荃麟到文化供應社不久就創辦了《文化雜誌》，一個國民黨統治區最重要的大型綜合性雜誌。他擔負起了領導桂林文化運動的重任。沒有好久，桂林又聚集了一批文化人，新的刊物，新的出版社紛紛出現，很快又成為東南、西南甚至是比重慶還繁榮的文化中心。1942年春，抗議皖南事變出走香港的文化界人士先後脫險抵桂，桂林作為文化城更加引人注目。在桂林停留較久的作家就有茅盾、胡風等幾位。胡風創辦了南天出版社，特別引人注意。荃麟和胡風是老朋友了，戰前在上海時就相識，曾在《七月》上發表過一篇短篇譯文。
文化供應社由桂係的廣西建設研究會出麵與救國會合辦，廣西建設研究會是桂係聯絡各方麵代表人物的機構，延攬的知名人士甚至超過蔣政權的國民參政會，最使蔣介石不滿的其中有不少反蔣人物。實際負責人是陳劭先，陳是堅定的民主派，但他的身邊卻還有黃鈞達這樣的極右分子（傳說有些人已被CC“拉過去”了），陳兼文化供應社董事長，代表廣西建設研究會，不能不考慮桂係內部的複雜情況，《文化雜誌》創刊號上的《我們對於現階段文化建設的意見》，幾經修改，用了許多官方語言，折騰了很久，隻有荃麟這樣的堅韌精神才經受得起。雜誌出版後產生了我們今天慣說的“轟動效應”，被譽為重慶出版、沈誌遠主編的《理論與現實》停刊後最重要的一份雜誌，自然反動派不會忘記挑剔生事。1942年初有一天，荃麟告訴我，陳劭先看到發表在《文化雜誌》第6期上的《論新人道主義》後，對他說“人道主義就人道主義吧，何必加個‘新’字”，可見又有人在找岔子了。當然他還是那麼鎮定，在永安時，甚至還有人想以他的小說《英雄》“妨礙役（兵役）政”問罪呢。
南天出版社可以說以出版路翎的處女作《饑餓的郭素娥》一炮打響；奠定了基礎，讀者是那樣熱烈地歡迎它，短短幾個月內一再重印，讀過的人無不讚許，真是口碑載道了。然而同時也招來不滿，茅盾先生就一再說這部小說寫的工人不像工人而是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隻不過穿上工人的外衣而已，然而茅盾先生卻也來不及說明真正的工人階級應該是什麼樣子。這時，作為文藝運動領導者的荃麟卻寫了一篇熱情洋溢的評論，向讀者推薦它。荃麟指出，這部小說“充滿著一種那麼強烈的生命力!一種人類靈魂裏的呼聲，這種呼聲似乎是深沉而微弱的，然而卻叫出了多少世紀來在舊傳統磨難下底中國人的痛苦、苦悶與原始的反抗，而且也暗示了新的覺醒的最初過程”，對於被稱為“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歇斯特裏”的小說中三個主要人物的心理狀態，他作了極其精辟的分析，我忍不住又要把它抄下來，這確實是自有新文學以來少有的最嚴密、最深刻的評論：
但是，正因為他們被這生活和傳統的東西壓得太殘酷了。這種壓迫，跟他們作為一個人的要求已經在他們內心裏開始了強烈的矛盾和鬥爭。這個鬥爭，使他們更百倍痛苦於肉體上的饑餓，同時也就產生了他們那種強悍的性格。作者所追求的人民原始的強力，個性的積極解放，實際上就是從這樣的生活搏鬥中間產生出來，鍛煉出來的。這種社會矛盾的深刻化表現在個人的內在矛盾的深刻化過程中，使他們有時會變成暫時的麻木，滿足於自私的情欲。有時，又突然充滿一種原始的獸性的複仇。有時，他們看到了一些光明的曙光，不久又被傳統的習性所蒙住而感到失望的狂怒。這樣一種奴隸的原始鬥爭方式，自然是要失敗的。然而這種失敗，卻正是奴隸反叛的初期過程中的普遍現象，奴隸究竟是在反叛了!這種在血的傳統下鍛煉出來的強悍的性格，現在是開始狂暴地破壞這古舊的傳統了。他們未必成功，然而他們卻開辟了第一步，他們的代價決不白花的。
在這篇評論的開頭，荃麟熱情地、科學地給《饑餓的郭素娥》以文學史上應有的地位，並深刻、精辟地對於新現實主義進行了論述：
假如我們承認，所謂藝術上的現實主義並不僅僅是對於客觀現象的描寫和分析，或且單純地用科學的方法去剖解和指示社會的現實發展，而必須從社會的人（作為社會關係的總和的人）底內心的矛盾和靈魂的搏鬥過程中間，去掘發和展露社會的矛盾和具體關係，而從這具體的社會環境裏來確證這真實人物的存在，並且因為這樣，這些人物的一切必須融合在作家的自身底感覺和思想情感裏，才能賦予它們以真實的生命，那麼我以為路翎的這本《饑餓的郭素娥》，可以說是達到了這樣的境界，可以說在中國的新現實主義文學中已經放射出一道鮮明的光彩。
在這篇評論的結尾，荃麟以懇切的語言寫道：他“看出作者寫作時心境的沉重，不是那種以飄然的態度寫出來的東西”。“這是一本不允許我們隨意翻翻當作消遣的書。我祈求讀者們鄭重地來讀這一本書——一本好書”。
這篇評論發表於1944年7月桂林出版的《青年文藝》，桂林已經大疏散，讀到的人較少，後來收入1981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邵荃麟評論選集》。原諒我忍不住引用了這麼多，就我來說，這樣地對路翎的處女作給以公允評價的，似乎還沒有第二個，是出於他對作者和作品的偏愛嗎?當然不是。他隻是認為應該這樣說就這樣說，正直是他的基本品質。
在桂林，他幾乎贏得文藝界一致的尊重，所有認識他的人都願意親近他，不認識他的人願意認識他。親近他的人有一種習慣，遇到比較重要的事情需要拿主意時，首先就是“去問問荃麟”。他的質樸、堅韌的作風影響著文藝界的朋友們。可以說，被稱為文化城的桂林所以能夠從整體上說保持嚴肅的戰鬥的風氣，和他的影響是分不開的。他是講原則的，但不把觀點強加於人，他是那樣地善於團結人，樂於肯定每個人不同的長處。這一切，都出於他的無私，對於他，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
太平洋戰爭以後，桂林在國民黨統治區的地位越來越重要了，成立了文化工作領導小組，由他和張錫昌、狄超白三人組成，李亞群作為周恩來的政治秘書，長住桂林，工作上配合得極為密切，他擔負的任務更重了。桂林的形勢又一次逆轉，蔣介石把白崇禧調到重慶去擔任他的國防部長，皖南事變由何應欽和白聯手出麵，桂係又在搖擺並出現被分化征兆，桂係內部的極右力量開始向民主派進攻，李濟深的“軍事委員會委員長桂林辦公廳”被撤銷。文化供應社不得不改組，《文化雜誌》被迫停刊，荃麟離職，這時，蔣的大本營已製定“0計劃”，決定放棄桂林，桂林開始大疏散。
這樣，我們都不得不結束三年半桂林生活。這中間，荃麟沒有少給我幫助，他總是盡力教導我，鼓勵我。我仍然沉迷於詩，寫詩總想有所突破，內容和表現都往往出人意外，因此有朋友說我是“捉摸不到的”。《文化雜誌》創刊時，他要我投稿，先後投給他們的《晚歸》、《小牛犢》、《母性的》、《酒場》等都承他采用了，《晚歸》隻有幾行，全是口語，後麵那兩首表現上有些“怪”。我跟他說我真有些信心不足，但又非這樣寫不可，他總是鼓勵我：“現實生活是豐富多彩的，詩也應該豐富多彩，新現實主義的天地是最廣闊的。”我正好在熱衷於寫農村，《村莊被朔風虐待著》、《半裸的田舍》等都得到他的鼓勵，還在《文化雜誌》上發表了紺弩給我的詩集寫的長篇序言《彭燕郊的〈第一次愛〉》。1940年10月，紺弩從重慶回桂林，邀我做他的助手，繼續編《力報》副刊《新墾地》和《半月文藝》、《半月新詩》。1941年夏天，國民黨特務指名要《力報》辭退紺弩，張稚琴和歐陽敏訥都希望我留下來，荃麟問我是不是可以。我認為張和歐陽都是可以合作的好人，但他們恐怕頂不住特務的壓力，他們是知道我是新四軍出來的。我第一次在《七月》發表作品時雜誌上就這樣介紹過了，而且我這兩年發表的作品大部分都是歌頌新四軍的。特務已經一再表示要“介紹”一個人來編副刊了，我就是留下來也不會長久，荃麟同意了。但不久我結婚了，有了孩子，沒有固定收入，光靠稿費常常搞到三餐不繼，常常窮到隻好讓妻回家去背些米、提些油來應急。荃麟知道了，就讓胡希明（他那時的公開身份是《力報》采訪主任，認識很多人）設法介紹我去香港內遷的教會辦的真光中學教書，但薪水太微薄了。每天上午都有兩三節課，收入卻連一個人半個月的夥食都夠不上，隻教一個學期就教不下去了。到1944年春大疏散前，已窮到買一片豆腐乳做一個星期的菜的地步。開始大疏散了，出版業已經停頓，文藝界的朋友都在準備離開或已經離開，荃麟這時已住到城裏，忙於幫助朋友們離開。我開始是想往西走，去貴陽、成都或重慶，後來知道歐陽予倩等一批文化界人士去平樂，柳亞子、梁漱溟等去八步，正好妻的哥哥在荔浦找到一個小公務員職務，那裏離平樂、八步都近。我決定先在荔浦，荃麟也認為很好。
在荔浦住了一個多月，妻的哥哥收入很微薄，我們三口人都要他負擔實在不可能，我還有一些隨身衣物可以變賣，想在柳州擺地攤，不料汽車沒到半路拋錨了，隻好和逃難的一家皖北人一起步行去柳州，卻又在鹿寨附近被土匪搶光。走到柳州，那裏已是一座空城，幸好在浮橋上遇到南天出版社的李漢霖，他和幾個學生在火車上占有幾個座位，讓我擠著和他們一起走。回荔浦一時還不可能，聽說第四戰區司令長官部已遷到桂、黔交界處的六寨，何家槐和新中國劇社的朋友們都在那裏，想到那裏再想辦法回去。火車走走停停，好幾天才到六寨，柳州已經淪陷，敵人正在向西推進，快過宜山了。這時，重慶蔣政府正在玩“救濟湘桂內遷文化人”把戲，和家槐（他那時是張發奎的秘書）商量好一起到獨山去找那裏的專員公署，要他們“救濟”，家槐找到一部英軍戰地服務團的車子，車上有個英籍華人，家槐用英語和他說好了讓我們搭車到獨山，我們和那個鴉片煙鬼專員舌戰了一個多小時，他終於隻好發給我們一些救濟金。劉思慕、周鋼鳴在獨山的《力報》（和桂林的不是一家），他們告訴我可以有車送去貴陽、重慶。家槐回六寨去了，於是我和宋雲彬等文藝界朋友一道，坐“救濟”車經貴陽到了重慶，又見到荃麟夫婦了。
他們住在實學書店（新知書店的化名）樓上一間空蕩蕩的大房間裏，他說，這地方住久了也不行。那時，文協（全名是“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蓋了個作家宿舍，實際上是幾間鋪稻草屋頂的小屋。還沒有正式住人，於是我們幾個人：荃麟、葛琴和兩個孩子，紺弩，駱賓基和我住了進來，開始了重慶一年的難民生活。這段日子，由於搞到妻離女散，我的心情非常不好。
敵人幾乎就要打進貴州了，重慶人心惶惶，傳說蔣和他的政府將向西康方麵逃避，但是，聽說周恩來卻是這樣說的：“日本人不會來的，這個政府他們是要保留的，保留它對他們有好處。”果然，敵人往南去了，重慶依然歌舞升平。當時我隻能這樣打算：一方麵打聽有沒有辦法回廣西敵後去，一方麵盡可能把節省下來的錢積存下來，設法彙給留在淪陷區的妻和才一歲多的女兒，她們已經窮得身無分文了，是荃麟幫我想了個辦法：疏散到平樂的歐陽予倩等一批文化界人士後來到了昭平，還在昭平辦了個《廣西日報昭平版》，桂林的兄弟圖書公司（新知書店）也一起到了那裏，昭平和荔浦隔鄰，可以把錢彙給兄弟圖書公司，讓他們在報上登個啟事，通知我的妻子來取款。於是我把錢交給新知書店，感謝他們通過“八辦”的電台通知在昭平的兄弟圖書公司，幫我在報上登了啟事，算是了卻我的一半心願，妻是應該可以看到報的吧。
重慶文壇，據我看和桂林很有些不一樣，進步文藝界內部也有些五花八門。魯彥去世前，曾申請將他主編的《文藝雜誌》遷重慶出版，他托荃麟把雜誌辦下去，正好呂熒有一個西南聯大同學，畢業後在重慶經營“人生出版社”，願意出版，於是荃麟在重慶編起了雜誌。重慶物價高，周恩來曾指示要葛琴找一份工作，這樣可以有些收入，也可以參加社會活動，為此葛琴曾經找過邵力子夫人傅學文，但沒有結果。荃麟是負責領導新知書店的，書店隻能給他一點微薄的津貼，於是他又翻譯起外國名著來了。本來想譯愛略奧特的《亞當·貝德》，一時找不到書，就改譯陀斯妥耶夫斯基的《被侮辱與損害的》，每天必須完成一定字數，病情沒有減輕，工作負擔卻更加重了，而他的精神卻依然那樣健旺，開朗，永遠閃亮著智慧與自信的眼光，總是含著隻有懷著崇高理想的人才有的笑意。
到作家宿舍這個小茅屋來的常客是馮雪峰，幾乎每天晚上都從民國路走來。《新華日報》的劉白羽、何其芳、喬冠華也常來，胡風進城，總是住在文協，每次進城都來，文協就在坡上，住在文協的以群更是常來。他們來，總要談很久，談時局，談文藝問題。胡風編的《希望》創刊，似乎成為文化界的一件大事。首先是，某作家寫了一部以“救亡青年”戰地生活為題材的長篇小說，是當時的暢銷書，寫得很“黃”，路翎用“冰菱”筆名在《希望》上寫了批評，不料卻引起一位文壇耆宿寫文章為之辯護。接著，雪峰在《文藝雜誌》上用“何古來”（意思是“何苦來”）筆名發表反駁文章，當然囉，人們是會記住這件事的，其實，荃麟是絕對沒有什麼“用意”的。引起軒然大波的是舒蕪的《論主觀》發表，有一次胡風來了，正巧喬冠華也來了，他們三人就這個問題爭論了一個下午，吃過晚飯又繼續爭論，喬冠華和荃麟好像都未能說服胡風，我是後輩，而且也不懂理論，隻有在一旁聽的份，沒敢插嘴。後來，荃麟曾對我說胡風走得太遠了，《希望》還是辦成一個純文藝刊物好，不過他也知道，胡風是不會接受誰的“勸告”的，他就有這麼執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