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蔡元培先生的“美育代宗教”說在我國具有非常大的影響，您認為美育具備這種功能嗎？
答： 蔡元培先生的“美育代宗教”說，從兩個方麵看：如果說發展教育（包括美育）能使宗教消亡，這是不科學的；但這個命題深刻的地方在於，審美與宗教在滿足人追求永恒和無限的需求這方麵，它們有相似的地方。審美是用自己的方式滿足人的這種精神需求。它能使人達到“物我同一”的境界，古人說“飲之太和”，陶淵明說“縱浪大化中，不喜也不懼”。這就是審美活動的超越性（超越個體生命的有限存在和有限意義），這也就是黑格爾說的審美具有令人解放的作用。
詩是你在世界上消失不了的聲音
—牛漢談詩
牛漢，原名史成漢，山西定襄縣人，1923年出生，蒙古族。抗日戰爭期間在陝甘地區讀中學、大學。1940年開始發表文學作品，已出版詩集、散文集等20餘種。曾獲馬其頓“文學節杖獎”、“新詩界國際詩歌獎北鬥星獎”。現為中國作協全國名譽委員，中國詩歌協會副會長。
問：您的詩，經常緣物抒情，借自然界的物象，寄托自己的情懷。像《鷹的誕生》、《華南虎》、《悼念一棵楓樹》、《半棵樹》、《蚯蚓的血》、《巨大的根塊》、《我是一顆早熟的棗子》、《汗血馬》、《呐喊》等都是這樣的作品，您把它們稱之為情境詩。從小處看，它們是個人生命意識的真情流露，從大處看，所刻畫的是一個民族的風骨和精神。您選擇這樣的情境是偶然還是必然？
答：“情境詩”的說法是歌德提出來的，是指直接從現實生活的情境中結晶出來的詩，不能離開創作時間與人生境遇以及真實的生活，更不可離開心靈而去構思詩。
我的詩跟我一生的經曆是密不可分的，寫的是帶有自傳性的內心活動，詩反映了我的生命狀態。我的詩有兩個高潮，第一個高潮出現在1940—1942年，在甘肅天水讀高中的那三年，寫了幾百首詩。第二個高潮是1972—1974年末，在鹹寧幹校後期。
早在1936年冬在家鄉讀初中時，我參加了犧牲救國同盟會，毫不含糊。1938年冬天15歲的時候加入共產黨。16歲，我想去延安，做教師的父親不同意，說：“你還是好好念書吧。”我內心苦悶，寫了長詩《鄂爾多斯草原》和五百行的詩劇《智慧的悲哀》，表達追求革命、胸懷理想的人生境界。1946年春天參加愛國學生運動，大學沒畢業，就被國民黨抓進陝南漢中監獄。同年秋在伏牛山從事革命活動時，還差點犧牲。這些人生經曆，決定了我的詩反映的不是“小我”，也不是抽象的、空洞的、概念的個人，而是胸懷大誌，與國家命運、民族命運息息相關的一個熱血青年。
《鷹的誕生》、《華南虎》、《悼念一棵楓樹》、《半棵樹》、《我是一顆早熟的棗子》、《汗血馬》等都是在鹹寧幹校時寫的，那段時間，管製放鬆一些，我能夠跟大自然直接接觸，動植物的形態和命運深深地感動了我，寫這些詩不是政治上的簡單控訴，而是要吐訴自己內心的真實情況，寫出我追求美好人生的情感。
問：有人評論您的詩不可避免地帶著悲淒的理想主義的基調。在經過那麼多苦難之後，您還說：“我和詩，一生一世相依為命，從不懊悔，更沒有一句怨言。”是什麼支撐了您的這種信仰？
答：說我的詩帶著“悲淒的理想主義的基調”，並非哪位評論家的說法，是我的自我認定。我年輕時是熱血青年，現在是熱血老年，血還沒冷，血冷了，還寫什麼詩？還有一個原因，我一生有幸，結識了很多文化名人，比如1949至1950年我給老革命、華北聯合大學校長成仿吾當業務秘書，受他的教誨頗多。胡風、艾青、田間、馮雪峰、聶紺弩、張天翼等，他們的人品和作品對我都產生了很大的影響。我不能背叛革命理想，也要對得起關心我、愛護我的這些革命前輩和文壇前輩。
問：麵對苦難，您好像更多地選擇了沉默。
答：我這一輩子不抽煙，不喝酒，不唱歌，隻歎氣。
問：這是不是太悲觀了？
答：前兩年，出訪保加利亞，在一個晚宴上，人們喝酒唱歌，熱氣騰騰，唯有我沉默。有人問我：“為什麼不喝酒？”我說：“從不喝。”問我的人說：“好！為什麼不唱歌？”我回答說：“幾十年不唱了！”沉默，他們不理解我。我深深地大聲歎了口氣。那人又問我：“為什麼歎氣？”我沉默不語。他們茫然地望著我。我又深深地歎了一口氣。歎完氣，我笑了。歎氣不是悲觀。深深地歎一口氣，像唱歌一樣地歎氣，能把內心的塊壘吐出來，比唱歌還痛快。我原來也喜歡唱歌，我是蒙古族，小時候唱蒙古長調，唱得很痛快，大學時在合唱團唱男高音。1969年，我在幹校時唱革命歌曲，有個小將向我吼：“你也配唱！閉嘴，閉上你的臭嘴！”從那之後，我就再不唱歌了。
問：您多次說過，每次寫詩，心情緊張與不安的程度，幾乎與初學寫詩時一樣，每寫一首詩，都好像是第一次寫詩。很多人的創作往往是在不斷重複自己，您為什麼會有這種創作的新鮮感？
答：我的詩不成熟，沒定型。我不承認自己的詩已定型，定型就是不再發展。我永遠在探索，在跋涉，在向前邁進。新詩要講個性、講自我，但並不是低下的、瑣碎的、沒有理想的個性和自我，要通過個人的感觸，真實反映對國家、民族命運的關心，不是簡單流露，而是很深沉地吐訴和表達。寫詩，我從不重複，絕不在原地徘徊，每首詩都是一次新的發現，沒有新的第一次發現的感覺，我決不提筆。
問：寫詩給您帶來的最大快樂是什麼？
答：不是快樂，是痛快。詩把內心的一切塊壘都傾吐了出來，寫完一首詩，心靈得到一次解脫。有的詩像歎一口氣，很舒服，很痛快。該寫詩，如不寫，整個人悶得慌。
問：麵對當下詩歌的低迷，我覺得不能單純怪罪詩人脫離現實，無病呻吟，這種現象有，但不是全部，有相當一批詩人在從事著嚴肅而高尚的寫作，隻是由於社會過於物質化、商業化，詩和理想主義才成為一種近乎奢侈的東西。您認為在這種情形下，一個詩人應如何擺正自己在時代中的位置，詩的意義和價值如何體現？
答：要做第一義的詩人，不做第二義的詩人。第一義的詩人就是人和詩血肉相連，人不能背叛詩，詩也不能背叛人。第二義的詩人就是人和詩可以分開，詩寫得好，但人品卻不純正。
這個社會有人浮躁，有人深沉，我從不浮躁。我活得簡單，盡力單純些，自由自在地清苦地活著。我不用電腦，不上網，我與世界的聯係不通過任何媒介，而是和世界、人生以及大自然直接聯係。別人會說我不願接受新時代的新鮮事物，是一種落後的、原始的生存狀態。但我活得清淨。我堅信曆史會不斷前進，詩也會飛躍起來。我的座右銘是：有容乃大，得大自在，默默而存，問心無愧。多方麵吸收，才可使心胸博大，活得自信，不會被蒙蔽。搞創作，主要靠自己心靈對大千世界的感應，決不要被物質化、商業化所左右。
問：您對新詩有信心嗎？
答：當然有，從來沒有動搖過。沒有詩的民族是悲哀的。現在是曆史轉型期，有些年輕人的詩缺乏意象，結構不完美，幾乎沒有韻律，甚至沒有節奏，詩寫得不成熟。我相信他們會不斷地調整自己，他們有很大的成長的空間，我祝福他們。
把字鍍上陽光
——金波談兒童文學
金波，詩人、兒童文學作家。1935年生於北京，中國作家協會兒童文學委員會委員、首都師範大學教授。先後出版詩集《回聲》、《會飛的花朵》、《我的雪人》、《雨鈴鐺》等20多部，童話集《小樹葉童話》、《影子人》等10餘部，還創作了《勤儉是咱們的傳家寶》、《小紅花》、《少先隊友誼之歌》等數百首歌詞以及散文集、評論集多種。作品曾獲國家圖書獎、“五個一工程”獎、中國作家協會全國優秀兒童文學獎、宋慶齡兒童文學獎、冰心圖書獎等。1992年獲國際安徒生獎提名。
問：您在一篇文章中說過：“讓自已回歸到童年時代的感受，讓自已的心和孩子的心貼得更緊，這就是為孩子寫作的全部奧秘。”但不同時代、不同成長環境下的兒童有其各自不同的特點，您怎樣去把握這種不同？
答：我說過“讓自己回歸到童年時代的感受”，這是我多年來從事兒童文學創作的切身體會。這“感受”，更多的是源於童年時代接觸到外界事物而產生的心理活動和體驗。我之所以最終選擇了兒童文學創作，是因為我發現自已對於童年生活有著很強的記憶力。這種記憶力還不僅僅局限於記得童年的故事，還記得許多細節，甚至那個時期的某些聲音、氣味。更重要的是引發的心理活動、心理狀態，那都是一些屬於孩子所特有的，比如：新鮮感、好奇心、同情心、想象和幻想，等等。每當體驗到這種感受，我的思維方式就更加活躍、有趣。我像回歸童年，變成了童年的我。我在“複活童年”以後，才能進入寫作的狀態。所謂“複活童年”，主要是指複活童年的感覺和思維方式。
對於孩子來說，除了上述談到的共同的年齡特征、生理特征和心理特征以外，不同的成長環境和曆程對兒童也會有不同的影響和烙印。一個兒童文學作家，具有豐富的童年體驗，與孩子有一種天然的親和力，比較容易把握住不同曆史時期兒童的共同性和差異性，容易和他們交朋友。那個時候你同樣可以回歸到“同齡人”的精神狀態。當然，這種“回歸”並不排除思想，甚至更加需要作為作家對於兒童感覺的分析和思考。優秀的兒童文學作品應當是既有鮮明生動的兒童形象，又有深刻的思想，隻是後者“隱蔽”在前者之中，這樣的兒童文學作品是老少鹹宜的。
問：我內心對兒童文學作家一直懷有深深的敬意，因為他們是世界上最純潔、最寂寞的一群。中國的兒童文學迄今走過幾代人，他們的追求從來沒變，這就是宣講愛，宣講真善美，就像您說的“把字鍍上陽光”。但現在有一種說法，認為孩子總要長大，與其讓他們沉迷在虛幻的童話世界，不如讓他們盡快認同成人世界的價值觀。在他們看來，成人世界是一個競爭的世界，是一個殘酷的世界，所以他們提出要對孩子進行“狼性教育”，您對這個問題怎麼看？
答：人的一生，可說是一直處於“成長”和“學習”的狀態。不同的年齡段有不同的藝術需求和實施教育的方式。對兒童來說，他們與文藝有著天然的聯係，因此，兒童身心健康的成長，離不開文藝的熏陶。就兒童文學而言，我認為應擔負起學會審美、提高情商和思想教化的任務。這三者是有機地融合在作品中的。在兒童文學中，宣講愛，宣講真善美，在我看來就是宣講純正的人性，這也是競爭的世界所需要的。競爭的世界，固然有它殘酷的一麵，但這殘酷更多地是表現在人才的競爭方麵，是對人的素質的更高要求。“狼性教育”的觀點，可能隻是片麵地看到了競爭中的欺詐、詭譎、陰險等消極的方麵，而忽視了人才競爭中的智慧、誠信、堅毅等優秀品格。兒童文學所宣講的真善美，其核心是給孩子一個純真的童年，打下健康成長的素質基礎，使他們能從小分辨是非，善惡分明。高爾基曾就兒童文學創作說過這樣的話：“放在首要地位的，不是在小讀者心裏灌輸對人的否定態度，而是要在兒童們的觀念中提高人的地位。”我想這正是兒童文學的使命。
問：曹文軒教授說，要讓孩子回到文字的世界中去。他的意思是指，文字的世界比聲畫世界更能令孩子學會思考，學會成熟。但現在動畫片、網吧等對孩子的影響更大，在這種情況下，文字的世界靠什麼吸引孩子？
答：我一直這樣認為：聲畫的傳媒方式雖然有其直觀、快捷、娛樂等長處，但它代替不了閱讀。這是兩種不同的感受方式，前一種方式，欣賞者是被動的，被情節和畫麵牽著走；後一種方式，閱讀者是主動的，他與書本之間有著思考的空間和時間。因此，我認為聲畫傳媒不能替代閱讀思維。如何吸引兒童閱讀，這不僅是兒童的問題，也是全社會的問題。據有關方麵調查，最近五年來，我國國民讀書率呈下降趨勢，有讀書習慣的僅占5%。孩子閱讀習慣的養成是受成人社會的影響的。所以，我認為吸引孩子閱讀，首先要營造全社會的閱讀風氣，在學校、在家庭，要關心兒童的閱讀，老師、家長要和孩子們一起閱讀，一起交流。現在，家長和老師對兒童文學很少閱讀，又不了解兒童的閱讀興趣和習慣，所以在書籍和兒童之間缺乏中介的橋梁。現在，即使讀一點書的孩子，也是很隨意的，大多是看同學讀什麼就讀什麼。每年4月23日是“世界讀書日”，我國在這一天雖然有一些慶祝活動，但還不夠普遍。我建議由學校設定自己的“讀書節”，會更貼近實際，易於開展活動。我參加過一些學校自己的“讀書節”，效果不錯。總之，兒童的閱讀要有引導，從培養閱讀習慣入手。在這方麵，家長和老師以身作則，能發揮更大的作用。
問：《哈利?波特》的衝擊波，讓我們意識到兒童文學的市場化問題。我們的兒童文學為什麼和市場離得那麼遠？作家和市場是怎樣一種關係？
答：《哈利?波特》風靡全國，的確有營銷上的成功，但書本身也有其特點，如想象的超拔大膽，情節的引人入勝，追求童趣。我國兒童文學市場化問題，經驗還不足。這一二年，已開始引起關注，兒童文學和市場拉近了距離，有一些書注重市場營稍的宣傳，取得了較好的經濟效益。但暢銷書可能是一時的轟轟烈烈，有的暢銷書還可能引起異議。我認為一個作家應當關注市場，力求讓更多的讀者讀到你的書；但作家不能一味地跟著市場跑，跟市場的風，這是沒有前途的，作家還應當有藝術上的追求，用你的作品培養你的讀者，以此擴大市場多樣化的需求。從市場營銷的角度看，經濟效益當然是追求的一個目標，但還有一個引導讀者閱讀，提高閱讀品位的問題。對於未成年人來說，這個問題尤其重要。
問：今年是安徒生誕辰二百周年，世界範圍內的紀念活動讓人們重新領悟兒童文學的魅力。您作為國際安徒生獎的提名作家，對這一活動有何評價？
答：我在一篇紀念文章中曾表達過這樣的意思：“我們已很熟悉安徒生，我們仍在理解安徒生。”我所說的“熟悉”，是指在中國對安徒生的童話故事可說是家喻戶曉；我所說的“理解”，是指安徒生童話的經典品格還需深入理解，特別是從這一代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長著想，安徒生童話仍有著現實的意義。安徒生對於人的尊嚴的敬畏，對於兒童的不可抑止的愛，對於人類辛酸、悲苦所表達的同情心，都是我們麵對未成年人所應給予關注的。創建和諧社會是一個長期的規劃，未成年人將必定是這一工程的主體。
從童話創作本身來看，安徒生仍是鮮活的。不同年齡、不同文化層次的人都需要安徒生。近半個世紀，童話創作在世界範圍內有很大發展，無論是題材，還是技法，都更加豐富多彩。但我認為，我們仍可以從安徒生童話中汲取無盡的營養，比如，他的充滿詩意的抒情，他的反諷與幽默，他的美文式的語調，以及他終其一生都在不斷探索的藝術精神。中國的小讀者除了需要快樂的文學，是否也需要一些勵誌的文學，需要讓心靈變得溫暖的文學，需要讓兒童感情世界變得豐富的文學？童話誠然可以讓小讀者快樂，但快樂並不一定要以犧牲深刻和厚重為代價。這一切，我們都可以從安徒生的童話中得到有益的啟示。
問：您認為中國的兒童文學創作在世界大格局中占有怎樣一個位置？您對年輕的兒童文學作家有什麼期望？
答：中國的兒童文學已經開始走向世界。過去世界對中國兒童文學的了解，還局限在中國的神話傳說和少數幾個作家，如葉聖陶、張天翼、嚴文井等人的介紹。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開始參與國際兒童文學的交流活動，但與“成人文學”界相比較，兒童文學的交流少得不成比例，加之中囯兒童文學作品的譯介很少，由於語言的障得，也很難引起世界範圍內的關注。我寄希望於中青年作家能創作出更多的好作品，走出國門，確立中國兒童文學在世界大格局中應有的位置。同時，我也希望兒童文學作家更多地關注兒童成長中的喜與憂，關注社會，貼近現實，不斷完善自己的人格修養和文化素質，這雖是老生常談，卻永遠是作家一生追求的品格和境界。
有容乃大
—訪陳平原
陳平原，1954年生於廣東潮州，文學博士，北京大學中文係教授、博士生導師，現任北京大學中文係中國現代文學教研室主任、北京大學二十世紀中國文化研究中心召集人，專攻現代中國文學史及學術史、教育史，已出版《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千古文人俠客夢》、《中國現代學術之建立》、《中國大學十講》等著作30餘種。
有人說：“紅樓一角，實有關中國之政治與文化。”另一方麵，這是一塊聖土，這是一個充滿了精神的魅力的地方。也許北大是一個永遠說不完的話題，但一定是一個有意思的話題，確有必要對它做一個像樣的總結。筆者先後就北大百年和“大學精神與大學的功用”兩個話題與陳教授進行了對話。
問：北大九十周年校慶的時候，出過一本紀念文集，叫做《精神的魅力》，這個書名令許多北大人怦然心動。可是談到北大精神，每一個北大人都有自己的詮釋和理解，有人說是愛國主義，有人說是科學、民主，有人說是獨立、自由，您的觀點是什麼呢？
答：我把北大的曆年校慶作為一種文本來閱讀。從二十周年紀念起，每次校慶幾乎都用一個口號來詮釋“北大傳統”和“北大精神”。早期的民主與科學，獨立與自由；魯迅的“常新說”（1925年《我觀北大》）：“第一，北大是常為新的，改進的運動的先鋒，要使中國向著好的，往上的道路走。第二，北大是常與黑暗勢力抗戰的，即使隻有自己”；馬寅初的“犧牲主義”（1927年演講《北大之精神》）：“然既有精神，必有主義，所謂北大主義者，即犧牲主義也。服務於國家社會，不顧一己之私利，勇敢直前，以達其至高之鵠的”；一直到八十年代的“勤奮、嚴謹、求實、創新”、九十年代的愛國主義，這些都沒錯，但都不是根本性的特點，別的大學也都有。所以，要說北大精神，真是一言難盡。不是不能說，而是很難用一句話來概括。北大精神這個說法，很容易被抽象化，若要強調它和其他大學不同的地方，還不如用“北大校格”。“北大校格”，或者通俗一點說，北大特點是什麼？如果一定要用一句話來概括，我更願意說是“兼容並包”。因為，這裏不是一種聲音能壟斷，你說民主科學，沒錯，獨立自由，沒錯，愛國主義，也沒錯，但都不足以涵蓋北京大學。我之所以說“有容乃大”，是因為北大在不同的時期，會有不同的傳統被發掘。比如，早期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最早的國學研究所的建立，北大人與“以天下為己任”的傳統書生的聯係等等這些問題，都能在這裏找到根源。
問：談北大，不能不提蔡元培。您上麵所說的“兼容並包”，正是蔡先生任北大校長時的一個重要主張，他同時還提出了“思想自由”。
答：1917年1月4日，新任北大校長蔡元培到校視事，五天後發表公開演講，稱“大學者，研究高深學問者也”，希望學生摒棄“做官發財思想”。同時，蔡校長審時度勢，擴充文科和理科，暫時停辦工科和商科，突出北大在“高深學問”而不是“應用研究”上的實力。此舉對日後北大的發展影響極大。
大家在談到蔡元培的時候，常提到他的“循思想自由原則，取兼容並包主義”（1919年《致〈公言報〉函，並答林琴南函》）。一般人可能會注重思想自由，我卻更看重兼容並包。為什麼呢？借用英國哲學家伊賽爾?伯林的概念，前者是積極的自由，後者是消極的自由。思想自由是對自我而言，用中國傳統的說法是有所為；兼容並包是指對待他人，要有所不為。消極自由的意思，是保證你說話的權利，保證各種學說並存，讓它們自由競爭，自由發展，誰贏得民心，誰就是勝利者。大學生有獨立思考的能力，應該給他們選擇的機會。從這個角度說，“兼容並包”是一種製度性的保證，比個人的思想自由更為可貴。蔡先生早年再三說，中國人不能容忍異端，長此以往，很容易養成一種正統的暴力，即對異端采取一種非常殘酷的態度。而北大不同於其他大學的特點，就是相對來說能“包容”，因而才顯得大。這個“大”有兩層意思：一是北大人立意高，常有“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的抱負———當然也有人說這是狂傲；二是度量大，北大人在自信之外，相對來說，更能容納別的思想學說。另一方麵，蔡先生主張“兼容並包”，並非放棄選擇的權利，也不等於沒有傾向性。他的總體傾向是求新、向上。例如，學界普遍認定，正是蔡氏主校後的所作所為，直接促成了新文化運動的誕生。
在我看來，兼容並包是和大學、和University的本義是一致的。它是接近大學最本質的東西。University的本意，便是將追求科學知識和精神生活的人聚集在一起，以便於共同研究。不隻師生之間如切如磋的“論道”，同學間無時不在的精神交往，也是“大學”題中應有之義。德國哲學家雅斯貝爾斯將“生命的精神交往”定為大學的基本任務，不是沒有道理的。
問：除“思想自由，兼容並包”之外，蔡先生還有哪些大學理念對塑造北大形象起了關鍵作用？
答：蔡先生的思想，或者具體到他的大學理念，一方麵有中國傳統的儒家觀念，比如修身養性的觀念，中庸的觀念，有所為有所不為的觀念等；另一方麵，也有很多西方的觀念。1921年，蔡先生在美國加州大學的伯克利校區做演講，較全麵地闡明了他的觀點。他說，作為一個大學校長，他希望能把中國的教育精神和西方的教育精神結合起來。中國的教育精神，他提到孔子、墨子的陶養德性；西方的教育，他談了三種模式。一是英國牛津、劍橋養成有教養的紳士的教育模式，注重人格熏陶。二是德國柏林大學以專業研究見長的模式，注重專業人才培養。三是美國的大學模式，強調服務於社會。這三種模式是蔡元培所理解的世界大學發展的最根本的精神。後來北大較好地融會了這些精神，並形成了自己的特點，即注重人格養成的教育模式。這其中有西方大學理念的影響，但更主要的，是因為北大的前身是京師大學堂，和中國傳統書院關係密切，而傳統書院是以人格培養為中心的。北大二三十年代的辦學宗旨就非常強調“陶熔人格”，北大人今天在精神上的自由度和獨立性，跟這是一脈相承的。
問：《北大舊事》的許多作者都談到，在北大的校園內，有一股“學術至上”的空氣，但這並不意味著北大人不關心政治；相反，它不僅是“五四”運動、“一二?九”運動的策源地，而且在新時期率先喊出“團結起來，振興中華”和“小平您好”等順乎民心的口號，以至於有人把北大傳統歸結為愛國主義。您認為北大人是如何協調學術與政治這兩者關係的？
答：蔡元培先生有一個主張，叫做“為學術而學術”，他還有一句話“讀書不忘救國，救國不忘讀書。”“為學術而學術”，是對有些人把做學問看成是當官的跳板的一種批判。蔡先生說，研究學術，一不是為做官，二不是為發財，為的是求真理，所以北大有一種濃厚而不計功利的學術風氣。但北大也決不培養書呆子。它秉承了“以天下為己任”的太學遺風，每個北大學生身上都有著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和政治參與意識。平時安安靜靜地讀書，關鍵時刻卻能挺身而出。現在流行一個口號“知識分子是社會的良心”，北大人關心政治，也是出於良知。我寫過一篇文章《學者的人間情懷》，北大人的愛國主義，正是這種“人間情懷”。
問：您說“北大應該成為中國的思想庫”，這個提法很特別，除了北大，其它大學好象很難這麼提。
答：我說大學應該是思想庫，是因為大學和社會有相對的獨立性，大學的任務跟一般決策性研究不同，各個部委的研究所要解決很實際很具體的問題，“思想庫”則有三個方麵的意思：一、大學思考的是根本性的、基礎性的命題，它不求一時一地的得失，不對一時一地的得失負責，這隻有大學做得到。二、知識更綜合，可以進行跨學科的研究，這是University和College不同的地方。大學不是一個專科學校，不是某一個經濟研究所，大學的優勢在於它有很多很多的專業、很多很多的專門學者在一起思考問題。這是很重要的。大學是出大戰略大思想的地方，它不是出小計謀。計謀和決策是研究所的幕僚就能完成的。三、大學怎麼影響社會？我認為大學應該能提出有利於國計民生，而且能影響一個時代的大的命題。“思想庫”的意思就是說，社會對大學有所期待，大學應該影響社會。我說“應該”而沒有，是因為經過幾十年的思想改造，大學教授已經不具備影響社會的這種力量，尤其是五十年代以後，我們的整個思路沒有要求大學有教化社會、影響社會的“思想庫”的功能。現在政府開始注重大學的影響，但注重的主要是科技。北京市的市長會特別強調要發揮在京中央直屬大學的作用，但政府看重大學，是注重看得見的科技成果，對無直接功利的、潛移默化的、玄妙的甚至有點危險的思想文化沒有真正給以重視。現在人們看到文科不太受重視，跟這個有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