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輯 15.訖荃麟
——共產主義聖徒春天的最後幾天已經濃鬱得不能再濃鬱，緊跟著來到的夏滿懷喜悅地把所有的蓬蓬勃勃都接手過來，一股勁地要把濃鬱到飽和的濃鬱的春意濃鬱得更加驚人。那座後來在我的記憶裏一直占有重要地位的樸素的平房，坐落在一條小巷的底裏，讓屋後那片小小的桃園襯托著，桃子已結實了，青綠色的，長著嬰兒般的絨毛的小圓粒子掩映在顯得大了一些的尖葉子裏，空氣裏充滿精力旺盛的土地散發出來的、人的汗氣般微微溫熱的氣息。
進門是一個小小的天井，天井兩旁各有一間小小房間，天井後麵是一個天井那麼小的廳堂，兩邊各有一間較大的廂房。右邊有一條過道通向後園。這裏，除非有客人來，整天都是靜靜的。雖然離大街不太遠，在金華這樣的小城市，卻可算是偏僻的角落了，這裏，就是有名的柴場巷17號，被國民黨當局不懷好意地稱為“不掛牌的新邵荃麟
四軍辦事處”，經常有文化界人士走動，引起注意是當然的了。
已經快六十年了，就在這裏，我初次認識荃麟。1940年初夏，我從新四軍疏散到金華，比我早幾個月來的紺弩和辛勞給我作了介紹，他馬上就像對待一個子侄那樣親切地接待了我，他也馬上使我像對待一位慈祥的長輩那樣尊敬他。在他麵前，我一點也不覺得拘束，也許因為我還是那麼年輕，總是希望得到長輩的愛護，憑著他給我的最初的印象，我相信我能夠從他那裏得到我渴望得到的幫助，從那時起直到以後漫長的歲月，他也確實正如我所相信的那樣，關心我，幫助我。
他好像有那麼一種天生的魅力，你站在他麵前就會感覺到你麵對的是一個擁有最先進的人類智慧的結晶、崇高的社會理想和有高度文化教養的人，他的瀟灑風度來自對真理、對人類文明的熱愛。他是瘦削的，較高的身材使人聯想到一棵可愛的樹，稍長而窄的小臉龐，一半被剃不淨的兜腮胡須茬蓋滿，不厚的頭發梳得伏伏帖帖分兩邊蓋在頭頂上，很濃很濃的眉毛下，那對不算大的眼睛，不知怎地，總叫人覺得不但很亮，而且很大，或許主要是因為從那裏麵射向你身上的坦率的光。嘴巴相對地說是比較大的，當他說話的時候，使你感到他有個厚的，大的舌頭，而熱情的波濤就在他那孩子般樸實的話語裏翻滾著，臉上，總是帶著善意的笑容，一種歉然的覺得自己還沒有做到對人應該做到的更友好的程度似的、幾乎是在請求原諒的笑容。
自然他一下子就使我不但尊敬，而且喜歡他了，我隨即有一個想法：這是一個屬於最大多數人而不屬於他自己的人。不屬於他自己，這並不像有些聰明人所設想的那樣，是所謂的“沒有個性”的人，正相反，從他身上，我理解到：一個最忘我的人才最有個性，因為無私已經使他整個地透明了，一個獻身為真理戰鬥的人，會有什麼需要做作、隱藏的呢？在他的和藹的笑裏有真理必勝的信念，他的睿智的目光裏映現的是真理戰勝邪惡的大的歡樂。我聽說過“聖徒”，但沒有遇見過，我想，他就是我想象中的聖徒了，我悄悄地給他取了個外號：聖徒。
那時，我開始發狂地追求詩，讀詩，寫詩，找人談詩，真是一天到晚想的是詩，開口閉口離不了詩。自然，我不會放過向他請教的機會，確實也有不少問題需要請教他，他給我的幾乎是意外的驚喜。我發現，對於詩，他的見解竟是那樣新，他使我更加尊敬他了。是有不少我很尊敬的前輩，他們都有那麼多值得我學習的地方，不幸的是，他們對於詩，特別是新詩的見解往往使我失望，感到茫然。我正在沉迷於艾青，不少人像我一樣喜歡艾青，也有不少人持懷疑甚至否定態度。我以為，艾青最主要的貢獻是開創了詩的現實主義道路，以他的優秀作品一舉掃蕩了令人厭倦的浪漫主義叫喊和唯美主義雕琢。到大後方後我寫了些抨擊戰爭時期黑暗麵的習作《萎絕》、《路斃》等等。記得他是這樣說的：詩可以也應該是現實主義的，因為詩人畢竟是社會的人。寫戰爭的同時，也應該寫人民生活，從人民生活的角度寫戰爭，更有力量，更有意義，民族革命戰爭實質上是人民解放戰爭。關於艾青，他談了很多，他給我看他寫的《艾青的“北方”》（《東南戰線》第5期，1939），那是我讀到的評論艾青最好，或許是最重要的一篇，同時也是自從有新詩以來少數幾篇重要的詩論之一，我忍不住抄下其中的這一段：
其實，藝術與政治宣傳是具有統一性的，但並不是同一的，詩不是說教，也不是單純情感的發揮，它是具體的生活事象，經過詩人感覺裏所蕩起的波紋，所凝結成的晶體。人類的生活是複雜的，所以人類的感情也決不是單純的，縱使在今天全國人民都在抗日的憤怒高潮之中，我們的感情也決不隻是單純的一種。在現實的複雜，發展過程，是有許多現象在整個民族意識發揚過程中演進著。詩人的任務就是通過他優美的感動的波蕩，把這些複雜現象現實地表現出來，把人類的聲音帶到大眾前麵來。從這些表觀中間反映出民族的意識與抗戰的情緒，這在政治上所產生的效果比一千篇一萬篇空洞的呼號要更有力些。否則的話，傳單標語盡可以代替了，又何必需要詩人來呼號呢?
文章的結束處著重指出，“北方”的作者“對於祖國的土地，具有著一種偉大熱烈底眷戀的愛情，這種情感是最真摯的，也在這種真摯的熱情中，鼓勵了我們勇敢的戰鬥精神”。“真的，誰能非難這種高貴的情緒呢？真的，誰能否認這比那種怒馬呼號般底詩更具有力量呢?”今天看來，這些話似乎都是老生常談了，要知道這是在60年前，而且當我們想到他指出這些問題遠未得到根本解決，政治虛弱症患者還在暗地裏留戀“口號標語”，我們就不能不更加珍惜這語重心長的論斷了。
我的到來給他添了不少麻煩，我年輕、幼稚，還沒滿20歲，正需要學習，健康情況不好，肺病沒有痊愈。我對家庭已經絕望了，父親已不那麼願意理睬我，我也不想我父親。他一定以為關照我是分內的事了，在以後很長久的日子裏我不止一次地給他添了麻煩。
在金華，我有過一段短促的非常愉快的日子，生活在那麼多長輩的關心和愛護裏，他們都是我的好老師，熱忱的、能幹的葛琴是受大家尊敬的大姐，總是那麼和藹的笑眯眯的詩人麥青（榴火），在勤勤懇懇地做戰時文化資料的收集、整理工作。一直把我當作小弟弟，引導我學習文學藝術的、被稱為“捧著生之鮮血”的詩人辛勞。剛到新四軍就收我作學生的魯迅先生的戰友紺弩，他和辛勞比我先疏散出來幾個月。常常來的有在家鄉義烏寫長征敘事詩《盧代之死》的雪峰，在浙東濱海小城嵊縣主持《戰旗》雜誌的駱賓基，在麗水編報的詩人、木刻家萬湜思。經過金華的文藝界朋友都要停留一陣，其中有作家林淡秋、詩人雪村。在烏煙瘴氣的國民黨統治區生活過的人都知道，這樣一些朋友聚會在一起是多麼難得。我感到幸福，受到鼓舞。特別是，環境是那麼惡劣，周圍有那麼一群時時都想向你撲來的惡狼。但我們這些人所具有的也不是什麼無可奈何的濡煦之情，也不想相忘於江湖，我們是和狂風惡浪搏鬥的夥伴。
大家都尊敬荃麟，他年紀並不最大，紺弩和他年紀相近，就是年紀最大的雪峰也尊敬他，他有一種很自然的“老大哥”風度。有趣的是，他自己卻好像從來沒有想到這一點。我總覺得，這個堅強的人對自己對人都有些靦腆。他是嚴持原則的，但從來不用嚴厲的口吻說話，他善於和人商量、探討，而且是真誠地虛心的。記得有一次朋友們舉行了一個關於民族形式問題的討論會，大家都說出了自己的看法，有些不免是浮淺的，甚至空泛或片麵，他作了個較長的發言，澄清了一些在當時來說有些混亂的觀念，但沒有一句帶有“這就是結論”的意味，他總是保持著樸素和誠懇。在他的語調裏總是帶著“我們是在平等地交流，溝通對於我和你都很重要”的含意。而我們每個人總是情不自禁地尊敬他到了把他看作“老大哥”的地步。我覺得，這不完全由於他的領導者的地位，這個地位對他來說除了責任心以外沒有任何伴隨物，他的神態似乎總是在向你懇求：請從另外一個角度看我，平常人的角度。可是，從他身上發出來的光輝，那種令人傾倒的魅力的自然流露，是掩藏不了的。“這是個聖者，是個共產主義使徒”，不知多少次，我在心裏重複我的讚美。
已經是皖南事變前夕了，國民黨政權在加緊對緊鄰皖南的浙江的政治清鄉。進步團體不得不隱蔽起來，屯溪的中國農村經濟研究會皖南通訊處、金華的國際新聞社金華通訊站先後撤離，李友邦主持的台灣義勇隊受到嚴密監視，國民黨憲兵揚言要對他們進行搜查。荃麟當然是他們的第一個目標，是準備隨時下手的獵物。影響很大的《東南戰線》——這個即使在戰前的上海也應當算作第一流的大型綜合雜誌已被勒令停刊，緊接著出版的由萬湜思主編的美術、文學雜誌隻出兩期就被吊銷登記證。柴場巷17號的朋友們先後離去，紺弩去桂林編《力報》副刊，辛勞去上海，林淡秋沒有住好久也回上海去了，雪村去江西。但我們仍然是鎮定的，在義烏的雪峰還常來，駱賓基也常從嵊縣來。高爾基逝世三周年那天晚上，正好雪峰來了，我們還開了個隻有幾個人參加的小小紀念會，雪峰還作了長篇的精彩發言，對高爾基的曆史地位給予科學的全麵肯定。
要來的事終於來了。一天半夜裏，機智地逃脫圍捕的一位地下工作人員泅過雙溪河來向荃麟報信，由於叛徒的出賣，金衢特委機關被破壞，必須立即轉移。於是連夜收拾行裝，荃麟和葛琴由林澗青暗中護送，奔赴福建永安黎烈文處。這個決定太倉促了，已來不及先通知黎，雖然在通信中黎不止一次約他和葛琴來黎主持的改進出版社工作。麥青到桐廬駱耕漠那裏，臨行前囑明我和家裏聯係，彙旅費來讓我離開金華。
黎烈文表現得像一個真正的善良人那樣，毫不猶豫地接納了荃麟夫婦。而且重用他們，荃麟擔任綜合性雜誌《改進》主編，葛琴擔任兒童雜誌《現代兒童》主編。為了保護荃麟，還為他弄到一個“省政府谘議”的名義，有了這個頭銜，特務要對他動手，就得通過省政府了。對於為政治避難而來的文化界朋友，這種急難相助的豪爽行為無疑是值得欽佩的，黎先生不愧為有幸親炙魯迅先生且追隨過魯迅先生的先進人士。
在金華等待了將近半個月，家裏終於彙來旅費，正好林澗青回到金華，要我和他一起回福建。澗青也是福建人，比我大幾歲，已經是很老練的革命者了。經過浦城時，我們停留了三天，高興地看到那裏的一些年輕人在那個沉悶的古城堅持宣傳抗日，宣傳民主、進步，他們還開設了一個出售進步書刊的書店，我們在書店當過兩天店員，參加了他們組織的盛大的宣傳大會。一路上我跟澗青學到不少新知識，他的堅強、機智的品格給我很深的印象。我相信他回到金華是負有使命的，而把我帶回福建很可能是荃麟的囑托。事實上他走後留在金華的朋友們雖然沒見過麵，都給了我極其熱情的幫助，《浙江婦女》和《浙江青年》都發表了我的作品，編《東南日報》副刊《筆壘》的陳向平接連發表我近十多篇雜文，我因此能夠有錢吃飯和付房租，我知道這些也是和荃麟的囑托分不開的。
永安生活條件遠不如金華。改進出版社的編輯部在一個叫蝦蟆村的離城十多裏的山鄉小村。那裏的衛生條件差得很。外地來的人隻好盡可能地要求作為房東的鄉民同意把窗戶開大點或者多開一個窗戶，泥地上灑著厚厚的一層石灰，盡可能“開辟”出一小塊比較適宜於居住的空間。必須成天成夜點著蚊煙，以求多少能驅散“各種各樣的蒼蠅、蚊子”，那地方就有那麼多叫不出名字的咬人飛蟲。買菜和日用品都要走很遠的路。賢慧的葛琴大姐除了編輯事務，還得想方設法處理家務，雇來的鄉下保姆幾乎什麼也不懂，再加上言語不通——那裏的方言真像一般形容的“鳥叫”。而她的最重的任務是護理已有多年肺結核病史的荃麟，困難不單在於沒有起碼的醫療條件，沒有錢，也沒有好醫院、好醫生，最棘手的是荃麟從不願誰把他看成病人，他總是比沒病的人更起勁地工作。他寫文學評論，寫小說，他寫的國際時事專著《論第二次世界大戰》，在東南各省擁有大量讀者，他還寫劇本，他的《麒麟寨》演出遍及東南各省城鄉，他甚至還會畫畫，《麒麟寨》的舞台設計是他自己畫的，他有那麼多寫作以外的工作，誰能相信他有肺病?誰能說他不應該相信自己不是個病人？忘我，能忘我者才是聖徒，所有的聖徒都必然具有這樣的品格，我相信。
永安重逢，發現他更瘦了，臉色有些蒼白，那對閃著理想之光的眼睛卻依然炯炯有神，他饒有興趣地說起浙閩交界處一個檢查站的遭遇，國民黨政府的憲兵檢查行李，拿起一本英文書問他：“這是一本什麼書?”他回答：“一本醫書。”（這時他的身份是醫生）憲兵翻到書前的列寧像，問他：“這是個什麼人?”“是個外國醫生。”憲兵沒有話說了，就這樣通過了關卡。說罷，他像孩子般天真地笑了。我沒有敢問他的健康狀況，葛琴大姐悄悄地告訴我：“不大好。”我們心裏都明白，他至少是應該多休息的，然而他能休息嗎?
改進出版社雖然是官辦的，但黎烈文聘用的絕大多數是正派的文化人，國民黨黨棍、文痞他是不用的，相對說來比較單純，甚至還有盧茅居（《現代青年》主編，當時是閩北特委宣傳部長），卓如（編輯），薩一佛（美編）等幾位誌同道合的革命者。但也不是一點也不複雜，同事中就有表麵上很像朋友但又心存戒備的。荃麟難免不有外地來的朋友，難免不有些交際，有的人就說他是在“活動”，甚至說他是個“文藝政客”。我總覺得對他來說，福建不是久留之地，在改進出版社，不過是暫借一枝之棲罷了。
我一到來，他又得為我操心了，必須給我找個職業。他介紹我去見“工合”（“中國工業協會”的簡稱，主持人是新西蘭的路易·艾黎，據說宋美齡很重視他，因而“工合”容納了不少進步人士）永安分會的負責人張汝礪，但一時難得有地方安排。沒法在永安再等下去，荃麟同意我回家鄉住一個時期，臨別囑咐我“要多加小心”，我把從軍隊裏帶出來一直放在貼身口袋裏的參謀處編印的《衛崗處女戰實戰經驗錄》（油印本，衛崗處女戰是新四軍挺進縱隊在敵後打的第一仗，由陳毅指揮，我很想寫一首長詩）和黃源給我寫的致沙可夫的介紹信（那時我很想去延安進魯藝）留在葛琴大姐那裏請她幫我保管，取道德化、仙遊，回到家裏。憑著我那一點小小的機智，和家庭的雖已中落但仍保有的“大房大族，有錢有勢”的社會地位，總算還能在眾目睽睽之下平靜地過日子，在我的家鄉，我早已是個出了名的不安本分的危險人物了。大約是在1940年的10月或11月間，荃麟來信告訴我，他應宋雲彬、傅彬然之約，即將去桂林文化供應社工作，希望我也設法到那裏去，於是我非常高興地準備動身，不久，又接連收到軍隊裏的戰友寄來的朱、彭總司令，葉、項軍長的通電，事變前夕山雨欲來的氣氛越來越緊張，我終於說服了頑固的父親，皖南事變後沒有幾天，開始了以桂林為目的地的又一次我稱之為“流浪”的長途旅行，一路上走走停停，5月間才到桂林。
那時，紺弩已到重慶去和周穎大姐團聚了，行前，他設法讓荃麟和葛琴先在《力報》安頓下來。《力報》社長張稚琴和總編輯歐陽敏訥都是開明人士，他們讓荃麟擔任主筆，寫社論，讓葛琴接編紺弩編的副刊“新墾地”。荃麟來桂林，進文化供應社，我相信是周恩來安排的。皖南事變前後，桂係在蔣的壓力下，把胡愈之、夏衍、範長江、楊東蓴“禮送出境”，《救亡日報》停刊，國際新聞社停頓，“文化城”突然冷落下來，當然應該恢複它。必須有一個適當的人選來代替不得不離去的核心人物，讓荃麟到文化供應社是非常明智的決定。文化供應社是廣西的官辦出版社，和改進出版社不同的是，這個出版社是桂係和救國會合辦的，創始人是陳劭先和胡愈之。陳劭先，孫中山先生的忠實戰友，當年，蔣介石還是他的部下，後來他成為桂係的高級政治顧問，抗日戰爭前以桂係代表的身份長駐上海與各派政治力量聯係，救國會成立後，他和另一位桂係高級政治顧問、白崇禧的老師李任仁以個人名義代表桂係參加救國會，蔣桂戰爭時，救國會曾派楊東蓴等到南寧表示支持，很可能蔣介石得到有關情報（救國會可是一股不容忽視的政治力量!），馬上派居正去南寧議和。和救國會合辦出版社，是桂係“軍事守勢、政治攻勢”總戰略的一部分。荃麟在《力報》稍作停留很可能是等待救國會與桂係作最後商討。文化供應社的另一個創辦人是胡愈之，包括創建新型出版機構文化供應社在內的、他對中國新文化事業的輝煌貢獻必將永垂青史，編胡先生文集切不可遺漏他寫的《創辦村文化室芻議》，那應該是出版史上重要文獻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