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輯讀書隨筆
“戰國四公子”得失談
之所以寫這個題目，是追慕那個時代的一些風尚。雖然在那個時代，士並沒有獲得獨立的政治和經濟地位，但那畢竟是一個尊重知識、尊重文化的時代，是一個士可以盡情施展自己才華的時代。感謝司馬遷，以其生花妙筆為我們塑造了幾位古代名士的人格魅力和卓異風采。
“戰國四公子”是指，齊國的孟嚐君（田文），趙國的平原君（趙勝），魏國的信陵君（魏無忌），楚國的春申君（黃歇）。把一些有著共同誌趣和嗜好的人歸類，冠以“四公子”、“七賢”、“八老”什麼的，這是中國品藻人物的一個特點。這四位中，除平原君娶了信陵君的姐姐為妻之外，其他人並無親戚關係，把他們放在一起，主要是因為他們的共同誌趣和嗜好。他們的誌趣和嗜好是什麼呢，或者說他們千百年來被人稱頌的原因是什麼呢，有兩個，一是養士，二是重義。
作為一個有著強烈人文精神的史學家，司馬遷欣賞“戰國四公子”，並單獨為他們寫列傳，但他對四人的評價是有高低之分的。在他的評價體係中，“義”是第一位的因素，所以他最欣賞的是信陵君，其次平原君，其次孟嚐君，最後是春申君。
作為王室成員，出於統治的需要，當然要養一些士，但像四公子這樣，一下子養數千人，而且可以不計一時功利，不計高低貴賤，禮賢下士，平等待之，這是比較難得的。這其中又各有特點。孟嚐君最好客，平原君最賢，信陵君最義氣，春申君最奢華。
一提“雞鳴狗盜之徒”，大家就會想到孟嚐君。隻要有一技之長，哪怕是潛逃犯，都可以投到他的門下，以至於到了司馬遷時，薛地還有很多的暴桀子弟，原因就是當年孟嚐君招致天下的任俠、奸人等六萬多家進入薛地。宋朝王安石批評他：“孟嚐君特雞鳴狗盜之雄耳！”“雞鳴狗盜之出其門，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平原君呢？同樣是個對朋友很講義氣的人。當秦相範雎的仇人魏齊從魏國跑來投奔平原君的時候，他毫不猶豫地收留了魏齊。盡管秦昭王對平原君百般恫嚇，他都不為所動。更極端的例子是，為了網羅人才，平原君可以當眾殺美人。
平原君家樓臨民家。民家有躄者，槃散行汲。平原君美人居樓上，臨見，大笑之。明日，躄者到平原君門，請曰：“臣聞君之喜士，士不遠千裏而至者，以君能貴士而賤妾也。臣不幸有罷癃之病，而君之後宮臨而笑臣，臣願得笑臣者頭。”平原君笑應曰：“諾。” 躄者去，平原君笑曰：“觀此豎子，乃欲以一笑之故殺吾美人，不亦甚乎！”終不殺。居歲餘，賓客門下舍人稍稍引去者過半。平原君怪之，曰：“勝所以待諸君者未嚐敢失禮，而去者何多也？”門下一人前對曰：“以君之不殺笑躄者，以君為愛色而賤士，士即去耳。”於是平原君乃斬笑躄者美人頭，自造門進躄者，因謝焉。其後門下乃複稍稍來。
這才有後來的毛遂自薦，幫助他達成了與楚國的合約。但視女人如草芥的他，心理上是有問題的。讓人最不可饒恕的是他還有好利的毛病。因為貪圖韓國獻出的十七個城邑，平原君蔽於韓將馮亭的邪說，利令智昏，結果激化了秦趙之間的矛盾，十七個城邑沒得到，反而釀成了趙國四十萬大軍在長平被坑，邯鄲差點滅亡的悲劇。這事要發生在別人身上，早就該殺頭了，好在平原君是趙王的弟弟，竟然毫發無損。
在四公子中，交友最沒有功利打算的當數信陵君。用司馬遷的話說是不恥下交。從看門的七十老人侯嬴到殺豬的朱亥，博徒賣漿者毛公、薛公，都是他的朋友。而且他不像孟嚐君、平原君那樣，雞鳴狗盜之徒也好，殺美人以求士也罷，都是為了最終從他們身上獲取回報，信陵君不這樣，他真的是把他們當朋友——盡管後來這些人也幫了他的忙，甚至以死相報。
信陵君的講義氣主要體現在竊符救趙這件大事上。南懷瑾先生以為不可。他說：信陵君竊符救趙，隻是為了自己的朋友平原君，是一種私人的義氣。而且不是國家元首發布作戰命令，也是不對的。這一做法雖然與趙國有功，但對於他自己的魏國來說，就不算合理了。他把義做得過了頭，反而變成虛偽。
我不以為然。當時的情況是“魏王畏秦，終不聽公子。”遇上一個鼠目寸光的膽小鬼國王，正常途徑走不通，大兵當前，信陵君除了偷符救趙，還能有別的什麼好辦法嗎？
明人唐順之在《信陵君救趙論》中則分析得較為透辟：“故救趙者，亦以救魏；救一國者，亦以救六國也。竊魏之符以紓魏之患，借一國之師以分六國之災，夫奚不可者？”唐順之認為信陵君的錯誤不在於偷符，而在於“名高震主”，使趙知有信陵，不知有王，也就是失了名份。這一分析是立得住的。信陵君決非隻是對平原君的哥們義氣，而是有保存趙國也保存自己國家的大義存焉！
可惜，信陵君因此事而一直遭疑。在趙十年，秦使反間計。“諸侯徒聞魏公子，不聞魏王。”並且說他將南麵而王。魏王日聞其毀，不能不信，就不再用信陵君做將領。“公子自知再以毀廢，乃謝病不朝，與賓客為長夜飲，飲醇酒，多近婦女。日夜為樂飲者四歲，竟病酒而卒。”字裏行間，我們可以讀出司馬遷對信陵君深深的同情與理解。
既稱公子，這四位身上難免會有一些公子哥的脾氣。孟嚐君個不高，他跑到趙國，趙國人說：“乃眇小丈夫耳。”就因為這一句話，他殺了人家幾百人，滅了一個縣才離開。平原君趙勝則有些花花公子的味道。秦急圍邯鄲，“邯鄲之民，炊骨易子而食，可謂急矣，而君之後宮以百數，婢妾被綺榖，餘糧肉，而民褐衣不完，糟糠不厭。民困兵盡，或剡木為矛矢，而君器物鍾磬自若。”春申君最奢華。趙平原君派使者去見春申君，春申君的座上客都穿著鑲有珠寶的鞋子。
四公子中，孟嚐君、平原君皆得善終，而信陵君是醉死的，春申君是被殺死的。後兩位都是太聰明，犯了“功高震主”之大忌。
當年，魏公子信陵君正和魏王下棋，有人來報說趙國入侵。魏公子說是趙王打獵，不是入侵。魏王嚇得心不在焉。過不多久，來報的說果然是趙王打獵。魏公子說：“臣之客有能探得趙王陰事者，趙王所為，客輒以報臣，臣以此知之。”這事以後，魏王害怕魏公子的賢能，不敢把國家大事交給他了。
春申君更是聰明反被聰明誤。他看見楚王生不出孩子來，就越俎代庖，把一個美女的肚子弄大了獻給楚王。後來果然生下來一個男孩，被立為太子。誰知這個美女有個相好的叫李園，他想殺春申君以滅口。有人勸春申君要防著點李園，他不聽，說：“李園，弱人也，仆又善之，且又何至此！”結果楚王一死，李園就派殺手割了春申君的頭，太子被立為楚幽王。這個故事，後世的呂不韋又重演了一遍，也是沒有好下場，喝毒藥自殺了。
在中國這套體製下，“功高震主”的悲劇是很難避免的。要幹成一番大事，自己要有才，也得用別的人才。但如果做得過了，就會引起當權者的嫉妒和猜疑。像戰國的範蠡、漢時的韓信、明代的劉伯溫，都遇到和“戰國四公子”相類似的難題。知道功成身退、“狡兔死，走狗烹”這一道理的，就活下來了；繼續與君相伴的，都沒有好下場。伴君如伴虎，真是難為了中國古代的士大夫們。
諫的悲劇
中國自古多昏君、多庸主，但中國自古亦多骨鯁勸諫之臣；即使是評價幾個少有的好皇帝時，人們也往往把他是否樂於納諫作為一個重要的標準。
唐太宗和魏征是納諫勸諫配合得最好的一對了。《舊唐書》評價唐太宗：“聽斷不惑，從善如流，千載可稱，一人而已。”所以諫來諫去，決定權取決於皇上。即使從善如流的唐太宗，對“不避犯觸”的魏征也不能說毫無意見。在魏征剛剛死後，唐太宗就發現他把“諫諍言詞往複”的記錄抄給史官。當麵頂撞也就罷了，死後還整“黑材料”！一怒之下，唐太宗撤銷了把衡山公主下嫁魏征長子的婚約，又把親筆給魏征撰寫的墓碑推倒。隻此一事，可見出唐太宗壓抑已久的怨憤。從這個角度說，魏征能夠終其天年，實在是聖主唐太宗的恩賜。
如果君主不那麼聖明，諫他何用？這個問題，大約曆代賢臣從來沒有考慮過。他們隻知道，勸諫是為人臣者的神聖職責，不管君主愛不愛聽，也不管自己的小命能否保得住。可以說，諫是最沒有功利打算，也最能顯示一個大臣人格的行為方式。
翻開史書，大批大批的賢臣名相因諫而死就是明證。“死諫”是最常見的一種。商紂時的比幹稱得上是“始作俑者”。史書記載：“紂愈淫亂不止。微子數諫不聽，乃與太師、少師謀遂去。比幹曰：‘為人臣者，不得不以死爭’。乃強諫紂。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剖比幹觀其心。”比幹的以死諫紂，實在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有人會問：比幹的死值得嗎？
我說：值得。這是中華民族的正氣之所在，也是中華民族綿延五千年而不衰的生命力之所在。
元朝的英宗問大臣拜住：“我們這個時代，能產生像魏征那樣敢說話的人嗎？”拜住回答說：“有什麼樣的皇帝，才有什麼樣的大臣。一個圓的盤子，水放進去，是圓的；一個方的杯子，水放進去，是方的。因為唐太宗有度量肯納諫，所以魏征才敢說真話，才肯說真話。”
這僅僅道出了問題的一個方麵。另一方麵的事實是：有什麼樣的大臣，才能造就什麼樣的皇帝。
從表麵看來，比幹的死諫沒有改變商紂的昏庸，但他的作為激勵了一代又一代誌士仁人為君進諫，為國盡忠，為民立命。比如，沒有管仲，哪有齊桓公的霸業；沒有魏征，難顯唐太宗的聖明；沒有宰相廉希憲，也就難有元世祖忽必烈的文治武功。
但是，在一個專製的社會裏，諫的悲劇色彩往往過於凝重，以至於令今人望“諫”興歎，不寒而栗。
比如，漢成帝時朱雲為了勸諫皇上，把殿上的欄杆都給折斷了，左將軍辛慶忌替他求情，梆梆梆，磕得滿頭是血。這仍然屬於以生命相逼的“死諫”。
還有“哭諫”。宋光宗時的傅良為了規勸皇帝按時上朝，扯住光宗的衣服，哭哭啼啼地說：“君臣如同父子，兒子勸父親不聽，一定要哭哭啼啼地跟著他！”
更有“罵諫”、“諷諫”等等。唐高宗外出行獵，遇上大雨，雖身穿“油衣”，還是被淋濕了。他就問身旁的大臣：“油衣究竟用什麼材料縫製，才不至於滲透呢？”諫議大夫穀那律立刻接口：“照我看，用瓦做油衣最好，肯定不會滲漏。”他的意思是要勸諫皇帝少從事遊獵，多呆在宮裏為社稷民生操點心。唐高宗恍然大悟，“悅其直，賜帛二百段。”
什麼諫議大夫、拾遺、補闕等人，屬於專業諫官，他們比較注意揣摩皇帝的心理，能一門心思地研究諫的藝術，當然可以借此博得皇帝的歡心；更多的犯顏直諫之臣可就沒這麼幸福了。台灣的李敖曾把中國古代的諫諍與現代的言論自由做過比較。他說：“諫諍與言論自由是兩回事。甚至諫諍的精神，和爭取言論自由的精神比起來，也不相類。言論自由的本質是：我有權利說我高興說的，說的內容也許是罵你，也許是挖苦你，也許是尋你開心，也許是勸你，隨我高興，我的地位是和你平等的；諫諍就不一樣，諫諍是我低一級，低好幾級，以這種不平等的身份，小心翼翼地勸你。”李敖的分析可謂一針見血之論。
這就是諫的悲劇：它是封建專製和封建等級製的產物。不管它在曆史上曾發生過多大的作用，都遮掩不住那一群群被迫下跪的身影。
但我仍要向比幹、管仲、魏征等人敬禮——在今天這樣一個民主社會裏，逢迎拍馬之輩、自覺下跪之徒難道還少嗎？或許這是一種更大的悲劇。這種悲劇的終結者隻有一個，那就是：更加民主、真正的民主。
原載《華章》2000年第1期
論狂狷
狂狷不是什麼時髦的東西，“至聖先師”孔子對此早有論述。他說：“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
在孔子的心目中，中庸是最好的，狂狷是逼出來的。但他對狂狷沒有絲毫的貶義，為什麼？因為他本人就是一個狷者的形象。他的那一套仁、義、禮、智、信雖然被後世的統治者尊為國教，但他生前周遊列國時，餓得臉上呈菜色，“累累如喪家之犬”，是一個徹底的現狀下的失敗者，於是退而教書育人，不再求仕。或許正是由於有這樣的經曆，他多次稱頌不食周粟、餓死在首陽山的伯夷、叔齊是“不降其誌、不辱其身”的清士。
除伯夷、叔齊之外，較早的狷者還有不要堯的天下的許由，逃避晉文公的封賞、隱居綿山的介之推等，但總起來說，這樣的狷者並不多，而且上麵提到的這些人都缺少狂的一麵。既狂且狷，是後世出現的阮籍、嵇康、李白、李贄、徐渭等人。當代稱得上狂狷的，一個是大陸的錢鍾書，一個是台灣的李敖。
狂狷如此之少，原因有二：一是需要本錢，二是要付代價。
清人葉燮論詩，說詩人須具才、膽、識、力。做一個狂狷者，同樣需要這些本錢。第一個本錢就是才，而且須是大才。古人說“恃才傲物”，這是有道理的，沒有才，想狂也狂不起來。譬如李贄，平常說話“滑稽排調，衝口而發，既能解頤，亦可刺骨”，寫文章“不阡不陌，攄其胸中之獨見，精光凜凜，不可迫視。”咳唾珠玉的錢鍾書則說，即使司馬遷、韓愈住隔壁，自己也懶得去拜訪。李敖更是臉不紅心不跳地說：“李敖是五十年來五百年內中國人寫白話文的前三名包辦者。”“609年的唐宋兩代才不過出了八大家，但是60歲不足59歲有餘的李敖卻是以一當八，早已超過古人今人。”
光有才，若沒有膽、識和力，不過是個才子而已。真正的狂狷者，都是要有一身錚錚傲骨的。這身錚錚傲骨便是由才、膽、識、力經多年磨礪、淬火、凝鑄而成。當年，徐渭給浙江巡撫胡宗憲當幕僚時，胡宗憲大權在握，就是達官貴人見了他，都得跪拜而言，曲身而行，不敢抬頭正視；徐渭不過是一個秀才身份，卻傲然相對，沒有絲毫媚俗之氣。在“文化大革命”中，當瘋狂的紅衛兵闖進錢府抄家時，一介書生錢鍾書居然據理力爭，最後與紅衛兵以拳相向，大打出手。這與許多儒生的囁嚅、萎縮是迥乎不同的。
今天，我們飯後閑談或寫文章論及狂狷的時候，當然覺得痛快淋漓，但狂狷者所處當世卻是並不輕鬆的，有時要付出相當高昂的代價，甚至是一條生命。“非湯武而薄周孔”的嵇康死在司馬昭的刀下；“天子呼來不上船”的李白不得不慨歎“行路難”。呼喚童心、率性而為的李贄以非聖無法、敢倡亂道的罪名被捕入獄。75歲高齡的李贄在獄中“作詩讀書自如”。本來他罪不至死，可是他等不及裁決，“一日，呼侍者剃發。侍者去，遂持刀自割其喉”，兩日後氣絕身亡。他的死，何等剛烈！他的數百年後的本家李敖，罵蔣介石、斥國民黨，於1970年和1982年兩次被捉入獄，前後近十年之久。令人稱奇的是，在遭受苦其心誌的“皮肉生涯”之後，每次他都能重整旗鼓，挺槍再戰，狂態絲毫不讓當年赤身露體、擊鼓罵曹的禰衡。
狂狷與殺頭有時是劃等號的，這一點狂狷者本人是清楚的。可是為什麼在中國文人中居然形成了一個狂狷的傳統呢（盡管為數不多）？
隻能用老子的話解釋：“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
其實，誰都怕死，隻是有值得以死相拚的東西存在，那就是道義、真理。
狂狷雖然在很多情況下被視為異端，但究其實，卻是一種本真。隻是這種本真，在鄉願、好好先生、和事佬、巧言令色之徒、小人、奴才、貪官汙吏等充斥的現實麵前，就顯得有些紮眼，有些讓當權派和假道學們不舒服。比如，李敖就說“我是真人，一切以本色相見”。他的這種本色，在“集體逃避現實”的台灣知識分子中間，就顯得狂狷味十足。以身殉“日心說”的布魯諾雖是真理的化身，在當時卻被定為異教。由此看來，所謂狂狷就是名異實正。這是其一。
其二，對那些狂狷之士，世人多識其狂，不知其狷。因為狂多表現於言語，狷多見於行為，而言語往往比行動多長兩條腿，流傳得自然遠些。李敖說自己“隻是愛叫，其實人並不壞，所以，在我的家門口應釘上一塊牌子，上寫‘內有惡犬，但不咬人’”。他做的許多善事，就是他狷介耿直的證明。比如，救柏楊，省下早餐費接濟嚴師母（嚴複的長孫媳婦），為台灣籍慰安婦舉辦“珍藏義賣會”，將所得3828萬元台幣悉數捐出等等。另一方麵，在官方的政大國際關係中心任副研究員的13個月期間，他上班不到13個小時，而且拒絕研究，拒絕討論，拒絕簽到，拒絕請領書報，最後拒絕領取每月3萬塊的薪水。一代鴻儒錢鍾書也說“人謂我狂，不識我之實狷。”他拒絕上電視，謝絕題簽，不同意為自己的父親、叔父舉行學術紀念會，認為時下流行的各類紀念會不外是“招邀不三不四之閑人，談講不痛不癢之廢話，花費不明不白之冤錢”，所有這些，正是“有所不為也”，但他卻願意將稿費捐贈中國社科院計算機室，為家鄉賑災捐款。此類作為，非狷而何？
其三，狂狷一時易，狂狷一世難。每個曆史轉型期，總會有一些“野馬”跳將出來，指桑罵槐，嘩眾取寵，但時局一變，立刻三緘其口。這種人終究是鄉願，可學得一時狂狷，卻不可能狂狷一世。
說到底，狂狷是本色，是學不來的。我們不必擔心狂狷會成為一種時髦，也不必像呼喚崇高、呼喚聖潔一樣呼喚狂狷。一個社會，狂狷多了肯定不是好事；但如果沒有狂狷，也未必就是好事。
原載《華章》1999年第1期
生趣盎然
應試教育的弊端，很多家長和孩子都領教過了。在高考的指揮棒下，學生們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隻讀教科書，結果呢，培養出很多高分低能的“天才”。這種機製當然不是現代人的專利，可謂“古已有之”了。在古代，科舉製和宋明理學像兩道枷鎖，束縛著中國士人的身心，既要為應付八股文而皓首窮經，又要“存天理，滅人欲”，結果製造了大批腐儒、學究、偽君子，要尋些富有生趣、健康活潑的身影，實在不容易，蘇軾、辛棄疾、陸遊、袁枚等就是不可多得的個例了。
僅以蘇軾為例。東坡這個人命不怎麼好，他自己說和唐朝大詩人韓愈一樣，都是磨蠍宮的命，雖名重於當世，但遭遇坎坷。他22歲中進士，被仁宗皇帝稱譽為宰相之材，可是在他的仕宦生涯中，任職地方官13年半，京官8年11個月，貶官卻有12年之久（黃州5年，嶺海7年），幾乎占其生命的1/5時光。在常人看來，12年的蹉跎歲月，足以耗盡一個人的精氣神，但東坡總結自己人生的時候，卻說：“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係之舟。問餘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是什麼力量幫助東坡戰勝苦難，成就自我的呢？其中有儒家“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士不可以不弘毅”的精神激勵；有道家看淡生死、注重養生的功勞；有佛法在行住坐臥處、著衣吃飯處、屙屎撒溺處之類釋家情懷的影響；有大自然的撫慰；有愛情、親情的滋潤，除此之外，還有東坡自身性情的因素——他本身是一個樂觀主義者，一個生趣盎然的人。
東坡有多有趣？當年他參加科舉考試的時候，為了立論的需要，杜撰了一個“皋陶殺人”的典故，說當年皋陶擔任最高司法官，將要處決囚犯時，他三次說執行死刑，而堯帝卻三次說寬恕赦免，用以闡明獎賞寧可過寬，處罰則應慎重的道理。主考官歐陽修讀後，覺得這份卷子的論辨有孟子之風，很高興，就給打了個第二名。事後歐陽修質詢東坡典出何處，東坡竟笑著回答說：“何須出處，想當然耳！”
有一年，東坡一個人到河南尉氏出差，遇上大雪。有位客人來到驛站，呼人喝酒，東坡正愁著找不到酒友，於是兩人推杯換盞，一直飲到天亮，等客人騎馬離去的時候，東坡竟然連他的名字都不知道。還有一次，東坡與兩位官員朋友同遊南溪，溪水清清，引得東坡“醉中相與棄拘束，顧勸二子解帶圍。褰裳試入插兩足，飛浪激起衝人衣。”想想看，挽起褲腿，赤著腳在溪水中嬉戲的東坡，是一副多麼可愛的形象！
東坡的落難是從1079年“烏台詩案”開始的，當時，他正在湖州任知州。抓他的人來到州衙，出示了一紙革職逮捕文書，就把東坡五花大綁，要即刻押解回京。妻子王閏之帶著全家老小，從後堂追趕出來，哭成一片。東坡突然想起從前和妻子講過的一個故事：宋真宗時有一位隱士楊樸，有人向朝廷舉薦他善於寫詩，真宗召見他，讓他當場做詩。楊樸推辭說不會，真宗就問，你這次進京有人寫詩為你送行嗎？楊樸回答說：“隻有為臣的老妻寫了一首絕句：‘且休落魄貪杯酒，更莫猖狂愛詠詩。今日捉將官裏去，這回斷送老頭皮。’”真宗聽了，哈哈大笑，知道他誌不在做官，就放他回山了。東坡知道閏之一定記得這個故事，就回頭對她說：“你就不能像楊處士的老妻一樣，寫一首詩來送送我嗎？”王閏之聽了，不禁破涕為笑，而東坡已轉身走出州衙。
東坡對飲食一直有濃厚的興趣，堪稱美食家，你可不要以為他是個追求享受的人；恰恰相反，他研究的美食都是在貶官期間，不得以而為之的發明。比如，東坡肉，就是他被貶黃州時，看到豬肉便宜，上層人不愛吃，下層人不會做，於是發明了淨洗鍋，少放水，小火慢燉的“東坡肉”。被貶廣東惠州的時候，手頭拮據的東坡買不起羊肉，隻好買羊脊骨，骨縫間往往殘留一點點肉，需上鍋煮熟後才能把肉漉出，在酒中浸漬一下，加點鹽，烤到微焦時吃，味美如吃蟹螯。東坡不無得意地給弟弟蘇轍寫信，向他推介這一美味，還補充說這個方法不能讓更多的人知道，否則眾狗就不高興了——因為它們沒得骨頭可啃了。到了海南，東坡入鄉隨俗，克服怕腥的習慣，吃起各種海味來。有一次，當地百姓送來一些生蠔，東坡把它們剖開，肉與漿入水，與酒一起煮，味道十分鮮美，他寫文章記下這道美食，還勸兒子蘇過不要對外人說，“恐北方君子聞之，爭欲為東坡所為，求謫海南，分我此美也。”哈哈，真虧東坡想得出，有哪個官員情願為了一道“美食”而求自貶海南的呢？
東坡還富有好奇心，對各種領域保持濃厚的探索興趣。1084年6月，東坡從黃州改貶汝州，途中，他居然有雅興和兒子蘇邁一起乘著小船，在一個月夜考察石鍾山“聲如洪鍾”的秘密。且不說東坡做出的推論是否科學，他作為一名貶官能有這樣的閑情逸致，就很難得。東坡是名墨收藏家，在儋州的時候，又和來自金華的潘衡琢磨起製墨來。沒有場地，倆人就在家裏設灶製墨。沒想到半夜失火，差點把房屋燒成灰燼。次日清晨，潘衡從餘燼裏找到幾兩鬆煤，用牛皮膠和弄一下，做成一小塊墨錠，雖不夠堅挺，但東坡重其情義和精神，欣然為其墨題跋：“海南鬆煤東坡法墨”。二十年後，潘衡終成一代製墨名家。
是否可以這樣說，正因為東坡對世界、對生活有著廣泛的興趣，所以當各種災難襲來的時候，他才能夠找到多種化解的途徑，而不為災難所困。一個人的內核再堅硬，如果缺少招架的方法，總會被刺傷或者刺死的。東坡命在磨蠍，被貶黃州五年而不悲，貶嶺南七年而不死，靠的不隻是頑強的生命力，更因為他有“金鍾罩”、“鐵布衫”，而織成它們的紡線就是東坡的性格、文化和生趣。
我們這裏所說的生趣當然不僅指興趣。一個人興趣廣泛，如東坡，詩書畫俱佳，儒道釋皆精，當然好；如果興趣麵較窄，像袁枚，隻愛“紅粉青山”（指好色、旅遊），但因為他活得真實，有個性，也不失為一個生趣盎然的人。最可怕的就是，也素質教育了，也才藝表演了，可是人前人後，滿身的銅臭氣或頹廢勁，又有何生趣可言！從這個角度來說，把書讀通了，也是素質教育題中應有之義，“腹有詩書氣自華”嘛，可惜這個道理很多家長和老師都不懂得，真是怪事。
欺人與欺天
認識一個人是很難的。因為人不是生活在真空中，而是生活在活生生的現實中，所以容易出現言不由衷或者身不由己的情況，這是客觀因素；從主觀來說，有的人天生善變，有的人特立獨行，有的人似忠實奸，有的人似廉實貪，有的人似潔實汙，有的人似汙實潔，所以，有時很難用簡單的是或非、對或錯來評價一個人。
古人知道評價人之難，於是發明了一個詞，叫“蓋棺論定”，意思是一個人隻有到死後才能有定論。這適用於很多善於偽裝的人，比如王莽，“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未篡時。向使當年身便死，一生真偽複誰知？”這王莽篡漢之前，穿粗布衣服，吃低劣飲食，車子破舊，馬匹愚鈍，沒有第二個妻妾，在家中孝敬父母，友愛兄弟，對人溫和善良，禮賢下士。可是毒死平帝，建立所謂“新朝”之後，不僅濫殺無辜，連親兒子都殺，還天天與方士在後宮研究房中術，縱情淫樂，以至於他的妻子把眼睛都哭瞎了。還有楊廣，做太子時，知道父親要到自己的府上，趕緊把有姿色的女人藏到別的屋子裏去，隻留下一些老醜的婦人侍候在左右，把屏帳改用縑素，家中的樂器上落滿了塵埃，也不去拂拭，隻為了給父親留下不好聲色的印象。可是一旦當了皇上，他卻比誰都荒淫。不過，這類人再善於偽裝，最終都能現出真麵目，可以說不用蓋棺，就已經論定了。
還有一類人，在其生前，毀譽隨之；蓋棺之後，依然難於論定。比如，像北宋名相王安石，像清代大詩人袁枚，幾百年之後，圍繞他們的爭論似乎並未停止。王安石生前就是一個備受爭議的人物，蘇洵曾寫《辨奸論》諷刺他，說：“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為大奸慝。”他有多不近人情呢？有一次，王安石的夫人吳氏向外人抱怨說自己都不知道相公愛吃什麼菜。朋友說：不對呀，王安石特別愛吃鹿肉絲。因為當天中午，他親眼看到王安石把一盤鹿肉絲吃得幹幹淨淨。吳氏就問：“那盤鹿肉絲當時放在什麼位置？”朋友說：“就在相公眼前。”吳氏說：“那麼明天你們把鹿肉絲放得遠一點試試。”第二天吃飯時，大家把鹿肉絲放得遠了一點，將另外一盤菜擺在王安石麵前。結果，王安石隻將眼前的菜吃得幹幹淨淨。還有一次，他參加仁宗舉辦的一次宮庭盛宴，則是把眼前盛在金盤子裏的球狀魚餌全部吃光。當眾人釣魚回來的時候，他起身告辭，說自己已經吃飽了，雖然不知道吃的是什麼。當然，更多的人反對他，是因為他的變法勞民傷財。我個人較讚成蘇軾的觀點，即認為王安石變法存在用人不當、過於峻急、攤子過大等缺點，但也有不少利國利民的措施，在一定程度上達到了富國強兵之目的。從人品來說，王安石自然是君子而非小人，蘇軾因“烏台詩案”而身陷囹囿的時候，賦閑金陵的安石上書皇帝，為蘇軾鳴不平，說：“安有聖世而殺才士乎？”單憑這一點，我就覺得對王安石“大奸似忠，大詐似信”的評價是有失公允的，當時的很多恩怨隻是黨爭、意氣之爭而已，與真理已經相去甚遠了。
袁枚這個人更有棱角。他的詩要獨抒性靈，人自然也不同凡俗。他的好朋友趙翼評價他“其人其筆兩風流，紅粉青山伴白頭”，說得很貼切。他24歲中進士，做了3年翰林、7年縣令後就辭官到南京的隨園做起了隱士。一生娶了一妻五妾或者更多，狎過妓，還把妓女買來贈送朋友。晚年利用自己詩壇盟主的身份，收了不少女弟子；還有同性戀傾向，與戲子許雲亭、青年詩人劉霞裳有同誌之嫌。後世的章學誠罵他：“人首畜鳴，人可戮而書可焚也”，簡直就是人麵獸心、道德敗壞的象征了。而了解袁枚的沈省堂卻說他“但能欺人，不能欺天”，為什麼呢？“子性儻蕩，口無擇言，人道是風流人豪耳；及省其私，內行甚敦，與外傳聞者不符，豈非欺人乎？然而造物暗中報施不爽，使子衰年有後，終身平善，豈非不能欺天乎？”這段話是說袁枚雖然生性風流，卻樂善好施，仗義疏財；正因為他積德行善，所以才在63歲的時候終於有了自己的兒子（袁枚有多女，43歲生過一子，不幸夭折），這就是袁枚“但能欺人，不能欺天”的明證。在我看來，這種推理是有些問題的。如果袁枚沒生出兒子來，難道就得說他既欺人，又欺天了嗎？袁枚的不欺天，其實留存在他對下層人民的同情、撫恤中，留存在他的詩集、詩話中，也留存在他對後學的獎掖、提攜中。聽聽他的斷言：“偽名儒不如真名妓”，讀讀他的詩：“石壕村裏夫妻別，淚比長生殿上多”，就該知道袁枚的思想境界，絕非一般登徒子所能比。
識人難。外人多被假相所迷，隻有局內人才知道事情的真相，才了解一個人的真麵目。黎民百姓隻知柳如是是名妓，讀書人卻知道她比錢謙益更有骨氣；一般人隻知袁枚風流快活，局內人卻知道他 “但能欺人，不能欺天”，這和西方人所說“你可以欺騙所有人於一時，也可以欺騙部分人於一世，但不能欺騙所有人於一世”，正是同樣的道理。
其實，我個人覺得本色示人最好，像陶淵明，生前不浪費別人的唾沫星子，死後在墓中也能優遊度歲，既不欺人，也不欺天，更不自欺，皆大歡喜。可惜眼下，這依然隻是個理想而已。
謀略催人老
中國人有句俗語：“少不看三國，老不讀西廂。”為什麼“少不看三國”？因為裏麵有很多謀略和奸詐，會損害兒童的靈性和純真。
在這裏，古人把謀略和智慧分得很清，實在高明。但是這些年來，隻求利益不求真理的謀略與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市場經濟原則一拍即合，這才有了謀略重新粉飾登場的機會。這也是為什麼“運作”一詞在今天頗有市場的原因所在。
我無意於貶低謀略。在我看來，謀略是個中性詞。它最早應該是戰爭的規則，即兵家的謀略，後來或許人們覺得人生如戰場，就把它引入了人際關係、國際關係。如同今天人們習慣於把市場經濟的原則引入市場社會的所有領域一樣。那麼人生在世，該不該講究謀略呢？回答是肯定的。但不應該時時處處都講謀略，就跟我們要經濟市場化而不要社會市場化是一個道理。
但主流價值觀並非如此。充斥在我們周圍的很多炒古的書，標榜的是智慧，其實宣揚的大多是謀略。有人甚至把慈禧、袁世凱、汪精衛、林彪等奉為成功的典範。這些人忘記了當謀略成為人生的主要手段的時候，當一個社會利字當頭的時候，這個社會必然是跛行的，最終是要摔倒的。本文所謂“謀略催人老”，就是這個意思。
如果我們按傳統觀念把人分為君子和小人的話，謀略也可以相應分為陽謀和陰謀。通常所說的謀略專指陽謀，是不把陰謀包括在內的，但我們不妨看看玩陰謀者的下場，就可以知道陰謀這東西也是一把雙刃劍。唐朝的李林甫諂媚於上，使玄宗失去對宰相張九齡的信任，而以自己代之，貶張九齡為荊州刺史。這位奸相在位十九年，口蜜腹劍，為所欲為，應該很得意了吧？其實不然。史書上說他“晚年溺於聲妓，姬侍盈房。自以結怨於人，常憂刺客竊發，重局複壁，絡板甕石，一夕屢徙，雖家人不之知。”這正應了那句話：“君子坦蕩蕩，小人常戚戚。”為什麼小人常戚戚？因為他們的心理世界太陰暗了。
除了小人，還有一種人的謀略得提一下，那就是像蘇秦、張儀之類縱橫家的謀略。和小人不同，他們的謀略主觀上不害人，但客觀上卻可能是保全了這個國家的人，卻使得別國百姓遭殃，他們的謀略不問是非對錯，不管正義公理何在，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隻求自己能夠封官進爵。這麼做的結果是他們得到了他們所要的榮華富貴，卻同時得到了他們始料不及的嫉恨和仇殺，蘇秦就是在齊國被與他爭寵的大夫殺死的。
小人的陰謀和縱橫家的謀略既然為大多數正人君子所不齒，那麼宣揚謀略，就得從正路子上找。曾國藩就是近年來被抬上神壇的一位謀略大家。
作為晚清統治集團中最大的實力派，名震中外的聖相，學術界的領袖，帝王師，曾國藩的確占盡了功名利祿，享足了榮華富貴，而且得以壽終正寢。無論從哪個方麵來講，他都是成功的典範。士人君子尤其佩服他修身養性的功夫，佩服他韜光養晦、屈伸自如的功夫。他的人生謀略是什麼呢？不過是一個“耐”字、一個“抑”字而已。他在給黃廷瓚傳授升官秘訣時指出，要想做大官，必須耐得住四種考驗：不被上級器重時，要忍耐冷遇；生活上出現錢糧困難時，要忍耐清苦；公務繁雜時，要忍耐煩勞；仕途不順時，要忍耐閑置。而他在家書中宣揚最多的則是“盛時常作衰時想，上場當念下場時”的人生哲學，說白了，就是一套明哲保身的辯證法，一套得實惠裝謙抑的人生謀略。那麼，他修煉的結果如何呢？“餘近來因肝氣太燥，動與人多所不合，所以辦事多不能成。”看來謀略沒能使他擺脫煩惱。而他隻活了六十一歲，這在當時也算不得高壽。
一個如此成功的人，一個謀略如此到家的人，依然煩惱著，不得長壽，隻有一個說明，就是謀略催人老哇。為什麼？因為謀略與智慧不同。智慧是教育人的，謀略是算計人的；智慧是令人愉悅的思想，謀略是用於操作的手段；智慧追求的是真理，而謀略追求的是利益。
正因為中國人多的是謀略而不是智慧，所以人們常見窩裏鬥的現象；常見個個是條龍聚在一起卻是一條蟲的現象；常見謀略裝在華人的腦子裏，金錢卻裝在日本人的腰包裏的現象；常見幹的不如看的，看的不如調皮搗蛋的現象；常見……謀略本來是為了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可是為什麼到頭來卻丟失了那麼多利益？看似矛盾，其實道理很簡單。當人人都以自身利益最大化為目的時，人人就會成為別人的拌腳石，所以人人就要算計別人，同時也被別人算計，結果是機關算盡，反誤了卿卿性命。打個比方，現在在國外，私家車膨脹過快，人們就懂得了把車停放在地鐵站附近，改乘地鐵上下班，這叫與人方便，與己方便；在咱們這兒，則和西方國家當年一樣，都想開著私家車上下班快捷方便，結果是大家一塊兒堵心一塊兒抱怨。再比如，西方人不必琢磨這樣那樣的人際關係，你隻要把工作幹好了，拿到薪水，吃喝玩樂隨你，少多少煩心事；在咱們這兒，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練達即文章，你就琢磨去吧。
還有更為根本的一條，在中國長達兩千年的封建社會中，你可以在同僚之間玩這樣那樣的謀略，但你的命運常常不決定於同僚而決定於那個專製頭子——皇帝的喜怒哀樂。所以你縱有再高的計謀，像明初的李善長、劉基等，卻落得個不得善終的下場。
道理就是這麼簡單，可是要明白這個道理，靠的是智慧而不是謀略。遺憾的是更多的人還在算計著，運作著，為了那些世俗的目標而把一個個謀略玩弄於股掌之中。隻不知最後是人玩謀略還是謀略玩人？
原載《啄木鳥》2004年第8期
排隊割陰莖的另一麵
徐強先生的《排隊割陰莖》（《雜文月刊》2002年第1期）和沈敏特先生的《排隊割陰莖的續說》（《雜文月刊》2002年第8期），皆屬奇文，各有妙處，但我覺得沈先生對這一主題的深化——由對肉體的閹割引申到對思想創造權的閹割，尤其令人警醒。我這裏沒有什麼要深化的，隻是對徐文的觀點有一些補充而已，是耶非耶，請徐強先生教正。
一、排隊割陰莖絕不是特自覺自願特好玩之事，在這一曆史現象背後隱藏著的是被統治階級屈辱冤苦的血淚。
沈敏特先生說這題目有點兒不雅，其實問題不在於雅不雅，而在於徐文寫得太過輕巧。徐文分析了排隊割陰莖的原因是生活所迫和對金錢權力的向往，指出太監這個怪胎是皇權統治的產物（準確地說，應是君主專製的產物，因為早在公元前十二世紀就出現了宦官，《管子》中提到的豎刁是春秋時人），寫了很多割陰莖之後仕途亨通財源滾滾的例子，寫了曆朝曆代的宦官之害，對這種曆史現象給予了有力的抨擊和批判；但他缺乏對自宮主體的社會、文化、心理的具體分析，缺乏對這個主體的同情和理解，以至於給人造成這樣一種錯誤印象：排隊割陰莖是一個特自覺自願的事情，是很多人主動選擇的結果。其實不然。是誰在排隊？是孩子的家長。表麵看是主動選擇，其實是被動的，就像錢鍾書先生說《圍城》中的方鴻漸是“被動的主角”，那些被家長拖著拽著去割陰莖的孩子也是這樣。有多少人是在懵懵懂懂的情況下就被割掉陰莖的；而他們的父母何以狠心到這種地步？——生活所迫呀。他們不是連自己的陰莖都不愛惜，是想愛惜而不得，這是絕大多數被閹者與少數地痞無賴如豎刁、魏忠賢者選擇自宮的根本區別之所在。忽視這種區別，就會大大妨礙人們對排隊割陰莖的社會曆史背景的真實認識。
閹割的具體過程這裏不再寫了，它給被閹人及其家庭造成的痛苦，我們可以從下麵的例子中略窺一斑。九歲時就被自己的親生父親“淨身”的前清太監馬德清回憶說：“那年頭，沒有麻藥，沒有什麼注射針、止血藥一類的東西，硬把一個活蹦亂跳的孩子按在那裏，把要命的器官從他身上割去，一根根神經都通著心，疼得心簡直要從嘴裏跳出來了……母親是個婦道人家，在家沒有說話的份兒，她疼我，可是救不了我。就在我能爬起來，拖著兩條腿走路的那些日子裏，她就兩眼一閉，永遠地離開我了。”（引自吳國璋《被閹割的文明——中國太監文化論》）
由父親親手給兒子淨身，這本身就是一件十分殘忍的事情。不是萬不得已，誰會出此下策？有道是“官逼民反，不得不反”，但在未反前的社會現實則是“官逼民閹，不得不閹”。
實際上，由父親為兒子淨身純屬業餘，更多的是由專業人士——刀子匠來完成的。《被閹割的文明》一書中，介紹在北京紫禁城西華門外，就居住著一些身懷絕技的刀子匠，他們的職業就是製造太監，閹割一人大約需要五六兩銀子，他們負責將閹者治愈並介紹入宮。
徐文一開始舉了一個例子，“要是有誰說，喂，給你一萬貫錢，把陰莖割掉吧，這筆買賣注定做不成。”這是用今天的眼光看過去的事情。在當年排隊割陰莖的時代，不給錢倒找人家刀子匠五六兩銀子也要做成這筆買賣，其中的無奈是富裕人家難以體諒的。史學家孔祥吉在《略談清代的閹割》一文中，介紹說這種被閹割的男童大多來自京師附近的農家，尤以直隸河間、大城、南皮、東元為最多。聶作平《曆史的B麵》一書中有一章《凝視怪胎：陰影裏的中國宦官》分析得較為客觀：“歸根到底，真正為了金錢和地位而讓孩子閹割的父母雖不能說沒有，但絕對是少之又少，因此真正的原因隻有一個：貧窮。所以曆代宦官雖然多如牛毛，但十有八九都是來自那些窮苦無告的家庭。”
其實，類似的例子多得是，隻是閹人在性質上較為極端而已。解放前，有多少家長為了一袋子大米就把女兒賣給了陌生人；有多少百姓為了活路把剛生下的嬰兒扔到大戶人家門前。更接近的例子是：今天在各大城市，有多少女人在排隊做“雞”！宦官是以性器官的被閹割來謀取富貴、獵取功名，妓女則是以性器官的被使用來賺錢。除了社會觀念縱容了這些醜惡現象的存在之外，還有一個共同點：貧窮。有人說：貧窮是一切罪惡之源。確是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