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的這種幽默性格有時也會促使他搞一點小惡作劇出來。比如，有一家書坊要魯迅譯書，稿酬按實字計算。魯迅就把譯文的每張稿紙寫得滿滿的，不漏空一個字，而且不加一個標點，這樣一來，章和節就看不出了。書局就回信讓他分一分段落，加一加標點，魯迅就說分段落、加標點是得另算錢的。
我一直認為，透過細節看性格是大致不錯的，因為一個人在眾人麵前的言談舉止可能做秀，但他生活中不經意的細節，往往能最真實地展露出他的性格特征。罵魯迅的人說他冷酷、尖酸、刻薄、多疑、易怒、有權力欲，說他的作品有毒氣、鬼氣，捧魯迅的人把他說成神、說成完善無缺的人，這些都不足為憑。陳獨秀說：“世之毀譽過當者，莫如對於魯迅先生。”毀也罷，譽也罷，很多時候都把魯迅變成了一個符號、一個象征，而不是一個活生生的人、一個“有文學天才的人”（陳獨秀語）。如今，當事人紛紛作古，他們的文字已蒙上了厚厚的塵埃，魯迅先生的音容笑貌也越發模糊了。拈出這些細節，對讀者構想自己心目中的魯迅形象，會起一點積極的作用吧。
原載《啄木鳥》2006年第10期，有刪節
魯迅論敵的態度氣量和出息
林語堂是魯迅的一個知音。雖然他後來和魯迅發生了一些誤會，但此前，他對魯迅先生的了解是很深的，1929年他送給魯迅一個稱號叫“Soldier-writer”，直譯就是戰士作家，很精當。魯迅的一生的確是戰鬥的一生，與複古派，與現代評論派，與新月派，與創造社、太陽社，與“第三種人”，與“四條漢子”，與高長虹，與顧頡剛……一場場論戰，此起彼伏，耗去了魯迅的許多心血。不要以為魯迅這麼做，是為了在其中尋找什麼“其樂無窮”，絕不是的，他這麼做，隻是為了戳穿假象，辯明真理，肩住黑暗的閘門，放青年到寬闊光明的地方去。
多少年之後，硝煙散去，回望當年論戰的是是非非，我們看到在大多數情況下，真理固然站在魯迅先生一邊，但他也多有偏激之處；他的論敵中有宵小之徒，但也有仁人君子。品味魯迅論敵的態度氣量和他們日後的出息，倒也是件頗為有趣的事情。
在魯迅的論敵中，我最欣賞的是胡適、梁實秋，他們身上確有“gentleman”的做派；而其中格局最小的則是陳源與蘇雪林，雖然他們學曆很高，但氣量太小。
先看蘇雪林。她是迄今罵魯迅最厲害的一個，也是最無理的一個。嚴格說來，她算不得魯迅的論敵，因為魯迅生前，她沒有罵過魯迅一個字。她的表演，全是在魯迅死後，或許她覺得這樣才保險，死無對證嘛。她與魯迅生前隻見過一次麵，那是1928年7月7日中午，上海北新書局的老板李小峰在悅賓樓設宴招待曾在他書局出過書的作者。蘇雪林在北新書局出過三本書，也在被邀之列。她來到飯店的時候，眾人已到齊了，李小峰按坐在沙發上的順序一一向蘇雪林介紹，依次是林語堂、章廷謙、許欽文和鬱達夫、王映霞夫婦，他們都站起來跟蘇雪林握手打招呼。介紹到魯迅時，李小峰說：“這一位，也許不用我介紹，你已經認出他是……”“魯迅先生，對吧？”蘇雪林滿懷熱情，說著就向魯迅伸出了手。可是魯迅既沒有伸手來握蘇雪林的手，也沒有起身，甚至連坐姿都沒有改變，臉上也沒有笑容，隻是朝蘇雪林微微點了一下頭，蘇雪林感覺到一種居高臨下的傲慢。後來，她的好友替她分析，認為可能是由於她在陳西瀅主編的《現代評論》上發表過文章，魯迅恨屋及烏，就連帶對她一起討厭起來了。不久，女師大爆發學潮，支持學生運動的魯迅與保楊蔭榆的陳西瀅、蘇雪林再現分歧。但奇怪的是，在魯迅生前，她與魯迅沒有發生過任何正麵的文字衝突。也就是說，這顆怨恨的種子在她心裏一直埋藏了八年之久，直到魯迅去世後，她聽到蔡元培應邀參加並主持魯迅治喪委員會，認為這是“左聯”試圖借助蔡元培的威望來欺騙國人，那顆怨恨的種子才肆無忌憚地開出了“惡之花”，這便是長達4000言的《致蔡孑民先生論魯迅書》。在這封信中，她極盡詈罵之能事：“似此褊狹陰險，多疑善妒之天性，睚眥必報，不近人情之行為，豈惟士林之所寡聞，亦人類之所罕睹。”“魯迅之左傾，非真有愛於共產主義也，非確信赤化政策之足為中國民族出路也，為利焉耳，為名焉耳。”“其人表麵敝衣破履，充分平民化，腰纏則久已累累。”“身死之後，頌揚尤烈，甚有尊之為‘中國列寧’者。王莽篡漢，吏民上書者四十八萬；魏忠賢秉政時，生祠遍天下，配饗孔廟，林昔讀史，常竊恥之，不圖今日乃躬逢此盛也！竊嚐謂中國政界固多爭妍取憐之風，文壇亦有奔競之習，然今日青年之於魯迅，幾於魯迅顰而顰，魯迅笑而笑，魯迅噴嚏而亦噴嚏，則誠過去文史所少見。”“綜上魯迅之劣跡，吾人誠不能不呼之為玷辱士林之衣冠敗類，二十四史儒林傳所無之奸惡小人，方當宣其罪根，告諸天下後世，俾人人加以唾罵。”好在這封信是托別人轉交，最終沒有入蔡元培先生法眼，如果蔡先生真的收到此信，一定氣得不行。
蘇雪林後來去了台灣，繼續從事“罵魯”事業，雖婚姻不幸，卻出奇的長壽，一直活到102歲，留下著作65部，逾2000萬言。她自己解釋過，如此罵魯，並不是真的心中如此想，而是“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因為魯迅就是用這種法子罵別人的，她也要如此罵魯迅。如果別人忍受不了她，那也就是忍受不了魯迅。
真是一種荒唐的邏輯！邏輯的前提就錯了——魯迅從來沒有用這種法子罵過別人，即使是對陳源、梁實秋，因為他知道“辱罵和恐嚇絕不是戰鬥”。
現在有很多人捧蘇雪林，認為她在罵魯之外，還有很高的文學成就，我未曾研究，不敢讚一言；隻看她在魯迅生前不吱聲，魯迅死後大放厥詞，可知此才女一點都不厚道，大約不會越出“小女人文學”的範疇吧？
第二個人物是陳源，當年的女師大教授。他在1926年致徐誌摩的信中說：“你見過趙子昂——是不是他？——畫馬的故事罷？他要畫一個姿勢，就對鏡伏地做出那個姿勢來。魯迅先生的文章也是對了他的大鏡子寫的，沒有一句罵人的話不能應用在他自己的身上。”在這封信中，他還信口雌黃，說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是抄襲了日本人鹽穀溫的《支那文學概論講話》，而其實，該書的絕大部分“我都有我獨立的準備，證據是和他的所說還時常相反。”陳教授未加比較就說魯迅抄襲，其用心何其毒也！這還是小事，魯迅與他的最大分歧出現在此後的女師大學潮中。看到自己的學生劉和珍的鮮血，魯迅堅定地站到了學生一邊；而陳源卻在一旁冷嘲熱諷，奢談什麼秩序與正義。在我們自己都經曆了那麼多的學生運動之後，再回過頭來看魯迅與陳源當年的論戰，孰是孰非難道還要費思量嗎？這已不僅僅是一個態度和氣量的問題，而是立場的問題了。
第三個人物是梁實秋。魯迅罵他是“喪家的”“資本家的乏走狗”，罵的不可謂不狠。他們兩人的分歧是：文學是有階級性的嗎？熟悉中國曆史的人都知道，這不是一個學術問題，而是一個政治問題。魯迅的論斷無疑是正確的，但梁教授的很多觀點在今天看來仍有部分的真理在。比如，他說：“無產階級文學理論家時常告訴我們，文藝是他們鬥爭的‘武器’。把文學當做‘武器’！這意思很明白，就是說把文學當做宣傳品，當做一種階級鬥爭的工具。我們不反對任何人利用文學來達到另外的目的，這與文學本身無害的，但是我們不能承認宣傳式的文字便是文學。”這和魯迅說的“一切文藝固是宣傳，而一切宣傳並非全是文藝”正是同樣的道理。晚年的魯迅覺悟到：“我們這一翼（指‘左聯’）裏，我覺得實做的少，監督的太多，個個想做‘工頭’，所以苦工就更加吃苦。現此翼已經解散，別組什麼協會之類，我是決不進去了。但一向做下來的事，自然還是要做的。”說明魯迅對文學的純粹性是有獨立觀點的。
饒有趣味的是，梁實秋在與魯迅的論戰中一直表現出相當的氣度與修養。當年，他在《新月》發表《告讀者書》，聲明：“我們容忍一切，就是不容忍那‘不容忍’的態度。”1942年，魯迅去世六年之後，他早已消了許多火氣，在《魯迅與我》一文中又重申：“我信仰服爾德的一句名言：‘我不讚成你所說的話，但是我拚命擁護你說那話的自由！’我對於魯迅先生也抱同樣見解。”他還用一種巧妙的筆法稱讚了魯迅，他說：“一個能寫好文章論戰的如魯迅先生是不可多得的，第三流、第四流的作者所能給人的攻擊像是小雨點打在身上，我覺得。”日後，梁實秋在文學和翻譯上取得的成就遠勝過陳源與蘇雪林，與他的這種不凡氣度難道沒有必然的聯係嗎？
最後要出場的是和魯迅同一個重量級的胡適。雖然魯迅寫過幾篇規勸或諷刺胡適的文章，但胡適並未接招，所以兩人之間也從來沒有正麵衝突過，這是一方麵；另一方麵，陳源、徐誌摩、梁實秋等人視胡適為精神導師則是毋庸置疑的。他們都留學英美，有著自由主義的立場和浪漫主義的情懷。與魯迅的民間立場不同，胡適是統治集團中的一員，但他的可貴之處在於，他不做禦用文人，而是最大限度地堅守自由主義。早在1926年，他就同時寫信給正在筆戰的魯迅周作人陳源三個人，從中做調停工作，他說：“我是一個愛自由的人，——雖然別人也許嘲笑自由主義是十九世紀的遺跡，——我最怕是一個猜疑，冷酷，不容忍的社會。我深深地感覺你們的筆戰雙方都含有一點不容忍的態度。”信中他大段大段地引述魯迅《熱風》中的句子，要他們三人都學學大海。
1936年12月14日，胡適在看到蘇雪林致蔡元培論魯迅的信之後，寫《複蘇雪林》，指出：“青年思想左傾，並不足為慮。青年不左傾，誰當左傾？隻要政府能維持社會秩序，左傾的思想文學並不足為害。……他們罵我，我不生氣。”“至於書中所雲誠‘玷辱士林之衣冠敗類，二十四史儒林傳所無之奸惡小人’一類字句，未免太動火氣，此是舊文字的惡腔調，我們應該深戒。”“凡論一人，總須持平。愛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方是持平。魯迅自有他的長處。如他的早年文學作品，如他的小說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
讀胡適的這些文字，確實可以感受到他那份“出以公心，實事求是”的治學態度，但他決不是一個和事佬，他自有其獨立自由的原則。其立論之公允精當，正是他修養到家的外在表現。他和魯迅雖然沒有正麵衝突過，但看他們台前幕後的招數，確有古仁人之風。雖然兩人立場不同，政治抱負有異，但對彼此的學術成就則是相互欽敬，引為同道。這才是高手過招，輸贏可以不計而氣量早已折人。
還有一點需要指出的是，魯迅固然說過：“我的怨敵可謂多矣，倘有新式的人問起我來，怎麼回答呢？我想了一想，決定的是：讓他們怨恨去，我也一個都不寬恕，”可是他也同樣說過：“我的雜感集中……雖大抵和個人鬥爭，但實為公仇，決非私怨。”所以我們不要狹隘地理解魯迅的不寬恕——他的不寬恕隻是為了捍衛真理，而絕沒有和某人過不去之意；也不必戴著有色眼鏡看待魯迅的論敵——他的論敵中多有小人，但也有終成大器的文化大師。或許正是在魯迅和他的對手的論戰中，真善美愈辯愈明，假惡醜遁跡於無形，一部波瀾壯闊的中國現代文學史才有聲有色地展現在我們麵前。從這個角度來說，我們感謝每一個出場論戰的角色，尤其要把掌聲送給魯迅和胡適這兩位文化大師。
原載《雜文月刊》2006年12月（上）
魯迅去世七十周年祭
一
1937年12月，魯迅去世一年多的時候，陳獨秀寫了《我對於魯迅之認識》一文，文中說：“世之毀譽過當者，莫如對於魯迅先生。”他指出，在民國十六七年，魯迅還沒有接近政黨之前，黨中一班無知妄人，把他罵得一文不值；後來他接近了政黨，同是那一班無知妄人，忽然把他抬到三十三層天以上，仿佛魯迅先生從前是個狗，後來是個神。陳獨秀認為真實的魯迅並不是神也不是狗，而是個人，有文學天才的人。
今年10月19日，魯迅先生去世七十周年了。七十年來，罵他的聲音不絕於耳，捧他的聲音更是甚囂塵上。罵他的先是說他褊狹陰險、尖酸刻毒、多疑善妒、睚眥必報、不近人情。後來說他隻有幾個短篇和一些雜文，不夠一個偉大的作家。或說他被專製利用，一生都沒有民主的思想；捧他的把他奉若神明，尤其是在“文革”期間，他的語錄被革命小將拿來變成棍子，看誰不順眼，劈頭打過去，也著實厲害。再後來，他變成了一個符號，一個象征，一個“遵命文學”的代表……
魯迅是不會被罵殺的，他對青年作家的提攜關愛，他的改造國民性的呐喊，他的思想深邃的文學作品，會銘刻在一代又一代中國人的心目中；魯迅同樣不會被捧殺，他堅持真理、追求個性、崇尚自由的文字，是與一切獨裁者、專製者工具化的企圖水火不容的。七十年的毀譽表明，魯迅不是狗也不是神，而是一個人，一個有文學天才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