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春詠魚 一封一九四九年的舊信
2005年初夏，鬱風、苗子來電話，告以收到一封誤投給他們的郵件，說寄給我看看，可以做寫雜文的材料。
原來是，石家莊有位退休的王維平先生，愛好書畫收藏，在2000年收到信劄七頁（沒有信封），結末署名“苗δδ”，因是豎寫，兩個圈圈被王先生誤認為“子”字，遂以為寫信者是“苗子”，並推測為黃苗子。後來聽說鬱風在文史館工作，便把複印件寄到中央文史館轉交，“看看是不是黃老親筆信劄”，如經確認，當“物歸原主，了卻我的心願”。
這是一封長達七頁，兩千七百來字的信，用“冀東行政專員公署信箋”（豎十三行）毛筆書寫，下款注明“十二，廿一”，另有鋼筆“一九四九”，或是收藏者王先生所標。
寫信人苗某自述生年40歲，如健在，今年當臻百歲了。他說“合省後我奉命來省府民廳工作”，應是從冀東行署調到河北省民政廳。從行文口氣（如對鄉村糾紛指點解決途徑）、習慣（如最後“此致布禮”即布爾什維克的敬禮）等看，大概是一位知識分子出身的黨員領導幹部。
受信人三同誌（方正、子文、正舟），寫信人說“許久不見，亦未通信，頗以為念”，可知原在冀東行署時也並不在一起工作。從信的內容看，乃是苗某家鄉（二區商家林村）的縣區以上主管幹部。七頁信劄的前兩頁半，是請他們幫助解決他家鄉的村裏抗（日軍人家）屬跟村幹部之間的矛盾，提示了原則和辦法，總的說來是顧全大局的，也是實事求是的。這一部分，作為60年前的原始史料，讓我們看到一部分當時中共基層幹部良莠不齊——用政治術語說，就是組織不純、思想不純、作風不純的情況，甚至是很嚴重的。
這封信劄，其實隻是一封信的草稿。從後麵署名隻寫姓氏，名字用圈圈代之可知。過去人們的習慣，個人的文書最後不署名或署名不全，甚至直寫某某的，必是草稿無疑，以示並非正件也。
此稿前一部分談的是公事，如同領導同誌指示，抽象原則和具體辦法，都有規則可循，對一位領導幹部，說起來並非難事，根本用不著起草。所以鄭重其事地起草，加以反複推敲的是信的後一部分，談他家庭的私事，請三位有舊（是曾相與共事且互有了解和一定感情的）當地幹部，幫助他“解救”其母親和“弟男子侄”。事情發生在土改期間，看來他的父親成分應屬土改鬥爭對象，土地房屋被沒收後分配給貧雇農已成定局。寫信的這位決心與“落難”的父親劃清界限，承認其父思想行為“封建”“頑固”，並以其在家中即實行“奴隸主”式的壓迫，使母親等深受其苦為理由，將母親與其父加以區別，用“另立門戶”即分家另過的方式“營救”出來。按：在土改中的成例，凡劃為地主分子的，夫婦總是捆綁在一起的。有些在地主階級家庭中確實遭受虐待，其地位如同傭工的成員，在某些情況下也許能獲寬貸，但這為數極少，屬於特例。這樣做的難度極大，這該是寫信的人所深知的。所以他大聲疾呼：“同誌們多費心，快營救我母親逃出人間地獄生活吧！”
自然，作為共產黨的幹部，他更深知這樣做所冒的政治風險，那就是政治運動當中最忌諱的所謂階級立場不穩，包庇家庭。他處在矛盾心態中，他心中的傳統“孝道”，與當下組織紀律性的矛盾：“我們黨員既非梟獍，誰無父母？苟非萬不得已，孰肯與父母決裂如此？”大約幾經權衡，決定舍父保母，又對受信的三位同誌動之以情，希望他們“分憂”，用心良苦。
至於他的哥哥毓春等幾位弟兄，長年在外謀生，並不分享地主家庭的經濟收入，不應作為逃亡地主看待。苗某代為申訴，至少在今天我們看來，是正常的。
我在這裏說了半天，卻還沒讓讀者看到這封信稿，是有些喧賓奪主了。現將信稿全文移錄如下：
子文
方正同誌：
正舟
許久不見，亦未通信，頗以為念！合省後我奉命來省府民廳工作，一切很好，請釋念。（按：在上款和首段天頭，原寫有“把希望都寄托在你們各同誌身上了”，又用筆勾掉）
估計你們的救災、秋征、集訓農村黨員、消滅奸特、召開人民代表會、頒發地照等等工作……一定會很忙很累的！但你們都是老於經驗理論豐富的老同誌，一定會很快很好順利地完成任務的！
現在有兩件瑣事向你們談談，同時也是我的希望和要求。
（一）我村（二區商家林）抗屬和村治安員及支書（女）的糾紛問題：昨天抗屬代表來省請願，我曾以私人資格給他們解釋，不可兄弟鬩牆自殘骨肉，省掉階級敵人的暗喜，為親者所痛、仇者所快。……然而事實業經縣區處理，已成“強弓之弩”，以私人關係既不能平息，隻有用公事方麵解決了（省裏將行文到專縣）。
據我了解村幹有他一定的功勞，也有他一定的錯誤：如在我村於十年當中，被日寇蔣匪輪番蹂躪下，在極度慘酷環境中對敵作不屈不撓的堅決鬥爭，這一件功勞是不可抹殺的。但在另一方麵，他們貪汙腐化、侵占勝利果實、壓迫甚至打罵抗屬、獨裁不民主的作風，也是相當嚴重的——解放前的夥會副大隊長（日寇蔣匪兩朝奸特）曾綁護抗屬及群眾敲詐勒索腰纏萬金；解放後參加了革命（據傳聞），因有私人關係而待遇則超越老抗屬，此尤為絕大多數抗屬所不滿——其他事實不多贅，想早為你們所徹底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