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憤青經濟學：愛國成了買賣 2.民族主義是筆好買賣
魯迅那個時代，曾有一個落水狗要不要痛打的爭論，今天，我們遇到一個落水狗要不要救起的激辯。那是去年由牛根生的萬言書《中國乳業的罪罰治救——致中國企業家俱樂部理事及長江商學院同學的一封信》引出的話題。這封萬言書說，蒙牛乳業股價暴跌導致抵押給摩根士丹利的蒙牛股份價值大縮水，蒙牛有可能被外資收購，作為民族乳製品企業的蒙牛，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渴望民族陣線的救援。
蒙牛之所以引起救與不救的爭議，皆因牛根生稱蒙牛是民族企業，“最後即使白送了弟兄們，也絕不願被外國人買走”。一家企業一旦跟“民族”攀親附友，跟國家利益前途掛鉤，它的生死存亡當然就不是一個企業、一個企業家的事情，也是整個民族、整個國家的事情。作為這個民族與國家的一分子，豈能袖手旁觀，如果拿不出錢來接濟牛根生，以共度時艱，至少可以每天一斤奶，強壯蒙牛人，用自己的力量來支持和幫助老牛。
然而，牛根生這招“攀民附族”的手法，蒙得住狂熱的民族主義者，蒙不了我，我要努力把“不救牛根生”的道理講清楚。
首先，蒙牛是一個民族企業嗎？有大量的媒體報道證實，全稱為“中國蒙牛乳業有限公司”的蒙牛，是在開曼群島注冊成立的有限公司，有論者剝皮抽筋般地考證出，“不管從什麼角度來看，蒙牛股份都不是一家中資公司，而民族企業也不過是一個幌子。”又據了解，蒙牛上市之前，與摩根士丹利有一個對賭協議，假如有一天外資係真的可以輕鬆地增持“蒙牛股份”的股權，從而攤薄牛根生對蒙牛的控製力，架空牛根生，甚至收購蒙牛，蒙牛豈不從一個“民族企業”變成了一個“漢奸企業”？那我們是不是出於民族的情感，拒喝蒙牛牛奶，又是不是該痛打蒙牛而不是救起蒙牛？
退一步講，我們不妨就視蒙牛為“民族企業”吧，那麼，一個口口聲聲宣稱自己是“民族企業”的企業，竟用含有三聚氰胺的、讓嬰兒腎結石的產品來“服務”他的民族與國民，有什麼值得驕傲與高興的？作為民族主體的人的生命更重要，還是一個虛擬的集合更重要？我想，一個企業要想成為一個民族企業，最最首要的一條，是將最基本的企業責任擔當起來，給國民生產安全放心的產品，其實這是任何一個在市場中求生存求發展的企業（管他民族與不民族）都必須首先回答並要做到的。如果連這個最基本的要求都達不到，已經是一個“不良企業”了，說自己是民族企業難道不覺得臉紅？如果真像牛根生所言，“國家與國家的競爭，戰爭年代靠軍隊，和平年代靠商隊”，參與國際競爭確需依靠民族企業，那麼連自己國民的生命健康的責任都負不起的民族企業，如何到國際上去跟別國企業競爭？倘若我們真的要保衛民族企業，首先是民族企業要保衛我們的安全。
資本與貨幣固然可以是一場戰爭，但現代公司製度告訴我們，股東的民族背景並不等於公司的政策。經濟全球化的浪潮中，我們可以跑到國外去收購別人的企業，別人也可以跑到我們這裏收購中國企業，隻要符合市場規則，合法合序就行了。由於資本的互相滲透，跨國企業的“世界企業”色彩遠勝“民族企業”的色彩，憤青死死地抱定純而又純的“民族企業”夢想是很傻很天真的。如若想要純而又純的“民族企業”，就不要吸引外資，地方政府也不要拚命地招商引資，關起門來造“民族企業”好了，可是這樣行麼？以“民族企業”的旗號來阻止並購，真讓人懷疑這個社會是不是在搞市場經濟。
在市場裏麵，一個企業誕生或是消亡，不過是優勝劣汰的市場規律作用的結果，除非跟自己利益攸關。一個企業因為產品安全而遇到危機，最終關門倒閉，也屬市場選擇的結局，是再正常不過的事了。蒙牛危機變成了一場救與不救的全國爭論，就在於我們不是把它放在市場的前提下去討論，而是陷入民族主義的議題之中繞不出來。於是，一個本來簡單的問題搞複雜了。
“救牛派”的一腔民族情感看起來是很感人的，用在“民族大義”也許管用，將“民族企業”的“民族”外衣脫光，就未必管用了。民族嘛，可以套用“兒不嫌母醜”，管他好與壞、美與醜，總歸是有感情的。不過，俗話說，“親兄弟，明算賬”，在市場裏，人多是理性經濟人，講無償的投資恐怕總難持久的。當一個企業，哪怕是一個民族企業，它不能讓人互利互惠，你不斷地投入感情與利益，它卻不斷地回報你傷害與失信，你就是有再大的耐心也是堅持不了多久的。
事實上，消費者與企業是平等的買賣關係，國家沒有哪部法律說，企業要倒閉了，消費者必須來拯救，消費者有什麼責任與義務要拯救，何況是一個傷害了自己身體與利益的企業？相反，一個企業有責任與義務來拯救它所傷害了的消費者，這才是正道。換句話講，那些吃了毒奶粉的嬰兒的家長有權利要求牛根生來救他們，而不是倒過來！是牛根生懺悔、賠罪、賠償，而不是扯個民族企業的旗號出來，讓消費者一下子反倒覺得虧欠了牛根生什麼似的，這樣的邏輯豈止是太荒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