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輯大家風采
宿儒本色季羨林
每日清晨4時，北京大學朗潤園的一棟舊樓底層的一戶人家亮起了燈光，一位望九高齡的老者端坐在書桌前，開始了他一天的讀、寫工作。他就是著名學者、一級教授季羨林先生。
季先生是國寶級的人物。他是中國現代為數不多的梵文專家、還是世界上少數幾個通曉吐火羅文的學者之一。他著述等身，翻譯與創作並舉，其中《印度古代語言論集》、《原始佛教的語言問題》、《大唐西域記校注》（合作）、《沙恭達羅》（梵文劇本）、《羅摩衍那》（七卷，280萬字，印度兩大史詩之一）、《糖史》（80萬字）等學術著作皆具拓荒意義。近年來主編的各類大型叢書，如100多卷的《傳世藏書》、1000多卷的《四庫全書存目》以及成就斐然的散文創作，使季先生聲名日隆。
早在50年代季先生就被評為一級教授，每次他去食堂排隊買飯，總有一些教師或學生在他背後指指點點，說“這就是那個最年輕的一級教授”，後來幹脆簡化成了“一級”兩個字，見了他，都說：“‘一級’來了。”
關於季先生的軼事還有很多。最家喻戶曉的是說一位北京大學的新生入校，辦理注冊手續的時候，因為帶了大量行李無人看管，正好看到路邊有一個淳樸得像農民一樣的老者，以為是學校的工友，便求這位老者替自己看管行李。老者欣然同意，一直幫忙看管了半個小時。過了幾天，學校舉行新生入學典禮的時候，才發現坐在主席台上的北大副校長季羨林，正是前幾天幫自己看行李的那位老者。
一個春日的午後，我們如約來到北大朗潤園，拜訪了“國寶級”的季先生。他身著深藍色布質中山裝、足蹬一雙黑麵布鞋，有問有答，要言不煩。當我們提問時，季先生悉心傾聽，絕不打斷。據說，季先生與人站著談話，總要相距一米垂手恭立，這或許是他留學德國學來的禮數。他常說：“青年人戒之在德，老年人戒之在言”，所以他的講話從不長篇大論，也沒有車軲轆話，而是明白如溫開水，初覺平淡，回頭思量，卻是意味雋永。
我們談到了人文科學研究後繼乏人的現狀。季先生較為通達，他認為，有些年輕人“下海”、不做學問了，這不能怪他們，要怪我們的分配製度。“腦體倒掛”，連養活自己都困難，還念什麼書？不過季先生常跟學生講：如果想念書的話，就不要貪圖享受。他用範文瀾先生的兩句詩“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寫一句空”勉勵自己的弟子，要經受得住市場經濟的衝擊，要甘願做“傻子”，要耐得住寂寞。
1911年8月，他出生於山東臨清一個“三代赤貧之家”，6歲時跟叔叔流浪到濟南，千辛萬苦讀完小學、中學，1930年以優異成績考取清華大學西洋文學係，畢業後返回母校省立濟南高中執教一年。因受老師、國學泰鬥陳寅恪講授佛經翻譯文學的影響，1935年考取德國哥廷根大學留學生，專攻梵文和吐火羅文，一讀就是十年。其間1941年獲哲學博士學位，因“二戰”影響，直到1946年才得以返回祖國，受聘為北京大學教授及東方語言文學係係主任，1956年被評為一級教授和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委員。“文革”時期，季先生因得罪北大的“老佛爺”聶元梓，被送進牛棚，飽受毒打和屈辱。後分配他掏大糞，看門房，守電話，發信件。就是在如此嚴酷的環境中，季先生愣是偷偷地、一章一節地把280萬字的印度史詩《羅摩衍那》給翻譯出來了！
談話中我們得知季先生每天從早上4點到晚上10點往往要工作十幾個小時，我們問他累不累，他說，研究一段時間的佛經，再搞一段時間創作，這樣的換腦對他來說就是最好的休息。當然季先生絕不是毫無情趣的人。他養貓種花，愛聽評書，喜賞梅蘭芳的京劇。他在門前湖泊裏種下的荷花，一到夏天，綠蓋擎天，紅花映日，既為自賞，也令別人賞心，被稱為“季荷”。
談到近期打算，季先生說，正在撰寫一本學術回憶錄和一本散文集《牛棚雜憶》。他說：“我雖然快九十的人了，還不準備死。按年齡排，北大老教授排隊去八寶山的隊伍中，我排二十多位，還經常有一些排在我身後的人，耐不住性子，加塞先走了。所以我不敢倚老賣老。”
氣和心暖
—追懷季羨林先生
季羨林先生以98歲高齡辭世了，雖然可說是喜喪，可是我得知消息的那天上午，心裏一片冰涼——因為就在三個多月前，我還剛剛握過先生溫暖的手。
那是一個明媚的春日午後，我們如約來到301醫院探訪季先生。與前兩次見麵一樣，先生還是抄著手，規規矩矩地坐在一張小桌後麵，不像是望之儼然的先生，倒像是乖巧、聽話的學生。與在北大朗潤園家裏不同的是，此時的先生穿的是病號服，人清瘦了一圈，然而精神卻出奇的好。
季先生的助手在一旁提醒我們有什麼學術問題趕緊問，我想，與季先生談學術，那不是關公麵前耍大刀麼，就裝著沒聽見，拉拉雜雜地扯閑篇，無奈地耗費著先生寶貴的時間。先生倒好脾氣，有問必答，說醫生、護士對他照顧得好，吃得也好。睡得如何呢？先生說，睡眠一直好，“我吃安眠藥，都吃了有80年了。”我們不禁驚奇。接下來就幽默起自己的眼睛來，說：“其他零件還好，就是眼睛，用了一百年了，壞了，半瞎。”聽說先生專門請人刻了方閑章，自嘲為“四半老人”，即半聾半瞎、半瘸半拐的意思。就是在這樣的身體條件下，他仍然堅持早上6點半起床（住院前是每天4點起床，一直工作到晚上10點），除會客時間外，全部用於讀書寫作。用他的話說：“我的生活習慣就是不停地工作。”過去在家裏是這樣，後來住進醫院，也絲毫未曾鬆懈，他的《病榻雜記》就是在醫院裏創作完成的。
今年是新中國成立60周年，我們希望先生寫幾個字，先生爽快地取來筆，寫下“祝祖國繁榮昌盛，季羨林，時年九十有九。”一邊寫，還一邊說：“誇張了一點，稍微誇張了一點”，他指的自然是年齡，不過誇張一歲而已。先生寫字的時候，我就在一旁端詳他的手，林青霞稱這雙寫過無數好字、好文章的手是“完美的手”，修長、白皙，上麵沒有瑕疵，沒有老年斑，其實更讓我驚奇的是，這雙手一點都不顫抖。
我知道，先生對祖國的祝福是真誠的，他在《一個老知識分子的心聲》一文中說：“我生平優點不多，但自謂愛國不敢後人，即使把我燒成了灰，每一粒灰也是愛國的。” 季先生在晚年拿出自己“爬格子”所得的15萬美元捐贈給他的母校清華大學，設立文化促進基金，獎勵文理兼優的高素質人才；為汶川地震捐款20萬元；關心祖國建設的方方麵麵，向溫總理提出和諧社會不僅要強調人與人、人與自然的和諧，還要強調人內心的和諧，等等，都展示了一位知識分子的高貴良知和愛國之情。
問先生多久沒回北大了，他說不久前剛回去過，舍不得家裏的貓。先生愛貓是出了名的，說貓是有靈性的動物，可惜不讓帶進醫院。他每次回家，見了貓，特別依戀，他說“分不清是我安慰貓還是貓安慰我”，我聽了，笑著說你們是相互安慰，相互取暖。
時間有點久了，與先生握別。那雙“完美的手”傳來的是溫暖、和煦。當年，季先生不計前嫌，任用“文革”中曾整過自己的人；這些年來，請辭國學大師、學界泰鬥、國寶“三桂冠”，哪一件不是仁智之舉？不禁想起《菜根譚》中的句子：“天地之氣，暖則生，寒則殺。故性氣清冷者，受享亦涼薄。唯氣和心暖之人，其福亦厚，其澤亦長。”每次見先生，總覺如沐春風，他就是一個氣和心暖的人，正該福澤綿長。古人講“仁者壽”，很多人期望季先生“何止於米（88歲），相期以茶（108歲）”， 至少要活過百歲的，沒想到這盞燈突然熄滅了，陷我們的心靈於一片黑暗之中，隻能靠點滴回憶來取暖了，豈不痛哉！
原載《南京日報》
“打油高手”楊憲益
在中國，有兩類打油詩：一類是真的做不了舊體詩，隻好寫“江上一籠統，井上黑窟窿。黃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腫”之類的打油詩；另一類是有很好的舊體詩的根底，但才氣太大，不屑於被舊體詩的條條框框束縛住，於是選擇了打油詩這一可嘲可諷亦莊亦諧嬉笑怒罵見真性情的詩歌形式。
翻譯家楊憲益屬於後者，而且絕對是一個“打油高手”。黃苗子說：“‘久無金屋藏嬌念，幸有銀翹解毒丸’，像這樣精彩的名句，除了學識天份，還得加上酒精，才能泡得出來。”邵燕祥說：“中國傳統文化之於楊憲益，主要的並不在於從而獲得典籍中的知識，而在於得其精神、風骨、節操。他浸潤於西方文化多年，我以為同樣是得自由、平等、創造的真諦，而不僅表現於譯事的信達雅。”這是真正的知人之論。
楊憲益在高中時就開始學寫舊詩，形式上主要是模仿漢魏古詩。《銀翹集》中收了《雪》和《死》兩首長詩，就是他17歲讀高中時的作品，格調高古，思想沉鬱，其成熟度與他的年齡有點不符。《雪》的開頭幾句是“寒流來西北，積氣化凝鉛。天風忽吹墮，飛下白雲巔。化身千萬億，一落一回旋。”在這首詩中，他把雪比成華麗的樂章，比作天上的仙女，比作千軍萬馬中的戰士等。詩的最後幾句有點立誌獻身革命的意思：“但願身化雪，為世掩陰霾。奇思不可踐，夙願自空懷。起視人間世，極目滿塵埃。”《死》中的一些詩句，像“實則生與死，無憂無歡忭。死亦不足惜，生亦不足戀”“初變幻蒼狗，忽在天一垠。人生常變幻，奄奄化微塵”“變化轉時節，何用興歎谘。且取久藏釀，注我金屈卮”等，是和曹植 “人生處一世，去若朝露晞”之類的詩緒直接相通的。
楊憲益再寫舊體詩，是從牛津學成歸來後。1942年，他在貴陽師範學院任英語係主任，遇到一位很有趣的老先生尹石公，是中文係主任，楊憲益用離騷體寫了一篇遠遊賦送給他，很得他的賞識。後來尹石公同當地一些愛好寫詩的老先生們一起喝酒作詩時，就總把楊憲益拉去，同他們唱和。楊憲益回憶說：“我的舊詩雖然不好，但並不慢，一般有十來分鍾就可以和一首七律，用原韻，比他們都快，因此也很吃香，吃了不少白飯白酒。”
說了這麼多他寫舊體詩的經曆，是為了說明要成為一名“打油高手”，原是需要很好的舊詩功底的，否則就隻能處於張打油的水平。
如果從內容上來分，打油詩大致有這麼幾類：自嘲、諷世、詠史、詠物或者純幽默抒懷。自嘲和諷世有時分得很開，有時則是一體的，在自嘲的同時即含有諷世的內容。楊憲益的自嘲詩很多，像“少小欠風流，而今糟老頭。學成半瓶醋，詩打一缸油。恃欲言無忌，貪杯孰與儔。蹉跎慚白發，辛苦作黃牛。”打油詩中的自嘲有時是自謙，更多的時候則含有自負的成分。這是因為打油詩人大都是才高八鬥的主兒，用現在的話說都是些歪才、怪才，恃才傲物是他們共同的性格特征。因了這份自信，他們喜歡調侃別人，更喜歡拿自己逗悶子。“學成半瓶醋，詩打一缸油”，就是這樣的自嘲。學問到楊憲益這樣的程度，還是半瓶醋、一缸油，我輩隻好自殺了。還有像“少時了了，大未必佳；中年昏昏，老而無恥”等，也是拿自己尋開心。
在楊憲益的詩作中，他的諷世詩所占比重最大，這是由打油詩這種體裁的特有功能所決定了的。從這些詩句所反映出來的他對世事的洞察、對人性的解剖、對國民性的反思，是不讓任何深刻的思想家的。這類令人擊節歎賞的詩句俯拾即是，其中有諷刺貪汙腐敗的，像“千金一擲鴻門宴，川北江南正斷糧”，“五糧液夠五天喝，百丈樓高百姓愁”，“主人盛意情難卻，忽憶江南有餓殍”，“青海千村付濁流，官家隻管蓋高樓”，“官蝗吃盡民膏脂，反道人民素質孬”等，其憂國憂民之心，讓人想起杜甫、白民易的詩句；有諷刺時俗的，像“雅人今比俗人多”，“從來風派難摸準，莫怪今天氣象台”，“自古有權方有勢，從來擒賊不擒王”，“教授如今成餓殍，豪商多半靠高官”，“幹部無聊賣書號，官僚隻管蓋圖章”，“送出外賓齊下跪，再伸素手要紅包”，“可惜新詩偏掃興，非黃即黑滿心胸”等，表現出他對世象的洞察與批判；還有抒寫人生感悟的，像“好漢最長窩裏鬥，老夫怕吃眼前虧”，“有酒有煙吾願足，無官無黨一身輕”等，堪稱智者之識。但智者自身並非沒有矛盾，這種矛盾不是因為參悟不透，而是因為世事太過複雜，《祝酒辭》和《謝酒辭》就是這樣兩首截然相反的詩。前者是這樣寫的：“常言舍命陪君子，莫道輕生不丈夫。值此良宵須盡醉，世間難得是糊塗。”後者卻說：“休言舍命陪君子，莫道輕生亦丈夫。值此良宵雖盡興，從來大事不糊塗。”在我看來，真正的智者正是介於糊塗與不糊塗之間。
他的很多詠史、詠物詩其實也可以看作是諷世詩，因為“一切曆史都是當代史”，他的詠史不過是借古諷今而已，而詠物也是為了以物擬人。比如，當他看到唐武則天的無字碑上題滿了今人的字，不禁慨然寫道：“無字今成有字碑，後人題詠早成堆。而今攝影成留念，不必煩君筆一揮”，就是對國人“到此一遊”之劣根性的諷刺。像詠《冬龜》詩：“冬龜不動不嗚呼，免觸黴頭體自舒。或竟被人當廢物，一朝掃進化灰爐”，不是可以看作對明哲保身的人生哲學的嘲諷嗎？
楊憲益純幽默抒懷的打油詩為數不多，但讀來頗有趣。像他為祝賀馮亦代黃宗英再結連理而寫的“阿丹此刻休懸念，安娜今朝可釋懷。他日天堂重見麵，四人正好打橋牌”；寫給黃宗江的“嫁妹臨行重囑咐，明年添個小Baby”等詩，就頗為機智俏皮。
有很多文章把楊憲益稱作散淡的人，這是指他雖然在翻譯方麵做出很大貢獻卻從不居功，淡薄名利的一麵。我倒更看重從他打油詩中所透出的沉鬱、深刻的另一麵。讀他的打油詩，我常常想起《詩經》中的句子：“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不錯，隱於北京後海一所安靜的四合院中的楊憲益不是老莊，不是陶淵明，而是一個憂國憂民的大儒。雖然有時難免激憤，但這正說明他內心深處是有著強烈的愛國心和正義感的。隻看到散淡，會低估了楊憲益的價值；隻看到打油，也就無法讀懂楊憲益的沉鬱、深刻。
那個勤勉的清潔工走了
—悼林公
這或許是林公（牧惠，原名林文山，北京雜文圈中的小字輩常尊稱其為林公）留在世上的最後一部書稿。我在今年3月份見到它時，就被書的名字吸引住了：《向“清潔工”致敬》。誰是清潔工？他把所有激濁揚清，以弘揚正義與良知為己任的文藝工作者統稱為清潔工。用他的話說，這些清潔工的任務就是用自己合適的工具當擦臉布，給世界擦臉、搞衛生，為清除被舊文化、舊製度、舊體製……汙染的世界，為維護人的權利和尊嚴而工作。他敬佩這樣的清潔工，如他的好朋友漫畫家廖冰兄，為孫誌剛家屬奔走討公道的文曉明，寫《中國農民調查》的陳桂棣、春桃……其實他本人不也是一個這樣的清潔工嗎？
他是一個勤勉的清潔工。新時期20多年，他寫了30多本書，以每年一兩本書的速度向世界發表著他的清潔宣言。甚至在他生命的最後時刻，還在撰寫一部朋友托付的書稿，真正做到了生命不息，寫作不止。魯迅先生說自己是把別人喝咖啡的時間都用在了工作上，林公則簡直是把別人吃飯、睡覺的時間都用在了讀書寫作上。除了遊泳，他幾乎別無所好，爬格子就是他最大的快樂，就是他的宿命，就是他的存在方式，難怪他的好友王春瑜稱他是“工作狂”。而我一想起林公，腦中就浮現出一匹瘦駱駝的形象。許是林公有點瘦、有點駝背的緣故，更主要的，我想是他那種任勞任怨、忍辱負重的苦行僧精神和駱駝有點相似吧？
他是一個執著的、最富正義感的清潔工。“林公文章老更辣”，這是我讀他晚年雜文獲得的強烈感覺。他的文章，怒斥貪官、抨擊腐敗，針砭時弊、鞭笞專製，心係黎庶、甘苦與共，為民請命、舍身求法。一字字一句句，無不飽含著他的赤子心、他的憂患情。他在一篇文章中引述了《中國農民調查》作者的兩段話：“對底層人民，特別是對九億農民生存狀態的遺忘，又是我們這個時代一些人做得最為徹底的一件事”和“麵對如此嚴峻的問題，作家不應缺席”之後，慷慨陳詞：“其實，何止是作家？麵對如此嚴峻的問題，共產黨員都不應缺席。甚至可以說，人人都不應缺席。”洋溢在字裏行間的那份責任感、使命感，體現出的不正是一名老共產黨員的坦蕩胸襟和崇高的人格境界？！再如，他駁詰：《社會帝國主義是好東西？—讀〈蘇共亡黨十年祭〉》，他呼籲：《把反“凡是”進行到底—讀〈社會主義資本主義溝通論〉》，他感慨：《寂寞的〈莊園〉》，他稱許：《容忍異端的雅量》，他無奈：《羨慕熊德明》等等，這些感時憂世的篇什所散發出的光芒，令所有的宵小之徒難以遁形。
他是一個謙遜的清潔工。第一次見林公，是在朱鐵誌兄安排的一次雜文圈朋友的聚會上，座中惟一的長者就是林公。然而他一點架子都沒有，談吐輕鬆幽默，是個可親可敬的普通老頭。後來，我把自己的雜文集寄給他，他收到後，很快回信，說：“懷謙兄：謝謝寄來大作。匆匆拜讀了一部分，寫得很有水平，但個別問題我持不同觀點，如把郭沫若、周揚、梁效歸為一類，其實他們差別很大；浩然不是‘農民’，而是農民貴族。有機會麵談。”我在收到他的《與紀曉嵐談古論今》之後，給他挑了幾處筆誤，林公又很快回信：“非常感謝你那麼細心地讀了拙著並找出錯別字，謝謝。我已記在書中，有機會再印時改正。”還說歡迎更多的朋友幫他“捉字虱”。這和那些聽到一點批評意見就怫然不悅的官員相比，境界不知高出多少！
然而，他是一個苦悶的清潔工。寫得多，發得多，但發不出來的也多。尤其是近些年，他經常向我抱怨發表雜文的陣地越來越小。有時候傳給我幾篇稿子，怕我為難，就補充說能推薦發表最好，發不出來，就算是送給朋友們看看。我了解他的這種感受，我常常想，這個當年的武工隊長拉著一杆子人馬在廣東打遊擊打老蔣的時候，可能也沒有遭遇過這種四麵突圍的困窘吧？這種無法解脫的苦悶還在於，他這麼赤膽忠心地為世界為中國為黨為百姓擦了臉、搞了衛生，自己累個半死，可是並沒有討到什麼口采——當然，他寫雜文本不為討口采，但也不是為了自討無趣吧？如果套用佛的兩句謁語，“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台，時時勤拂拭，莫使有塵埃。”可以看作是林公寫作雜文的內心獨白；而“菩提本非樹，明鏡亦非台。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則可以看成是某些當政者勒令清潔工下崗的最冠冕堂皇的借口。是啊，我們這裏幹淨著呢，不需要你這個清潔工來打掃。當然這些昏官不會懂什麼謁語，我引用這段話，隻是為了證明他們對雜文家的敵視和他們淺薄的自負。道理很簡單，我們的社會不是在真空中運轉，不可能沒有塵埃。有了塵埃，不去打掃，塵埃隻會越積越多。記得在“文革”期間，我就背過這樣一句最高指示：“掃帚不到，灰塵照例不會自己跑掉。”可是為什麼現在有些人連最高指示都忘了？
如今，那個勤勉的清潔工走了。他負責的衛生區域可能交由別的清潔工分管，也可能就此荒蕪、垃圾遍地。如果是後者，人們會更念他的好，會時不時地談起那個清潔工老頭；而我，卻是永遠想念你的，林公！
原載《教師報》2004年7月7日
“憤老”已去，“孤本”長存
—懷何滿子先生
在給我所供職的報紙撰稿的老雜文家中，何滿子先生無疑是發表最多的人之一。80年代的且不算，從我接手的第一篇雜文《從九寨溝風景劣化說起》（1997、4、5）開始，到《讀經不如讀故事》（2005、4、5）止，整整8年時間，共發表了10篇雜文。量不算大，文章也未必代表其最高的創作水準，但在現實羈絆的大環境下，足可稱為難能可貴了。
先生的文章是頗具鋒芒的，並不因為是為黨報寫作而稍斂。以《從九寨溝風景劣化說起》一文為例，他從九寨溝的風景劣化一下子轉到文化生態的劣化——“低級庸俗的讀物卻滿架皆是。印數以十萬、數百萬計的是明星自亮秘史之類的玩藝，也還能迎合市民趣味，因而暢銷的是偵破、格鬥、婚變、黑社會故事等等在最寬容的意義上也隻能算是消遣性的讀物。自然，名稱是很上檔次的，叫做法製小說或社會紀實文學之類。”他從電視熒屏上看到北京鼓樓將恢複明清時代按時擊鼓之製，鼓手全穿著馬蹄袖裝束、腦後拖著大辮子，寫下《擊鼓何需拖豚尾？》一文，認為起源甚早的晨鍾暮鼓，“不管是從曆史還是從審美角度，都沒有必要用清朝的服飾，叫吊著豚尾的鼓手來表演！連溥儀在辛亥革命以後都自慚形穢，留著辮子見不得人而改發式了，難道還要今天的中外人等來看這野蠻、落後且又是恥辱標記的豚尾麼？”他聽說末代皇帝溥儀當年在天津當寓公時的宅邸靜園，正在計劃整修，要建立一所“末代皇帝展覽館”，憤而做《如此陳列為哪般？》，指出“末代皇帝誠然是個賣點，但他在天津那一段的曆史並不光彩，展覽的隻能是和日酋土肥原賢二等勾結的醜史……偽滿洲國的曆史則已有長春的偽滿洲國皇宮的展覽館，作為當地的一段恥辱史陳列，天津又何必傾心於經營這樣的生意呢？”
如果說這些文章所貶斥的對象“對事不對人”，還不足以引起讀者興致的話，那麼他對以金庸為代表的武俠小說熱、流行歌曲熱、胡蘭成張愛玲熱的迎頭痛擊，則把自己置於無數“粉絲”的對立麵，是需要“雖千萬人吾往矣”的大勇氣的。他由此也為自己贏得了“憤老”的帽子。
先生此前已有“胡風分子”、“右派分子”兩頂帽子，再多一頂，他也不會太計較。他本是一名腹笥深厚的學者，解放初期是上海震旦大學中文係的教授，1979年後任上海古籍出版社編審，對中國古典小說有著精到的研究，有3卷本《何滿子學術論文集》行世，為什麼不安於學問卻鼓搗起不怎麼討人喜歡的雜文來了呢？他的解釋是：寫寫學術性的文字能較多地與世無爭，保險係數也大得多；雜文則容易觸犯人，招人嫌厭，這我知道。然而，人難道是為討人喜歡而活著的麼？於是，近年來我倒以較多的時力來寫這類雜裏古冬的短文了，寫之不已，這也真為俗諺所說：哪壺不開提哪壺。
在給我的書信中，先生也表達過這樣的意思。我的第一本雜文集《拍案不再驚奇》出版後，奉上請他指教，他回信說：“略略翻讀大作，覺所指方麵甚廣，平實中有機趣，甚佩。當今雜文的活動空間很小，讀者也不多，人們都說已是‘曲高和寡’的品類。但我看來看去，寫雜文的人都是比較有良心的人。隻要注意一下，沒有一個雜文作者對金庸、瓊瑤之類劣等文化假顏色的。這現象極能說明問題。縱使境遇不佳，讀者不多，也不能泄氣，願與閣下共勉。”
先生的文字是老辣的，有火氣的，年輕時是“憤青”，老了自然就是“憤老”了，但他並不想做任何改變。他說：“我向來不很約束自己的浮躁和偏激，讀別人的文字也偏愛不那麼平穩中和的作品，正像我寧願喝烈性酒而不愛軟飲料，性格使然，沒治。” 他在接到我的曆史隨筆《曆史上的那些人和事兒》一書後，毫不掩飾地表達了他的意見，他說：“現實不好議論，從曆史上找話題，誠是開拓思路良策。甚佩用心。略讀數篇，鄙見稍覺‘迂闊而遠於事情’，恐係足下秉性衝和而然。不過，弟也深知直刺世相之不易也。直率陳言，乞恕。”他的話，可以說準確地擊中了我的軟肋。
我不能完全認同先生對武俠小說熱、流行歌曲熱、張愛玲熱的批評，倒不是因為他們的“粉絲”龐大到得罪不起，而是因為在這樣一個文化多元化的時代，我們應該給年輕人更多自主選擇的空間，隻要不是毒品，不是鴉片，那麼讀讀金庸、張愛玲，哼幾首流行歌曲，並不會意誌薄弱，精神空虛的。武俠小說固然與現代的法治理念背道而馳，流行歌曲確有不少靡靡之音，張愛玲的作品也無法與魯迅平起平坐，但為什麼一定要求讀者從武俠中學法律，從流行歌曲中學主旋律，從張愛玲中讀出魯迅呢？它們給我們想象、給我們愉悅、給我們啟悟，再低一等，給我們消遣，這就夠了，不必讓它們肩負更多的責任，那些責任，早有作家協會的簽約作家們和文工團的演員們承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