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我說“北大應該成為中國的思想庫”，但現在還難說。
問：這和各級領導、大學校長對人文科學功用的理解有關。
答：是的。你問“人文有無用處”，所有的大學校長都會告訴你，有，而且很大。可我相信，幾乎所有在大學工作、學習的人，都明顯地感覺到最近二十年中國的人文學科（不是傳統意義上的“文科”，因“社會科學”發展得很好）正迅速地邊緣化。你可以說，國家大政方針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人文用處不大；你還可以說，現代大學之所以有別於中古大學或傳統書院，正在於其突出科學，人文的被冷落是再自然不過的了；你更可以說，人文過於玄虛，評價體係很不穩定，想扶持都不知從何入手。但所有這些理由，都是端不上台麵的。因此，主事者都會煞有介事地談論人文的重要性。
比如，中國科技大學校長朱清時曾撰文談論一流人才所需素質，特別指出“人文素質和文化傳統”的重要性；原北京大學副校長王義遒批評那些蔑視人文的科技專家：“這些人，或許能在自己的領域取得一些成就，卻難以做出劃時代的貢獻，成為開拓一門學科，乃至推動整個科學發展的大師。”這兩位校長強調人文的意義，側重於人的素質，而不是學科的位置。另外兩位校長更勇敢，直麵目前中國大學裏人文的困境。香港中文大學校長金耀基曾在上海做題為《人文教育在大學的位序》的專題演講，談論大學裏科學與人文之間的緊張。金先生認為，這種狀態很不正常，“人文教育在整個大學知識結構裏麵，應該有一個重要的位置。”原華中理工大學校長楊叔子發表《高等教育的五“重”五“輕”》，稱現在的大學、特別是理工大學，“出現了五重五輕”，第一偏頗便是“重理工輕人文”。照楊先生的說法，重理工是對的，輕人文則甚為不妥。
這四位校長的論述都很精彩，但都沒有解決實際問題。撇開社會的急功近利，以及政府決策的偏差，人文的困境，與目前的大學評價體係有很大的關係。坊間流傳的大學排行榜，北大文科（包括人文及社科）的分數，不及理科的三分之一；全國頂尖文科（北大）的分數，隻有最好理工科（清華）的五分之一。你也許覺得這種評價牛頭不對馬嘴，很可笑，可它代表了大眾的眼光以及某些主事者不便明言的心裏話。因為，按照師生比例、科研經費、社會貢獻（可量化者）、院士數目（文科沒有）等“硬指標”，人文確實乏善可陳。
人文學術的“大用”，很難用具體的數字反映出來，但自有口碑在。千萬不要小看“學界口碑”，它比那些用數字支撐、言之鑿鑿的“排行榜”，不說更重要，起碼一點都不遜色。而大學的“社會聲望”，與人文學者的努力是密不可分的。介入當下的社會改革，變化風氣，影響思想學術，這種貢獻，無法量化，卻是現代大學題中應有之義。如果以為隻有得大獎、評院士才是大學成功的標誌，那可就大錯特錯了。精神文化上的努力，不隻無法準確統計，更因其介入現實，申述正義，張揚民主，很可能得罪權貴，招人嫌惡。但這種獨立思考、不斷求索、勇於承擔的精神傳統，是當代中國大學所應該格外珍惜並努力承繼的。從行政管理的角度，這些擅長懷疑與反省、喜歡“胡思亂想”的人文學者，不隻沒給大學“加分”，還“添亂”。可長遠看，正是這些公共知識分子問心無愧的努力，使得大學充滿生機與活力。
這樣來看“人文”，你就明白其在現代大學的位置：很難“實用”，但有“大用”。隻是這個“大用”，不見得馬上被承認，還可能因立場不同而異說紛呈。換句話說，人文建設屬於長線投資，而且有風險。這就難怪大學校長紛紛表態“大力支持”，但往往難以真正落到實處。
問：在更注重操作、講求實用和功利的市場經濟條件下，北大的人文精神會不會有失落之憂？
答：我再三說北大人缺乏實際操作能力，但北大人的理想情懷令人感慨，而且我不希望北大人丟了這種情懷。《精神的魅力》這個書名之所以受到關注，就是因為這種理想主義的氛圍在北大曆經磨難，依然長存。不是說別的大學沒有這種氛圍，而是說，在北大這所校園裏，精神性的東西相對來說更濃一些。這種情懷，得益於“曆史的記憶”，不是校方規定的，也不是老師們有意識灌輸的。這種記憶，借助於各種文獻、傳說、人物等，一代代地傳了下來，而且還會一代代傳下去。誇張一點說，正是在那些廣泛流傳而又無法實證的逸事中，蘊涵著老北大的“真精神”，體現了北大人獨特的價值取向。所以我說，隻要校園在，圖書館在，這些逸事就能繼續紮根生長，北大的精神就丟不了。當然，我之研究北大，不僅僅是因為它自身的精神的魅力，而是把它作為理解這個世紀中國命運的一個很好的窗口，希望借助北大這個個案，來考察中國的思想和教育。這是一個有趣的話題，我會繼續做下去。
問：關於現代大學與傳統書院的精神聯係，其他學者較少注意。請您做些詳細的說明。
答：今日中國的大學，其價值取向及基本路徑，乃University而非“太學”，這一點不會有什麼疑義。1925年4月，蔡元培校長在德國做了題為《中國現代大學觀念及其教育趨向》的演講，稱對於古代中國的高等教育，“其質與量不能估價過高”，晚清以降，“擺在我們麵前的問題，是要仿效歐洲的形式，建立自己的大學。”所謂“上法三代，兼采泰西”，前者基本是一句空話，因為三代的學製誰也說不清，但中西教育觀念的差別卻是實實在在的。依晚清以來通行的說法，後者重知識傳授，前者重人格修養。錢穆說：“新學校興起，則皆承西化而來，皆重知識傳授，大學更然。一校之師，不下數百人。師不親，亦不尊，則在校學生自亦不見尊。所尊僅在知識，不在人。”所謂“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針對傳統中國的師道尊嚴，曾博得國人一片掌聲。可教育學家很快發現，此種隻重知識不尊師長的潮流，也有不小的流弊。為師的不自尊，求學的不重道，所謂“全人格的教育”，根本無法落實。於是“教書”“育人”並重的觀念，重新得到張揚。書院製的優勢，終於得到有識之士的重視。
不隻是鑽研高深學術的研究院，也不隻是傳統深厚的人文學科，在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看來，大學精神之所寄，在於教師的樹立楷模與學子的自謀修養。他有一句名言：“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這話現在廣泛傳誦，但其真正內涵，未見得被真正理解與接納。對於大學來說，“大師”之所以至關重要，不隻因其學識淵博，智慧超群，更因其人格和修養可以成為學生追摹的目標。
問：現在又有不少人用這些“硬指標”談論世界一流大學這個話題。您認為，我們到底要建成怎樣的一流大學？一流大學到底有哪些硬指標？北大與世界一流大學的距離到底在哪些方麵？
答：我的天，這個我不知道。我看過一些文章，從科研經費、學科排名、諾貝爾獎獲得者人數等方麵來判定誰是世界一流大學。按這種標準，第三世界國家永遠沒有一流大學，因為錢不夠。
我有一個想法，所謂“世界一流”，除一些必要的硬指標外，還得看其對本國、本民族社會進程影響的程度及貢獻，這應該也是一個重要標準。
上海交通大學二十一世紀發展研究院和高等教育研究所對於什麼是“世界一流大學”，曾給出了“充實的數據和具體的分析”，包括科研成果卓著，學術大師彙聚，科研經費充裕，學科門類齊全，留學生比例高等九大指標。這些看得見摸得著的指標，都忽略了一個重要的問題，即“世界一流大學”對於所在國（乃至人類）的社會進步以及思想文化進程的貢獻。光說有多少諾貝爾獎得主，有多少科研經費，還不能完全說明問題。大學的意義，不僅僅是科技進步，還包括精神建設。而後者，並非立竿見影，而是潛移默化，需要較長的時間才能顯示。對於希望“春種秋收”，馬上顯示政績的校長們來說，人文的建設其實難度更大——花錢再多，也都無法速成。記得原清華大學校長王大中不隻一次說過：沒有強大的文科，清華永遠不可能成為世界一流。這一判斷是明智的，不僅僅是科學、人文兩條腿走路的問題，大學的風氣、凝聚力以及社會聲望等，與這些看似虛幻飄渺的人文學術，大有關聯。
也是在北大百年校慶期間，我說過一句很有名的“大話”：就教學及科研水平而言，北大現在不是、短時間內也不可能是“世界一流”；但若論北大對於人類文明的貢獻，很可能是不少世界一流大學所無法比擬的。因為，在一個東方古國崛起的關鍵時刻，一所大學竟然曾發揮如此巨大的作用，這樣的機遇，其實是千載難求的。任何一個國家的現代轉型，都必須麵對很多“本土性”問題，假如你的思想或設計解決不了美國的問題，但能解決中國的問題，這本身就是絕大的貢獻。這個東西，切實存在，應該是中國學者追求的目標。跟國外權威教科書的說法不吻合，沒關係。總有一天，這些“另類”的思想或方案，會進入新的教科書。
問：有不少學者指出，大學理念應該多元化，不能隻有一個模式一條發展路子。拿美國大學來說，哈佛是高貴的人文博雅傳統，斯坦福是實用主義，普林斯頓以形而上的理論研究著稱，麻省理工專攻形而下，以科技領先自豪。您認為中國的大學應如何養成自己的個性？
答：在中國的大學裏麵，我不敢說北大是最好的大學，但北大是最有個性的大學。上世紀五十年代院係調整的時候，保留十四所大學，其它改為學院。大學的綜合性喪失了，University變成College，變成專業訓練，培養社會主義建設所急需的工程師，急功近利，有很多毛病，尤其是對人文的思考、真理的追求大為減少。這種狀況，到上世紀九十年代，來了個急轉彎，很多大學在升級。以前是大學改成學院，現在是學院改成大學。中國人的毛病是，一統就死，一放就亂，出現了很多讓人啼笑皆非的事情。大學升級，有很多人為的因素，尤其是好大喜功，要不得。但另一方麵，它確實是對五十年代院係調整的一個反撥，回到University。從教育學思考，不失為一條路子。
可惜的是，中國人對大學的不同類型缺乏理解。我們常說，每個國家的大學，是不太一樣的，比如，英國的大學，就與美國的大學有不小的差異。可更重要的是，每個國家內部的大學，其實是有不同定位的。我們以前常說，蔡元培學習德國大學的路子，以文理為中心。這沒錯，可那隻是洪堡大學的路子。德國大學還有別的路子，比如，同樣留學德國的馬君武，回來辦廣西大學，走的是工業大學的路子。也就是說，即使在同一個國家裏，也有不同的大學類型。起碼有兩種大學類型，是不能偏廢的：一種注重理論思考，另一種偏向於專業訓練。我的觀點是：不同國家不同類型的大學之間，不可比，沒有高下之分。
第二個需要區分的是，應該有不同層次的辦學方式。一說起美國大學，都說哈佛、耶魯、斯坦福，那是研究型大學。其實還有很多好大學，隻有本科，沒有研究院，規模小，但名氣很大，學生對母校的認同感與回報率，不低於哈佛。它不發展研究院，不是沒這個能力，而是全力全意經營好本科。這種大學，普遍實行小班教學，師生之間接觸密切，更能因材施教，所以很受歡迎。
國內大學則不同。所有的大學都在拚命爭碩士點、博士點，並以這作為評判大學優劣的標準。好不容易爭到手，結果呢，領導麵子固然好看，可教學質量不升反降。為什麼？原本用在本科教學的資源，被挪用來培養很可能不合格、或者學非所用的碩士、博士。不能怨學校，這是被評比逼出來的。領導要政績，成果必須是看得見摸得著的，於是有多少博士點碩士點、有多少重點學科或研究基地，便成了硬指標。其實，大學發展應該多元化，有以學理研究為中心的，有以技能訓練為中心的；有以本科教學為中心的，也有以研究院為中心的，一定要分開。不同類別的大學，應該有各自不同的發展路徑與評判標準。即使北大、清華是全國最好的大學，你也不能把全國的大學都辦成北大、清華；都變成北大、清華了，那你很快就會發現，缺少另一方麵的專門人才。
第三個需要區分的是，即使同是以學理研究為中心的University，也要看到，大學辦得好不好，關鍵在於有沒有個性。五十年代院係調整後，一個最大的問題，不是專業設置單一，而是政府管得太死，各大學麵目趨同。做教育改革的，如果不關注教育史，不考慮中國大學的傳統，隻是搞橫的移植，不管移植德國、蘇聯還是美國，肯定都不行。大學跟工廠不一樣。工廠希望統一規格，這樣便於操作，也好控製質量；大學則必須有自家麵目。沒能辦出自家特色，麵貌過於趨同，這才是當今中國大學發展的一個根本問題。
比如，民國年間，教育史上的一個奇跡，不是北大、清華，而是南開。為什麼？你北大、清華是國立大學，相對於私立大學南開來說，可利用的資源要多得多。從1898年南開中學前身嚴館時期的6名學生，發展到1948年的包含大、中、女、小、渝5部、在校生達4000餘人的一代名校，南開的發展是“超常規”的。這裏有校長張伯苓的苦心經營，包括他確定發展戰略時的騰挪趨避。比如，張伯苓辦南開大學，不設中文係，便是有意為之。他認為，學文學的，多空談；而他更崇尚實業救國，所以要求篤實的學風。舊南開的化工、經濟、社會學等做得很好。很多人批評他，說他固執、偏激，可你不能不承認，他辦的大學是有個性的。作為一所私立大學，張伯苓的南開，發展出一種迥異於蔡元培的北大、梅貽琦的清華的“實業興學”路線。現在辦大學的，追求的都是“大而全”，缺一個學科、少一個專業，扣多少分，這麼多硬指標擺在那，大家隻能辦一樣的大學——差別隻在於規模大小、水平高低。
在我看來，大學最是應該千姿百態。考慮到這一點，不僅北大、清華不足法，哈佛、牛津也不足法，沒有一個“標準大學”，更不存在中國大學全都必須追摹的“榜樣”。一百多年來，中國人辦現代大學，一開始學日本、學德國、學美國，再轉而學蘇聯，現在又回過頭來學美國，言必稱哈佛、斯坦福。學是應該的，但必須記得以下兩點：第一，大學要接土氣，第二，大學要千姿百態。在我看來，對於一所大學來說，找到屬於自己的位子與路向，比什麼都重要。
也就是說，大學分類型——研究型、教學型、技術培訓型、社區服務型，都有其發展的空間。不問規模大小，隻要定位準，聲譽好，就是好大學。就像寫文章，能雅是本事，能俗也是本事；就怕半吊子，高不成低不就，理論、實用全都不徹底。不同類型的大學，目標不一，道路不一，評價標準也不一；先自我定位，再尋找相關的榜樣，比起籠而統之的談“接軌”，要實在得多。各大學的差異，很大程度上是曆史形成的，不是想改就能改，你隻能在曆史提供的舞台上表演。而就目前中國大學的現狀而言，首先是明白自己腳下的舞台，尋找適合自己發展的道路，而不是忙著製訂進入“世界一流”的時間表。
問：凡對教育史略有所知的人，無不對當年北大清華的“教授治校”心馳神往。在今天這樣一種教育體製下，我們能否請回“教授治校”？如果不能，為什麼？
答：“教授治校”是一個很敏感的話題。1998年，我在北大校方組織的一次座談會上提出這個問題後，頗受責難。到目前為止，北大的改革，還不是在這方麵著力。大概是因為，北大太受重視，導致它的變革非常艱難。因為，一舉一動全都在眾目睽睽之下，很難有大動作。可以說，北大屬於敏感地帶，過於前衛或風險太大的改革，無論多好，都很難實施。因此，隻能在現有體製及框架內修修補補。要說改革，其實不少學校走在北大前麵。2003年7月9日的《人民政協報》上，有兩篇文章值得一讀。一篇專門介紹東北師大推行了三年的“教授治校”，其中有這麼一段：“保證學術自由的製度的核心就是‘教授治校’：盡可能避免非學術因素對學術活動的幹預，保證學術活動的豐富性和生動性，保持學者教學自由和研究自由，學科帶頭人引導群體最大限度地發揮作用，教授在大學的決策與管理中起決定性的或主導性的作用，學校的行政機構起服務與輔助作用。”具體措施是否真能落實，還有待進一步觀察，但起碼在指導思想上，東北師大的“教授治校”，不同於北大準備設立的起谘詢作用的“教授會”。
還有一篇文章，是全國政協委員朱永新倡議將中國的相當一部分大學徹底轉製民營，一來減輕國家負擔，讓其騰出手來解決中小學教育投入嚴重不足的難題；二來吸引民間資金，讓民辦大學盡快成長起來，適應國家現代化建設的需要。這一使高等教育多元化的企圖，不管能否落實，單是議案本身引起的廣泛關注，就足證中國的進步。在我看來，這些努力，都比北大目前進行的人事製度改革要激進得多。如果成功，其意義非同小可。
反觀北大，不要說“教授治校”，連“校長治校”都不是，我們現在的體製是：黨委領導下的校長負責製。這次北大改革，準備在院係一級設立起谘詢作用的“教授委員會”。這樣的“教授委員會”，對學校的大政方針沒有影響力，因此，這樣的舉措意義不大。
問：那您理想的大學管理是個什麼樣子？
答：理想的大學管理，就是老北大或西南聯大的“教授治校”。校務委員會和教授委員會，兩者之間有合力，也有矛盾。我曾經舉過一個例子，西南聯大發生學潮的時候，常委會和教授會的態度有微妙的差異，各自發揮的作用也不一樣。二者和而不同，幫助學校渡過危機時刻。一般來說，校務委員會代表管理層，更強調現實性以及可操作性；教授委員會則更強調教育的長遠利益，在校方和教師、學生之間起緩衝、平衡、製約等作用。教授委員會對於協調管理者與被管理者，對於保證學校的長遠利益，對於堅持學術獨立理念，可以發揮很大作用。但如果隻是一個谘詢機構，恐怕作用就很有限了。
這次北大改革方案的製訂，一開始沒有人文學科的教授參與，我覺得是很大的遺憾。同樣是文科，人文學術與社會科學，思考問題的方式不一樣，文化情懷與學術理念也有很大差異。至於普通教授與行政管理人員，更是不可同日而語。你以前可能是很好的教授，可你當了校長、部長、院長，屁股決定腦袋，思考問題時，必然注重行政管理。不是誰對誰錯的問題，應該承認各自利益以及立場的差異，這樣才有對話與協商的必要。不是說服，也不隻是征求意見，而是對話與協商。不能說提意見的普通教授就是“攪局”；更不能將反對者說成是害怕競爭。大部分參加討論的人，都不是考慮自己會不會被淘汰出局，而是爭一個“理”者。他們關心的是，這樣改，對還是不對。
大學的發展，既要尊重管理層的思路，也必須考慮普通教授的觀點。承認大學裏麵利益多元，趣味、思想多元，必須協調，這才需要教授委員會。教授委員會的組成，必須跟校務委員會不同。如果隻是行政班底的翻牌，這樣的教授委員會，不具獨立性，有名無實。
還是在北大百年校慶期間，我曾談及必須分清什麼是大學的主體，是教師學生，還是行政管理人員？此提問被認定是主張“教授治校”，有搶奪領導權之嫌。這裏不想辨析民國年間北大、清華以及西南聯大“教授治校”之利弊得失，單說大學裏的工作，到底是以教學、科研為中心，還是以管理為中心。假如是前者，就必須著力於調動教師的積極性，尊重其工作興趣，任其自由發展，盡可能為其攀登學術高峰創造最好的條件，而不是迷戀於如何提高管理的效率。
現在各大學裏為改革製訂政策以及具體實施的，多為行政部門，故不可避免地多從管理的角度思考問題，用心良苦，但效果不見得好。應相信廣大教師的學術良知，不將主要精力放在防止偷懶，而是鼓勵創新，這既是對“人”的尊重，也是對“學術”的理解。原複旦大學校長楊福家曾以普林斯頓大學為例，說明創建一流大學必須有“大愛”，方能“營造一個有利於產生學術大師的良好的研究環境”。下麵這段話，我很感興趣：“正是因為她的寬容和‘大愛’，安德魯?懷爾斯教授才有可能9年不出1篇論文，埋頭苦幹、靜心研究，解決了困擾世界數學界長達360餘年的一大難題——費馬大定理，最終獲得曆史上唯一的菲爾茲特別成就獎；她也允許患有精神病的天才數學家約翰?納什靜心地生活在校園內，並給予極大的關愛，終於使他在與疾病搏鬥30年後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充分體現了人類應該具有的‘美麗心靈’。我想，這恐怕就是普林斯頓大學成為美國第一大學的真諦！”我當然承認，這種描述過於理想化，但“雖不能至，心向往之”。
問：北大是有優點的，也是有缺點的。您認為北大的缺點是什麼？
答：優點和缺點有時是糾結在一起的，你無法截然厘清。在讚賞北大人誌向遠大的同時，你必須意識到其很可能好高騖遠；在表揚北大人很有個性的同時，你可能注意到其不太合群。總體說，操作能力較差，社會協調能力弱，是北大學生帶有普遍性的缺點。這和北大人的自我期待有關。從京師大學堂到老北大、新北大，總以為自己是第一學府，國家興亡，匹夫有責，愛關心國家大事；從小處做起，則明顯不足。說得好聽是誌向遠大，說得不好聽便是眼高手低。
這和北大的專業設置也有關係。北大的專業設置，曆來不是以實用性、而是以學理性見長，以文科理科為中心，工科不是北大所長，有好長一段時間甚至取消了社會科學，所謂的“文科”變成了人文學科，所以，北大學生的玄想能力比操作能力強。加之，北大曾經很深入地介入了百年中國的政治變革，教授、學生大的方麵想得多，細處做得少，有時容易養成浮誇的風氣。
一方麵，我對北大學生有所批評；另一方麵，我承認，要完全改變，很難，也不應該。假如有一天，曆來很“張揚”的北大學生，也都變得唯唯諾諾，跟社會特別協調，這決不是好事情。中國有那麼多大學，有若幹所大學特立獨行，懸在空中，沒什麼不好。大學剛畢業，就變得很世故，跟坐了十幾年機關的人一樣，這不很可怕嗎？要是那樣，我反而懷念北大學生的“書生氣”。
北大的專業設置必須考慮社會需要，學生的自我期待也需要做些調整，這些都沒問題。但大的方麵，比如說北大精神，或者說這所學校的風格，不是一年兩年、十年八年養成的，而是長期積累所得，是好是壞你都必須認真麵對，不要輕易否定。而且，說實話，要改也難。
對北大來說，最要緊的，或者說必須引起高度重視的，不是學生性格方麵的某些缺點，而是作為一所大學，北大本身的學術實力在下降。
從全國來說，目前的北大，學術實力依然很強。舉個例子，兩年前評重點學科，好多大學隻有一個兩個，甚至剃光頭；而北大呢，全國重點學科有81個，比第二名的清華多出將近一半。表麵看來，確實比其他大學高出一截，但相對差距在縮小。此中奧秘，隻有同行才清楚。比如我所在的中文係，居然有六個重點學科，不得了。可你必須明白，瘦死的駱駝比馬大。現在北大的“超強”陣容，其實是1952年的院係調整導致的。比如，全國隻保留一個哲學係，一個語言學專業，其他大學的著名教授，都歸並到北大來。換句話說，北大某些專業曾經有的“霸主”地位，其實不完全是自家努力的結果，而是國家意識形態乃至教育方針的調整所決定的。此前，北大當然也很不錯，但不是“獨霸”，就以國學研究而言，清華、燕京、輔仁、中央、中山、齊魯等，都有自己的長項，都可以跟北大叫板。
院係調整造成的絕對優勢，現在基本上不存在。老先生們都退休了，現在擔綱的，大都是文革後各校自己培養的研究生。這麼一來，各重點大學之間，差別不是很大。基本上是自己的學生，沒有經過全國性的遴選，北大的絕對優勢大大減弱。都說要引進人才，北大也在努力，但總的來說，流動很不順暢。你想要的，不見得進得來；你不想要的，也攆不走。這些年來發展的新學科，國際化程度高，外來人才多一些；但原本實力很強的傳統學科，確實有“近親繁殖”的弊病。隻是要打破“近親繁殖”，不是一所大學就能做到。學界必須達成共識，再加上政府出麵協調，最最起碼，也必須是一二十所重點大學“聯手”。否則，你動他不動，有進無出；或有出無進，一下子就堵死了。連“近親繁殖”這樣相對簡單的問題都解決不了，那“大學製度的創新”就更渺茫了。至於北大，首先是要有危機感，知道曾經有過的“絕對優勢”正逐漸喪失，其他大學正急起直追。因而，不要整天拿遠在天邊的哈佛、牛津說事，看看近在眼前的其他兄弟院校，他們的改革方案也有值得北大借鑒之處。北大辦在中國，其他中國大學存在的毛病、麵臨的困境，北大一樣不落。解決這些製度上的缺陷，需要勇氣，更需要大智慧。我當然希望北大在這新一輪“製度創新”的攻堅戰中，能有出色的表現。
2004年2月3日采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