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說回來，我雖然不完全認同先生對劣質文化的批評，但我堅決捍衛他表達自己意見的自由。這年頭，好好先生太多了，像何老這樣，一以貫之，不曲學阿世，不見風使舵，不做牆頭草的“老頑固”太少了。他們的存在，是墊起社會道德的基石，是純潔社會的鹽，是知識分子良心未泯的標識。
我還想說，何先生絕不是不近人情的“老頑固”，而是一個儒雅可愛的老頭。我和先生隻見過一麵，是在北京，朱鐵誌兄召集的一次聚會上。那天晚上，何滿子先生和牧惠先生都出席了，兩位老人相談甚歡，喝的什麼酒記不住了，隻記得何滿子先生酒酣耳熱之際，滿麵紅光，笑語不斷，不見尖刻不見偏激，卻見爽朗卻見機趣，這樣的老頭，真如從《世說新語》中走出的一樣，“肅肅如鬆下風”，“軒軒如朝霞舉”。
可惜後來未再見先生，連稿子也見不到了。他的稿子全是手寫，又沒有錄副，常稱是宇宙“孤本”，加之書法精妙，實在是編輯們鍾愛的收藏佳品，遺憾的是我沒有收藏意識，這些孤本全發到車間，交到校對手中去了。前兩年向先生電話約稿，他慨歎已經精神不濟；在一封信中，他寫到自己的身體狀況：“終日昏昏如嗜睡，實為老朽之故，此況味非親曆老境者所不能體會，無奈之至。”如今，先生遠逝，然而那些孤本還留存在世上，散發出它們熠熠的光輝，照亮許多有識者的心路。
周汝昌：紅樓無限情
周汝昌先生1918年4月14日生於天津鹹水沽，到今年（2006年）滿88歲，也就是米壽了。從1947年他正式走上紅學之路，算來已近60年。60年來，他除了研究詩文詞曲、辭賦駢儷、書法理論，編寫了《楊萬裏選集》、《範成大詩選》、《永字八法》等著作外，用力最勤的還是紅學。如今，老人已是著述等身，《紅樓夢新證》、《曹雪芹小傳》、《紅樓夢與中華文化》、《紅樓藝術》、《石頭記會真》……每一本大作都在紅學界乃至全社會產生廣泛影響。去年，即2005年，更是“周汝昌年”，僅這一年，這位雙耳失聰、右眼視力隻有0.01的老人，就出版了《周汝昌夢解紅樓》、《紅樓無限情：周汝昌自傳》、《定是紅樓夢裏人》、《紅樓十二層》、《紅樓真夢》、《和賈寶玉對話》、《我與胡適先生》等近10本紅學專著。今年4月，漓江出版社出版了紅學門內人梁歸智撰寫的《紅學泰鬥周汝昌傳》，再一次拉近了讀者與這位紅學泰鬥的距離。
夏日的一個午後，我們如約來到老人簡樸的脂雪軒，聽他談60年的紅學情緣。
一、胡適是他的紅學領路人
周先生開門見山，說自己不太喜歡“紅學家”這個稱謂，也不喜歡“紅學界”這個說法，但他和紅樓卻是有夙緣的。那是在他很小的時候，母親手中有一部日本版的《石頭記》。但那時他太小，看不懂，就丟下了。但他愛聽母親講述《紅樓夢》故事，在他腦海裏，總能隱隱地出現紅樓人物的影子。他在南開中學讀書的時候，經常和後來成為散文名家的同學黃裳在一起談紅，一度甚至想英譯《紅樓夢》。但他真正走上研紅之路，則始於1947年，領路人是大名鼎鼎的胡適先生。那時他還是燕京大學西語係的學生，他的四哥周祜昌讀“亞東”版《紅樓夢》卷首胡適的考證文章時，注意到胡適先生談自己手中有敦誠的《四鬆堂集》，而未覓得敦敏的《懋齋詩鈔》，深以為憾，就寫信把這一情況告訴了周汝昌。周汝昌接到信後，直入燕大圖書館，去查卡片櫃，居然一索即得。敦誠、敦敏是曹雪芹生前最好的朋友，詩集中自然有寶貴的史料，周汝昌據此撰寫了《曹雪芹生卒年之新推定——〈懋齋詩鈔〉中之曹雪芹》一文，在《民國日報》副刊發表後，胡適先生即回信切磋，信也在報上發表了。1948年6月末的一天，周汝昌到王府井大街東廠胡同一號胡宅造訪，胡適先生親自將《甲戌本石頭記》遞到周汝昌手中，後又托孫楷第教授把他珍藏的《四鬆堂集》乾隆抄本和有正書局石印大字本《戚蓼生序本石頭記》帶給了還是大學生的周汝昌。
《甲戌本石頭記》這部書價值連城，到底有多珍貴？有兩件事可以證明：一是解放前夕，胡適離開北平時隻攜帶了兩部書，其中之一就是此書；二是1980年它在美國召開的國際紅學大會上公開露麵時，眾人驚為奇珍異寶，光保險費就高達數萬美元。而在1948年，這部尚未為世人所見之珍本，由大學生周汝昌一句話，胡適先生就借給了他。正是由於這段因緣，周汝昌在當年主體完成了《紅樓夢新證》，這部被譽為“紅學方麵一部劃時代的最重要的著作”於1953年9月由上海棠棣出版社出版後，一時洛陽紙貴，3個月內連印3次，印數達17000冊，當年的文代會上幾乎人手一冊。這個印數在今天看來並不稀奇，但在上世紀50年代初，學術性著作能達此印數，已經十分驚人了！
關於《甲戌本石頭記》和《紅樓夢新證》，各有一段軼事。1948年6月27日，周汝昌從胡適那裏借到此書後，暑假開始，他攜帶此書回天津老家，將書送到四哥周祜昌的麵前，兩人愛不釋手，就先斬後奏，抄錄了一個副本。暑期結束，周汝昌返校，將此事寫信告訴了胡適，胡先生回信說：“我讀你信上說的你們弟兄費了兩個月的工夫，抄完了這個脂硯甲戌本，使這個天地間僅存的殘本有個第二本，我真覺得十分高興！將來你把這副本給我看時，我一定要寫一篇題記。這個副本當然是你們兄弟的藏書。我自己的那一部原本，將來也是要歸公家收藏的。”這封信，充分展示了胡適的仁者之風，令周汝昌感激涕零。
在台灣，1960年初，當地的一位人士買了一部《紅樓夢新證》送給胡適，意在挑逗——讓他看“周某批胡”的地方，以惹起他的惱怒。誰知胡先生讀完此書，大加稱讚，要此人再為代購幾部，以便分贈友人。他在給作家高陽的信中說，《紅樓夢新證》“決不是清算胡適思想的工具”，“汝昌的書，有許多可批評的地方，但他的功力真可佩服，可以算是我的一個好徒弟。”不僅如此，胡適還從善如流，接受了《紅樓夢新證》中的三項學術成果：一、他改變了曹頫是曹寅次子的舊說，承認是他的過繼子。二、不再主張脂雪齋是曹雪芹本人的化名，而承認可能是雪芹的太太或朋友。三、他承認曹家曾遭巨變不是坐吃山空的結果。周汝昌感念胡適先生人格上的“大”，寫了兩首詩稱頌胡先生，其一是：“肯將秘笈付他人，不問行蹤意至真。誰似先生能信我，書生道義更堪珍。”其二是：“平生一麵舊城東，宿草離離百載風。長念有容方謂大，至今多士尚研紅。”
二、《紅樓夢新證》的紅與黑
周汝昌自燕京大學畢業後，繼續在中文係研究院讀研究生。1951年之秋，他忽然接到成都華西大學之電聘，邀他去當外文係的講師。赴蜀前，他把已完成的《證石頭記》書稿交給文懷沙。1952年五一節，周汝昌到達華西大學，秋冬之際，院係調整，他調歸四川大學外文係，住進一間高級棚屋“梅園”，在這裏，他完成了此書的校對工作。在閱讀校樣的時候，他注意到，原稿中對胡適的敬稱“先生”全部刪掉了，涉及到胡適的語氣詞語也多有變通。由於文懷沙不喜《證石頭記》這個名字，建議改成《紅樓夢新證》，顯然是針對胡適《紅樓夢考證》而言的。1953年9月，《紅樓夢新證》由上海棠棣出版社出版，在國內外立即引起極大轟動。大學者張元濟(菊生)、顧廷龍等都在閱讀。人民文學出版社古典部主任聶紺弩愛才心切，煩林辰函邀周汝昌到人民文學出版社去工作。周汝昌當然願意進京，可是川大不放行，馮雪峰社長請中宣部下調令，幾經力爭，才把周汝昌從四川大學外文係調到人民文學出版社做編輯。
1954年春夏之交，周汝昌回到北京，宿舍是東城門樓胡同一處小院。略事休息，他就去出版社上班，在二樓，他見到了聶紺弩。幾句話後，聶紺弩就提起了《紅樓夢新證》，說毛主席對他的書有好評。當時不知具體情況，多少年之後，周汝昌才知道，原來主席在此書的“胭脂米”一條上加了密圈。那是考證胭脂米出處的一節，其中談到康熙帝曾在中南海豐澤園中種植此米，並將此米賞與曹寅、李煦一事。毛主席那時正住在豐澤園，讀了這段故事，對胭脂米產生了濃厚興趣，即命農業部、河北省尋找此米。後來河北省委果然尋到了此米，送給了主席。因為脂胭米珍稀味美，日本首相田中訪華時，嚐到此米，大加稱讚，主席就送了一些給田中先生。
從1953年秋到1954年秋，《紅樓夢新證》隻紅了一年，接著，“批俞”、“批胡”運動開始了。1954年冬，人民日報社社長鄧拓在報社接見了周汝昌，談話的目的是要他寫批俞批胡的文章。鄧拓說：“您考明了曹雪芹的家世所遭的變故是由於雍正的迫害，是政治鬥爭的結果，證明了胡適的‘坐吃山空’‘自然趨勢’是荒謬的，這是一個大功勞。但您的主張‘自傳說’，卻又脫離了曆史唯物主義，那就錯了。因此，您是犯了‘二元論’的錯誤……”
在眾多同誌的關切與鼓勵之下，周汝昌寫了一篇批俞批胡的文章，但很多人對這篇文章表示失望，認為他批判的水平不高。
這年下半年，批俞批胡運動逐步展開而升級，周汝昌很快變成“資產階級胡適派唯心主義”的“繁瑣考證”的典型代表，批判文章越來越凶，有一篇說他“比胡適還反動”！
1968年周汝昌被關進“牛棚”，差不多一年後，被下放到湖北鹹寧“五七”幹校勞動。後來由於周總理的特殊關照，1970年9月得以重返北京。
可是正如孟子所說“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周汝昌注定命途多舛。繼1954年雙耳失聰之後（老人自述，一天中午，他在午睡時，有一個滾地雷從他住的門樓胡同小院穿屋而過，他就變聾了），1974年為出版《紅樓夢新證》增訂版，他因過度勞累，導致雙目黃斑部穿孔、視網膜脫落，幾近失明，住院進行手術，僅保住“半目”，左眼“報銷”，右眼視力隻有0.01。就靠這0.01，他和四哥周祜昌一起，開始了一項持久的“大彙校工程”，其成果就是於2004年5月出版的《石頭記會真》。
三、兄弟情凝“大彙校”
周汝昌兄弟五人，除長兄早逝外，四兄弟中他最幼，四哥周祜昌比他大六歲，兩人關係最密。是四哥把胡適未覓得敦敏《懋齋詩鈔》的情況寫信告知周汝昌；是四哥把40萬言的《紅樓夢新證》用一筆一畫的工楷抄清；是四哥鼓勵他不斷充實《紅樓夢新證》中《史事稽年》一章，並於1976年4月出版了《紅樓夢新證》的增訂本，這個新版本80萬言，是舊版的兩倍；是四哥陪著他同訪西山雪芹足跡，同尋敦敏槐園，聯床夜語，剪燈清話；也是他傾盡自己的後半生，為《石頭記會真》抄寫了愈千萬字的資料。
大家都知道《石頭記》也就是《紅樓夢》，但是《紅樓夢》的版本眾多，按回數可分為80回版本和120回版本。
其中，80回的版本為曹雪芹原著，曹雪芹沒有來得及將《紅樓夢》寫完就去逝了。根據考證，曹雪芹的原意是寫108回。雖然曹雪芹曾留下後麵沒寫完的部分手稿，但這部分手稿在別人借閱的過程中遺失了。
120回的版本中的後40回為高鶚續寫。高鶚和曹雪芹不是同時代的人，高鶚出生在曹雪芹之後，兩人也並不相識，高鶚續寫紅樓夢既沒有曹雪芹的手稿，也不清楚曹雪芹的原意。他不僅續寫了後40回，而且對前80回也做了很多修改，著名作家張愛玲女士評價後40回將紅樓夢庸俗化了，她對高鶚的評價是四個字：死有餘辜！
現存80回的紅樓夢版本也有很多，不同版本的文字有很多小的不同，其中當然隻有一種是曹雪芹的原著。由於過去小說的地位很低，讀者看到不喜歡的地方經常會擅自修改。
對於紅學研究來說，自然需要從這眾多的版本中找出哪些是曹雪芹的原話，將這些重新會真成一本最接近原著的紅樓夢。
這就是周汝昌和他的四哥周汝昌花費56年時間所做的一項大彙校大工程。
起緣還要追到1948年。周汝昌從胡適先生處借得《乾隆甲戌脂硯齋重評石頭記》一書後，利用暑假和四哥周祜昌抄得一部副本，就向胡先生提議：應當依據《甲戌本》，加上《庚辰本》和有正書局的《戚序本》，精核整訂出一部接近曹雪芹原著真手筆的好版本，不要再宣揚散布那種被偽續者大肆刪改的《程乙本》了。
這是第一次提出“三真本”概念的曆史紀程，這三部抄本是當時僅為世知的佳本。胡先生回信說：“我對於你最近的提議——‘集本校勘’——認為是最重要而應該做的。但這是笨重的工作，故二十多年來無人敢做。你若肯做此事，我可以給你一切可能的便利與援助。”
《石頭記會真》是80回本，所謂“會”，就是會集已然發現的十多部舊抄本而進行大彙校，並在大彙校的基礎上試行“寫定”一部較近雪芹真文字真意旨的《石頭記》；而“會”又含有體會、領會、賞會的複合意義。
這部書是連正文帶脂批一起校訂的全本。周汝昌認為，脂硯齋就是曹雪芹的妻子。曹雪芹的時代給小說寫評的風氣很盛，脂硯齋的評是經曹雪芹同意，作為紅樓夢的一部分一起出版的。周汝昌認為脂批不是可有可無的，不是小說的附加物，而是書文的一個組成部分。
為創此書，兄弟倆數易其稿，而四哥周祜昌則經曆了“三抄”其家的厄運。前兩次是“破四舊”、“階級鬥爭”，第三次是1964年，周祜昌正在家裏埋頭抄錄，有一鄰居“告密”，說他與胡適有“海外關係”，在家閉門寫“反書”。於是有一夥人就借題興事，當作一件特大政治案件行動起來，幾個部門聯合行動，聲勢驚人，三抄之後，書籍手稿、一切資料片紙無存，最後是“掃地出門”，八口之家，因此沒了立錐之地……
但周祜昌矢誌不移，在此後一個相當長的時間裏，他沒有工作桌椅，是趴在一個小凳子上從事這種繁重至極的大彙校的！1993年，當彙校到第27回時，周祜昌不幸辭世。在女兒周倫苓的協助下，周汝昌於1999年編定10卷本的《石頭記會真》。幾經周折，於2004年5月出版。
四、研紅之外
老人年輕時酷愛京劇、曲藝、民族樂器，最愛聽的是反二簧，還粉墨登過場，在《春秋配》、《虹霓關》、《三堂會審》中扮演過小生。他吹拉彈唱樣樣喜好，尤其喜歡吹蕭，興致所至時吹一曲洞簫，那悠揚動聽的樂曲會給他帶來一天的好心情。他也喜愛民間工藝，泥捏的，紙糊的，都喜歡。老人還喜愛石頭，尤愛玉石，這大概與他喜愛《石頭記》不無關係吧。如今，年輕時的一切恍如一夢，但老人並不自怨自艾。他引用老子的話：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在他看來，不見不聞乃是抵禦聲色的要招。但這並不是心死，他說自己雖然耳目有損，還有一顆心在，“我心中常有幾段妙曲，幾幅佳畫，幾聲入耳之言，幾處動人之色，又何須外求乎？”
老人還有兩大愛好，為他的晚年排遣著寂寞和孤獨。一是作詩，二是書法。1970年，周汝昌由幹校調回北京後，想到曹雪芹的詩連一首也未能流傳至今，不禁無限惋惜。忽然想到雪芹為他的好友敦誠題的《琵琶行傳奇》隻剩末二句，就異想天開，鬥膽續補，一共試補了三首，後來其中一首傳了出去，竟使一位紅學家認定是雪芹原作，險些鬧出大笑話。周汝昌所作的詩，數量極大，涉及方方麵麵，其中最受稱道的還是詠紅詩。他為劉旦宅先生《石頭記人物畫》中的40位人物，每人配寫了一首詩，令畫冊生色不少。他在詩詞上的造詣，使他選注的《範成大詩選》、《楊萬裏選集》一直為學林推重。
周汝昌的書法也自成一體。他長期致力於中國的書法理論研究，曾和朋友講過：“平生在書學上所下功夫，比紅學要多得多。”有人當麵誇他的字是“瘦金體”，他不以為然，說：“‘瘦金體’是宋徽宗所創字體，法出薛稷；我習右軍，與之無涉。”
五、晚年井噴
1974年，周汝昌目損後，協和醫院主治大夫張承芬女士三次主動給他開出證明書，說不可再做編輯工作了，但人民文學出版社對他並未做出“處置”。後來，紅學家胡文彬來訪，邀他加盟，周汝昌才決定調入中國藝術研究院，專研紅學。
曹雪芹癡迷，著紅用了10年；周汝昌更癡迷，研紅用了60年，有兩句詩為證：“借玉通靈存翰墨，為芹辛苦見平生。”周汝昌癡到什麼程度？癡到不記得自己家人的生日，卻對曹雪芹的生日、忌日記得一清二楚。正如老人所言，癡方能執著，方能鍥而不舍——方能無退，即不悔。幾十年下來，老人著述等身，何悔之有？尤其是最近幾年，老人的研究成果呈現井噴的態勢，令不少後學欽佩不止。繼1998年由華藝出版社推出6卷本的《周汝昌紅學精品集》之後，2003年作家出版社出版的《紅樓奪目紅》5個月內連續7次印刷，創下學術書暢銷15萬冊的紀錄。2004年，他出版了十卷本、500萬字的《石頭記會真》，那是他和四哥周祜昌字字校訂、56年才得以酬願的心血結晶。
因癡迷紅樓，老人的書齋就叫脂雪軒，那自然是脂硯和雪芹的合稱。在這個隻有十幾平米略顯局促的脂雪軒內，我們看到了一個小圓桌、兩個書櫥、一套舊沙發和一地的書，唯一現代化的設備就是門口的一台電腦，那是他的女兒兼助手周倫苓幫他打印文稿用的。周倫苓介紹說，由於目損，老人不愛看電視，但每天仍堅持用兩層放大鏡疊起來看報讀書，實在看不清，就請家人講給他聽。又由於左耳失聰，右耳戴助聽器，家人須在他耳旁大喊大叫才行。我們的采訪也是在這樣的大喊大叫中進行的。但老人思維之敏捷、思路之開闊、思想之深刻仍然給我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尤其令我們驚奇的是，老人目損後，並沒有拋棄紙筆，沒有對著錄音機口述實錄，而是堅持在紙上筆走龍蛇。以前用毛筆，現在是用一支很粗的鋼筆，寫出來的字如核桃一般大，兩行常混作一行或者幾個字疊加在一起，隻有他的女兒周倫苓認得，幫他打印成稿。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他覺得文藝是特別講究個性的，他說出來的東西，經別人錄音整理以後，就變成別人的風格而不是自己的風格了；還有一個原因是，他真心喜歡筆墨紙硯，感覺它們就像自己的讀者，如果對著錄音機講，就覺得不對滋味。老人說：“現在每天都是我的工作日，我要利用現有時間把幾十年來積累的看法、摸索的一些心得鋪到紙上。我跟孩子開玩笑說自己現在是文思泉湧，寫作時由此及彼，不用苦思冥索，我這個精神狀態和寫作效率要勝過很多老者，現在唯一的自信就是這個。”老人雖然麵容清臒，但精神矍爍，他有這種自信的資格。
談到今天的紅學界，老人說，他因目疾，了解不多，模模糊糊的印象是比較沉悶，沒有新見解新突破。但他說自己是一個樂觀者。這個沉悶是一個過渡時期，哪一個契機、因緣到了，紅學會有一個新氣象。“三年吧，三年之後，紅學界會有一個突破。”老人若有所思地說。我想起了《周汝昌夢解紅樓》一書的封底詩：“夢解紅樓日月長，奇情異彩細參商。零箋碎墨皆堪念，中有微懷一瓣香。”這或許可以看作是老人最近的一段心得吧。
草嬰：用翻譯喚醒人性的光輝
草嬰的名字是和托爾斯泰、肖洛霍夫的名字緊緊聯係在一起的。據說，能把托爾斯泰小說全部翻譯過來的，全世界也隻有草嬰一個人。從50多歲開始，他前前後後共用了近20年的時間。他說：“我這一輩子就隻想做好一件事：文學翻譯。我對自己的選擇無怨無悔。”
今年87歲高齡的草嬰因老年性疾病，在華東醫院已住了一年多了。但說起翻譯，他依然思維清晰，談吐自如。
一、從《老人》開始，他邁入俄羅斯文學的海洋
草嬰，原名盛峻峰，生於浙江鎮海一戶殷實之家，祖上經營盛滋記釀造廠及行醫。小時候隨父親到鄉下出診的經曆，在草嬰心田播下了自由、平等、博愛的種子。
中學時期，他購買了國內首次出版的《魯迅全集》20卷，其中，創作10卷翻譯10卷。魯迅“給起義的奴隸偷運軍火”的翻譯理念深深影響了草嬰。抗日戰爭爆發後，他們舉家遷入上海的法租界。懷著對日本侵略者的刻骨仇恨，草嬰把目光轉向當時被認為是充滿光明和希望的蘇聯。他先是師從一位俄國女僑民學了一年多俄語，後來遇到“領路人”薑椿芳，開始了文學翻譯的生涯。
草嬰翻譯的第一個俄羅斯短篇小說是普拉東諾夫的《老人》，刊登於1942年《蘇聯文藝》第2期，這也是他第一次使用“草嬰”這一筆名。這篇約七千多字的作品，描寫基舒卡老爹隻身抗擊德國鬼子的英雄壯舉。可以說，小說格調與當時的國情十分吻合。
新中國成立後，1950年，草嬰翻譯了巴甫連柯的長篇小說《幸福》，而為他贏得空前聲譽的是1955年翻譯的尼古拉耶娃的中篇小說《拖拉機站站長和總農藝師》。作品先是在《譯文》上刊登，由於小說內容是“關心人民疾苦，反對官僚主義”，提倡改革，得到當時共青團中央第一書記胡耀邦的重視和推薦，在《中國青年》雜誌上連續兩期轉載，發行量達到數百萬冊，接著又印單行本，第一版就發行124萬冊。小說主人公娜斯嘉成為全國青年學習的榜樣。這篇翻譯作品影響乃至催生了王蒙《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等一批“幹預生活”的優秀作品，並在新時期被譽為“重放的鮮花”。
二、從肖洛霍夫到托爾斯泰
徜徉於俄羅斯的文學世界，草嬰發現俄羅斯文學和它的土地一樣廣闊，它考慮的不是一時一地、一個家庭的問題，而是整個民族，乃至人類的精神向度。還有，俄羅斯有九百年的沙皇統治，中國有兩千年的封建社會，兩者有一些共同的曆史背景，在反封建專製方麵有共同的語言。而在眾多的俄羅斯作家中，草嬰最後選定了肖洛霍夫和托爾斯泰為自己的主攻目標，他的理由是：“我為什麼特別要選中肖洛霍夫和托爾斯泰呢？因為我感到，從他們的作品裏所反映出來的人道主義的思想、人性的光輝是最強烈的。我感受到中國經曆了兩千多年的封建專製統治，特別需要培養和喚醒人性的光輝。”
肖洛霍夫的中篇小說《一個人的遭遇》，講述一名戰俘從戰場逃回家，發現親人全部遇難，於是和一名孤兒相依為命、流動打工的故事，作者對主人公索科洛夫給予了深切的同情，這和占主流地位的“不是陣亡就是判徒”的觀點是格格不入的。在當年蘇聯極左思潮下，肖洛霍夫敢於通過作品和言論來宣揚人道主義思想，並且毫無顧慮地反映生活的真實，不回避矛盾，這在蘇聯作家中是唯一的。小說在《真理報》連載後，報紙被搶購一空，很多市民在寒風中聆聽了電台的廣播，熱淚盈眶。有著思想家敏感的草嬰立刻動手翻譯了這部作品。隨後，他又翻譯了肖氏的《頓河故事》、《被開墾的處女地》（上世紀80年代，草嬰重譯為《新墾地》），在讀者中均產生了相當廣泛的影響。
“文革”期間，草嬰受到迫害，被剝奪了寫作權利。那些日子，他一直在思考，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悲劇？怎樣才能避免這樣的悲劇重演？很早就接觸過托爾斯泰作品的草嬰認識到，要結束這樣的悲劇，首先必須培養人與人之間的美好感情，建立人與人之間的平等關係，宣揚人與人之間的愛，也就是人道主義精神。巴金稱譽托爾斯泰是十九世紀世界文學的高峰，是十九世紀全世界的良心，作為巴金的朋友，草嬰是服膺這一評價的。但在這座舉世景仰的大山麵前，草嬰一直不敢貿然動筆，而是在做了相當充分的生活、文學、知識、思想等方麵的積累之後，1977年他才著手翻譯托爾斯泰，從《安娜?卡列尼娜》開始，用了將近20年的時間，譯出《托爾斯泰小說全集》20卷，400萬字。北京師範大學教授、翻譯家藍英年收到全集後，“心裏充滿欽佩、感激和羞愧”。此前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過一套《托爾斯泰全集》，那是集體勞動的成果，譯者是從全國各地請的，用了差不多十年時間，《托爾斯泰小說全集》則是草嬰獨自一人擔當。藍英年說：“這不僅需要堅強的毅力、嚴肅的態度，中外文深厚的造詣，還需要才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