的，我相信，在最後的那些日子裏，他那與生俱來的與軀體同在的心理類型——自尊自愛必定在齷齪的暴虐之前顯示出更光輝的人性的莊嚴。一個聖徒的精神是絕不會崩潰的，在大徹大悟中隻會更加昂揚。想到他的慘死每每不禁流淚，而又為自己的軟弱抱愧，這幾乎和“假如他活到今天會怎樣？”的幻想一樣是無能的表現，會怎樣呢?要知道，我們今天才明白的那一切，在臨終的那一刻，他都已經想到了，明白了。
1985年，我重遊我稱之為“第二故鄉”的桂林時（1941年到1949年，其間除逃難在外的1年，我一共在桂林住了9年，我的青年時代是在桂林度過的），曾建議桂林市保存文化城紀念地，兩位搞城建工作的同誌和我一起尋訪何香凝、葉挺、柳亞子、茅盾、田漢、巴金、胡風，荃麟住過、工作過的地方，有些已經建了工廠，有些已蓋起新房子，隻有柳亞子在麗君路住過的那間小屋還在，荃麟住過的麗澤新村和麗君路、麗獅路交界處鐵路邊的房子都找不到了，荃麟工作過的《力報》已成一片荒坡，胡愈之親手建起的文化供應社辦公樓、編輯部已消失在一片民居中，隻剩下外麵馬路左側一棟宿舍兼倉庫。我以為，今天我們談桂林文化城，有兩個人是不應該忘記的：胡愈之和荃麟。我寫了一首《桂林懷邵荃麟》，請允許我用這首詩來結束這一篇回憶：
桂林懷邵荃麟
真美，到處
全都這樣美
最好在這裏給你立一個紀念碑
我開始尋找
一個合適的地點，可我
找不到
找不到，因為
山水太美，到處都
不適宜，太美了反而不適宜
不適宜於用來引起
人們太悲慘的回憶
太美的你的心
和太悲慘的你的死
使太美了的山水，反而
顯得有些不協調
到別處去找吧
殉道者的足跡
遍及大半個中國
而我卻認為
桂林對你特別合適
偏偏，山水這樣美
美得叫人感到反而不合適
絕不能讓人們
在你的紀念碑前，痛苦地
垂下頭，閉起眼睛，而且急忙
轉過身去……不能
讓人們突然
說不清為什麼，感到
對你失禮
慌亂，窘迫……不知該怎樣才好
當他想起
我們有多美的山水
可我們卻保護不了一顆多美的心
“美的山水
就是最好的紀念碑”
這樣的現成話
我可不想說
這種話
也減輕不了我心頭的絞痛
讓我還是
一心一意地遊山玩水吧
不該想什麼紀念碑
純粹是幼稚的胡思亂想
這想法本身就有些唐突
對於像他這樣的人
怎麼能這樣——想些紀念碑什麼的
但是，我知道他
從來不會計較，不會厭惡
一個人的天真和過分熱心
他會有另外一種看法
他會坦率地告訴你
不要這樣
這有點多餘，有點多事
何必忙這些呢，要忙的事
不是多得很嗎，何況
確實有點多餘，有點多事
那麼就那麼一點點
1996年冬，長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