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春詠魚 我的第一個上級
我的第一個上級是左熒。
那是1949年6月1日，我和另外六位華北大學同學來西長安街的“北平新華廣播電台”報到。
從上學到上班，從學生到機關幹部，對一個人來說，是“劃時代”的大事。
一來，我就被分配到資料編輯科，左熒同誌是我們的科長。高高的個子，在我這新兵的眼中，是很英挺的，待人卻很溫和，講理，從不疾言厲色，說話微帶口音，後來知道是河南的鄉音。科裏總共沒幾個人，大家在一間辦公室。交給我的第一個任務，是建立資料卡片，我負責從報紙上搜集各地各級黨政幹部的姓名和職務。那時電台從新華總社分出不久，資料工作要白手起家。接著，左熒又教我們做一些改編稿件的練習，從左熒那裏，我熟悉了“綜合報道”、“壓縮”這些編輯術語，我編寫的第一篇稿子，就是解放軍修複濟南黃河大橋的通訊。
我們住在護國寺街麻花胡同宿舍，左熒和黃夫婦也住在那裏，上下班不一定同路，但在業餘時間的接觸慢慢多起來。
那一年我16歲，左熒比我大一倍，現在看來也不過才32歲，可在當時覺得他差不多大了一輩兒，他是延安來的老革命啊。他也確實像長輩似的關心我們這些“小年輕”，有時說說舊事，讓我們對他的“魯藝”生涯無限神往。有些從延安時期流行開來的詞語，如“鬧情緒”、“小廣播”之類也是從他那兒聽來，並且轉化成我們的口語的。
電台編輯部原先是新華總社的口播部（全名應是口頭廣播部吧），我來電台後，上的重要一課就是“口語化”，雖然現在看來可能有些矯枉過正，但為了讓文化程度不高的聽眾都能聽懂，力避書麵語言，以及聽覺上會產生歧義的字眼（如“全部”和“全不”），還是必要的。在這方麵，左熒也是耳提麵命地諄諄告誡我們，這是個“為工農兵”的問題。日子久了，我發現，凡是從延安或其他老解放區來，而又喜愛文學的同誌，都極注意積累民間口語，常常有一個小本本，隨時記錄聽到的生動的“群眾語言”。
日子久了，我知道左熒雖然做了新聞廣播工作，其實一直還是想幹文學，搞創作。他在抗戰前沒參加革命的時候，也就是“文學青年”，參加革命後，在“魯迅藝術學院”經曆了貫徹延安文藝座談會精神的實踐，仍然不改初衷。他知道我在讀書的時候就嚐試寫作，並且在報刊上發表過一些東西以後，有一次，他說，很想辦個文藝雜誌。這是在1949年建國前後，一則像《人民文學》、《文藝報》這類刊物還在籌辦階段，二則社會上也還有一些民辦刊物，如上海的《小說》等等，他動了這樣的念頭可以理解。我不知道他這個想法還跟誰說過，但我印象極深，因為我受了全盤革命化的教育，已經認為一切應該“服從革命需要”，不該強調個人的誌趣愛好，一時覺得左熒的話有點出格，更使我意外。我在左熒直接領導下工作了大半年光景，因組織機構變動，我到另外的科室去了。後來也沒再聽說左熒要調動工作的事。
但我知道左熒對文藝的熱愛沒變。大約是1951年的“七一”，機關內部慶祝共產黨建立30周年的聯歡會，左熒、黃還雙雙參演了一個獨幕劇（編劇是藍光，劇名我忘了）。也在那前後，老播音員齊越做導演，吸收我參加廣播劇《小燕子萬裏飛行記》的演播，這是根據秦兆陽的同名童話改編的，黃演燕子媽媽，我們有那麼幾天總在一起排練，其中並沒有左熒的角色，但他似乎也表現出很大的興致，或許因為秦兆陽也是他們延安時期的老朋友吧。
左熒的工作崗位，先是離開了編輯部，離文字工作更不用說離文學越來越遠；大概是他組織工作的幹練被格外看中，他在調往創建廣播學院之前，不短的時間是負責廣播事業局的地方廣播部，似還兼管國際聯絡部工作，很忙很忙。黃又長期因病臥床了，我想左熒已經無暇顧及文藝的愛好。隻見他任勞任怨地工作著，奔波著，但我還看到他極認真寫的工作總結之類，表現了可謂高度敬業的精神。讓幹什麼幹什麼，力求幹好。這大概就是他們那一代人的典型風格。
我在1957年反右派鬥爭中受到批判，轉過年來下放。1959年末調回廣播局待分配，左熒同誌那時擔任北京廣播學院第一任院長，點名要我去新聞係的漢語教研組。我按約定去見他時，心中不免惴惴然，因為自知犯了“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錯誤”，深感愧對老領導，不知他要怎麼批評我。但見了麵，他還像過去平常那樣，一句套話沒說，開門見山就向我交代這個創辦不久的學院人手不足，很需要教學力量，又簡單地說了這個係這個教研室的情況，總之，使我毫無局促之感，更沒有尷尬之感。左熒是這樣一個富於人情味，善於設身處地替別人著想的人。我不能難為他，讓他落一個“自由主義”、“溫情主義”的罪名，說完該說的話，我就急忙告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