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輯序 與 跋(1 / 3)

第六輯序 與 跋

《拍案不再驚奇》後記

1989年我在北大《創世紀》雜誌發表第一篇雜文《“擠”的哲學》的時候,大約不會想到雜文寫作日後會成為我的一種生存方式。

文學的樣式有很多,我為什麼選擇雜文而不是詩歌、散文、小說、戲劇?有兩個原因,其一,是魯迅的影響,其二是氣質決定。

至今猶記我上高中時,在冬夜的晚自習課上讀魯迅雜文所感受到的那種振聾發聵,那種酣暢淋漓,那種入木三分。以我當時的閱曆,我隻能讀懂其中的一小部分意思,但這已經足夠了。這份滋養將使我受惠終生。

說到氣質決定,或許與魯迅的影響又有著千絲萬縷的聯係。在現實生活中,我看到有陽光,有鮮花,有歡聲笑語,有歌舞升平,但這一切,自有別人去謳歌,去抒情;我則對某警察槍擊無辜百姓,某公安局副局長割掉上訪農民的舌頭,某鄉鎮黨委書記因上書國務院反映農民問題而被迫南下打工,某雜誌社因印行減輕農民負擔手冊而遭批評以及知識分子的雙重人格之類的事情更加關注。魯迅先生說:“凡對於時弊的攻擊,文字須與時弊同時滅亡。”我這種氣質的人何嚐不希望雜文與時弊俱滅亡,把手中之筆封存起來;或者寫點別樣的閑適文字,然而現實偏不讓你安生。

在這樣的現實麵前,有的人可能看淡了,有的人可能麻木了,我則會出現兩種近乎矛盾的心態:要麼因被這份沉重壓得喘不過氣而選擇沉默,讓一切悲憤、屈辱、同情都爛在肚子裏;要麼如骨鯁在喉,不吐不快。這吐露出來的一小部分就形成了我的雜文。

當時尚文學極力向大款、權貴獻媚,當“小女人散文”、“美女作家”日漸走俏,當閑適小品仍成為青少年的精神主食,當“新基調雜文”還在被大力提倡的時候,如果連“真正意義”的雜文都發不出正義的聲音,那人們還能指望什麼呢?

最後,我要感謝在我的創作道路上給過我很大支持和幫助的《南方周末》的馬莉女士、《文彙報》的朱大路先生、《求是》雜誌的朱鐵誌先生、《教育時報》的李若女士,還有趙敏、張金嶺、李確、李君、梁樞等編輯朋友們。同樣該感謝的是購買此書的讀者朋友,是你們的慷慨解囊,使這本書得以離開稍嫌生疏的書店,而進入你們溫馨的家庭。你們有福了!

2001年歲末於北京

《生命深處的文字》後記

我的第一個雜文集《拍案不再驚奇》麵世後,季羨林先生在《隨筆》發表了一篇《論“據理力爭”》的文章,對我集子中的一文發表了他個人不同的看法。我雖然不完全同意先生的觀點,但我珍視先生對一個年輕後輩的關愛之情,珍視先生在文中對我集子的肯定:“書中的雜文有事實,有根據,有分析,有理論,有觀點,有文采。的確是一部非常優秀的雜文集。”

先生不吝筆墨的六個“有”字讓我高興得差點找不著北,同時悟到一個人身上“有”的東西多了,“無”的東西也可能就多。

不管怎麼說,我後來的雜文創作更自覺,更少了一些框框,可惜發表的陣地似乎越來越小。這不光是我一個人的感覺,連雜文界老前輩牧惠先生(不意先生於2004年6月8日不幸辭世,我寫了《那個勤勉的清潔工走了》一文以示紀念,並收入本書。)都常慨歎發雜文難。這顯然是一個不正常的現象。“戴著鐐銬跳舞”有時的確會激發人的創造力,可是也容易造成對人性的扭曲。雜文家和其他一切文學工作者一樣,並不需要額外的坎坷。但由於曆史和現實的原因,雜文受到的束縛顯然比其它文體要多得多,有的媒體甚至公開宣稱不登雜文。與此相映成趣的是,一種叫做時評的文體卻在各種報刊上連篇累牘,大行其道。我承認其中不乏佳作,但由於它是一種地道的文化快餐,所以就如肯德基、麥當勞等快餐食品一樣,熱量有餘,營養不足,缺那麼一點東西,缺什麼呢?用語文教科書上的話說就是思想性、藝術性,而這正是雜文所應有而時評所常無的東西。

但流行本身就是一種力量,就是一種合理性,如果你不肯妥協,那隻有一條路可走——堅守。我高興地看到,很多雜文界的朋友都在堅守著。吾道不孤也!而且不久前,一個多年失去聯係的老朋友雷電突然從西安的《教師報》冒出來,為我提供了一個自由揮灑的平台,使不少作品得以完完整整地發表出來。這樣的朋友還有《雜文選刊》的劉成信、李君、王芳,《雜文月刊》的趙敏,《中國商報》的鄔鳳英,《湘聲報》的向繼東等等,借該書出版之機,在此一並致謝。

除了各位前輩、朋友的鼓勵與支持之外,我對雜文寫作充滿信心的另一個原因是,我一直固執地認為,適度的緊張產生美。“戴著鐐銬跳舞”就是一種適度的緊張(如果不過度的話)。現在很多知識分子懷念上世紀三四十年代,以為那是一個可以自由表達的時代,其實不然,魯迅先生的雜文不就時時遭受國民黨的檢查與封殺嗎?我認為,正是這種適度的緊張造就了魯迅雜文的戰鬥力、生命力和它的美。而眼下的時評與網絡寫作則是一種過於鬆弛的狀態,我不看好這種狀態(但我絲毫不否認二者在其他方麵的意義和作用)。

這好像有點矛盾,卻是由藝術自身的發展規律所反複證明了的,是一個樸素的真理。那麼,就讓我們繼續跳下去吧,或輕盈,或沉重,隻要是自己的方式就好。我的電子信箱是[email protected],期待著各位方家的教正。

2004年12月6日於北京金台

聆聽大師

—《智慧的星空》自序

一個城市的文化大致由這麼兩種風景構成:一種是凝固的物,如文物、典籍、建築、博物館、劇院;一種是活生生的人,如各類民間藝人、文化精英。其中文化精英作為薪火相傳的中華民族文化鏈中的重要一環,他們的價值和意義是怎麼評價都不為過的,如上世紀二十年代的蔡元培、三十年代的魯迅,四十年代的胡適之於中國,都是這幅風景中最亮的看點。拿一個省、一座城市來說,提到北京,我們會很自然地想到季羨林、鍾敬文、錢鍾書、張岱年;提到上海,我們會想起巴金、馮英子、葛劍雄、餘秋雨;還有天津的馮驥才、蔣子龍,寧夏的張賢亮、張承誌,西安的賈平凹、陳忠實……可以說,一個文化名人就是一座城市的名片。這也就是為什麼當錢鍾書、鍾敬文等一代大儒去世之時,人們會發自內心地哀歎:“泰山將頹,哲人其萎!”

我自己的經曆也是最好的注腳。十幾年前,當我撣掉身上的泥巴,從山東高密東南鄉來到北京大學中文係求學的時候,我是衝著一個響當當的名字——王力去的。雖然後來我才知道文學專業和語言學專業相去甚遠,但王力先生當年對我的感召力,這種感召力在我心中激起的強烈的學習欲望和進取心,則是沒世難忘的。正如很多人是衝著朱光潛、宗白華、侯仁之、張岱年、季羨林、林庚、厲以寧、王選走進北大一樣,這些文化精英的感召力之強大,是難以用語言或數字來形容的。

當我1989年走進人民日報、1997年開始主持一個訪談欄目《文心探訪》的時候,我再一次體驗到了來自文化精英的感召力。由於職業的便利,我得以認識了季羨林、鍾敬文、張岱年、任繼愈、王朝聞、華君武、吳冠中、張開濟、馮驥才等一大批文化名人,得以登堂入室,得以親承謦欬,有的甚至得以成為忘年交。但在采訪的時候,我從來沒有忘記自己的身份,那就是,我隻是一個代表讀者發問的提問者,絕對不是一個對話者,我的意圖是通過我的提問,讓大師們將其學問或思想的精髓大致描述出來,以方便讀者走近他們,僅此而已。為什麼如此定位?一是我很清楚自己沒有對話的資格;二是在我看來,學會聆聽比急於對話更重要。但這種身份並不說明我隻是一個被動的聽者,我可以隨時把我的疑惑或我的意見提出來,現場求解。就是說,我和被訪者之間是可以互動的。“聽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對不少讀者來說,能夠聆聽大師,的確是一種榮幸;而對於我來說,又何嚐不是一種享受。在很多次訪談的過程中,由於互動或者被訪者突然來了興致,被訪者妙語連珠,聆聽者如醉如癡,在采訪者和被訪者之間形成了一個場,這個場讓我一時間茅塞頓開、超凡脫俗,這真是一種非常美妙的感受嗬。同樣有趣的一點是,由於各個被訪者的性格、職業和人生閱曆的不同,他們在訪談過程中透露出的個性也是千姿百態:季羨林和張岱年的質樸平易,吳冠中的激情四溢,馮驥才的滔滔不絕,王朝聞的詼諧幽默,張開濟的機智高雅,葉秀山的嚴謹謙遜,嚴文井的內斂蘊藉……像一幅幅素描,深深地印入我的腦海之中。他們的個性是如此豐富,而其共性同樣讓人感佩,比如認真、謙遜、平和、純粹、自然。至今猶記王朝聞先生在我的采訪稿上一遍又一遍地修改,記得張岱年先生說:“大劄末尾寫徒孫二字,我不敢當!”記得王朝聞先生的睡袍,季羨林、嚴文井先生的唐裝,敏澤先生半挽的褲腿……走近名人,才懂得什麼叫如沐春風、即之也溫,什麼叫返樸歸真,什麼叫大隱隱於市。

還有一點需要提及的是,為了把采訪做得比別人深一點新一點,采訪之前,我閱讀了與被采訪者有關的大量相關資料,做了讀書筆記,在這個過程中我所獲得的滋養,是絲毫不遜於與大師麵對麵所得到的收益的。

從新聞學的角度來說,他們都算不得新聞人物(有的是曾經的新聞人物);但他們的價值是永恒的,他們又何曾介意做什麼新聞人物呢?所以我的這些訪談錄不會成為時間的易碎品,這一點我很自信。可惜限於方方麵麵的原因,我采訪過的文化名人還嫌太少太少。

1998年,我在采訪完時年96歲的民俗學家鍾敬文先生之後,對我的搭檔羅雪村講過這樣一句話:“將來我可以跟女兒講,我曾交往過鍾敬文這樣國寶級的人物,而她隻能從書本上知道,就像現在我們隻能從書本上了解魯迅、胡適一樣。” 而現在,我也隻能和鍾先生、張岱年先生在書本上相會了,豈不痛哉!每念及此,我就想,多努力啊,別太懶了!

最後,我願引用康德的那句名言與讀者諸君共勉:“有兩種偉大的事物,我們越是執著地思考它們,心中就越是充滿永遠新鮮、有增無已的讚歎和敬畏——那就是我們頭上燦爛的星空和我們內心的道德法則。”記住,每當夜深人靜的時候,別忘了仰望一下頭頂的燦爛星空,那一顆顆璀璨的星裏麵有孔子、康德、馬克思,有鍾敬文、張岱年、季羨林,也有一個亮晶晶的你。

2004年12月於北京金台

《遊與思》自序

讀萬卷書,行萬裏路,一直是中國文人的一種人生理想。先說行萬裏路。古人講壯遊,李白高歌:“登高壯觀天地間,大江茫茫去不還”,蘇東坡吟詠:“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毛澤東賦詩:“天生一個仙人洞,無限風光在險峰”,都是讓人胸襟開闊的文字。這是與大自然交朋友。我出身鄉下,對大自然有一種天然的親切,也喜歡旅遊,喜歡探江山名勝,喜歡尋文化內涵。還有一種遊曆,是向大師、前輩們學習。在這個世界上,偉人總是少數,每一個行業的精英也總是少數。既為精英,他們身上肯定有許多為常人所不及的品性。作為人民日報副刊的一名編輯,我近水樓台地采訪到不少學界泰鬥、藝壇翹楚,有幸親聆教誨,甚至有幸與其中的一些人結為忘年交。從他們身上,我不僅領略了他們學問的淵博、藝術的聰穎,而且學到了謙抑、平和、幽默、智慧、淡泊、善良、執著、赤誠等很多人格品性。這就是收入集子中的“交遊”、“藝遊”、“旅遊”三輯的主要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