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說，俄羅斯文學中的人道主義、苦難意識，對人的精神世界細致而深刻的探索以及現實主義的表現手法，滋育了中國文學。這其中，當然有草嬰的功勞。
三、一位“三無人士”的精神追求
采訪中得知，草嬰竟是一位“三無人士”——無工資、無編製、無職稱，一直靠翻譯所得的稿酬為生。他先後擔任華東作家協會專業會員、上海市作家協會副主席、上海翻譯家協會主席、上海文聯副主席、中國翻譯工作者協會副會長等職，但沒有一個是拿工資的，直到1996年被聘為上海市文史資料館館員，才有了每月兩千多元的“車馬費”。他不是沒有領導才幹，也不是沒有出山的機會，“文革”結束後，組織上曾邀他出任新成立的譯文出版社總編輯，可是，為了把托爾斯泰全部小說翻譯出來，他謝絕了。他說：“人生有限，一個人一生能做好一兩件事，就是成就。”
對此選擇，草嬰一直無怨無悔。他有自己的邏輯：沒有職稱，沒有單位，我翻譯的選題不是可以更自由嗎？可是，“文革”期間，為了這份自由，他付出了相當慘重的代價。那個時候，肖洛霍夫被稱為修正主義文藝的鼻祖，草嬰作為他在中國的“吹鼓手”和“代理人”，運交華蓋。在勞動改造中，先是十二指腸大出血，送到醫院，胃被切除3/4；後來是從卡車上卸水泥，造成第十二節胸椎壓縮性骨折，痛入骨髓，一年後雖然愈合，但就此落下病根。草嬰一生翻譯托爾斯泰、肖洛霍夫等作家的作品30餘部，七八百萬字，可以說，絕大部分是在這樣的身體狀況下完成的。這是一種怎樣的毅力啊！
草嬰的夫人、原上海辭書出版社編輯盛天民介紹說，從事翻譯的那些日子裏，他每天五點半起床，先是鍛煉身體，然後吃早飯。上午翻譯，下午整理資料、看書。為了確保譯文的質量，草嬰給自己訂一個硬指標：平均每天隻譯一千字。草嬰撰文描述過自己的工作狀態，他說：譯者不是“傳聲筒”，也不是“翻譯機器”，文學翻譯更需要感情共鳴，隻有感情被打動了，才能把自己融入原著那種氛圍之中。他翻譯肖洛霍夫《一個人的遭遇》時，被主人公索科洛夫的善良所感染，“心情激動，一邊擦眼淚，一邊停下筆來。”有一次，他的學生、俄蘇文學研究者章海陵上門拜訪，發現老師神情憂鬱，思想不集中，過了一會兒，草嬰難過地告訴海陵：“安娜死了……我，我剛才在翻譯‘安娜之死’，心裏真難過……”
“焚膏油以繼晷，恒兀兀以窮年。”草嬰的耕耘為他贏得了榮譽。他是中國第一個獲得高爾基文學獎的作家，得過“魯迅文學翻譯獎彩虹獎”，榮獲俄羅斯“馬克西姆?高爾基獎章”，並被俄羅斯作家協會吸收為名譽會員。但草嬰的價值不止於此。作家馮驥才在《草嬰先生》一文中說：“翻譯家的工作不是‘搬運’別人的作品，不僅僅是謀生手段或技術性很強的職業。它可以成為一種影響社會、開啟靈魂、建設心靈的事業。近百年來，翻譯家們不常常是中國思想史的主角嗎？”俄羅斯駐上海總領事柯富安這樣稱讚草嬰：“您是連接兩個偉大鄰國人民心靈感情的拱梁，……草嬰這兩個漢字表現出難以估計的艱苦勞動、文化上的天賦以及對俄羅斯心靈的深刻理解。”
對比時下某些人把“蔣介石”譯成“常凱申”，把“水磨坊”譯成“水淋淋的小姑娘”，兩三個月就翻譯一本十幾萬字的小說，草嬰不僅足以讓翻譯界警醒，更讓我們看到“翻譯事業這座大山令人敬仰的高處”。
原載《人民日報》2010年4月1日
袁行霈：儒雅的師長
在北大中文係，當得起“儒雅”二字的，老一輩教授中非林庚先生莫屬，接下來就該是他的學生袁行霈了。這固然得益於其研究對象古典文學的熏陶，更重要的是他們強調知行合一，注重學問與道德的合一，因而這份儒雅是從骨子裏透出的儒雅，不會隨其身份、地位的變化而變化。
拿袁行霈先生來說，他有很多兼職，曾經是第八、九屆全國政協常委，第十屆全國人大常委，第九、十屆民盟中央副主席。現在還擔任北大國學研究院院長、中央文史研究館館長、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委員。但他對自己有一個基本的定位：就是一名普普通通的老師。他說：“教書是我的本業，也是我的天職。如果我不能勝任教書育人的工作，就不配做這個國學院院長；如果我不能做一個不斷取得新的進步的學者，也就不能做中央文史館館長。”
一.為人師表：雅量高致
袁行霈先生1957年從北大中文係畢業後就留校任教，迄今已有半個多世紀了，他送走的學生換了一茬又一茬，但對於學子們來說，他的課已經成為許多人心目中美好的記憶。
上袁行霈先生的課，的確是一種美的享受。他的板書一直堅持豎寫的習慣，一行行地從右到左，俊秀飄逸，一節課下來，黑板上留下的就是一篇優秀的書法作品。他把屈原、陶淵明、李白、杜甫、蘇東坡等古代的大詩人稱為自己的好朋友，在課堂上自然經常吟誦他們的詩，那優美的音質，那瀟灑的氣度，陶醉過無數前來聽講的學子。他的課是北大中文係最受歡迎的課之一，每當他上課時，教室裏總是水泄不通，走廊、窗戶外麵都站著聽講的人。上世紀八九十年代，袁行霈先後為本科生和研究生講授過中國文學史基礎課，以及陶淵明研究、唐詩研究、李賀研究、唐宋詞研究等專題研究課，成為那個時代中文係學子心目中的經典課程，成為大家心目中北大學者風度的象征。聽過袁先生課的人，問及他們的感受，他們首先想到的詞多半是“如沐春風”。有位學生說：“上袁先生的課你經常有這樣的體驗，不知怎麼，咦，一節課就過去了。”
袁先生帶博士生後，對學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十分注重發揮學生的主動性和創造性，在課堂上總是鼓勵學生發表不同的見解。國學研究院博士生曹勝高說：“袁行霈老師很有雅量，盡管他是一位聲名遠播的學者，但是他非常虛心，非常坦然地傾聽同學的不同見解。”國學研究院每一屆學生開學典禮時，袁先生在講話中都要提到：這裏的學生要提交兩篇論文，一篇是學術的論文，一篇是個人品德的“論文”。他要求學生做到學問與道德的統一。正是在這樣的教育理念下，他的學生中才湧現出孟二冬這樣的時代俊彥和學界翹楚。而他本人先後獲得教育部頒發的全國普通高校優秀教學成果獎國家級特等獎，北京市人民教師、北京市先進工作者榮譽稱號，並於2006年獲北京大學“蔡元培獎”，這是被北大師生公認的“北大教師最高榮譽”。
二.治學之道：橫通與縱通
作為一名治古典文學的學者，袁行霈的研究領域偏重於六朝詩、唐詩、宋詞、文言小說，同時在文學批評史特別是詩學史方麵卓有建樹。但他並沒有囿於這些，而是由此延伸，開拓出一派雅正恢宏的氣象和格局。
早在1978年，袁行霈在《光明日報》發表《橫通與縱通》的文章，提出自己的治學主張。“橫通”一詞出自章學誠《文史通義》中，原是貶義詞，袁先生借來賦予它褒義，加以發揮，強調多學科交叉研究，要左右打通。“縱通”的含義是，對研究課題的來龍去脈有縱向的把握，雖然是局部的問題也要做曆史的、係統的考察，要上下打通。“縱通”還有另一層意思，就是加強對學術史的關注和了解。研究一個問題，必先注意已有的研究成果，看到學術的前沿，將研究工作的起點提高，這樣，研究的結果才可能達到新的水平。
奠定其學術地位的《中國詩歌藝術研究》一書，即是橫通與縱通的成功嚐試。後來他用20年的時間撰寫了《陶淵明研究》、《陶淵明集箋注》和《陶淵明影像》三本書，把自己的學術能量像使用激光一樣，都釋放在陶淵明這一個點上，以求重點突破、帶動一般。又由文學史而美術史、音樂史，繼而從中國文學史出發，擴大到中華文明史的研究。由他擔任主編，約請19所高校的29位學者共同完成的4卷本《中國文學史》，先後獲得國家圖書獎、全國普通高等學校優秀教材一等獎，至今已經印刷了多次，被許多高校采用。他與北大36位學者一起，經過近7年的潛心研究和不懈努力，編輯出版了4卷本160萬字的《中華文明史》，為承傳中華文化，推動中華文化走向世界做出了應有的貢獻。此書正由美國漢學家翻譯為英文，英譯本將於2012年由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
書齋中的袁行霈喜歡西方古典音樂，常常一邊欣賞音樂一邊讀帖。他說：“眼前是二王，顏柳，蘇黃米蔡，耳邊是巴赫，海頓，莫紮特，貝多芬。書法與音樂，中國和歐洲，頗有可以溝通的地方。巴赫與顏真卿的恢宏，貝多芬與蘇東坡的雄放，肖邦與文征明的俊逸，往往令我驚異其間的相似。當讀到筆墨酣暢之處，又恰逢五音繁會之際，浸潤在一片不可言說的愉悅之中，如癡如醉，物我兩忘，不知時光之流逝。”這大概就是文化的融會貫通之境吧。
三.尊重人才，開門辦館
袁行霈自1999年開始，先後任中央文史研究館副館長、館長，他是繼符定一、章士釗、楊東蓴、葉聖陶、蕭乾、啟功之後的第7任館長。這固然是他的榮譽，但他更視之為一種社會責任。文史研究館是名流耆宿彙集之地，如何延攬人才，凝聚廣大館員的智慧和力量，為弘揚傳統文化添磚加瓦，便成為袁行霈工作的著眼點和突破口。去年年初，在他的提議下，任繼愈、饒宗頤等6人被聘為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任繼愈先生去世後，他撰挽聯“哲人萎矣更留有千株桃李，魂氣何之應化為萬朵蓮花”以示哀悼。
他多次在會上強調文史館要麵向社會，開門辦館，服務大局，回報人民。當汶川發生特大地震後，袁行霈和中央、地方各館的數百名館員精心創作了360餘幅書畫作品贈給災區。他還將自己書寫的對聯交由榮寶齋義賣，所得收入全部捐贈給災區。他注意到文史研究館館員中有很多著名詩人，但一直沒有一本綜合的詩選，便動員各方力量，經過5年的努力，編輯出版了《綴英集——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詩選》，收錄90位館員約2000首作品，保存了一份重要的文學史料。他的另一大手筆是編撰《中國地域文化通覽》，這是國家重點文化項目，由國務院參事室黨組書記、主任陳進玉出任組委會主任，並與袁行霈館長共同出任主編。全書按照當前行政區劃分為34卷，預計1500萬字，將於2012年出版，可稱為集全國文史研究館之力編寫的分省“文化地圖”。袁行霈說：“對參加工作的館員和館外專家，第一要尊重，第二要尊重，第三還是要尊重。”
在中央文史研究館的同事眼中，袁行霈總是帶著親切的微笑，平易近人、非常低調；對待工作則精益求精、一絲不苟。“常懷感激之心，常存慚愧之意”，這是他的為人之道，絕非謙虛之辭，而是發自內心的真情話語。
從教室到書齋再到社會，從教授、學者到館長，袁行霈都以高潔、紮實的道德學問踐行著自己的人生追求，並集前人的兩句詩“表裏俱澄澈（張孝祥詞句），心跡喜雙清（杜甫詩句）”作為自己的座右銘。人們常說：“腹有詩書氣自華”，大約隻有表裏澄澈、心跡雙清如袁行霈這樣的人，才能有從骨子裏透出的儒雅吧？
永不掉隊的高莽
作家高莽的書房內有一個專櫃擺放著自己的著譯和繪畫作品，緊挨在旁邊的是一批中國古典文學名著。他說：“我的中文底子薄，得不停補課。”
高莽小時候上的是哈爾濱基督教青年會辦的學校，十年製，這個學校的語文課程是俄羅斯古典文學，使他從小就對故事性好、音樂性強、文字優美的俄羅斯古典文學發生了興趣。十七歲就開始在當地報紙發表譯文，當時高興得一蹦老高，手摸著了天棚。
1946年從延安來的著名作家草明在哈爾濱看一個照片展覽，指著高莽翻譯的說明，說他語言不純，中文底子不好，這給他一個很大的教訓。他開始用心琢磨漢語的文法、結構、敘述方法，並大量閱讀茅盾、郭沫若、巴金等大後方的、抗戰區作家的作品。
高莽說，高爾基的大學是“在人間”，他的大學是從事翻譯，第一個引路人就是大名鼎鼎的戈寶權。1949年，戈寶權赴蘇路過哈爾濱，看見報紙上有不少翻譯、研究蘇聯作品的文章，提出要與譯者一起開個座談會，等了半天，隻來了一個毛頭小夥子。戈寶權拿出那份邀請人名單，小夥子一看，上麵的名字全是他高莽的筆名。那時，高莽對翻譯有偏見，因為偽滿時期，翻譯官大多不是好人。戈寶權就對他說，那要看你翻譯的是什麼作品，為誰翻譯？這句話對高莽影響很大。他把自己的筆名由“何焉”改為“烏蘭汗”，意為“紅色的人”，開始自覺地為人民翻譯革命的、健康向上的作品。
在幾十年的翻譯實踐中，高莽譯過小說、詩歌、電影、傳記，他個人認為譯得較好的是萊蒙托夫、葉賽寧的詩和馬雅可夫斯基的兩個諷刺劇本《澡堂》、《臭蟲》，而對他人生影響較大的則是早期翻譯的兩個作品。第一個是劇本《保爾?柯察金》。當時高莽還沒有讀到梅益翻譯的《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看到這麼一個“光明的人”的出現，他感到靈魂的震撼。更為傳奇的是，這個劇不久由教師聯合會劇團搬上了舞台，在劇中扮演冬尼婭的孫傑後來成了他的妻子，而妻子在晚年像保爾?柯察金一樣，也成了一個雙目失明的人。因為妻子對油畫的調色油過敏，他毅然放棄心愛的油畫，改畫國畫。為了照顧好妻子，他推掉了很多社會活動，就是上街買菜，去郵局發信，也是來去匆匆，生怕妻子在家有點閃失。他說，自己這樣做，很難說沒受《保爾?柯察金》的影響。
第二個作品是一名烏克蘭作家寫的《永不掉隊》，這篇小說寫衛國戰爭時期，一個副教授去當兵，連長是個年輕人，老訓他。在戰爭中，兩個人都負傷了。副教授轟炸坦克時，兩眼炸瞎了；連長掉了一隻胳膊。戰爭結束後，兩人的角色發生了變化：副教授回大學任教，連長去大學學習。在戰場上大有用武之地的連長在學習上卻一籌莫展。副教授告誡他：“當年在戰場上你對我說不須掉隊，現在你也不能掉隊。”兩人握手時，副教授握到的是連長的左手，這才知道連長也負傷了。這篇小說激勵高莽在翻譯、寫作、繪畫領域來回徜徉，不敢有絲毫懈怠。
他至今還記得另一個使他警醒的女編輯對他說的話。那是粉碎“四人幫”以後，這位編輯看了高莽的一部譯稿，說：“你的文字三十年沒什麼長進。”多少年後，當人們讀到譯筆優美的帕斯捷爾納克的回憶錄《人與事》時，該能夠從中聽到譯者高莽奮然前行的步伐。
有著豐富翻譯實踐的高莽現在卻說翻譯太難。當年戈寶權先生曾對他說：“我越來越不敢翻譯了。”那時他不理解。出於膽大、出版需要或者自己想出點小名，越不懂時越敢翻譯；現在年齡越大，對翻譯的作用認識越來越重，也就越不敢翻譯了。但他並沒閑著。在照顧妻子之外，他創作出《文人剪影》、《靈魂的歸宿—俄羅斯墓園文化》、《聖山行——尋找詩人普希金的足跡》、《俄羅斯大師故居》、《枯立木》等十多部作品。他還喜歡刻圖章，喜歡書法，喜歡把一些破爛變成東西，如拿雞蛋皮貼成老虎的圖案，變成一個別致的器皿；用斷了的鎬把刻成魯迅頭像；他更喜歡畫名人……他說：“我今年七十九歲了，但我希望自己能夠永不掉隊。”
韓靜霆的“情”、“色”、才、氣
酒、色、財、氣，是男人的四忌，但從韓靜霆身上揮灑出的“情”、“色”、才、氣，卻是成就這位“文壇奇才”的四種優良品質。讀懂了這四種品質，也就基本讀懂了韓靜霆。
“情”
韓靜霆的夫人、編輯型作家王作勤稱自己的丈夫是“文壇‘情’場老手、畫界好‘色’之徒”，是指韓靜霆徜徉於文學和繪畫這兩種藝術形式之間，已經到了癡迷的程度。
先說“情”。韓靜霆以文學成名。從早期的《凱旋在子夜》、《戰爭讓女人走開》、《大出殯》、《市場角落的“皇帝”》到《孫武》、《人猴共舞》，他對文學用情最專。他愛文學，是把它當成自己的存在方式，他說如果有一星期不侍弄筆墨，他的口角就會生出燎泡或口瘡。為了寫作文稿重達11斤、共計35萬字的長篇曆史小說《孫武》，他把自己關在飯店裏，十三天不出門不接電話，寫作過程中拚命地抽煙，手指燒焦了都不自覺。為了文學，他的頭發慢慢脫落而又漸漸變白，他的脊背因長期伏案而變得彎曲，他的眼袋因睡眠不足而日漸臃腫下垂，去年，竟至於發生心血管血栓，住院做了一次大手術——用他自己的話說，是給心髒做了一次內裝修。
他愛文學，是因為文學為他提供了一個自由陳情的世界。他沉湎於那個情感世界，常常陪作品中的主人公一起哭、一起笑。他常常在夜裏突然把妻子叫醒，給她講小說裏的故事。當他講到戰地裸體迪斯科時，就學給她看，先是笑著跳，然後那笑不知怎麼就變成了哭；寫長篇小說《大出殯》時，寫到男主人公智廣在大風大雨天，在泥水中被自己的親生兒子劈頭蓋臉地打得爬來滾去，那年輕人狠狠地去踢智廣的襠時，他跟著哇哇大哭起來；寫《人猴共舞》是在酷暑天，他蜷縮在一個白瓷磚到頂、很像廁所或澡堂子的鬥室裏，門外，向左五步是尿池子，向右五步是貯滿了半尺臭水的地下室；屋內，時時與蚊蠅共舞。就是在這樣汙濁的環境中，他的頭腦中卻在編織著一個幻想與現實融合為一的奇妙世界。一個卡通人物——阿嬌，為了情而複活，為保護自己的主人萬家鳴，她忍痛嫁給了仇人，最後壯烈自盡……
從作品中的人物可以反觀韓靜霆的內心世界，生活中的他的確是一個情感細膩、心地善良的至情至性之人。有一次幾對名人夫婦在電視台做節目，主持人問丈夫們：平時你們對夫人的昵稱是什麼？輪到韓靜霆回答時，他略微遲疑了一下，臉有一點紅，說出兩個字：“阿姨！”現場哄堂大笑。一聲“阿姨”，說明韓靜霆被夫人照顧得心滿意足，同時也說明他是一個童心未泯、感情真摯的作家。當年，他的長篇曆史小說《孫武》著作權糾紛案終審勝訴後，在慶賀家宴上，為感謝妻子對自己始終如一的支持，當著很多朋友的麵，他深情地、自自然然地叫了妻子一聲“阿姨！”然後，含淚親吻了妻子。
“色”
從1979年開始，韓靜霆師從齊白石的關門弟子許麟廬學習繪畫。他自稱“白石徒孫”就是為此。20多年來，韓靜霆畫了多少畫我不知道，但他告訴我前一陣子，他覺得自己過去十年的畫太幼稚，開始撕畫，“成麻袋成麻袋地撕”，這是怎樣一種勁頭！
他好“色”，那是真好，不是像民間一些畫畫兒的，是把它作為一種自娛自樂的方式，是玩，是健身；他不同，他是把繪畫作為揮灑自己情感與個性的天地，是創造的天堂。他說，畫畫的時候，筆和紙和墨和水結合在一起，瞬間發生的那些變化，會使你的創作出現很多意想不到的東西，使你的靈感找到發揮的空間。所以他認為每一張畫都是不可複製的，因為每一次運筆時，墨在紙上發生的變化都是不可能重複的。他最推崇的文人畫家，第一就是徐青藤，徐青藤畫的葡萄，點點都是墨痕，都是情感。
他大膽用色，不落俗套。他學蘇東坡用朱筆畫竹子，他把民間大紅大紫的概念色結合在一起，反而相得益彰，產生了非常好的觀看效果。
他見有些人被封為“牡丹王”、“貓王”之後，停滯不前，隻是重複自己，認為這種現象很可悲。他說：你拿出去的畫就是你生命的一部分，是把自己的靈魂赤裸裸地展示給別人看。毫無創新，千人一麵，這是某些畫家走向窮途末路的原因所在。
看韓靜霆的畫，你不會有這種感覺，相反，你會受到震撼。你能感受到他內心的追求與向往，矛盾與困惑，憧憬與渴望。他畫奔馬，為畫齋取名“嘶鳴堂”；畫達摩頓悟圖；畫參禪高僧和身旁的蜘蛛網；畫老子出關圖；畫采菊東籬下的陶淵明；畫出淤泥而不染的荷花；畫唐詩宋詞的意境……畫中的人物，因被極度變形抽象而顯得氣韻高古；花鳥，因色彩豔麗而透出勃勃生機；山水，因構圖妙險而讓人感覺超凡脫俗。總之，那是一個色彩斑斕的世界，是一個導引韓靜霆超越世俗、返璞歸真的世界，是一個宣瀉情感、張揚自我的世界。
迄今，韓靜霆已先後在中國美術館及穗、閩等地舉辦個展八次，畫作為澳大利亞總理、瑞典王室、日本橋本家族及許多收藏鑒賞家收藏，成為文人畫中的佼佼者。
才
人稱韓靜霆是“文壇奇才”，他的奇在於他的“通”。他大學學的是二胡、琵琶，以寫小說成名，後來在繪畫上打開一片局麵，這已屬不易；尤為難得的是，他不僅在所涉的每一個領域均能成大氣候，而且已融會貫通，臻入化境。比如，你可以從他的小說中讀出畫麵，從他的繪畫中讀出節奏。
骨子裏，韓靜霆是個豪放派詩人。他的詩人氣質使他特別適於作詞，由他創作的《今天是你的生日，中國》唱遍大江南北，就是明證；他還擔任過香港回歸、澳門回歸、世界婦女大會開幕式、世界大學生運動會開幕式、文化部及央視春節歌舞晚會等大型活動的策劃和總撰稿，那些激昂慷慨的台詞，常常讓我想起李白、蘇東坡的神韻；他的另一個特點就是題畫詩，那些詩，全是即席口占，是對他未盡畫意的補充，對觀眾來說，則是一次愉悅的書法欣賞。比如，他為自己的烏騅馬圖題詞：“椽筆走風雷，帶醉寫烏騅。口銜楚鐵鐵未鏽，千載蹄聲碎。折戟如斷葦，空盼項王歸。馬鳴烏江夜半時，魂魄應相隨！”真是如聞其聲，如見其人。
他毫不謙虛地說自己的圓肚子裏藏著好多文章，的確，這些才華不僅表現於小說、散文、歌詞、繪畫，在生活中也常常流溢出來。有一次他在四川吃“皇城老媽”，那家飯館炸的肉丸子太硬了，他對小姐說：你們這裏的丸子肯定是皇城老媽年輕時炸的。小姐聽出韓靜霆是在說他們的丸子不新鮮，連忙辨白說：不是不是，頂多是昨天炸的。還有一次在北京，我陪他去外邊吃飯。他想吃寬麵條，就問小姐店裏的麵條有多寬。小姐用手比劃了幾下，韓靜霆一看，笑著說：嗬，那麼寬呀，幹脆煮我們的腰帶得了。這類幽默，俯拾即是，正是他才思敏捷的自然流露。
氣
韓靜霆的人品和他的畫一樣：大氣。他有很多朋友，各行各業的都有，其中有官員也有百姓，有富人也有窮人，他都一視同仁，無世俗之見，無勢利之心。
大凡有才氣的人，往往容易侍才傲物。韓靜霆沒有傲氣，卻有傲骨，也就是狂狷之氣，這一點頗像當年的鄭板橋。有位大領導托人向韓靜霆求畫，韓靜霆知道這人的人品不太好，就對來人說：他又不是不認識我，你讓他自己到我這兒來要好了。
他的身上還有傻氣。為了文學這個忠貞不渝的“發妻”、為了繪畫這個苦戀多年的“情人”，他多次放棄了提升晉職的機會，放棄了住大房子、坐高級車、享受全方位服務的機會，而寧願固守寂寞和孤獨，與寫字的筆、畫畫兒的筆打交道。
當然，他也有俠氣，有超逸之氣。作為一名共和國的軍人，他喜歡談劍，他研究孫武，他畫馬談禪。在一個審美的世界裏他縱橫馳騁，他所向披靡，他實現自我。
這就是我所了解的韓靜霆。一個俠骨柔腸的作家，一個筆墨詩人一樣的畫家，一個“情”、“色”、才、氣“四毒俱全”的大寫的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