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都市報：你覺得他們的詩為什麼能一下吸引這麼多人？
邵燕祥：舒婷、北島這些詩人的作品，在七八十年代詩歌創作上的影響，打個不一定恰當的比喻，有點像文藝複興之於西方文化的發展。他們以回歸五四新詩傳統、回歸詩歌本體，實現了對五六十年代的超越，其主要特點就是突出了作者的獨立人格，抒寫的是詩人自己的發現，自己的感受，而不再做聽命的附庸，學舌的代言。有人指責他們隻歌唱“小我”，不歌唱“大我”，然而多數讀者對他們是非常歡迎的，他們正是告別了那種以“大我”為名的“假大空”，而歌唱人的尊嚴，人的權利，從而贏得了遠比“假大空”要廣大得多的讀者群。
南方都市報：插一句，那時候寫詩的年輕人多嗎？
邵燕祥：很多。當時對於年輕人來說，一方麵寫詩是一個表達和宣泄的渠道，他們通過詩，告別貧窮、封閉與壓抑的一個時代，寄托著自己對新的生活方式的憧憬，這是主要的；另一方麵，寫詩也許還可以期望得到實際的好處。比如一個農村的回鄉青年，他如果能在“大”刊物上發表一兩首詩，一生的命運也許就都改變了。他會從村裏調到區裏縣裏的文化館去，會從農村戶口變成城市戶口。有個例子，那時候煤氣罐比較困難，有個年輕詩人發表了作品，領導就特批給他一個煤氣罐。
那時候《詩刊》的來稿也特別多。每天一兩個大麻袋的稿件，每個信封都是滿滿登登的。專管收發的同誌把信封剪開口，把裏麵的詩拿出來，用曲別針跟信封別在一起。然後按大區，西北、東南的分好堆，送到相應負責的編輯桌上。我那時候總背個大包，騎車上下班就帶上一包詩，晚上回家也看一看。那些寫詩的年輕人都非常真誠。
南方都市報：跟“地下詩歌”打交道有沒有引來什麼麻煩呢？
邵燕祥：我隻能盡量避免引起麻煩。當時《詩刊》作為一個官辦刊物，雖然經費不足，設備不足，但油印機這些還是有的。編輯部的一個年輕同誌轉達了一個口信，問《今天》能不能拿到《詩刊》編輯部來油印，說選在周六、周日，不會影響我們的工作。我反複考慮後，沒有同意，讓那個同誌回複，就說《詩刊》現在不宜答應這件事情。因為當時不像現在，現在幾個作者自辦個沒刊號的詩歌刊物，非營利的，用來交流的，一般不會再引起多大的風波；而那時不行，一切民間刊物都被視為非法刊物，即使光發詩歌，一叫“地下刊物”，它的出現已經犯忌——在共產黨的天下，你們在“地下”幹什麼？——文藝問題很快很容易升格為政治問題了。
把地下的詩歌引到地上來，不能離開當時的語境。現在有一種觀點，認為是《詩刊》出麵把一些詩人“招安”了。我覺得這種說法未免有失偏頗。因為好詩如果能在公開的刊物發表，總能獲得更多的讀者。
南方都市報：對於你們轉載北島、舒婷的詩，有沒有反對的聲音呢？
邵燕祥：反對的聲音肯定是有的，剛開始都還沒有見諸文字，而且多半是背後的嘀咕，到了我們這裏就成為“傳言”或“有人說”；比較婉轉的是說“看不懂”，直截了當的則是說《回答》一詩中的“我——不——相——信”，助長甚至煽動了當時的“三信（信仰、信念、信任）危機”。我聽到這樣的指責：助長“我不相信”這種偏激情緒，是要犯政治錯誤的。但我認為，這首詩寫於文革後期，在當時的語境，能持“我不相信”的態度而不盲從，正是獨立思考和判斷的結果，有什麼可指責的？
說看不懂的，我舉個例子，1979年艾青寫了一首詩《綠》，我們從正常的欣賞角度去看，就會覺得很簡單。這首詩反映到處都是綠，山上、河邊都是草啊、樹啊，“好像綠色的墨水瓶倒翻了，到處是綠的……”這不是很簡單嗎？有讀者就來信問，你們是什麼意思啊？
南方都市報：這個讀者的意思是指不“紅”嗎？
邵燕祥：不完全是這個意思，不像文革初期揭發的，電台的少兒節目“小喇叭”有一首小歌謠，說反話，第一句是“東方升起紅太陽”，第二句是“西方升起綠月亮”，後來就追究它的反革命意圖。艾青的詩倒沒有引起這樣的歧義，但是這樣的問題反映出文革已經把一代人詩歌欣賞的審美能力給窒息了，扭曲了人們閱讀、審美的方向。因為文革中基本上沒有什麼詩，聽慣了朗誦的“鑼鼓詞”，像“東風萬裏，紅旗飄揚”，“殺殺殺”，還配上一些動作。他們會覺得你寫這個無聊：為什麼要寫倒翻一瓶綠墨水呢？所以我們除了要解放詩人解放作者之外，還要解放讀者。
當時的所謂回到詩歌本體，最具體的針對性，就是拒絕文革期間詩歌作品的“假大空”，也就是魯迅說的“瞞”和“騙”。這是第一個層次，實際上更多是在這一個層次，還遠遠沒有達到回歸個人主體這樣一個高度。
南方都市報：除了“看不懂”，關於方向性的批評應該更嚴厲？
邵燕祥：90年代我為一家語文雜誌寫的一篇小文涉及這個問題：“80年代初，我在一家詩刊做編輯。當時有一批年輕的詩人，以北島、舒婷為代表，不僅和文革後複出的眾多中老年詩人一道突破了所謂‘幫腔幫調’的文革詩風，而且也不再接受文革前17年中形成的主流詩歌的規範，於是引起一片驚呼；有些人不是把詩風詩體的代變視為正常和必然，而看做洪水猛獸似的，指責之，圍剿之，發展到1983-1984年之交，過甚其詞，竟重彈文革舊調，上綱說是方向路線之爭，很不像樣子。”
從詩歌界角度說，1979年開始發表艾青的《在浪尖上》，詩歌的轉向就開始了。接著轉載北島他們的所謂地下詩歌，也不能大量轉載吧，但也還能夠露露麵，已經給詩歌界吹了一股很清新的風。所謂“風乍起，吹皺一池春水”啊。哈哈，有些人已經很不高興了。武漢有一個在文革中起來的詩歌作者就批評說《詩刊》已經是一個右派刊物了。發了一些不合他們口味的詩歌，這位“詩人”說，邵燕祥本來就是右派，他來辦《詩刊》，《詩刊》也就隻能是個右派刊物了。
南方都市報：年輕人的詩在什麼方麵與老一代人區別？
邵燕祥：我一般不願意以全稱判斷來簡單地劃分年輕人和老一代，在分析各個時期詩人和詩作的思想、藝術傾向時，恐怕也還是“單兵教練”勝過籠統的指認。
從1979年到1980年上半年，整個詩歌界已經湧動著一股新的詩歌潮流，總的說來，對於文革期間文化專製主義（包括它在詩歌界的反映，那時不是一度大倡“新詩也要學習革命樣板戲”嗎），這是一個有力的反撥，是廣大詩人對文革文風詩風的自覺抵製，《今天》就是一個突出的代表。從“白洋澱詩群”到《今天》，這些知青詩人由於年輕，思想和藝術上的框框比較少，而且正努力做各種嚐試和實驗，在一些觀點上也比那些老同誌走得更遠一些。於是有些詩評家覺得這跟自己的欣賞趣味距離越來越遠，就形成了不同的意見。
比如“青春詩會”期間，謝冕他們辦的季刊《詩探索》曾經采訪過顧城等人，他們的一番話也引起了主流派的不滿。比如顧城說，這麼多年，老是叫我們當螺絲釘，就是要讓我們放棄、犧牲個性。站在曆史的高度看，顧城這樣說是不錯的，但是當時能接受這種思想的人是少數。
南方都市報：北島他們的詩是怎樣引發“朦朧詩”之爭的？
邵燕祥：須要聲明一下，我對“朦朧詩”這一命名，一直保留自己的意見，因為其內含和外延不甚確切，它本身的意義就是“朦朧”的。最初提出這個問題的，我認識，是我的朋友、廣東的詩人和雜文家章明，非常好的一個人，出於藝術趣味的差異，他寫了一篇文章《令人氣悶的“朦朧”》，寄給我們。至少在文本的層麵上，他恰恰不是針對北島和舒婷的；當時他用杜運燮和李小雨的兩首詩作例子來批評一種令他感到“氣悶”的“朦朧”詩風，但是那兩首詩並不朦朧，都有可以理解的意義指向：杜詩《秋》以新秋雨後的晴明對比長夏的燥熱和暴風雨的騷亂，明喻十年動亂結束後世態的生機和心境的舒暢，其中有幾句用了“通感”和擬人化的手法；李詩則隻是寫了椰果落水的一個鏡頭，反襯南海之夜的安謐。我不知道論者於杜李兩例之外，心目當中的“朦朧”詩風，是否包括了舒婷和北島們。但在他之後，從貶義上使用“朦朧詩”一詞的論者，顯然首先是指的北島、舒婷們，旁及一些力圖引入一些新觀念、新手法的青年詩人，對40年代即做過現代主義嚐試的老詩人們卻放過了，但杜運燮、辛笛、鄭敏以至袁可嘉這些老“九葉”，卻都敏感地站在年輕的詩人包括舒婷、北島一邊。後來有一次在廣州的集會，我跟章明聊天，正好舒婷走來，我不假思索，說，哎你們認識一下。他們都有點尷尬，隨後各自走開，事後我也覺得有點尷尬，嗬嗬。
從1979年新的詩歌潮流興起後，社會上的“批評”逐漸強化，針對青年詩人群，也針對支持青年詩人群的《詩刊》。第一個起來反駁這些“批評”的，是1980年5月謝冕在南寧會議上的發言《在新的崛起麵前》，隨後在《光明日報》發表，主要講了對青年作者要寬容。其後1981年孫紹振寫《新的美學原則的崛起》，在《詩刊》發的；1982年徐敬亞寫《崛起的詩群》，在蘭州《當代文藝思潮》發的。後來，在1983年秋到1984年春，他們三家被統稱為“三個崛起”遭到批判，成為幹擾“方向路線”、“大是大非”的“異端邪說”的代表了。
南方都市報：在這場爭論中，《詩刊》有沒有介入？
邵燕祥：不是介入不介入的問題，而是在實際上首當其衝。但由於內部統一認識、商討對策需要時間，《詩刊》的動作好像慢了一點。各方（當然主要是兩方）都在等著看《詩刊》的態度。謝冕在南寧的發言，大意說，一些年輕詩人與文革前及文革期間不同的新的詩風，是一個“新的崛起”，認為對此應該采取寬容的態度。我們編輯部的同人大多都是同意的。正在這時，收到了章明的文章，我們感到正好以此為契機，展開一場討論。為了使不同意見暢所欲言，要力避一邊倒，每一期基本上要做到正反兩麵旗鼓相當。就按這個原則組稿的。當時《詩刊》老編輯吳家瑾跟我一起主持編輯部日常工作，她負責組織了一次名副其實的研討會，找了一批謝冕這樣的，還有一批如丁力這樣的“反對派”，一天24小時，除了吃飯和睡覺，都坐在一起討論。兩邊麵對麵爭得臉紅脖子粗，很激烈。但都是出於公心，研究問題，討論得很好。不打棍子，不扯到政治上去。我們後來發表的時候也是不同意見你三篇我三篇，效果不錯。像是個學術“爭鳴”的樣子。
我們一開始就找鄭敏寫文章，她的詩以知性見長，同時她有很高的理論素養，她對現代主義有所親炙，當時又是支持年輕人創新的，但她有顧慮，問能不能化名。最後是化名寫的。
艾青當時不太滿意，他寫過一篇文章，稱某些年輕人的詩是迷幻藥。北島當時有一首詩題為《生活》，文本就隻一個字：“網。”艾青批評說，這誰懂，什麼意思。但艾青秉承其一貫率真的作風，不怕得罪人，怎麼想就怎麼說，有時甚至像小孩子賭氣，可絕不會在背後搞小動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