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因富國大廈改造遷移，培羅蒙也跟著到東京北青山開店。1964年，奧運會在東京舉行，世界各國的運動員、觀眾紛至遝來，一批又一批的團隊遊客被培羅蒙高級的麵料、精湛的工藝、周到的服務、適中的價位吸引過來，紛紛量身訂製西服。戴祖貽夜以繼日，有時通宵達旦，將成百套培羅蒙西服如期送到客人手中，從中獲得了一筆可觀的利潤。
1969年，許達昌將所有在日本的“培羅蒙”資產轉讓給戴祖貽。戴祖貽沒有辜負業師期望，百丈竿頭，更進一尺。麵對豐厚的經營利潤和社會上的知名度，戴祖貽並不沾沾自喜，故步自封，而是立誌攀登世界西服的高峰。他經常“忙裏偷閑”，出國考察服裝市場，到產地采購材料，學習先進工藝，並與日本服飾市場聯姻，將培羅蒙作為交流平台。培羅蒙在日本第一家經銷獲英國女皇嘉獎的Aquaotum(名店)大衣和西服，原定一年推銷200件，後來超過2000件。其中有麥克阿瑟穿的雙邊眼大衣、電影《魂斷藍橋》男主角穿的大衣等等，專門設置櫥窗陳列，銷路很佳。更難得的是還經銷意大利Balvest出品的名牌西服，取名Bailitti，一年定製數十套，價位每套20多萬日元，培羅蒙成為日本西服業的領頭羊。培羅蒙先後為美國總統福特，日本部長大臣及商界領袖，20多國駐日本大使，體育、電影明星等精製了數以萬計西裝，在世界服裝界享有極高聲譽。戴祖貽的名字伴隨“培羅蒙”品牌，飛向世界。陳守義主編《寧波幫與中國近代服裝業》，中國曆史出版社2005年版。
十二、“汗衫大王”任士剛
汗衫原本是19世紀末的舶來品，當時市場上出現的洋貨針織內衣，被人們視為日常生活中可有可無的奢侈品，後來才慢慢發展成大眾日用商品。在汗衫發展史上，寧波人寫有光彩的篇章。抒寫這一篇章的是慈城人任士剛，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上海，他被譽為“汗衫大王”。
任士剛1896年出生於江北區慈城鎮下橫街（今民生路）任氏老屋。任氏為慈溪世族，在城內有泰豐木行、泰豐錢莊等產業，家資頗豐。因此，任士剛從小受到良好的教育。1924年，29歲的任士剛畢業於香港大學土木工程係，獲碩士學位，由校方介紹到上海英商怡和洋行任建築部監工職務。當時全國反帝、反封建浪潮逐步高漲，各界民眾展開了“抵製洋貨，使用國貨”的愛國行動。任士剛看到上海針織品市場長期被法、日等國的洋貨所占領，決定辭職，自籌資金辦針織廠，創立國貨商標，與洋品牌爭奪市場。於是他聯合羅慶藩、楊光啟、錢箕傳、梁悟庵等四位同學集資2萬兩白銀，組建了一家名叫“五和”的針織廠，廠址就建在當時的上海愛文義路（今北京西路）永吉裏。所謂“五和”，意為“五個老板和氣生財，團結致富”，任士剛兼任總經理。
1928年，成立四年的五和針織廠終於創立自己的品牌產品——“鵝牌”汗衫。在當時“抵製洋貨，使用國貨”的風口浪尖，“鵝牌”汗衫一成品牌，便走出上海，風靡全國。而且由於引入進口機器，科學管理，技術改造，質量一點也不比洋貨差，已完全趕上日貨。廠房也因此搬遷至許昌路進一步發展，職工增至100餘人。
此時任士剛顯出寧波人在外創業特有的本色。首先他想到依法保護“鵝牌”商標名稱與“五和”企業名稱，他向當時民國政府主管部門申請商標注冊，為預防日後被人仿冒，分別注冊了有一隻鵝、兩隻鵝和五隻鵝的商標。另外，還先後注冊了“金鵝”、“銀鵝”、“天鵝”、“藍鵝”、“白鵝”等一係列與“鵝”有關的商標名稱，以及與“五和”廠名讀音相似的“五禾”（由五棵禾苗紮在一起組成“五禾”商標圖案）、“五荷”（由五朵荷花聯結在一起組成“五荷”商標圖案）等商標。任士剛這種強烈的商標和企業名稱保護意識，在當時上海的企業家中是極為少見的，也很有遠見。
在注冊商標的同時，任士剛又一手策劃了產品的廣告宣傳，在南京路澆築了五隻姿態各異、栩栩如生的大天鵝，引得過往行人駐足觀看，成為當時南京路上一大景觀。為加大品牌的國內知名度，鵝牌汗衫的廣告宣傳開始逐步延伸到周邊城市，如在紹興蘭亭、杭州西湖等地大力宣傳鵝牌汗衫。直到1937年抗戰全麵爆發前，五和針織廠還經常在上海等地的報刊上采用與眾不同的廣告宣傳手法，來提高“鵝牌”的社會影響力左旭初《“鵝牌”的廣告曆史》，《品牌》2001年第11期。。
1931年，五和廠在大獲佳譽的基礎上，又創製成功60支麻紗汗衫，產品供不應求，且大量出口南洋、泰國各地，名聲大振。任士剛由此出任中國國貨公司董事長。1932年“一·二八”事變，五和廠地處戰區虹口，一度停工，但任士剛運籌得法，且社會提倡國貨趨勢日甚，五和廠走向全盛，年生產額達200萬元以上，職工發展到900餘人。
1937年抗戰全麵爆發，日軍侵占上海。一向以“使用國貨，抵製洋貨”為己任的五和針織廠，便成為日商的眼中釘。此時的任士剛又顯出寧波商人的愛國情懷，他在《申報》上刊登了一篇題為《外感與外侮》的“鵝牌”廣告文章，文中寫道：“鵝牌衛生衫可防止外感，吾人從人身的外感，便想到國家的外侮。國人應精誠團結，共禦外侮。”別有用心的日商抓住這些詞句，雇傭和挑唆一批日本浪人，放火焚燒五和廠，使五和廠幾乎陷入絕境。幸虧任士剛早有預見，已在康定路設立五和二廠，尚能維持生產，逐漸恢複元氣，才免予倒閉。但是任士剛因氣憤過鬱，加之精力消耗太甚，於1939年身患高血壓、心髒衰弱以致半身偏癱。1945年抗戰勝利後，任士剛身臥病榻，指揮“五和”廠重建，因過於勞累於次年病逝於上海寓所，享年51歲。同年，一代“汗衫大王”魂歸故鄉，安葬於慈城北門大廟山麓。1958年，因慈城建造水庫，墳墓又遷葬於慈城黃夾嶴公墓。該部分內容來自“鎮海新聞網”之“寧波幫人物”。有改動。
十三、“水泥大王”張敏鈺
張敏鈺1913年出生於今寧波北侖霞浦街道霞南村。由於家境清寒，張敏鈺9歲才上私塾，可第二年就因交不起2塊銀元的學費而麵臨失學的危機。家裏無錢，又想上學，張敏鈺決心自己來掙學費。於是他向一位同學的父親賒來一隻西瓜，放在井水中涼透，均勻切成16片，然後拿到路邊的涼亭去叫賣，每片3個銅板。過路的商旅、挑夫，或是出海歸來的打魚人，天熱難耐，紛紛買他的西瓜，居然賣得48個銅板。於是他趕快跑去付清瓜錢，所得餘錢夠買一個就買一個，買不起就再賒一個，一天下來，居然淨賺了50個銅板。當時300個銅板等於一塊銀元，一個熱天的西瓜賣下來，2塊銀元的學費早就掙夠了。14歲那年，張敏鈺輟學去上海學生意，從學徒、跑街做起，20年間創辦起悅新紡織廠等多家紡織企業，並在南京、杭州、寧波、定海等地設立多家聯號。1949年去台灣後相繼創辦中國悅新紡織廠、嘉和麵粉廠、嘉新水泥公司、益新紡織公司等企業，尤其是1954年創辦的嘉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為台灣第一大水泥廠，成為島內著名的實業家。
1993年，張敏鈺與上海建材總公司及上海港務局合資籌建上海嘉新有限公司，總投資1700萬美元，嘉新水泥持股54%。1994年，張敏鈺又在上海合資籌建三家公司，分別是上海嘉環混凝土公司、上海伊通公司、上海長新船務公司，總投資達5200萬美元徐琴《幾經沉浮的商界奇才張敏鈺——台灣近代工商業發展紀實之三》，《經濟參考報》2009年3月20日。。當時盡管海峽兩岸尚未“三通”，嘉泥集團卻早已未雨綢繆，在廈門港建成“嘉新水泥中轉站”，同時在基隆、台中、高雄三港興建大型水泥庫。1998年初，嘉泥在大陸生產的水泥開始回銷台灣，全年30萬噸。這些水泥，來自嘉泥獨資經營的江蘇京陽水泥廠。“京陽牌”水泥從此源源不斷地流向海峽彼岸，乃至東南亞市場。
事業成功之後的張敏鈺更是不忘造福桑梓。1945年，張敏鈺事業稍微有成，便出資聘請上海紅十字會的醫生到家鄉霞浦設立臨時醫院，為有病的鄉親治療瘧疾，並創辦醫院，這就是今天寧波霞浦醫院的前身。1989年後，張敏鈺開始捐資家鄉公益事業，如修橋築路，資助教育，關愛殘疾人士，擴建霞浦醫院，興建霞浦小學和中學、柴橋小學、中學教學樓和綜合樓等。因為他為家鄉經濟建設和教育事業發展所作的貢獻，寧波市人大授予張敏鈺“榮譽市民”的稱號。
十四、“紅頂商人”王寬誠
王寬誠（1907～1986年），鄞州區古林鎮人，出生於江蘇靖江。15歲時進入寧波江東啞巷永豐豬行當學徒，後又在江廈街源吉錢莊、寧波泰豐麵粉廠任職。1932年任寧波泰豐麵粉廠采購主任，1935年在江東泥堰頭與人合營維大鼎記麵粉行，任經理。未及兩年，擴設分號6家。1937年去上海開設維大洋行，經營麵粉、罐頭食品、呢絨、木材等進口貿易，與人合營永興地產公司、祥泰輪船公司、中國鍾廠。抗戰爆發後，認購公債法幣22萬元，並投資開張中國國貨公司。日軍占領上海租界後，前往四川重慶。抗戰勝利後返滬，恢複擴展維大洋行業務，設分公司於香港、倫敦、紐約等地。1947年遷香港，經營地產業致富，增設公司企業數十家，經營金融、地產、建築、船務、百貨等貿易，擴展美國、加拿大等地商務。曆任幸福企業集團董事會主席，香港中華總商會副會長、會長、永遠榮譽會長，兼香港10餘家公司名譽會長、董事、主席等。1949年，應邀參加開國大典。後認購人民勝利折實公債21萬份。抗美援朝時捐獻一架飛機款和其他物資。並先後捐助香港及內地20餘所（家）學校、社團。1963年，捐資100萬元人民幣創建寧波東恩中學、小學。1980年，與俞佐宸一起倡議成立甬港聯誼會，任香港甬港聯誼會會長，後任名譽會長。1984年，捐資建東恩中學寬誠實驗樓，設寬誠獎學金。捐百萬元助建浙江樹人大學。又資助上海工商學院、廣東暨南大學、寧波大學等。1985年，出資1億美元，成立王寬誠教育基金會，為國家培養高科技人才，對中國大陸、台灣及港澳學者出國攻讀博士學位、博士後研究及學術交流提供資助孫善根編《鄞縣籍寧波幫人士》第201頁，中國文史出版社2006年版。。
王寬誠曆任中國民主建國會中央委員、中華全國工商聯第五屆執行委員、中國國際信托投資公司董事、上海工商學院校董會名譽主席、廣東暨南大學校董事會副董事長、寧波市殘疾人福利基金會名譽理事長、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谘詢委員會執行委員會副主任等職，是第四、五屆全國人大代表，第二、三、四屆全國政協委員，第六屆全國政協常委。1986年12月在北京病逝寧波市政協文史委編、王耀成著《王寬誠研究》，中國文史出版社2007年版；亦可見金普森、孫善根主編《寧波幫大辭典》第50頁，寧波出版社2001年版。。一代傑出的社會活動家與愛國商人為後世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財富和物質財富。
十五、“醫藥大商”黃楚九
黃楚九（1872～1931年），浙江餘姚通德鄉黃竹浦人。著名思想家黃宗羲為黃氏第十七世孫，黃楚九為黃氏的第二十五世孫，是黃竹浦黃氏李家塔支下三壽房後裔，自幼學醫，他的父親繼承祖傳的中醫眼科，行醫為業。
黃楚九15歲時，其父積勞成疾而死，家庭經濟陷入極度困苦之中，僅靠母親為人診治小病小痛、給人幫工的收入糊口。16歲時，黃楚九揣著祖上傳下的一本藥書來到上海，在城隍廟的春風得意樓前擺起了藥攤，按照書中的藥譜賣起了藥丸。在這裏，黃楚九的藥攤生意越來越好。他愛動腦筋，漸漸就悟出了出奇製勝的經營之道。當他成年後，在母子倆的克勤克儉下，用稍有的積蓄在上海舊城區開設了“頤壽堂”眼科診所，仍以祖傳眼科行醫，並兼行西醫，集售中成藥及西藥王永傑等編《商海巨子——活躍在滬埠的寧波商人》第93頁，中國文史出版社1998年版。。
黃楚九在1905年推出了第一個本牌藥——艾羅補腦汁，用以安神健腦，並把中藥西式包裝。過去從中藥鋪買了藥自己煎或者由藥房代煎，而艾羅補腦汁替你煎好了，用瓶子裝好，用不著患者自己拿回來再煎，這對於推廣銷路方麵頗為便利。因此，艾羅補腦汁就賣得出奇的好，黃楚九的中法大藥房門庭若市，銷售額不斷攀升，日進鬥金，獲利頗豐。
1923年，黃楚九又推出了一款新藥——百靈機。對於百靈機，他沒有遵循常規的“薄利多銷”原則，而利用了顧客“便宜無好貨”的購物心理，不僅把價格定得偏高，而且展開凶猛的廣告宣傳，上海各電影院的每把座椅的靠背上都張貼有“百靈機”的廣告，使得凡是到過電影院的人都知曉“中法藥房”有專戒鴉片的新藥“百靈機”出售。由此渠道使得百靈機的銷路大大暢通，獲得了豐厚利潤。很快，黃楚九便擁有了本牌藥100多個，成為上海民族藥業的翹楚，也成為上海灘鼎鼎有名的大“滑頭”。
在這一時期，黃楚九的藥業成了托拉斯，旗下有21個醫藥企業，憑借這個龐大的藥業集團，黃楚九穩穩地坐住了上海新藥業大王的位置。1927年，上海新藥業工會成立，黃楚九當選首任主席。
黃楚九不僅在創辦實業及經營方麵有著極為豐富的經驗，在愛國、維護國家聲譽及個人氣節方麵，也有著值得後人稱道的地方。辛亥革命後，為了抵製日貨，他不斷推出新產品與外商抗衡。當時，日本人製造的“翹胡須”仁丹壟斷了中國市場，黃楚九便以“諸葛行軍散”古方研製成“龍虎人丹”，並另創造“龍虎公司”專門製銷，與之展開競爭。他一麵大作廣告宣傳，一麵采用賒銷和擴大批零差價等辦法，使得“龍虎人丹”的銷路迅速拓展，取代了日本的“翹胡須”仁丹。
黃楚九愛國愛實業，也不忘憂民。他出資創辦的“明濟眼科醫院”（後改為黃楚九醫院），給貧困患者施診給藥不取分文，所以常為窮人稱道。
黃楚九是民國時期上海商界奇人，一生創業橫跨諸多領域，時人稱他為“百家經理”周興華著《寧波幫誌（文化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年版。。到20世紀30年代初期，黃楚九所開辦的企業有名冊可查的就有54家，實際上這並非黃楚九企業的全部，還有一些企業今天已經難以稽考。但這種超負荷的經營以及受當時世界經濟危機的影響，企業經營開始出現虧損。但是黃楚九又不肯與黑社會組織來往，更不肯加入幫會組織，在政治上沒有強權靠山，以致樹大招風，遭到排擠。而後，他負債達300多萬，所辦的企業先後倒閉。他也因之焦慮怨恨，終於一病不起，於1931年1月19日病故於上海，年僅59歲。黃楚九死後，債權團將其企業資產全部拍賣，償還債務。其名下的世界遊藝場也被青幫頭子黃金榮吞占，成其私產。
黃楚九的一生曆經坎坷，大起大落，猶如一顆閃耀的流星一閃而過，但他在近代醫藥行業和娛樂業所作出的貢獻仍值得紀念。他獨特的經營之道值得後人研究和學習王永傑等編《商海巨子——活躍在滬埠的寧波商人》第93頁，中國文史出版社1998年版。。
十六、“地產大王”張濟民
張濟民是著名美籍華人實業家，原籍鎮海貴駟王家橋村，出生於上海。早年就學於寧波，父親是個旅滬“寧波幫”，在上海城隍廟附近開一家小土產行，專營四川榨菜。張濟民1920年6月2日（農曆四月十六）出生，是家中長子，但隻上了5年小學，就被迫在店裏學做生意。1936年，年僅15歲的張濟民隻身闖南洋，乘輪船遠赴新加坡謀生，隨身隻帶著20甕榨菜——這是父親交給他外出創業的全部資本。在新加坡，張濟民備嚐艱辛。經多年奮鬥，事業終有所成。後又在廣州沙麵開設“大華貿易行”，並在香港從事貿易活動。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張濟民攜帶2萬美元本錢和其弟張濟仁到日本尋找商機。到日本後發現，戰敗的日本到處都是傷兵，藥品非常緊張，於是他決定改行，創辦了日獨藥品株式會社，主要代理德國先靈藥業公司的藥品，後改組為先靈株式會社，任大阪總部經理金普森、孫善根主編《寧波幫大辭典》第127頁，寧波出版社2001年版。。一開始企業的員工隻有3人，後來發展到超千人的規模。企業資本則由原來的3萬美元激增到3000萬美元，總公司與分公司共33處，一舉成為日本當地最大的外資企業。
1972年，張濟民帶著2000萬美元離開日本，移居美國舊金山，在舊金山先後創辦偉士利企業有限公司、華聲廣播電視公司、西湖投資開發公司等，商業上的經營成功使他獲得“灣區首富”、“加州地產大王”之稱。
張濟民的一生不僅是艱苦創業的一生，也是愛國愛鄉、不懈追求的一生。成為“灣區首富”、“地產大王”之後，他仍不懈地追求振興中華之夢。張濟民曾出任美國華商總會和新中國教育基金會的首任會長；促使上海與舊金山結成友好城市；獨立創辦美國華人社會中全力宣傳新中國的“華聲電視”；還是較早投資西部開發的境外企業家之一，早在20世紀90年代初就在內蒙古包頭投資，至今累計金額已超過4億元。張濟民愛國愛鄉的一生不僅是“寧波幫”精神的一個縮影，更是一筆不可多得的精神財富詳細內容可參見戴光中著《夢的追求：張濟民傳》，人民文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十章文化藝術
第一節戲曲
戲曲是寧波人民最喜愛的藝術形式之一。“村裏來了灘簧班，男的忘記落田畈，女的忘記落灶間”，長期流傳在寧波民間的這句順口溜形容的是當地演出戲曲時，台下觀眾如癡如醉，以至於忘記了幹活的場景。寧波曆來就是戲曲盛行的地區，既有土生土長的甬劇、姚劇、寧海平調等地方劇種，也有昆曲、京劇、越劇、杭劇等外來劇種。曲藝主要有四明南詞、寧波走書、蛟川走書、四明宣卷、唱新聞等。
目前，寧波市地方劇種尚存甬劇、姚劇、平調和甬昆等劇種。
一、地方戲曲1甬劇甬劇是用寧波地區方言演唱的戲曲劇種，屬於花鼓灘簧聲腔，俗稱“寧波灘簧”。它是清乾隆後期，在田頭山歌、“唱新聞”的基礎上“唱新聞”是寧波的一個古老曲種，在寧波市的鄞州、鎮海、北侖、奉化、象山一帶十分普遍。過去從事新聞演唱的都是盲男聾女，沿街敲打坦鑼竹鼓，向納涼的人們招攬賣唱。歌唱的“冒頭”歌詞一般為：“天上星多月不明，地下山多路不平，朝廷官多出奸臣，百姓人多出新聞。說新聞，話新聞，新聞出在哪一村？”所以這些盲人的職業便被人們稱為“唱新聞”。“唱新聞”演唱內容多是當地流傳的古今故事和社會新聞，貼近生活，且用方言俚語說唱，通俗易懂，很受群眾歡迎（詳細內容可參見張行周編《寧波風俗叢談》第251頁，台灣民主出版社1973年版）。該曲種今天在象山一帶仍然存在，並被列入浙江省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對象。，吸收馬燈調、四明南詞等民間曲調，同時也受到“蘇灘”的影響，而逐步形成發展起來的。
甬劇最早在寧波及附近地區演唱，當時稱“串客”，每逢農村舉行市集或廟會，表演者往往被邀請去作業餘性演唱。由於“串客”唱詞、說白帶有濃重的鄉土氣息，唱腔輕快流暢、優美動聽，表演樸實生動，受到鄉村人們的喜愛，演唱活動範圍從鄞縣、奉化擴大到鎮海、慈溪及舟山等地。鹹豐十年（1860年）前後，“串客”進入寧波城區，演出於茶館、地場，表演漸趨細膩，音樂唱腔也逐漸豐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