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佛西先生在遵義籌組了一個“文化墾殖團”，準備留在那裏，但是傑人最後還是同意了我的建議，到重慶來了。
重慶，這是一個焦點，鬥爭的焦點，新與舊的較量的焦點，美與醜的生死搏鬥的焦點，我們得用很大的力氣來適應這裏的生活，這段日子對我們來說都是一個極好的鍛煉。
在重慶，要找個職業是很難的。他在重慶附近一個中學裏找到教書的工作。四川農村的生活給他的震動是不小的，他寫了很好的詩寄給了我，但是重慶的出版條件太困難了，我所計劃要辦的詩刊始終沒法實現，這些詩一直放在我手邊。
在鄉下他僅隻呆不到一個學期，後來，他在征求了文藝界一些前輩的意見之後，以驚人的勇敢去編一個官辦小報的副刊了。我知道他有個很能夠應付哪怕是再複雜的環境的本領，但是，如果以為他僅僅是善於應付，是為了保護自己而善於應付那就大大的錯了，他在那個副刊上辟了個專欄叫“偶語”，用“棄市”筆名寫諷刺雜文。當然，沒有好久，這個副刊編不下去了。
他在1944年初文化界要求民主的宣言上簽了名，這個宣言在當時的民主運動上產生過不小的作用，國民黨反動派手忙腳亂急急忙忙也搞個什麼宣言，開動他們的宣傳機器進行造謠……不用說，在宣言上簽名的是自己向他們提供了他們所需要的“黑名單”了，這不是不需要勇敢的，然而對於他，還用得著提這個嗎？
毛主席到重慶來了，有一天晚上正好來到他工作的那個地方看戲，這是蔣介石假惺惺地辦的一個招待晚會，這個晚會使傑人大大的氣憤了，他認為他所敬愛的毛主席在晚會上受到了冷落。
“他媽的，蔣介石一來，他們發狂般地鼓掌，喊萬歲!這是故意做給毛主席看的!”
我為他的天真感到好笑了，我說：“難道你不知道，向蔣介石喊萬歲的，也就是這麼些人了，就算喊得再響，也不算什麼!”
“這個我當然知道，可是總覺得……”
“不平吧，這值得嗎?……”於是大家笑笑。不過，他心裏還是留下那個直覺給他的“創傷”的。他和我一樣，總覺得作為一個普通群眾熱愛真理與光明的象征的毛主席是最稱心的事了。中蘇文化協會舉行酒會的那天晚上，我們守候在門外，直到看到毛主席出來，向著我們每一個人揮手致意，我們一次又一次地談到我們得到的感人印象，唉!這年輕時代的美好回憶嗬!
不久，日本投降了，我急急忙忙趕回廣西，去尋找我那失散了的家人，傑人輾轉到了香港。
我常常想，戰爭養育了我們這一代青年人，但戰爭本身是殘酷的，他給我們的條件是太苛刻了。戰爭也限製了我們這些人，人們常說，溫室裏的花朵是經不起風雨的，但頻繁的狂風暴雨，難道不也摧殘了不少曾經開放在荒原上的花朵，阻礙了花朵的生長……想想看，從和傑人相識算起吧，短短的幾年間，經曆了多大的動蕩啊，往往，你費盡力氣把一件事情做得差不多快要開始了，於是又是一個大動蕩，於是又得一切從頭做起，更何況我們又都是那麼幼稚，弱小……
戰爭結束帶來新的形勢，朋友們都到上海和香港去了，我還留在桂林。從通信中和朋友們那裏我多少知道一些他的情況。
他不是一個容易受誘惑的人，但是，如果人們從藝術這一方麵來誘惑他，事情就難說了。他香港的那段經曆引起我許多聯想，他的愛情是既順利又不順利的。初到桂林時，我知道他確實愛過一個姑娘，卻始終沒有得到她的愛，原因不在他們兩個人身上。有多少次，我陪他一起到桂林那條幽暗的小街上，隔著在夜色裏隱隱閃光的一口小小池塘喊著那位姑娘，而她那爸爸，一個老中醫，又那麼嚴厲……後來他一直想念著那個姑娘。在香港，他邂逅的那位女士，是有較高的文化教養的，喜歡談羅曼·羅蘭，談貝多芬（這也正是傑人喜歡談到的）。於是他著迷了，直到有一天，他在她家遇到一位外國紳士……也許，那位女士曾經多少喜歡他那種“野氣”吧，誰知道。有時魯莽不也很有趣的嗎?盡管他在愛情生活上是大膽的，近乎魯莽的；是他第一次帶我到小張家去的，他大搖大擺地跑到小張房裏去，以至小張的姑媽不得不急跟上樓來一個客氣的逐客令……那以後，我隻好在大門外小聲地叫……
後來，他參加北撤的東江縱隊，乘船北上了，他沿著這條路走下去，是很自然的。在重慶的時候，有一次何其芳到文協宿舍來，他就曾提出過要到延安去，但是那時去延安的交通條件太困難了，拖延下來了。這一次是了他的宿願了。聽說，他在船上（國民黨故意派的登陸艇）表現得非常好，編快報，工作得很出色，誰想得到呢，他竟患了病，並且就這樣結束了年輕的生命。
我們曾經喪失過多少個多麼好的人嗬，他，一個黨的優秀文藝戰士，一個我們時代的傑出詩人……想到這裏，我們是不能不珍惜我們的今天了，我們的今天是他們用美好的生命為我們爭得的，而在我們自己的身上，留下了他們美好生命中最美的素質，使我們能夠生活得更為充實有意義些。
死者幫助我們生活，這是人生最好的詩了。
1979年7月7日、12日初稿，16日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