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在報社擔任總編輯的莫乃群對他就很好。
莫老居然請我們去“飲茶”了，按照廣東式風格，這是一種很友好的優遇了。
莫老很穩重，不多講話，但表現了對他非常地真摯。有很多地方是他帶我去的，他給我介紹了那些引人深思的“文化紀念地”，他自己住的那間房就是個紀念地，艾青在這裏住過。
“他什麼都沒有，這裏（門背後）一隻釘子，他的牙刷掛在這裏……”
似乎，除了牙刷，艾青真的什麼都沒有。
他和我一起走過的地方，會有一些叫人吃驚的發現。
“這裏，國際新聞社就在這裏……”
桂南路人行道樹蔭下，一家門麵整齊的大書店。
“看，‘韓康的藥店’……”
國民黨反動派在皖南事變時，把生活書店封閉了，自己在那裏開了家什麼國防書店，於是，真正叫門可羅雀了，靜悄悄的，沒一個人上門。紺弩寫了一篇《韓康的藥店》，這個好名字就成了法西斯文化統治的代稱了。
他指給我看一堵大牆上殘存的大宣傳畫，隱約可見。
“是陽太陽畫的，他那時也在國防藝術社……”
看得出，那是用現代畫派的手法畫抗戰初期的那種誇張得很的漫畫，那時候似乎沒有正規的宣傳畫，大家都這麼畫。
他給我介紹許多詩人，桂林詩人真多啊。
“你知道周為吧，他和胡明樹也一起辦‘詩’的。”
周為的詩是寫得很謹嚴的，我愛讀他的一些詩，他和我一道去拜訪周為，我記得他家裏掛著肯特的木刻“倚桅人”，他有個標準的運動員體格，一副漂亮的電影明星式的臉龐，講起話來像個外科醫生似的。
他和我一道遇到陳邇冬，其實我已見過邇冬了。
“你喜歡他的詩嗎?”
“我喜歡他的《空街》、《我不怕怪》。”
他點點頭，畢竟，詩就是創造啊，可是，邇冬那樣子啊，向後梳的長長的頭發，淡綠色的眼鏡，卻有些像個有一肚子秘方的郎中先生。
和我一樣，他最喜歡艾青的詩，並學著艾青，但我們也愛各種風格的詩。
他的詩和他的人一樣率真，語言是質樸而有著令人感到親切的口語美，能夠毫不費力地把人吸引住。
他寫詩，寫別的新聞報導什麼的，都那麼快，這個小鬼，真不知哪裏學來的本領。當他把一根煙咬進他那厚厚的上唇和成為強烈對比的下唇之間，一隻眼睛睜得大大的而另一隻眼睛（為了抵抗那直線上升的綠的煙柱子）微微閉起時，手裏的筆就迅速地一直往下寫去了。
他可以說是多產的，我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少些，精練些，深些，他同意了我的看法，但在藝術上我們走得更靠近，是兩年後的事了，那一年（一九四二年）年底，他在我編的《半月新詩》上發表的《年輪集》是一個很好的轉折點。
那一年秋天，他的第一冊詩集《今之普羅米修士》出版了，接著出版第二冊詩集《伊甸園外》。在這個時候，像一切藝術家在成長過程中必然遇到的那樣，在藝術的追求上他產生了苦惱，他對他自己的作品開始懷疑，甚至厭惡了。
我認為這是正常的，同時我提醒他，他的詩裏有著他自己優美素質的有著那麼一個高於生命力的內核，問題是要讓它生長起來，把詩的根須深入到生活的土壤裏去。這時候他已經寫出《年輪集》這樣的詩了。
表麵上誰也看不出這小夥子是在為藝術而苦惱著。
他給人的印象是無憂無慮的，調皮的（但不是個愛搗蛋的）小夥子。
他的整個相貌和體型，有趣得很，總是叫人想到外國影片裏的頑童，正方形的臉上，生著雀斑，有點狡黠的眼睛，額上那麼大的一個疤痕，從那寬闊的嘴裏，人們得有聽一頓亂七八糟的瞎說的準備，加上他那個手舞足蹈的習慣，那雙長長的手臂和大大的手掌，加上他那件被詩人韓北屏稱為“輝煌的”皮短大衣……然而這最初的印象是不會維持很久的，幾乎同時，你就會為他的整個熱誠、坦率、天真的精神麵貌所吸引，你知道你的第一個印象是個錯覺，你被他吸引了。
太平洋戰爭以後，從香港回來了許多文化界人士，桂林的繁榮，包括這時已經恢複並有所發展的進步文化的繁榮，已到了頂點，然而，在這最繁榮的時候卻少了傑人，他到南寧去了，他的心情我是理解的。
也許是早熟的一種表現吧，我們那時候的年輕一代作者們幾乎都是早熟的，盡管表麵上有多大不同，但思想上和感情上都是“少年老成”的了。我知道傑人要離開這個花花綠綠的城市，為的是站開一些，要從遠處，從另一個角度來觀察文藝界，觀察詩壇，同時觀察自己，從中為自己的藝術道路定下方向。
因此，我們在從廣西到四川的流亡路上重逢時，遇到已成熟的他時，我並不覺得奇怪，這時候我們所談論的仍然是“新詩怎麼走”，他給我看了他的新作，杜甫風的沉鬱，對現實的暴露性（從最好意義說的暴露）的刻畫，確實隻有那個時代的二十多歲的青年詩人才寫得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