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個討論中，一開始介入的學者、詩評家中間，都沒有人事糾紛，個人恩怨。我們置身其間，尊重各家的發言權，更多地講點中庸之道，兼容並包，說得好聽些是不走極端，說得不好聽，則有時難免“和和稀泥”。
南方都市報：你提到1983-1984年上綱上線地批判“朦朧詩”是怎麼回事？
邵燕祥：那是一次名為詩歌座談會的專題批判會，我也去了，在重慶，而且開得特別急。“十一”國慶三天假，會是在10月2號開的，10月1號我就坐飛機趕去重慶。會上有人點名批判舒婷的《會唱歌的鳶尾花》，有人點名批判北島的《白日夢》，氣氛非常緊張。之前我已經大致知道這會是怎麼回事，所以，去之前在新僑飯店遇見謝冕，他問我去不去這個會，我說去。他說他也接到通知了，我當時好像說了“你最好不去”。後來他沒去。
這個會後新華社發了消息，批判“三個崛起”的“謬論”，稱要堅持詩歌的社會主義方向。其後不久二中全會就提出“清除精神汙染”問題，重慶這個會果然是得其先機，提前配合了。很及時地在首都劇場會議廳開了一個重慶詩歌座談會的傳達報告會，我因胸悶（可見那時已經有冠心病的征兆了），沒有參加。
我在1984年7月寫的長詩《中國，怎樣麵對挑戰？》其中有一節“80年代的青春這樣說”，寫了如下兩段：
扔下你的老年憂鬱症吧！/扔掉你的中年憂鬱症吧！/我們不是同齡人/我們不是同輩人/我們卻是同世紀人——我們同屬於20世紀/還要走向21世紀的開端。
扔掉年齡歧視！/無論老人歧視青春/還是青年歧視老齡/都是世紀末的神經衰弱症，/而我們正在迎接/新世紀的黎明。
南方都市報：你覺得這是因為年齡歧視嗎？
邵燕祥：詩歌界有個別人，對於包括北島、舒婷這些後來居上的青年詩人的崛起，感到不舒服。經過一段相當時間的反複和澄清之後，我發現這種年齡歧視——老年憂鬱症——神經衰弱，主要的不是來自意識形態和美學觀念（這隻是充當了好聽的借口），而更多來自利益驅動（這不好意思公然拿到桌麵上來）：擔心自己在虛（文學史）、實（當今文壇）兩個方麵的權威地位會受到來自年輕一代的威脅、挑戰乃至顛覆。有人曾經向一位常來我家的朋友問道：“邵某某家是不是經常高朋滿座，盡是些年輕人到他家去呀？”真慚愧，我沒有“座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那樣的氣派和風度，更沒有拉攏青年搞什麼小集團推翻哪一位大佬的野心。不過，這一切總歸讓人寒心。
又過一年，嚴辰退休了，鄒荻帆又住院了。我過去曾經跟嚴辰、荻帆說過，你們倆在我就在，我跟你們共進退。再檢點一下，我原來給自己設定的兩條，一是力促老詩人亮相，一是扶持新詩人出台，我力所能及的差不多都做了。我就向作協黨組書記唐達成“請長假”，離開了《詩刊》。
關於馮寶歲之死
寶嘉女士贈我一冊近六百頁的大書：《七十年代》，北島、李陀主編，牛津大學出版社去年出版。其中收了她的文章《鷦鷯巢於這一枝》，回憶她1970年夏19歲時到蘭州磚廠做工，《莊子·逍遙遊》有雲：“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我也是一隻鷦鷯。在70年代最初的那幾年裏，磚廠就是我的一枝。這一枝在我落難的時候給了我嗬護給了我寬容，使我得以有枝可依，有巢可棲。”她寫下了對工友對師傅們真誠的懷念和感激。
其間所謂清查“五一六”波及她，停止工作，在宿舍不許隨便出門，關門閉戶寫材料，主要是寫關於馮寶歲她所知的一切。
馮寶歲，我是見過的。1949年冬，我每晚到北京燈市口俄文夜校學習，同班有方成、鍾靈、葉至美等，馮寶歲也在這個班。我所以記得她，因為小時候就聽我姐姐說起過這個名字，她們在貝滿女中同學，應該是同班，1945年高中畢業。在我印象裏，學俄文時她好像是在外交部工作，也許是如寶嘉文中所說，她丈夫劉山在外交部工作，她們住在外交部宿舍。
寶嘉這樣寫到馮寶歲和馮寶歲之死：
馮寶歲是我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人。她是我母親解放前在貝滿讀中學時的閨中密友，後來又在北大先修班成為我父母共同的同學，再後來一起去了解放區。文革時她是學部資料室的俄文翻譯。我的父母工作都不在北京，寶歲阿姨就成了我的“北京監護人”，這在我檔案中是有記載的，如同血緣關係一樣不可否認。文革開始，寶歲阿姨收留我住在她家，她是長輩更是我推心置腹的朋友。我和她的女兒劉鋼劉陽親如姐妹，對她和劉山叔叔的感情不遜於對我的父母。1968年10月，她被學部的另一派羈押，11月中旬被毒打致死。劉鋼對我說，那天媽媽去學部上班就沒再回來。知情人說那些人要她脫掉毛褲，然後帶到法學所，一共有14個人參加了對她的毆打，她的一條腿當即被打斷，她扶著牆站起來，舉著毛主席語錄對那些人說“要文鬥，不要武鬥”。而在這之後，她們把一塊木板壓在她胸口，幾個人站上去踩，致使她心髒破裂而死。寫到這裏我的心又痛如刀割。寶歲阿姨當時的“罪名”是“五一六”，而且是“五一六”的組織者之一。因為劉山叔叔在外交部工作，她家又住在外交部宿舍，所以在清查“五一六”運動中有大批外交部的幹部受到她的牽連……我對專案組坦然承認與寶歲阿姨的關係，但是再怎麼施壓我也無法提供他們需要的那些子虛烏有的證言。這是我的底線。
馮寶歲在文革中橫死，我是在文革結束不久就聽說了，但我沒想到她竟死得這樣慘，很難想象從事“社會科學”的學部中人竟能野蠻殘暴如此！這種踩木板把人的心髒壓碎致死的暴行，在過去揭露的日本皇軍和德國納粹的罪案中，都沒聽說過。
寶嘉接著寫到馮寶歲身後的淒涼：
寶歲阿姨罹難後，劉鋼去山西插隊，劉山叔叔帶著年幼的劉陽也去了外地。我1969年冬天回京去她家時已是人去樓空。次年，劉山叔叔作為長沙鐵道學院的招生負責人來到蘭州，找到我和媽媽。那晚我們三人坐在昏黃的燈下說起寶歲阿姨的慘死，相對無言唯有淚千行。
寶歲阿姨的死因對我來說一直是個謎。她為人正直熱情，秉性單純善良，除了文革中的“站隊”，絕無與任何人為敵的可能。我曾經讀到學部幾派組織負責人的回憶文章，竟然沒有人提到她，那14個有名有姓的打人者沒有受到任何追究，文革後為寶歲阿姨平反的官方悼詞中也沒有一個字提及此事。
寶嘉太天真了，像馮寶歲這樣普通的死難者，能夠走個平反的程序就不錯了，你還期望有什麼像模像樣的悼詞。我沒看過她所說的學部幾派組織負責人的回憶文章，不知道是在什麼年代發表的，是“幾派組織負責人”合寫的，還是分別寫的，如果是意在表示捐棄前嫌實現“大聯合”，那還不是一色的“官樣文章”，怎麼可能實事求是地麵對曆史和現實呢？
寶嘉文章提到有關馮寶歲的一些傳言：
坊間一直流傳說馮寶歲有兄弟姐妹六人，分別以中、華、民、國、萬、歲命名，其父是華北地區有名的大商人，在《毛澤東選集》的注釋裏都有記錄，說這些是她挨整（一說是自殺）的緣由。去年我在《隨筆》中讀到邵燕祥老師的一篇文章也如是說，尚未能找到機會向他澄清。
這就是寶嘉送我這本大書的目的所在了。馮寶歲雖然先後跟我姐姐又跟我同學，我對她的家事知之甚少。關於她的傳言，我沒有聽說過她父親的事情，隻聽過兄弟姐妹六人，同屬“寶”字輩，然後以“中、華、民、國、萬、歲命名”（即從“馮寶中”一直排到“馮寶歲”）一說，應該是在聽說她的死訊時，人家這樣告訴我的。我相信了這個傳言，並且以為這也該是在批鬥會上正式提出來，以證明其家庭之反動的根據。我沒有參加過馮寶歲的批鬥會，為什麼會這樣認定呢？我想是因為我參加過數不清的文革批鬥會，它們的“上綱上線”以及盡量往“美（帝國主義）蔣”身上引的路數大抵如是。
而且，還有一件類似的公案，我所親曆，讓我對批鬥馮寶歲必然采取這樣的邏輯深信不疑。那是在1968年10月，恰恰是馮寶歲被非刑致死前不久，我隨中央廣播局受“審查”的大隊人馬在良鄉路村勞動。我住在舊日廟院的東廂房，“十一”一夜陰雨，第二天早晨放晴，我們卻被緊急集合，勒令逐一交代夜間的活動。夜間能有什麼活動呢？無非如廁解手，於是追查誰是單人起床，單獨如廁的，這樣查了半晌午，也沒查出所以然來。後來得知，原是東廂房窗下的牆根上刷了一條大標語“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每個字一方紙，用糨糊貼在凹凸不平的黃土泥牆上，經一夜雨打風刮，巧不巧，“人”“共”“和”三個字耷拉下來，村幹部早起巡視，他們知道這些人是有問題的，格外多了個心眼，於是老遠看見“中華○民○○國萬歲”的字樣，激起了高度的革命警惕性，這便有了一早晨的折騰。
至於馮寶歲家的兄弟姐妹是不是確如所說，或者會不會是有人把“中、國、萬、歲”硬說成什麼“中華民國”人人以罪，為此硬添出兩兄弟來，我從來沒有動過這份腦筋。內心深處卻以為，民國期間，給孩子起名兒嵌上“中華民國萬歲”，算得一樁佳話，有什麼罪過可言？當時任何愛國的中國人都可以這樣說，這樣喊，那時候誰知道後來國號要改成“中華人民共和國”，而辛亥革命創建的“中華民國”成了蔣介石的代號。
寶嘉文章列舉了馮寶歲父母和兄弟姐妹的情況，以說明“坊間”傳言的不實：
馮家其實隻有四個女兒，分別為馮寶中、馮寶國、馮寶萬和馮寶歲，四姐妹都參加過學生運動。寶中是浦安修的同學，後來嫁給中華民國駐瑞士使館的二秘張樹柏，隨夫出國。新中國成立後，張樹柏卸任移居香港，供職於林語堂的二女兒林太乙任總編輯的讀者文摘（遠東）出版公司，曾經和趙元任的女兒同事。……寶國在日本占領北平時期讀中學，因為總與日本學生發生衝突而被學校開除，後去上海讀了美國人辦的聖約翰，畢業後去美國。
寶萬參加革命後改名為江長風，取“乘長風破萬裏浪”之意，文革開始時是北京五十六中的校長。
寶嘉文章還提到馮寶歲的父親名龐敦敏，蘇州人，細菌病理學家，是語言學家趙元任的姨表兄，通音律長文史愛收藏，與俞平伯、江逢春、朱家溍、俞振飛以及收藏大家王世襄均有過從。龐敦敏的夫人是龐馮織文，馮寶歲等從母姓。“寶歲在參加革命後曾經給自己起過一個沒叫起來的名字‘龐大’，當有對生父的追思之意。”這一點，經她一提我也有印象，1949年在俄文夜校時，馮寶歲曾自我介紹她要改名“龐大”，但人們可能以為這是她的自嘲（因為她高大較胖），沒有當真。這樣的細節，隻是讓我們想起她的直爽和率真，音容宛在，更覺她無端慘死，是那個年代無數罪惡的行徑之一。正如寶嘉文中說的：“卿本無辜，年僅40歲就死於非命且屍骨無存，這在當日之中國或許並不足道，但在至親至愛的人們心中卻留下了永遠的傷痛。”
2009年3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