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輯回到魯迅
魯迅的熱鬧及其他
今年是魯迅先生誕辰120周年。關於魯迅的話題又空前熱鬧起來——其實魯迅一直是熱鬧的，生前如此，死後亦如是。
正經的研究無法熱鬧，要熱鬧就得玩點手法。用什麼手法呢？一夜成名之類的秘笈中就有這麼一條：罵名人，尤其是罵死去的大名人——自己能一夜成名，而對方永無還口之力，所以最保險。或許因為這個緣故，針對魯迅的謾罵聲一直不絕於耳。
這種謾罵據說從80年代就開始了，給我印象較深的是1998年，三位“新生代”作家發表一封公開信，稱“魯迅是塊老石頭……他的反動性不證自明。”“我們根本不看老一輩的作品，他們到我們這裏已經死亡。”“魯迅小說絕對比不上鬱達夫，他的雜文誰都可以寫。”
近期的熱鬧則發端於《收獲》雜誌今年第二期“走近魯迅”專欄登出的三篇文章，對魯迅都有不同程度的貶損，其中，王朔的文章最能“煽情”，他說：“在魯迅周圍始終有一種迷信的氣氛和蠻橫的力量，壓迫著我們不能正視他。”“各界人士對他的頌揚，有時到了妨礙我們自由呼吸的地步。”“我認為魯迅光靠一堆雜文幾個短篇是立不住的，沒聽說有世界文豪隻寫過這點東西的。”
每一次的謾罵、貶損，都會引得眾多喜歡魯迅的人出來辯詰、捍衛，於是文壇變得愈發熱鬧。其實在我看來，這正中了對方沽名釣譽、名利雙收的計。我明知中計卻還要寫此文，不是為了回應，隻是為了理清這樣三個問題：
第一，魯迅是會被罵倒的麼？要能被罵倒，那就不是魯迅了。生前，他不曾被陳西瀅、高長虹、蘇雪林之流罵倒，對死後被人罵也有先覺。在《憶韋素園》中，他說：“文人的遭殃，不在生前的被攻擊和被冷落，一瞑之後，言行兩亡，於是無聊之徒，謬托知己，是非蜂起，既以自炫，又以賣錢，連死屍也成了他們的沽名獲利之具，這倒是值得悲哀的。” 魯迅當然不會言行兩亡，所以他不必有悲哀。
第二，魯迅是動不得的嗎？當然不是。魯迅也是人，且不是完人，當然允許別人批評，但應該是學理性的、建設性的批評。批評是為了前行，為了更走近魯迅、走近真理，而不是嘩眾取寵，沽名釣譽。那些無厘頭的謾罵則不然。魯迅在《戰士與蒼蠅》中作過類似的描述：“戰士戰死了的時候，蒼蠅們所首先發見的是他的缺點和傷痕，嘬著，蠅蠅地叫著，以為得意，以為比死了的戰士更英雄。但是戰士已經戰死了，不再來揮去他們。於是乎蒼蠅們即更其營營地叫，自以為倒是不朽的聲音，因為它們的完全，遠在戰士之上。”有幾個蒼蠅叫怕什麼呢？叫得再動聽，也仍然不過是蒼蠅叫，不會變成一首詩歌或一段名曲的。而且時令一到，“凍死蒼蠅未足奇”。所以，對付謾罵者最好的辦法是不理——惟沉默是最大的蔑視。
第三，魯迅需要捍衛嗎？如果是指“誓死捍衛”之類的話，我看不必。魯迅不是神，不是偶像，而是一個偉大、平實的作家。所以，隻要有他的作品在，有那些鐵骨錚錚的文字在，魯迅的地位就是無人可以撼動的。
原載《人民日報》2001年9月25日
回到魯迅
魯迅先生在《戰士和蒼蠅》一文中引用叔本華的名言：要估定人的偉大，則精神上的大和體格上的大，那法則完全相反，後者距離愈遠即愈小，前者卻見得愈大。這話也適於魯迅先生的。
今年10月19日是魯迅先生去世七十周年紀念日。隨著時光的流逝，我們距離魯迅先生所處的那個時代越來越遠，可是他的精神卻愈來愈顯得高大。不錯，隻要有他的書在，他的精神會永遠傳承下去，不必為之擔憂的。可是，時間的流逝卻可能模糊當事人的記憶，妨礙今天的人們回到現場，感受魯迅的呼吸，觸摸真實的魯迅。
事實上，在很多年輕人的心目中，魯迅先生的形象就跟兩千五百多年前的孔夫子一樣，已經被模式化了，變得可敬而不可愛。回到魯迅，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於是我意識到通過先生的作品觸摸他的精神和靈魂固然重要，但通過當年的生活細節還原魯迅，也該是一件有趣的事情。有很多細節可以映出魯迅的儉樸、淡泊、俠義、勤奮、幽默，下麵僅舉其幽默的一麵，以窺一斑。
有天下午，魯迅正在臥室裏校對著一本別人的著作，蕭紅走了進來，魯迅從圓轉椅上轉過身，說“好久不見，好久不見”，一邊說著一邊向她點頭。而蕭紅那段時間幾乎天天來，當天上午還剛來過一次，蕭紅思忖了半天，才明白過來是魯迅先生在和自己開玩笑。
陳丹青在演講中講了這樣一件趣事：章衣萍的太太有一天和朋友去拜訪魯迅，瞧見老先生正在四川北路往家走，於是隔著馬路喊，魯迅沒聽見，待眾人攆到他家門口，對他說喊了你好幾聲呢！於是老先生“噢、噢、噢……”的噢了好幾聲。問他為什麼連聲回應，魯迅笑說，你不是叫我好幾聲嗎，我就還給你呀……接著進屋吃栗子，周建人關照要撿小的吃，味道好，魯迅應聲道：“是的，人也是小的好！”章太太這才明白魯迅又在開玩笑，因她丈夫是個小個子。
給魯迅治病的日本老醫生須藤在魯迅逝世前一天談到先生的身體，說他患有胃擴張、胸膜炎、肺結核等病，魯迅回答：“隻要沒有花柳性病就可以證明自己是純潔的；再者自己雖是老視眼，隻要不是中國多數的沙眼，就是特別的地方。”
回到魯迅，還必須全麵地、完整地把握魯迅。日本的增田涉在回憶魯迅的文章中談到，當年柳原白蓮女士問魯迅：“您認為生在中國很不幸嗎？”魯迅回答說：“不！我認為生在中國比生在任何其他國家都好。”他記得魯迅說這話的時候，眼睛都濕潤了。他進而認識到，魯迅對中國所說的尖刻的壞話，那是出於從內心裏真正愛自己的國家，是出於一種非常痛切的心情。可惜我們很多人沒有認識到這一點。有些人至今認為魯迅一輩子與人爭來鬥去，是空耗生命，還不如寫他的長篇《楊貴妃》或者當他的教授。他們不明白魯迅在每一次論爭中從來是對事不對人，是為了辨明真理，為了更好地前進；他固然說過“一個都不寬恕”，可是他同樣說過：“我的雜感集中……雖大抵和個人鬥爭，但實為公仇，決非私怨。”我們要讀懂魯迅的憎，也要讀懂他的愛；要讀懂他的黑暗和苦悶，也要讀懂他的亮色；要讀懂他的個性主義、自由主義，也要讀懂他的求真理求進步……讀懂這些，才是一個真實的魯迅、完整的魯迅，我們的紀念才有意義，中國的現在和未來才有希望。
原載《人民日報》2006年10月17日，有刪節
細節中的魯迅
陳丹青關於魯迅的演講《魯迅的好看和好玩》對我啟發很大，於是，我從自己所能見到的紀念魯迅的文字中擷取了這樣一些細節，希望它們有助於讀者走近魯迅，感知一下作品之外那個鮮活的魯迅。
一、魯迅的儉樸
在北平時期，魯迅雖然和母親、朱安女士住在一起，過的卻完全是一個獨身者的生活。孫伏園注意到先生西服的褲子總是單的，就是在北平的大冷天，他也永遠穿著這樣的單褲。周老太太對孫伏園說，先生身上穿的還是三十年前留學時代的褲子，已經補過不知多少回，她看不過去，為他做了一條棉褲，可是先生就是不穿。他對孫伏園說出了自己的理由：“一個獨身的生活，決不能經常往安逸方麵著想的。豈但我不穿棉褲而已，你看我的棉被，也是多少年沒有換的老棉花，我不願意換。你再看我的鋪板，我從來不願意換藤繃或棕繃，我也不願意換厚褥子。生活安逸了，工作就被生活所累了。”
蕭紅描寫魯迅先生在上海時期，家裏從樓上到樓下，沒有一個沙發，魯迅先生工作時坐的椅子是硬的，休息時的藤椅是硬的，到樓下陪客人時坐的椅子又是硬的。許廣平告訴蕭紅：周先生人強，喜歡吃硬的，油炸的，就是吃飯，也喜歡吃硬飯，而不喜歡喝牛奶、喝湯什麼的。
可見，從吃的穿的到用的，魯迅把自己的物質生活降到一個很低的水平線上。他之所以選擇這種生活方式，倒不是財力所限，而是因為第一，他生性不是一個會享受的人；第二，他顯然是要以這種苦行僧似的生活磨練自己的意誌。
二、魯迅的淡泊
1929年5月，魯迅從上海回北京探母，得空到孔德學校訪總務長馬廉，他送的名片上寫的是“周樹人”，在座的錢玄同就笑著問為什麼不用魯迅兩個字，魯迅回答：“我的名字總是三個字的，沒有兩個字的，也沒有四個字的。”
蕭紅有一次在拉都路一家炸油條的小店，看到魯迅先生的原稿被用來包油條，她得了一張，是譯《死魂靈》的原稿，她把這消息告訴許廣平，許先生有點悲哀，而魯迅本人對自己原稿的境遇卻很滿足，說：“居然還可以包油條，可見還有一些用處。我自己是在擦桌子的，因為我用的是中國紙，比洋紙能吸水。”有時蕭紅在先生家裏吃飯，魯迅會把校樣分到客人手裏，說：“擦一擦，拿著雞吃，手是膩的。”她到先生洗澡間去，發現那裏也擺著校樣紙。
有很多人罵魯迅，說他有名士作派，其實魯迅一點也不把自己當名人，很多時候，他更像一個“鄉下的安靜老人”（蕭紅語）。他的謙遜，他的淡泊，都源自這份清醒。
三、魯迅的俠義
鄭振鐸在上海研究中國小說的時候，向魯迅請教《醒世恒言》、《警世通言》、《喻世名言》的事，先生很快回了信，附來的是他抄錄的一張《醒世恒言》的全目。信中說，“三言”中他隻有半部《醒世恒言》，但有一位朋友那裏藏有全書，所以他便借了來，抄下目錄寄給鄭振鐸。
後來，鄭振鐸寫信問魯迅有沒有《西湖二集》一書，不料隨了回信同時遞到的是一個厚厚的包裹，打開了看時，卻是半部明末版《西湖二集》，附有全圖。信中說：我現在不弄中國小說，這書留在手邊無用，送了給你吧。鄭振鐸說自己所藏的“一部部書都可看出我自己的夏日的汗，冬夜的淒栗，有紅絲的睡眼，右手執筆處的指端的硬繭和疲痛的右臂。但隻有這一部可寶貴的書，乃是我書庫裏惟一的友情的贈與——隻有這一部書！”
孫伏園隨魯迅旅行，“如到陝西，到廈門，到廣州，我的鋪蓋常常是魯迅先生替我打的。耶穌常為門徒洗腳，我總要記起這個故事。”
1929年夏，茅盾的妻弟孔另境在天津被捕入獄，經魯迅托人保釋出獄，當年冬天他來到上海拜謝魯迅。孔另境寫道：“我打算探問他營救我的經過，可是他老把話語撇到另外的題目上去，仿佛他從沒有知道這回事似的。”
1933年6月18日，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總幹事楊杏佛被國民黨殺害，作為執行委員的魯迅和茅盾、胡愈之等人被列入黑名單。6月20日，魯迅冒雨前往萬國殯儀館送葬，出門不帶鑰匙，以示不存幸免之意，而且當天即寫下這樣一首悼詩：“豈有豪情似舊時，花開花落兩由之。何期淚灑江南雨，又為斯民哭健兒。”
誰都知道，魯迅先生在創作之外，花費時間最多的是幫助青年人，可是這種幫助有時不見得就能得到好報。有一位不相識的青年寄一篇稿子來請求他改，他仔仔細細地改了寄回去。那青年卻寫信來罵他一頓，說被改塗得太多了。第二次又寄一篇稿子來，他又改了寄回去，這一次的回信，卻責備他改得太少。
他對別人如此俠義，對自己卻要求很嚴。有一次黃源從書局花18元買一部六卷本德譯《果戈理全集》送給魯迅，在第一冊署“魯迅先生惠存”字樣，魯迅收到後，堅持要付錢，他繞著桌子走來走去，多方開導。一說是花錢太多，對黃源的生活不無影響；又說，他經濟狀況無論如何比黃源強，因此一定要還錢。最後，魯迅隻同意接受黃源署名的那一冊，其餘五冊，付黃源15塊錢，當天魯迅在日記中還寫下此事：“值18元，以其太巨還以15元也。”“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由此小事，可見魯迅的私德是令人敬佩的。
四、魯迅的幽默
魯迅說自己的作品中很少幽默的分子，這一方麵是謙詞，另一方麵也是相對於他作品的沉重、冷峻而說的。事實上，當我們讀到阿Q臨死前還在為自己畫不圓一個圓圈而羞愧；或者像“老鼠雖然吱吱地叫，盡管叫出很好的文學，而貓兒吃起它來，還是不客氣”之類的文字時，誰能不發出會心的微笑呢？
同樣，生活中的魯迅固然很悲苦，但他自有幽默、風趣的一麵。鬱達夫寫他去磚塔胡同魯迅住所拜訪魯迅，門口臨別的時候，“他不曉得說了一句什麼笑話，我記得一個人走回宿舍來的路上，因回憶著他的那一句，滿麵還帶著了笑容。”鬱達夫走了那麼遠的路，還在品味魯迅講的一個笑話，可見魯迅講笑話的功夫是不一般的。
魯迅先生在北京的教育部做科長、僉事的時候，還兼職教幾個學校的課，他對鬱達夫說：“忙倒也不忙，但是同唱戲的一樣，每天總得到處去扮一扮。上講台的時候，就是扮教授；到教育部去，也非得扮官不可。”
當魯迅的侄女周曄說他的鼻子沒有自己父親的高時，魯迅說：我的鼻子小時候跟你爸爸（周建人）一樣，我碰了多次壁，鼻子碰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