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後的半年多裏，我跟著教研組幾位才從大學畢業的年輕人一起，每逢北大林燾教授來講一堂語法課後，分別在幾個班進行輔導，另外我還輔導一個歸國僑生班的作文。我逐漸習慣了這份工作，跟同學們一起聽林燾先生的課，也讓我長了不少見識。
最初把我調來廣播電台的柳蔭同誌，這時負責中央台文藝部和表演團體的工作，他也點名要我上文藝部。那半年裏我是兩邊各上半天的班。後來廣院要從灰樓遷往郊區新址，我兩處難以兼顧，就選擇了留在城裏上班。我感到有些對不住左熒，但沒說出來，他也沒說什麼。此後，我就沒再在他領導下工作過。
但在1963年夏天，我還硬著頭皮到左熒家找過他一回。為的是高而公（我在別處寫過悼念高而公的文字，他是我在電台期間從50年代到70年代所信賴的一位誼兼師友的兄長）。他本來在1950年夏天犯過精神分裂症，後來時好時壞，但在神誌清明時，仍然表現得有見解，不苟同。他在1958年後也被左熒接納到廣播學院，在采編業務教研組，一個時期沒開課，專心編寫教材。我離開廣院，以“摘帽右派”之身，他雖不嫌棄，我卻跟他過從少了，但偶然還到他的單身宿舍神聊。在中蘇交惡升級，“九評”重炮連發的那個夏天，有一位曾經和我、和高而公都常來往的同事，忽然神秘地低語告訴我，你不要再往高爾公那裏跑了，那樣對你不利。我大吃一驚，我隻怕我連累別人，不利於別人，這麼說，難道高而公問題比我還嚴重？我問，怎麼回事？他卻不多說，怕多說了擔責任。我滿腹狐疑地去找左熒。左熒聽了我的來意，就告訴我，在“反（對蘇聯）修（正主義）”學習當中，高而公有一些發言不太妥當。我急不擇言，直個籠統地說高而公您是了解的，您可要保護他，別弄得他再犯病。左熒唯唯，說了些大致意思是讓我放心的話。後來我也無處打聽，可能“反修學習”這一關算過了，但到三年後的文化大革命中，舊話重提，打高而公“修正主義分子”，大概是說他在“反修”鬥爭中為赫魯曉夫辯護雲雲，這回左熒也沒法再保護什麼人，他淪為“走資派”，自身難保了。
我從文革一開始就陷入重圍，1967年在上下左右各派鬥爭的空隙裏，稍得喘息，有了一點小自由。有一天傍晚走過王府井大街南口，買了幾份文革小報，正在東張西望，忽見左熒從東向西騎車過來，我看到他，他也看到我了，但隻是默契地一示意間，交臂而過，這是文革時受衝擊者在“典型環境”中的“典型反應”。我那時直覺，是他還健康，因為從東郊定福莊騎車回複興門外真武廟，總有三四十裏路，在單位勞動一天，再騎車回家，這體力消耗可不小，但回到家，畢竟是個暫避風暴的港灣。我後來聽說了左熒在廣院首當其衝的遭遇，不能不深佩他的堅強。
文革結束後的最初幾年，現在回想起來像是個匆忙的夢。我工作調離廣播局，竟沒有再見左熒。他在1984年逝世，還不到七十歲。我今天已經活過了七十年，但什麼時候想起左熒來，我好像又回到少年時代，而他方在中年。
左熒是那一代參加革命的知識分子，又喜愛文藝，具有“文學細胞”，這可能是我認為他可親近的一個潛在的理由，雖然我和他並沒有熟悉到推心置腹的程度，但我以為我們之間是可以互相理解的。
然而，從反右以後，特別是在文革當中，我想起包括左熒在內的這些我所尊敬的“老延安”，我心裏總有一些抱怨，抱怨什麼呢？就是他們隻告訴了我們革命陣營裏的光明麵，講“階級友愛”，親如家人的一麵，他們跟我們之間也是融洽無間的；但他們有意無意地向我們這些後來者隱瞞了另外一麵，即陰暗麵。他們中的許多人，包括左熒夫婦，都是千裏迢迢投奔延安，獻身抗日，但時隔不久，卻在整風審幹中受到無端的懷疑和屈辱的待遇，即所謂“委屈”，不是日常生活中的，而是政治性的。但他們對此絕口不談，讓我們對於一旦從“階級友愛”陷身於“階級仇恨”時毫無精神準備，或者用政治熟語說，對階級鬥爭以至黨內鬥爭的嚴峻估計不足。從反右至今，快五十年了，從文革開始至今，快四十年了，從1976年毛澤東逝世、文革結束至今也快三十年了。他們那一代人許多已經不在了；我的這份抱怨也沒在左熒在世時向他一吐，現在又找誰去說呢？已入老境，閱世漸多，對前輩人更多了一些同情的理解，他們如果是為了維護黨的光輝形象而守口如瓶，那是他們多年所受的教育使然；他們若是心有餘悸，而不敢如實述說過去，或是不願回首往事以免傷心，難道我們還忍心去苛責他們嗎？倒是捫心自問，我們親身經曆的事情，我們的失足跌跤，我們的受騙上當，我們的盲從盲動，我們的經驗教訓，如果我們不是如實地告訴給下一代，將來他們是不是也會抱怨我們，說我們向他們隱瞞甚或歪曲了曆史的真相呢？
2004年10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