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春詠魚 歲暮憶胡昭
上個世紀50年代，我和胡昭還沒有交往，但我知道他，知道他的一首詩：《軍帽下的眼睛》。至今許多詩歌選本，共和國初期部分還都選這首詩。在當時一派大聲疾呼、為集體代言的詩風中，胡昭此詩以多少帶個人性的抒情引起讀者的共鳴。
他一生的創作都保持著這種溫和的抒情基調，無論是詩還是散文。他是一個溫和的人，乃至可以說是個多情的人，不是那種狂風暴雨式的濫情，而總是把話說到你的心裏去。
因為當時沒有交往，無從了解他詩歌的本事。比如《軍帽下的眼睛》，寫的是一個集合的形象呢，還是有特定的對象，如有確指，是他的愛人和妻子陶怡嗎？
我也不認識陶怡，更不知道她是否曾去過朝鮮戰場。那時我甚至也還不知道陶怡的名字。等我知道的時候，怕傷胡昭的心，我不敢在他麵前提起陶怡，因為胡昭被劃右派以後，她像許多右派的妻子一樣，忍受著屈辱和冷漠，苦苦帶孩子，又當娘又當爹，獨力支撐著破碎的家庭；然而，更大的風暴襲來，文革開始，不久全家一起流放——在所謂“插隊落戶”的日子裏，陶怡含冤自盡。是怎樣的痛苦，迫使她斷然地離開她相濡以沫的受難的丈夫和一對兒女呢？我讀她身後出版的一本詩集，從那早年詩的節調，怎麼能預見到那麼悲慘的結局！
胡昭反右以後直到十年文革期間的遭遇，我從來沒有問過，也沒聽他說過。我們相識，已經是在1978-1979年後，但我在北京，他在長春，相聚時少，主要靠書信往還，容不得細說從頭。再就是當時大家都有做不完的事情，寫不完的詩思，而作為右派，彼此經受的大同小異，也就不用細說；像朋友中淪為右派的文學評論家唐因，也是妻子在文革中不堪其苦，拋下了長期同甘共苦的丈夫和一對兒女，選擇了死亡；這一家的命運和胡昭一家簡直一模一樣。
不同的是，後來唐因一直孤苦著，胡昭能找到同是在政治運動中飽嚐辛酸的王愛善做伴，度過了溫暖的晚年。
1983年，我應邀到長春第一汽車製造廠觀光建廠30周年的慶典。在那裏，得以和胡昭一家盤桓。當時還有兩位詩友，一是周良沛，跟我一樣來參加廠慶的，一是萬憶萱，就在吉林日報社工作，他們也都有21年的右派經曆，而且，他們和胡昭、和我都生於1933年，歲在癸酉，生肖屬雞；不記得是誰提議，“四隻雞”一起過50周歲的生日。愛善是當然的主持者，還有曾與憶萱患難與共的夫人。在杯盞交錯中，我知道了胡昭的一些身世，他是個孤兒，家鄉解放後參加了共產黨的革命隊伍，一開始就在老作家李又然的照拂下成長，情同父子。他的審美取向，是不是也有李又然的潛移默化之功呢？胡昭每次來北京，不管時間多緊，都要到翠微路的一座宿舍樓去，又然同誌不在了，他還關心著又然的兒子華沙。
好像也是在那時的閑談中，我才知道胡昭是滿族。但我記憶中，他從來沒有以少數民族作家的身份，要求什麼特殊的照顧。隻有遼寧民族出版社為他出版了平生的最後一本詩集，這在詩集出版困難的年月裏，也是甚堪告慰的一份情意吧。
就在胡昭贈我的這本最後的詩集裏，讀到他某一年清明懷念陶怡的一首詩，記得仿佛是寫他在雨聲中，朦朧聽到那戀家的亡靈在輕輕敲門，卻又歸於虛無縹緲了；詩是不能複述的，我現在手頭沒有原詩，連我曾寫過的有關此詩的《分享詩情》短文也找不到。但我認定這是一首浸透了真情的詩，不但在胡昭的作品中是突出的，就是在當代抒情詩中也是難得之作，它不是以技巧為之，也不是以概念為之，它使一切矯情賣弄的偽詩相形失色。
但我也從詩中讀出了蕭颯，我感到胡昭老了。老，是大家都老了，但除了愛善帶著他一起回她早年離開的浙江故鄉那一行以外，他不大走動了。偶爾到北京來開會，也不大離開所住的賓館或招待所，據說一個人不太敢出門，我先還以為是人胖身懶，後來聽說他平時在家，每天散步，也都有愛善陪同；那回愛善陪他到我的新居來，我開玩笑說，都是愛善把胡昭“慣”壞了，“慣”懶了。
其實，他是被心血管病困擾著，也不可能要求他自己在疾病纏身的時候，再臨時抱佛腳地積極去“健身”了，能像他那樣一直老老實實聽醫生的話，盡量保持病情穩定，就不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