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輯學人訪談
生生不息 其命維新
——訪學者任繼愈
任繼愈，1916年生，1934年考入北京大學哲學係，1942年畢業後留校任教，1956年被評為教授。1964年，毛澤東倡議要研究世界宗教，任繼愈負責籌建中國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並出任所長，直至1987年。1981年與北大合作創建國內第一個大學本科宗教學專業，培養了一大批宗教學研究人才。1987年起任北京圖書館館長兼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名譽所長。主要著作有《漢唐佛教思想論集》、《中國哲學史論》、《老子新譯》等，主編有《中國哲學發展史》（7卷本）、《中國哲學史》（4卷本教科書）、《中國佛教史》（8卷本）、《中華大藏經（漢文部分）》（106卷）、《宗教詞典》、《中國道教史》、《道藏提要》等。是當代著名的中國哲學史家和以馬克思主義研究宗教學的開創者。針對中國傳統文化如何走向現代化這一時代課題，1997年6月2日筆者專訪了任繼愈先生。
問：任先生，您在研治中國哲學史時有一個一以貫之的觀點，即認為秦漢到鴉片戰爭，二千年間中國貫穿著一對基本矛盾：政治的高度集中與經濟的極端分散。中國傳統哲學一直在為解決這一對矛盾而盡力。那麼您認為新時期中國哲學要解決的基本矛盾是什麼？
答：這個新矛盾就是中國如何從中世紀走向現代化的矛盾。秦漢到鴉片戰爭二千年，中國哲學自成體係，其主要發展趨向是逐步建立、完善、鞏固中央集權的封建專製製度和從理論上支持中央集權的思想體係，逐漸完善了一套儒教思想體係，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政教合一格局。鴉片戰爭以後，中國曆史上出現了太平天國、戊戌變法、辛亥革命、“五四”運動、北伐戰爭、土地革命、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新中國成立等一連串的重大的政治變革。這些政治變革都體現著一個共同的目的或趨勢，即破除小農經濟的束縛，建設獨立富強的新中國，推動中華民族走向現代化。現代化，是中國近代及當前的主旋律。從林則徐開始，一直沿著這個總的方向前進。經濟建設是這個方向，文化建設也應是這個方向。麵向21世紀，這個現代化的任務尚未完成，正在進行中。
我們不妨回顧一下中國古代最輝煌的時代，首推漢唐。漢朝開通了絲綢之路。西方人知道東方有一個中國，是從漢朝開始的。唐朝除了陸上絲綢之路，還開了一條海上絲綢之路，去日本就走這條路。那時中國的海船在世界上領先，可以出口。文化交流更加頻繁，今天我們所稱的“國樂”很少是漢族的，像琵琶、胡琴、箜篌都是外來的。漢唐時期對外開放，吸收外來文化，其共同特點，即“以我為主”，吸收外來的一切對我有用的東西，以充實自己，也就是魯迅先生說的“拿來主義”。吸收當時有用的文化充實自己，漢唐就是這麼壯大起來的。今天我們麵臨開放的形勢，比古代漢唐絲綢之路所接觸的麵就更廣了。可是鴉片戰爭以後，處在一個更大更廣闊的開放世界，外來的商品和文化大量湧來。和漢唐不同的是列強欺侮我們，從外麵進來的東西，不由我們去挑選。當年的鴉片，就是這麼進來的。
我們今天提倡的現代化，要主動選擇我們要的，摒除那些不要的。要當一個精明、合格的文化采購員。連真假都分不出來，怎麼行？要構建社會主義新文化，必須培養有眼光、有魄力的文化采購員，這樣才能變被動為主動，像漢唐那樣，需要什麼拿什麼。千萬不可人家塞給你什麼，你就接受什麼。
問：“文化采購員”？的確是個很形象的比喻。那麼我們該拿什麼標準來采購呢？
答：我想，必須根據我們的國情。首先，中國是一個有兩千年封建曆史、多民族統一的大國，曆史悠久，文化根基深厚，所以秦漢以後，統一成為主流，公認為是正常現象，分裂被認為是不正常的。在此基礎上，形成了中華民族普遍認可的優良傳統。一是愛國主義，包括反侵略的傳統，各民族互相尊重、和睦共處的傳統；二是寬容、博大；三是勤勞勇敢；四是獨立自由；五是高度的抽象思維。符合這些條件的，我們都可以引進，擇優引進；不符合的，就拒絕。這其中，愛國主義是靈魂，是中華民族的共同語言。比如，中國人接受馬克思主義，愛國主義是我們的切入點。為了尋求救國救民的真理，才找到馬克思主義，而不同於歐洲，不是從它的三個來源、三個組成部分來入手的。
問：您認為，要構建一套新的思想體係，至少要具備三個條件：一是繁榮強大的國力，安定團結的政治環境；二是積累充分的思想資料，包括中國古代的和外國的；三要經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過程。而且您指出第三條更為重要，原因何在？
答：上麵已經講到，中華民族善於吸收、消融外來文化，從不照搬照抄。外國文化到了中國，不改變成中國的樣子，就不能立足。中國文化有深厚的曆史的政治、經濟根基，形成了獨特的民族性格。曆史上，基督教到中國來過５次，但因為它與中國傳統文化不協調，結果沒站住腳跟。最後一次是靠大炮保護，打進來的。佛教能被中國人接受，正是因為它吸收了中國宗教“孝”和“忠”的傳統，做了一些變化。
馬克思主義能夠在中國生根，並取得偉大成績，除了中國革命實踐的需要這個決定因素外，中國文化的優良傳統也是一個因素。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就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偉大成果。
但是，我們也不能不看到傳統文化是中國古代文化的整體，精華與糟粕相糾結，如小農意識混進馬克思主義，封建主義有時冒充社會主義的集體主義招搖過市，封建等級、宗法製度、狹隘的地域觀念，都和具有現代科學精神的馬克思主義不相容。中國哲學的新體係的建成，一方麵有古代哲學與馬克思主義哲學相銜接的問題；另一方麵，馬克思主義哲學出世才100多年，它本身還在發展成長當中。像這樣極為艱巨的思想工程，遠非短期可以急就，往往要經曆幾代人、上百年，不斷努力，才能完成。
問：如何以馬列主義為指導，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新文化，這是許多有識之士共同奮鬥的目標。有人提出“仁愛”等口號，讓人覺得太虛。您提出的文化發展的勢差規律，較為圓滿地解決了這個問題。
答：中華民族文化發展的經驗表明，不同的文化接觸後，先進的一方必然影響落後的一方，落後的一方必然受先進的一方的影響，這種現象，好像水之趨下，不可逆轉，故稱之為“文化勢差”（Cultural Potential difference）。中國文化在封建社會裏，長期處於高度發達的狀態，居世界領先地位。當世界進入資本主義階段，中國的封建文化才顯得落後。由於西方資本主義尚不夠強大，雙方沒有正麵發生衝突，還可以自我陶醉。一旦麵對麵地較量，鴉片戰爭後，屢戰屢敗，才不得不服輸。當前中國麵臨對外開放的新形勢。對外開放，這是中國現代化的國策。但封建殘餘勢力還相當頑固，從社會意識到生活方式，處處可見它的幽靈；中國本來就有資本主義影響，隨著開放的潮流，國外的腐朽的病態的文化勢必大量湧進。所以當前現實生活中，至少並存著三種文化體係：封建的、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的。有些好心人，看到那些敗壞社會風氣的現象，很著急，有人提出要利用傳統的封建文化來抵製腐朽的資產階級文化。從文化勢差的道理來看，用封建傳統文化抵擋不住資產階級文化的侵蝕，更無法消滅封建文化自身糟粕的影響。唯一的出路是利用文化勢差，用方興未艾、朝氣蓬勃的社會主義文化才可以戰勝一切腐朽文化，為四化建設打好基礎。
現在，我們的大方向已經有了，那就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有了這個總指標，還要像工礦企業把生產指標、利潤指標分解到每個車間、班組以至每個人一樣，要把這個總指標分解、落實為各個門類指標，以期建成符合21世紀中國的發展，指導12億人民走向現代化的思想體係。古人說：“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創建新文化，離不開舊文化。文化不能白手起家。我們要敢於、善於吸收人類一切有價值的文化成果，來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新文化。我們經濟建設要有中國特色，哲學體係也要有中國特色。馬克思主義普遍原理是共同的，如何結合各自的學科專業，是很艱巨的係統工程。今天，中華民族文化已經彙入世界文化的潮流，中華民族必將為全世界做出新的貢獻。
讀史使人明智
—訪學者王春瑜
王春瑜，1937年生於蘇州，現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曆史所研究員，長於明清史的研究，主編過《中國反貪史》、《康熙政風錄》，著有《明清史散論》、《老牛堂隨筆》等。
問：作為一個曆史學家，你喜歡看曆史題材的小說和電視劇嗎？與史書相比，它們的優勢和缺點分別在哪些方麵？
答：我喜歡看比較優秀的曆史小說和電視劇。它們的優勢，是形象生動，活靈活現，富有故事性。缺點在於，文學才華橫溢的史學家寫曆史小說、電視劇的太少，而多數作家的曆史素養不如人意，因此作品中每有違背曆史真實處。
問：作為第一屆姚雪垠長篇曆史小說獎的評委，您對曆史真實與藝術真實是怎樣理解和把握的？
答：兩者必須統一。簡言之，就是可信、好看。我認為，看一部曆史小說是否真實，主要的衡量標準，看它是否表現出所描寫的時代的曆史脈絡及社會風貌。寫小說離不開藝術虛構，但主要人物的主要事跡可以渲染，但不能隨意捏造；次要人物的故事，必要時可以“添油加醋”，甚至無中生有地塑造出一個人物來。但是，無論是前者還是後者，必須是那個特定曆史環境中可能發生的。以熊召政的《張居正》為例。小說中寫了權臣高拱向隆慶皇帝獻春方，這在明代史籍中，雖有點蛛絲馬跡，但沒有足夠的證據。但明代中葉後，社會風氣敗壞，從上到下，淫風大熾，權臣、政要向皇帝獻春方者非止一個，嚴嵩更是以七十幾歲的衰朽之軀，親嚐春藥，然後再把“深刻體會”上疏告訴嘉靖皇帝，指導如何服用。因此，小說虛構高拱獻春方，是符合曆史真實性的。又如玉娘，曆史上並無其人，《張居正》寫她是張居正的紅粉知己，最後在張居正墓前自盡，情節感人。聯係到張居正也是性情中人，愛姬並非一個，玉娘的形象因而是真實可信的。但是，無論是張居正、高拱還是玉娘，他們的活動，都不能遊離於明中葉特定的曆史氛圍、典章製度，否則既失去曆史真實，也失去藝術真實。例如，玉娘唱的小曲，隻能是“掛枝兒”“打棗竿”“劈破玉”之類，如唱“茉莉花”，豈非成了笑話？
問：這些年，觀眾對越來越多的帝王小說、帝王戲頗有爭論，叫好者有之，反對者也不少。作為一種曆史的存在，不管你喜歡不喜歡，這些帝王都在曆史上留下過他們的印記。所以對於他們不是能不能寫而是怎麼寫。是歌功頌德還是揭示專製之禍，這中間是有很大差別的。您對帝王戲持何觀點？
答：我認為，帝王是中國曆史上的客觀存在，有好有歹，有功有過，這是事實。有功，就應當歌功頌德，如秦始皇的統一中國；有過，如秦始皇的橫征暴斂、“焚書坑儒”，就應當批判。該歌頌的不歌傾，是數典忘祖，曆史虛無主義；該批判的不批判，是複古主義，以為古人一切皆好，甚至是別有用心，如“文革”中“四人幫”歌頌秦始皇，不過是為他們的文化專製張目，尋求曆史依據而已。“五四”時期，一些人見孔子就喊打倒，見皇帝就要罵倒，當時不處於反對封建專製的文化啟蒙時期，這種行為是可以理解的。但今天看來，顯然是一種簡單化的幼稚病。我以為，帝王戲應當寫，但目前已上演的，好的太少。如康熙皇帝，我認為他有資格稱為“千古一帝”。他維護國家主權不遺餘力，完成了中國的統一；針對明朝積弊，采取了一係列政治、經濟政策，使國家得以安定、繁榮；反對“天才”論，厭惡給自己戴種種金光閃閃的政治高帽；反對修長城，認為無用，萬眾一心，才是真正的長城；精通幾何、三角，是曆代皇帝中唯一懂得高等數學的人。但他實行封建專製集權，搞文字獄，迫害政治異己、知識分子；晚年吏治敗壞，貪官橫行不法等。特別是他所處的時代，西方的工業革命已經完成，中國卻還是傳統的農業生產，可以說他脫離了當時世界曆史發展的大趨勢（彼得大帝都到西方取過經）。如果有識之士重寫康熙皇帝的曆史小說或電視劇，將這些都充分藝術地再現，那才是真實的康熙皇帝。對他既歌頌了，也批判了。目前藝術創作的主要傾向，是對皇帝的盲目歌頌，因而違背了曆史真實。是歌功頌德還是揭示專製之禍？不能簡單地非此即彼，而應有機地結合起來，其立足點，當然必須是對以皇權為核心的封建專製主義的危害有清醒的認識。
問：與上一個問題相聯係，擴展開來，就是一個如何麵對曆史的問題。是實事求是還是根據現實需要而隨意剪裁曆史。您對“一切曆史都是當代史”是如何理解的？
答：根據現實需求而隨意剪裁曆史，是對曆史的糟蹋。“文革”中，“四人幫”陰謀史學的基本特點，就是根據“四人幫”的政治需要，隨意剪裁曆史，虛構儒法鬥爭是兩條路線鬥爭，給呂後、武則天戴上法家桂冠，為野心家江青張目。這一深刻的曆史教訓，我們不能忘記。“一切曆史都是當代史”，是指曆史所以萬古常新，是因為不同時期的當代人，對曆史的理解便會不同；這既是史學家的學養不同造成的，更往往是現實政治影響史家的結果。先師陳守實教授（1893-1974）發揮明清之際思想家、史學家王夫之的論點，概括成“史論即政論”，是很精辟的。在嚴肅的曆史學家的著作裏，雖然寫的是曆史，但往往是其現實的政治觀點的闡發。其前提是經過對大量史實研究後得出的科學結論，是實事求是的結果，與“隨意剪裁曆史”，具有本質差別。
問：撇開戲說不談，現在很多觀眾是把曆史正劇等同於曆史的，有些家長甚至為了讓孩子學好曆史課而鼓勵孩子多看電視劇（有些文科大學生也隻是通過電視劇來了解曆史），這種做法值得提倡嗎？如果請您把多年研治明清史的最大心得告訴年輕人，您會如何告誡他們？
答：這是青少年的悲哀，也是曆史科學的悲哀。這種做法不應提倡。我想告誡年青人：了解曆史，應當從了解明清史開始。西方一些史學家認為，明朝已經是中國近代史的開端。在同一時期，西方已完成工業革命，走上近代化，而我國仍跋涉在封建專製社會的漫漫長途，為中國近代的落後挨打埋下了禍根。在了解明清曆史（哪怕是基本常識也好）的基礎上，再瞻前顧後，對中國曆史的基本脈絡，也就能把握了。千萬別上充斥熒屏的戲說曆史作品的當，那是玩鬧，不是曆史。
問：在正史、野史、古代文學作品、現代曆史劇中，哪些途徑是人們走近曆史、觸摸曆史本質的最佳途徑？
王春瑜：野史與古代文學作品。野史不像官修正史那樣一本正經（而且多半假正經，粉飾太多），因而記載的曆史真相比較可靠，而且較有可讀性。讀優秀的古代文學作品，如《水滸傳》、《紅樓夢》，對封建社會裏的官逼民反，對封建社會後期的腐敗、沒落及世俗民情，就會留下深刻印象。
問：您對目前國人的曆史意識作何評價？
答：近年我曾寫過《告別皇帝意識、草民意識》等文章，指出國人曆史意識中根深蒂固的皇帝意識、草民意識，是阻礙曆史前進的墮力。對皇帝仰視，誠惶誠恐，把希望寄托在好皇帝身上，是皇帝意識與草民意識一體化的怪胎，是與人民當家作主的思想及法製意識背道而馳的。國人不告別皇帝意識、草民意識，就不可能建立起現代化的強國。
問： 您考大學時原想學新聞後來卻被命運安排學了曆史。如果讓您重新選擇一次，您選擇哪一門？
答：曆史。讀史讓人明智，從過去看現在、未來，曆曆分明；讀史必須常年坐冷板凳，“步步為營”，不尚空談，這對治學、做人，都受益無窮。
守望精神的田園
——訪學者葉朗
葉朗， 1938年生，浙江人。現任北京大學哲學係教授，兼藝術學係主任，北京大學美學與美育研究中心（普通高校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主任，全國政協常委。主要著作有《中國小說美學》、《中國美學史大綱》、《現代美學體係》、《胸中之竹》、《欲罷不能》，是《中國曆代美學文庫》的總主編，長期關注人文學科的建設與人文精神的培養和弘揚等問題。
問：人們習慣說這是一個價值多元的時代，美的觀念也開始多元化起來。走在大街上，看五顏六色的服裝、千奇百怪的發型，還有什麼“人體彩繪”、“行為藝術”，會覺得“美”也成了一個很難界定的概念。您認為在這種情況下如何把握美的本質？作為一個美學家，如何有意識地去影響人們的審美觀？
答：美具有相對性，美的觀念、美的趣味受時代、民族、階級、文化教益等等的影響。車爾尼雪夫斯基在《生活與美學》中說，勞動人民覺得臉紅紅的是美的，但上層貴族覺得慘白的臉是美的。魯迅先生也說，賈府的焦大不愛林妹妹。美不是純客觀的東西，柳宗元說“美不自美，因人而彰”。美不能脫離人，不能脫離審美主體和審美活動。鄭板橋講眼中之竹、胸中之竹，美就是胸中之竹。按照中國傳統美學的觀點，美在意象，是情與景的統一。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我們國內有一場美學大討論，討論“美是什麼”的問題，有幾派不同的看法，其中朱光潛先生的看法就比較接近中國傳統美學的這個觀點。
美隨著社會、曆史的變化而變化，但這不等於說美就沒有一個相對固定的標準。審美活動作為人的一種精神活動，它有健康與不健康、有高雅和低俗之分。現在有的人鼓吹一種畸趣，比如某些所謂“行為藝術”（吃死孩子的肉，剖開牛的肚子然後人鑽進去等等）就是畸趣。
我們的美育，應該培養青少年健康、高尚的審美趣味，要注重它的人文內涵。人文學科研究的對象是人的精神世界和文化世界，它的內涵是意義世界和價值世界。人文學科和自然科學不同，自然科學研究“是什麼”，人文科學要回答“應該是什麼”。這裏就有一個價值、理想、目標和追求的問題。人文教育就是要激發和推進青少年去追求一種完美的人生，去追求一種更高的人生意義和人生價值。
問：上世紀八十年代曾興起過“美學熱”；可是現在有不少人隻關注錢，對他們來說，真善美幾乎成為一種奢侈的東西，這難道是市場經濟的必要代價嗎？
答：在我看來，人生有三個層麵：第一個層麵是俗務，例如每個家庭都有柴米油鹽，在單位裏也有迎來送往；第二個層麵是事業，這是人生的一個核心的層麵；第三個層麵是審美的層麵或叫詩意的層麵。前兩個層麵是功利的，後一個層麵是非功利、超功利的。這三個層麵應該有個適當的比例。人不能沒有第三個層麵，否則就不是真正意義上的人。因為人在吃飯穿衣之外，還有一種精神的需求，人總是想超越個體生命的有限存在，這就是審美的層麵。黑格爾說，審美具有一種令人解放的功能，這句話包含了深刻的道理。
我舉個例子：有個美國老板是個工作狂，他的太太建議他到世界各國去轉一圈，放鬆一下神經。一個月以後他回來了，太太問他有何收獲，他說：這次旅行的最大收獲就是使他更加感覺到辦公室的可愛。這個例子說明現代社會對人的異化太大了。世界無限的寬闊，但對於他來說隻是一個辦公室這麼大。這就是“畫地為牢”。這樣的人生就很難說是理想的人生。
在中國古代思想家看來，審美活動雖然是超功利的，但並不是沒有“用”。唐代思想家柳宗元曾經寫文章討論過這個問題。當時有人認為在城市裏搞園林沒什麼用，柳宗元駁斥了這種看法。他指出，山水園林可以培育人的寬闊的平和的心胸，而這對於一個成就大學問和大事業的人是非常重要的。一個人如果心胸狹窄，目光短淺，心煩意亂，那麼他絕對做不了大的學問，也絕對成就不了大的事業。所以古代許多大思想家、大藝術家年輕時都要遊覽祖國的名山大川，稱為“壯遊”。“壯遊”不僅為了增加知識，更重要的是拓寬人的胸襟。王夫之說，一個人如果整天隻想到柴米油鹽、當官發財，就會“仰視天而不知其高，俯視地而不知其厚，雖視如盲，雖覺如夢，雖行動其四體而心不靈”。所以他重視“詩教”，認為能“振其暮氣，蕩滌其濁心”，使人上升到豪傑甚至聖賢的境界。在古人看來，審美教育對一個人成就大事業是很重要的。
現在有些學生很用功，文章也寫得不錯，但格局太小，追求的目標太小，這是很可惜的。而美育能提升一個人的精神境界，實現一種更高的人生的意義和價值。這個精神境界的高低在三個層麵裏都有體現。審美的層麵就不用說了，俗務和事業這兩個層麵中也可以體現出人生境界的高低。馮友蘭先生說過，同樣的世界，但每個人人生的意義和價值不一樣。為什麼？就是人的精神境界不同。
另一方麵，經濟建設不僅僅是技術層麵，它還有文化、價值、審美的層麵。比如，據說當年決定在泰山上建索道，同濟大學的陳從周教授就堅決反對，因為索道會嚴重破壞泰山的審美價值和審美風貌。這就不僅僅是經濟的問題、技術的問題，而是美學的問題、文化的問題。
問：您認為人文精神失落的原因何在？人文教育應從哪些方麵入手？
答：新中國成立後，過去那套舊的封建的價值道德體係被打碎了，到“文革”期間更是推到了極端。粉碎“四人幫”，那些極“左”的東西被大家拋棄，但是新的價值體係仍沒有建立起來，重建新的價值體係的任務至今還擺在我們的麵前。
我認為現階段我們的人文教育有以下三個方麵值得注意：
一.注意從中國傳統文化中挖掘人文精神。中國傳統文化特別是儒家很重視人文教育，他們認為人不同於動物，人應該有一種精神的追求，比如孟子說：“生亦我所欲也，義亦吾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
二.美育、藝術教育要注重它的人文內涵。不要把它變成純技術甚至純功利的東西。比如有的家長為了孩子將來升學加分，逼迫孩子練琴，弄得孩子很苦，也很反感。審美本來是自由的，這種做法完全是反審美的了。
三.大眾傳媒要注重人文導向。過去隻講政治導向，不重視人文導向、價值導向。比如有些電視節目，從政治上說沒什麼問題，但趣味、格調低下，對青少年的精神發育就會產生不好的影響。現在有的媒體說青少年追星，是他們喜歡這個，真是這樣嗎？還不是媒體鼓吹的？你在那兒天天搞什麼排行榜，拚命吹捧什麼天皇巨星，青少年能不受影響嗎？有些“星”藝術很糟糕，人品也很糟糕，有的媒體還在那兒吹捧。有個房地產廣告：“讓人懶惰的本性得到徹底地解放”，這是什麼導向？還有的廣告拚命鼓吹什麼“帝王享受”、“貴族享受”，這都是人文導向。所以我認為大眾傳媒在堅持正確政治導向的前提下，還要注重人文導向，注重趣味格調。大眾傳媒工作者應該有一種倫理責任的自覺，就是說，你做的節目是要影響青少年的心靈的，如果把青少年引到錯誤的道路上，你是有責任的。不能因為利益驅動，為了收視率就喪失了良心。
問：您說：“數字化生存並不是人類最理想的生活狀態，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平衡是當今人類麵臨的一大課題。”請問這種不平衡是怎樣發生的？
答：數字化和高科技對人的影響有兩麵性，數字化和高科技的發展，並不等於人的精神生活就一定越來越豐富，人和自然、人和人之間的關係越來越親密。比如打電話，它可以拉近人的距離；但它減少了人和人之間的直接接觸，因而也拉大了人與人之間的距離。當代社會一個最大的問題就是直接性越來越少。比如照相機，這東西很好，但現在很多遊客來到旅遊點，就是照相，照完後走了。這樣，遊客來到任何地方看到的都是這個相機的鏡頭，根本沒有去感受當地的自然風光。美國未來學家約翰?奈斯比特說：“一個人到海邊渡假，如果還帶著移動電話、電腦，那他就聽不到海濤的聲音了。有人說，以後靠一台電腦就能在網上購物、上學、辦公。這樣，一切都變成虛擬的了。人和人之間可以不要任何直接的交往了。”奈斯比特說，現在美國的家庭是同在屋簷下，各自過生活，這樣的世界是很可怕的。所以說，高科技的發展也會帶來負麵的東西。在數字化和高科技的條件下，特別要強調人的精神生活、文化生活，否則就會變成像馬爾庫塞說的“單麵人”。
問：從德智體到德智體美，美育獲得了獨立的地位。可是我們注意到生活中有不少學生彈鋼琴、學畫畫，接受了很多美學教育，可是照樣說髒話打架，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
答：彈鋼琴、學畫畫並不一定就是美育。美學是人文學科，美育、藝術教育一定要注意它的人文內涵，也就是要使人感受人生的美，使人體會到美好事物對人生的意義，培養人的珍惜美好事物的情操，激勵人們去追求自身的高尚，去追求一種更有意義、更有價值的人生，提升自身的精神境界。這是美育的靈魂。沒有這個靈魂，單純地學技術，那就不是美育。
我們這個社會，實用的、功利的、技術的占了統治的、壓倒一切的地位，而人的精神的要求被擠壓、被忽略、被驅趕。人的基本生活需求滿足以後，消費結構就會發生變化，“恩格爾係數”下降，在這時候，人們的精神需求、審美需求就會大大增加。有人說這需要一個過程，但不管這個過程有多長，我們都要呼籲在社會上和學校裏加強人文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