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載《雜文報》2003年2月25日
之二：改革者的背影
在中國，改革者的事業是顯赫的，但改革者的背影往往是悲涼的。“改革者大多沒有好下場”，這是人們從曆史中得來的智慧。想想也是，從管仲、子產、商鞅、桑弘羊到王叔文、範仲淹、王安石、張居正，結局都不怎麼美妙。以商鞅、王安石、張居正為例，商鞅輔佐秦孝公變法，“行之十年，秦民大悅，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但秦孝公一死，商鞅即被秦惠王追殺，並遭車裂之刑；王安石得遇天縱英斷的宋神宗，斷斷續續居相位九年，取得了一些成績，如南宋時的人說：“荊公之時，國家全盛，熙河之捷，擴地數千裏，開國百年以來所未有者。”但他從變法之初就一直受到朋黨的指責和掣肘，在神宗死後的第二年，新法全廢，他自己也憂憤而死，甚至在元人所寫的《宋史》中仍擺脫不了剛愎自用、不近人情的誣枉；張居正輔佐幼主明神宗變法十年，使大明帝國從隆慶二三年間（1568—1569年）每年收入250萬兩，支出400多萬兩，財政赤字150萬兩發展成為有國庫存銀1250萬兩，但死後僅僅九個月，官蔭諡號被革除，並遭抄家之禍，長子自殺，三子自殺未遂，全家被餓死者十餘口。
“改革者大多沒有好下場”，這是一句沉甸甸的話，一句令人心碎的話。難道沒有可以“幸免於難”的嗎？沒有，也不可能有，這是中國國情所決定了的。
首先，變與不變永遠是一對矛盾體，沒有絕對的不變，隻有相對的變化，而改革隻是相對變化較為顯著者。為什麼別的不那麼顯著的變化不會激起士大夫的反對，而改革卻往往引起“民怨沸騰”（更準確說，是士怨沸騰，下麵當詳論之）呢？因為人心思穩，天下思定，這是從帝王到庶民都有的一種心理定勢。所謂“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與“祖宗之法不可變”相比，前者絕對缺乏群眾心理基礎。
第二，沒有皇帝的支持，任何一項改革都不可能進行。當年奧匈帝國的宰相俾斯麥向李鴻章傳授為官之道時說：“首在得君。得君既專，何事不可為？”的確，商鞅之與秦孝公、王安石之與宋神宗、張居正之與明神宗，皆因遇明主或幼主才得以實現其變法的主張。但是他們的主子終究會死或者“覺悟”過來，繼任者和“覺悟”的皇帝往往不買改革的賬。比如，商鞅變法之初，太子犯法，為樹誠信，他的兩個師傅成了替罪羊，一個臉上被刺了字，一個被割掉了鼻子，但當太子一朝成了秦惠王，商鞅還有好日子過嗎？也就是說，他們改革取得的成功是某個皇帝的專製所賜，而他們的壞下場則是由另一個皇帝的專製造成的。如張居正，不過是從權相的專製還原為皇帝的專製而已，性質是一樣的。
第三，所有的改革，不可能不觸及官僚階層和富豪的利益。因為天下的財富不在民則在官，以國富民強為目的的改革，往往是從開源節流兩方麵入手，要節流，就要裁軍、裁汰冗官，甚至是裁減宮中的花費；要開源，就要從富豪手中多收稅。孟子說：“為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而真正意義上的改革，必然會得罪巨室，引起所有既得利益者的反對，這也是阻撓改革的最中堅力量。
第四，張居正說：“治國之要，吏治為先。”要保證改革的順利進行，必須建立一支行之有效的官僚隊伍，要用一批人，要罷黜一批人，而官吏的任免缺乏民主和法律程序，全由改革者專權或假皇帝之權施行，這就必然會引起黨派之爭。梁啟超說：“宋之朋黨，無所謂君子小人，純是士大夫各爭意氣以相傾軋。”朋黨之禍，純是內耗，這不僅使改革在當時無法順利推行，也是使改革遭遇翻盤之厄的組織上的原因。
第五，改革的成效到底如何，從不同的角度，會有不同的評判標準。宋神宗評定王安石變法時說：“更張法製，於士大夫誠多不便，然於百姓何所不便？”從前的宰相文彥博卻說：“為與士大夫治天下，非與百姓治天下也。”也就是說，士大夫和老百姓對改革的看法往往是不同的，百姓多言其利，而士大夫多言其弊。尤為悖謬的是，老百姓不會記錄曆史，隻有士大夫才會。而當這個問題和朋黨之禍聯係在一起的時候，我們發現，如果後世的史官是反對派一係，那麼他們就會對改革極盡詆誣之能事，如《宋史》。這是改革者往往被“妖魔化”的一個重要原因。
第六，改革者的個人性格是造成其悲劇命運的另一個重要因素。一方麵，一個沒有個性的人不可能成為一個改革者，而有個性的人在講究“中庸之道”的國度就會受到非議，比如張居正說：“夫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他以非常之人自況，不就等於說別的大臣都是庸碌之輩嗎？另一方麵，改革者隨著事業的成功，心態上也會發生一些變化。比如商鞅，到後來居功自傲到出行都要講排場，“君之出也，後車十數，從車載甲”。張居正從北京回江陵歸葬父親時候，乘坐著三十二抬大轎，轎內飲食起居一應俱全，一路有薊鎮總兵戚繼光派來的銃手、箭手隨同保護，沿路巡撫和巡按禦史出疆迎送，府、州、縣官跪著迎接。按規矩，連公侯謁見王爺的時候都要執臣子之禮，可是張居正沿途見襄王、唐王的時候，卻坐到了主座上。後期言談中甚至出現了“皇上以一身居於九重之上，視聽翼為，不能獨運，不委之於臣而誰委耶？……今日之事，臣不以天下自任而誰任耶”之類頤指氣使的話。所有這些，必然遺人把柄，一旦改革大業翻盤，就會成為別人進行攻擊的有力證據。
上述六種，大致概括了改革者沒有好下場的原因，具體到某個人來說，還會有一些偶然的或特殊的原因，但主要的就這幾種，而其中最為本質的是第二條，再升華一下就是：上述所有的改革有一個大的前提，那就是要鞏固、加強君王或皇帝的專製統治，而不是相反。也就是說，所有的政治、經濟、文化諸方麵均可以改革，但不能觸及專製統治模式。事實上，他們從來沒有也不可能有改革專製統治的覺悟和意識，而隻要不改變專製政體，那麼改革者的壞下場就是命中注定、不可避免的，這永遠是一個悖論。
誰都知道改革沒有好下場，可是為什麼在某些曆史關頭，總會有一些風雲人物挺身而出呢？難道他們不知道做個庸官最保險？這就是所謂風雲際會。這些改革者受儒家入世思想的影響，“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是他們揮之不去的情結，一旦時機來臨，沒有一個人會因事後可能出現的這樣那樣的變故而退縮，他們的情懷是：拯生民於水火，舍我其誰？
人們看到，每一次的改革都取得了或大或小的成果，但改革之後會有反彈，改革的成果會在轉眼之間喪失殆盡。所以有人說改革是一場悲劇。我不這麼看。我想社會是螺旋式地上升，而改革就是社會上升的階梯。盡管改革的成果可能被葬送，所有已經發生的改革都未能改變封建社會滅亡的周期率，但改革的曆史意義卻是不可磨滅的。一次改革沒有質的變化，兩次改革沒有質的變化，但積累久了，就會從中孕育出革命的火種，所以希冀一下子就能培植或引入一套先進的發達的政治製度是不現實的。這正如煤的形成，是木頭埋在地底下，經過很長時間才變成寶藏，最後放出耀眼光輝的，改革的光芒也往往是在很長的時間之後才放出異彩，而我們的曆史正是因為這些異彩而流成了一條光明河。
原載《教師報》，作於2003年
之三：難以貪廉論英雄
在老百姓的心目中，官員大致分如下四種：第一等，廉而能幹事；第二等，貪而能幹事；第三等，廉而不能幹事；第四等，貪而不能幹事。常聽一些老百姓說，我們不怕他貪，隻要能幫老百姓幹事，就行。有些官員，倒是有清廉之名，可是在任期間，一無所為，在老百姓的口碑中，反不如那些貪而能幹成點事的人。
這不是誨貪誨腐，而是老百姓在現實政治體製下做出的一種非常務實非常無奈的選擇。
拿明末改革家張居正來說，曆史學家多責其虛偽，說他似廉實貪。我較同意《張居正大傳》一書作者朱東潤先生的分析：“居正可以潔身自好，但居正有仆役，有同族，有兒子，有弟弟，還有父親。腐化的勢力，在北京找不到對象，便會找到江陵。”我的看法是：一、張居正基本上做到了廉潔自律，但他的家人則可以說是貪婪的。二、他的廉潔自律是分場合分對象的，能貪汙時也貪汙。三、他的貪跡與他改革取得的巨大成績相比，是可以原諒的。
先說其廉。在推行考成法時，他言辭峻切；在廉潔自律方麵，他有時也做得極為苛刻。萬曆三年，整頓驛遞。兒子回江陵應試，他吩咐兒子自己雇車；父親生日，他吩咐仆人帶著壽禮，騎驢回鄉裏祝壽；次弟居敬病重，需回鄉調治，保定巡撫張鹵破例發給通行證，居正立即交還，並附信說要為朝廷執法，就不能不以身作則；他的家仆遊七因為與外麵的官員有勾結，還曾遭過一頓痛打。
張居正在與諸大臣來往的書信中有很多拒絕禮物的記載，像“厚惠概不敢當，謹用納璧”、“厚儀概不敢當，謹以璧諸使者”等字眼，數不勝數。他在答兩廣總督劉凝齋的書信中有一大段論防腐反腐的話，說得非常透辟：“監司撫按，取受不嚴，交際太多，費用太泛，皆嘉隆以來積習弊。各省大抵皆然，而廣中為甚。自不穀待罪政府，以至於今，所卻兩廣諸公之饋，寧止萬金？若隻照常領納，亦可作富家翁矣。若此類者，不取之民而孰辦耶？夫以肉驅蠅，蠅愈至，何者？以致之之道驅之也。司道之取與不嚴，欲有司之從令，不可得矣；督撫之取與不嚴，欲司道之從令，不可得矣。尊示謂稽察吏治，貴清其本源，誠為要論。顧積習之弊，亦有難變者。一方之本在撫按，天下之本在政府。不穀當事以來，私宅不見一客，非公事不通私書，門巷闃然，殆同僧舍，雖親戚故舊，交際常禮，一切屏絕，此四方之人所共見聞，非矯偽也。屢擬嚴旨，獎廉飭貪，欲庶幾以身帥眾，共成羔羊素絲之風，而終不可易。乃苞苴之使，未常絕也，鑽刺之門，未常墐也，雖餮荼茹菫，徒自苦耳，何裨於治理耶？雖然，不穀固不敢以人之難化而遂懈其帥之之心也，早夜檢點，惟以正己格物之道有所未盡是懼。”此外，他還多次說過自己門前冷落，“士大夫公見之外，不延一客，公談之外，不交一語。”
在明末腐化風氣早已彌漫社會生活方方麵麵的時候，張居正能保持那麼高拒腐防變的覺悟，實在是難能可貴的。所以，他的廉潔不能說是虛偽。
再說其貪。前麵說過，當時空氣中彌漫著腐化的氣息，連戚繼光、李成梁這樣功業卓著的領兵名將也在送厚禮。薊遼總督梁夢龍為了謀吏部尚書一職，給掌印太監馮保一次就送了3萬兩銀子。更早些時，首輔高拱提名貪名很大的殷正茂任廣西巡撫，進攻廣西古田叛僮。高拱說：“給他一百萬，正茂也許吞沒一半，但是隻有正茂會把事情辦好。”後來果然是這個殷正茂平定了叛亂。
在這樣一種時代氛圍中，作為腐化勢力主要進攻對象的張居正，很難做到出汙泥而不染。在江陵，當地官員曆時三年，耗資20萬兩銀子，為張居正建起一座富麗堂皇的太師府第，他自己拿出的錢，還不到十分之一。在北京，他建了一座同樣豪華的官邸，壯麗不減王公。他的門生劉台在萬曆四年上疏彈劾，說他“起大第於江陵，費到十萬，遣錦衣官校監治，鄉郡之膏盡矣。”“蓋居正之貪，不在文吏而在武臣，不在內地而在邊鄙。不然，輔政未幾，即富甲全楚，又何由致之？宮室、輿馬、姬妾、奉禦，同於王者，又何由致之？”這些話中可能有誇大的成分，但張居正有巨額財產來源不明則是事實。
另一種解釋是，在張居正任內閣首輔的前期，他的廉潔自律還是比較好的，但到了後來，權勢炙手可熱，貪欲也跟著膨脹起來。據說嚴嵩收藏中十分之二的精品，最終歸於張居正。而他奉旨歸葬時，坐著32人抬的豪華大轎，吃飯時菜肴過百品，還覺得沒有下筷子的地方。曆史學家王春瑜幫我們算過一筆賬：做官前，張居正家中不過有田數十畝，當了內閣首輔後，按一品官月俸87石米計算，他一輩子的官俸加在一起，至多不過折銀2萬餘兩。可是光他送掌印太監馮保的禮物就有名琴7張、夜明珠9顆、珍珠簾5副，金3萬兩，銀10萬兩。從張居正抄出的財產，折價約金銀19.58萬兩，另有良田8萬餘頃。
我個人認為不可盡信由當年張居正的政敵提供的這些數字，他總體來說不能算貪官，當然也不能算清官，隻能說是一個不徹底的改革家。事實上，對有些曆史人物，很難做簡單的道德評判。像古代改革家商鞅、桑弘羊都有自身腐敗的行徑，這說明，由體製產生的腐敗比因個人道德品質產生的腐敗要可怕一萬倍。
從這個角度來說，我們在考量某些曆史人物的時候，的確難以貪廉論英雄，所以中國的老百姓才會提出他們獨特的對官員的四大考評標準。我要提請讀者注意的是，這裏說的是“難以”不是“不以”，因為在任何時候，貪汙腐敗都是劣跡而不會成為有本事的證明。尤其是像胡長清、成克傑等貪而不能幹事的官員，與張居正這樣的改革家是不可同日而語的。
扭曲的價值觀，產生於扭曲的現實。有誰告訴我，哪樣的現實是未被扭曲的呢？
原載《教師報》，作於2003年
仿《道德經》五百言
天下皆知真之為真，斯假矣；皆知優之為優，斯劣矣。故真假難辨，義利相悖，貧富懸殊，善惡不分，上行下效，前後相隨。是以昏官建政績工程，行受賄之實，百姓困焉而不為動，欺上瞞下，粉飾太平，功成而官升。夫唯官升，是以不去。
五色令人目悅；五音令人三月不知肉味；五味使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使人身價倍漲。是以昏官之治也，為腹亦為目，故五毒俱全。
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無後台，及吾有後台，吾有何患？故貴以錢買通天，若可為高官。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不見可欲，使民心不亂。是以貪官之治，虛其心，餓其腹，弱其誌，瘦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其智者不敢為也。為無為，則天下之利皆歸於己。
古之善為官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及民昏昏，我獨昭昭，天下可垂拱而治。
吾言甚高調，甚難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言無宗，事無君。夫唯無知，是以不我知。知我者稀，順我者貴。是以貪官，披褐懷玉。
官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
庸官無常心，以上司心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得利。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得權。庸官在天下，汲汲為一己謀福利，百姓皆側目，庸官皆孩之。
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其無以易之。民猶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天下莫不知，莫能行。是以聖人雲：官員吃肉，百姓喝湯，魚水情深，本固邦寧。正言若反。
讀史劄記
一、人才最重要的一是發現，二是使用。
（原文）韓信：“仆聞之，百裏奚居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非愚於虞而智於秦也，用與不用，聽與不聽也。”（《史記?淮陰侯列傳》）
廣武君就是這樣一個人才，他曾勸說成安君斷韓信糧草，但成安君不聽，終為韓信擊敗。
（述評）人才最重要的一是發現，二是使用。如不善於使用，人才和庸才沒有什麼兩樣。
二、不是兵法誤人，是人自誤。
（原文）成安君，儒者也，常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曰：“吾聞兵法十則圍之，倍則戰。今韓信兵號數萬，其實不過數千。能千裏而襲我，亦已罷極。今如此避而不擊，後有大者，何以加之！則諸侯謂吾怯，而輕來伐我。”不聽廣武君策。廣武君策不用。（《史記?淮陰侯列傳》）
（述評）結果呢？被韓信用奇計擊敗。這裏，“十則圍之，倍則戰”的兵法並沒有什麼錯，錯的是指揮官執行時不能因地製宜，輔之以靈活多變的戰略戰術。這才是成安君失敗的原因所在。
三、過於重情，反為其害。
（原文）韓信曰：“漢王遇我甚厚，載我以其車，衣我以其衣，食我以其食。吾聞之，乘人之車者載人之患，衣人之衣者懷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吾豈可以鄉利倍義乎？”蒯通：“臣聞勇略震主者身危，而功蓋天下者不賞。……今足下戴震主之威，挾不賞之功，歸楚，楚人不信；歸漢，漢人震恐。足下欲持是安歸乎？夫勢在人臣之位而有震主之威，名高天下，竊為足下危之。”韓信謝曰：“先生且休矣，吾將念之。” （《史記?淮陰侯列傳》）
（述評）重情義是一種美德，但也要看對象。漢王，奸人也，但韓信就是看不出來。而且他不明天下大勢，不懂功高震主的道理，結果被劉邦殺害。
四、流行歌手的地位不可過高
（原文）烈侯（趙籍）好音，謂相國公仲連曰：“寡人有愛，可以貴之乎？”公仲曰：“富之可，貴之則否。”烈侯曰：“然夫？鄭歌者槍、石二人，吾賜之田，人萬畝！”公仲曰：“諾。”不與。居一月，烈侯從代來，問歌者田。公仲曰：“求，未有可者。”有頃，烈侯複問。公仲終不與，乃稱疾不朝。番吾君自代來，謂公仲曰：“君實好善，而示知所持。今公仲相趙，於今四年，亦有進士乎？”公仲曰：“未也。” 番吾君曰：“牛畜、荀欣、徐越皆可。”公仲乃進三人。及朝，烈侯複問：“歌者田何如？”公仲曰：“方使擇其善者。”牛畜侍烈侯以仁義，約以王道，烈侯卣然。明日，荀欣侍以選練舉賢，任官使能。明日，徐越侍以節才儉用，察度公德。所與無不充，君說。烈侯使使謂相國曰：“歌者之田且止。”官牛畜為師，荀欣為中尉，徐越為內史，賜相國衣二襲。（《史記?趙世家》）
（述評）不提高真正的士的地位，而讓幾個流行歌手大紅大紫，這顯然不是治國安邦的正道。這個故事中，公仲連是一個了不起的人物，他不僅懂得人才的發現與使用，而且教會了我們怎麼抵製上級不合理的決定或命令。
五、李廣的氣量不怎麼樣
《史記?李將軍列傳》稱讚漢將軍李廣“《傳》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其李將軍之謂也？”可是從司馬遷所記李廣的事跡中，可以見出李將軍的氣量是不夠宏大的。
（故事一）李廣因出擊匈奴不力，由將軍被貶為庶人，回老家居住了幾年。這期間，他經常一個人在夜間騎馬外出飲酒。有一次，“還至霸陵亭，霸陵尉醉，嗬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止廣宿亭下。”後來，當李廣重新被朝廷起用，做了右北平太守之後，“廣即請霸陵尉與俱，至軍而斬之。”
這個故事中，霸陵尉可能有一點勢利眼，但如果當時真有不得夜行的規定，那麼霸陵尉就算得上是一個忠於職守的好軍人。在那個家喻戶曉的列寧跟警衛的故事中，警衛不就受到表揚了嗎？這裏的霸陵尉卻被殺了頭，說明李廣的肚量是很小的。
（故事二）李廣征戰了一輩子，都沒有能夠封侯，他心中不平，就向人請教。
廣嚐與望氣王朔燕語，曰：“自漢擊匈奴而廣未嚐不在其中，而諸部校尉以下，才能不及中人，然以擊胡軍功取侯者數十人，而廣不為後人，然無尺寸之功以得封邑者，何也？豈吾相不當侯也？且固命也？”朔曰：“將軍自念，豈嚐有所恨乎？”廣曰：“吾嚐為隴西守，羌嚐反，吾誘而降，降者八百餘人，吾詐而同日殺之。至今大恨獨此耳。”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乃將軍所以不得侯者也。”
朔燕在這裏說得很清楚，在戰場上殺降兵，是很不得人心的，而將軍居然幹得出來，盡管隻有一次，盡管隻有八百餘人，但從中不難看出李廣的心胸是有些偏狹的。
六、女人被殺太常見
（故事一）美人一笑的代價
當年，周幽王千金買褒姒一笑；春秋時，趙國平原君的美人卻因一笑而丟了性命。
（原文）平原君家樓臨民家。民家有躄者，槃散行汲。平原君美人居樓上，臨見，大笑之。明日，躄者到平原君門，請曰：“臣聞君之喜士，士不遠千裏而至者，以君能貴士而賤妾也。臣不幸有罷癃之病，而君之後宮臨而笑臣，臣願得笑臣者頭。”平原君笑應曰：“諾。” 躄者去，平原君笑曰：“觀此豎子，乃欲以一笑之故殺吾美人，不亦甚乎！”終不殺。居歲餘，賓客門下舍人稍稍引去者過半。平原君怪之，曰：“勝所以待諸君者未嚐敢失禮，而去者何多也？”門下一人前對曰：“以君之不殺笑躄者，以君為愛色而賤士，士即去耳。”於是平原君乃斬笑躄者美人頭，自造門進躄者，因謝焉。其後門下乃複稍稍來。（《史記?平原君虞卿列傳》）
為了求士，平原君寧殺自己的美人。賤士的名聲雖然沒了，但草菅女人的性命，就算得大丈夫嗎？
（故事二）吳起殺妻
吳起者，“事魯君。齊人攻魯，魯欲將吳起，吳起娶齊女為妻，而魯疑之。吳起於是欲名，遂殺其妻，以明不與齊也。魯卒以為將，將而攻齊，大破之。” （《史記?孫子吳起列傳》）
這個故事說明，女人一條鮮活的生命還不如男人的名聲重要，即使這個女人是自己的妻子。
（故事三）吃女人
[其一]安史之亂中，唐將張巡、許遠守衛睢陽城時，“茶紙既盡，遂食馬；馬盡，羅雀掘鼠；雀鼠又盡，巡出愛妾，鐐以食士，遠亦殺其奴；然後括城中婦人食之；既盡，繼以男子老弱。” （《資治通鑒?唐紀》）
[其二]朱粲有眾二十萬，剽掠漢、淮之間，遷徙無常，每破州縣，食其積粟未盡，複他適，將去，悉焚其餘資；又不務稼穡，民餒死者如積。粲無可複掠，軍中乏食，乃教士卒烹婦人、嬰兒噉之，曰：“肉之美者無過於人，但使他國有人，何憂於餒！”（《資治通鑒?唐紀》）
從上述兩個吃人的例子可以看出，女人總是首當其衝地處於被侵害的地位。
七、故宮前的淫威：集體罰跪
（原文）（明武宗正德）二年三月，瑾召群臣跪金水橋南，宣示奸黨，大臣則大學士劉健、謝遷，尚書則韓文、楊守隨、張敷華、林瀚，部曹則郎中李夢陽，主事王守仁、王倫……，詞臣則……，言路則……，禦史……等，皆海內號忠直者也。
其年夏，禦道有匿名書詆瑾所行事，瑾矯旨詔百官跪奉天門下。瑾立門左詰責，日暮收五品以下官盡下獄。（《明史?宦官傳一》）
（述評）因為一封匿名信觸到宦官劉瑾的痛處，他竟將包括各部尚書在內的三百多名高級官員集中跪在奉天門前的烈日下，從早晨一直跪到傍晚，兵部主事、順天府推官等一批官員竟然焦渴而死。天黑以後，五品以下的官員還被抓進了錦衣衛的牢房。這個劉瑾固然可惡，更可惡的是給了劉瑾如此淫威的皇帝和視人如草芥的專製製度。
八、推諉有術
（故事一）（明世宗時）俺答犯京，階請釋周尚文及戴倫、歐陽安等自救，報可。已，請帝還大內，召群臣計兵事，從之。中官陷寇歸，以俺答求貢書進。帝以示嚴嵩及階，召對便殿。嵩曰：“饑賊耳，不足患。”階曰：“傅城而軍，殺人若刈營，何謂饑賊？”帝然之，問求貢書安在。嵩出諸袖曰：“禮部事也。”帝複問階。階曰：“寇深矣，不許恐激之怒，許則彼厚要我。請遣譯者紿緩之，我得益為備。援兵集，寇且走。”（《明史?徐階列傳》）
身為內閣大學士的嚴嵩，瞧著俺答的求貢書，語多恫嚇，知道此事不易解決，依他不是，不依他也不是，於是把這個球踢給禮部，表麵上是各負其責，分工明確，實際上則是明哲保身，委過於人。
（故事二）甲午海戰時，“各省大吏，徒知畫疆自守，視此事若專為直隸滿州私事者然，其有籌一餉出一旅以相急難者乎？即有之，亦空言而已。乃至最可笑者，劉公島降艦之役，當事者致書日軍，求放還廣丙一艦，書中謂此艦係屬廣東，此次戰役，與廣東無涉雲雲。各國聞者，莫不笑之，而不知此語實代表各省疆臣之思想者也。”（梁啟超《李鴻章傳》）
這就等於說：“我是廣東人，我不是中國人，甲午海戰是中國打了敗仗不是我廣東打敗了。”這樣的話讓日本人聽來會不會覺得莫名其妙？
九、自欺欺人
（原文）有宮人白蕭後曰：“外間人人欲反。”後曰：“任汝奏之。”宮人言於帝，帝大怒，以為非所宜言，斬之。其後宮人複白後，後曰：“天下事一朝至此，無可救者，何用言之？徒令帝憂耳！”自是無複言者。（《資治通鑒?唐紀》）
（述評）好大喜功的隋煬帝在一個朝代快要滅亡的時候，還聽不得真話，還要粉飾太平，還要自欺欺人，這樣做的結果，當然阻擋不了他滅亡的步伐，最終在49歲的時候被宇文化及殺死在宮中，隋朝即告終結。
十、可憐英主身後事
（故事一）桓公病，五公子各樹黨爭立。及桓公卒，遂相攻，以故宮中空，莫敢棺。桓公屍在床上六十七日，屍蟲出於戶。（《史記?齊太公世家》）
（故事二）主父初以長子章為太子，後得吳娃，愛之，為不出者數歲，生子何，乃廢太子章而立何為王。吳娃死，愛弛，憐故太子，欲兩王之，猶豫未決，故亂起，以至父子俱死，為天下笑，豈不痛乎！（《史記?趙世家》）
這兩個故事中的主人公，一個是“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的齊桓公，因為晚年任用易牙、開方、豎刁等幾個卑鄙小人，在立太子時聽信讒言，結果是不得好死，十月死，十二月裝棺、出殯，到了第二年八月才正式下葬；另一個是“胡服騎射”的趙武靈王，也是在立後問題上出現了失誤，被叛將圍困在宮中沒有吃的，最後不得不和雀鳥爭食，結果被圍困了三個多月後，餓死在沙丘宮。還有大家熟知的清康熙皇帝，這位開啟“康乾盛世”的一代明君，麵對成年的二十位皇子（他共育有三十五位皇子，存活的隻有二十位），也是權衡再三，在立儲問題上犯了難，最終釀成了一樁撲朔迷離的清宮疑案。
這就有一個問題：為什麼一世英明的主子，卻無法謀劃自己的身後事呢？他們的智商不容懷疑，可懷疑的是這個“家天下”的專製製度，是眾皇子對皇位的覬覦心理，是大臣們的政治投機對事件所起的推波助瀾作用。千秋萬代，一把龍椅周圍，有多少刀光劍影，多少恩怨情仇，所謂“又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就是這個道理。
有聊才讀書
不知從什麼時候起，“無聊才讀書”已成為知識分子的一句時髦用語。這話是不是古已有之，我不清楚，隻知道魯迅的詩中就有這麼一句，全詩是這樣的：
《贈鄔其山》
廿年居上海，每日見中華。
有病不求藥，無聊才讀書。
一闊臉就變，所砍頭漸多。
忽而又下野，南無阿彌陀。
詩是1931年魯迅寫給他的好朋友內山完造先生（即鄔其山）的，從詩的內容看，所謂“有病不求藥，無聊才讀書”，顯然是一種揶揄之詞，當不得真。可是現在竟作為一種積極的主張流行開來，實在匪夷所思。是人們的誤讀，還是“後現代”的什麼把戲？
先聽聽他們的解釋。一種說法是，“無聊才讀書”反映的是讀書時的一種心境。因為現在是快餐文化的時代、休閑的時代，人們不可能拿出專門的時間，淨手焚香，正襟危坐地讀書了，隻能是忙中偷閑，隨情任性地翻翻。還有一些人認為，把書看作敲門磚，是對書籍的辱沒；而把讀書看作濟世安邦的大業，他們又覺得有點過分。所以書在他們眼中，不過是圍爐夜話的伴侶，辨難析疑的朋友，怡養性情的山水，寄托夢想的戀人，打發時光的消遣。
不管是哪種說法，看來都是對古人和時下有些人過於功利的閱讀的一種反叛。
但我不敢苟同。
第一，所謂“無聊才讀書”，盡管被提倡者升華到了一種審美的高度，其實不過是現代讀書人的一點小浪漫，和古人“紅袖添香夜讀書”的境界是並無二致的。
第二，所謂“無聊才讀書”，近乎是一種矯情。因為無聊時，可以逛街、看電視、聽音樂，而選擇讀書可就是一件苦事了。街上美女、風景對眼睛的愉悅，音樂對耳朵的愉悅，豈不比書籍強十倍？
第三，所謂“無聊才讀書”的心境固然不錯，但我總感覺在這種狀態下，大約是隻能讀讀王朔、衛慧、棉棉、九丹的小說或某些小女人的散文或某些“你感冒時我咳嗽”之類的詩歌，最高也就是梁實秋、張愛玲了。
而隻讀這些書是遠遠不夠的。
所以，我認為再怎麼反叛，也仍然要提“有聊才讀書”。原因亦有三：
第一，如果把世界上的書分成有聊的和無聊的兩種，那麼讀書的方法也就有有聊和無聊兩種。美國作家梭羅在瓦爾登湖邊寫道：“讀得好書，就是說，在真實的精神中讀真實的書，是一種崇高的訓練，這花費一個人的力氣，超過舉世公認的種種訓練。”他認為：“書本是謹慎地、含蓄地寫作的，也應該謹慎地、含蓄地閱讀。”他這樣提醒世人：“我們必須踮起足尖，把我們最靈敏、最清醒的時刻，獻予閱讀才對。”
第二，我讚成在一種平和的心境下讀書，在沒有升學的壓力、沒有功名利祿的動機驅使下讀書，但這並不說明讀書可以沒有目的、沒有寄托、沒有追求。讀書的最大目的，就是去俗。林語堂說：“讀書的主旨在於排脫俗氣。” 他認為：“人之初生，都是好學好問，及其長成，受種種的俗見俗聞所蔽，毛孔骨節，如有一層包膜，失了聰明，逐漸頑腐，讀書便是將此層蔽塞聰明的包膜剝下。能將此層剝下，才是讀書人。”宋人黃庭堅也說：“士大夫三日不讀書，則義理不交於胸中，對鏡覺麵目可憎，向人亦語言無味。”這樣日日讀書，讀好書，就能修成“腹有詩書氣自華”的造化，這才是讀書的真境界。
第三，比“去俗”的境界更高一層的，是讀書能使人養成一點思想。美國作家愛默生指出，我們的很多青年讀者往往把自己的大腦作了別人思想的跑馬場，所以“我們有的是極愛讀書的人而不是思想家。”當然，我們不能期望好讀書的人都成為思想家，但通過讀書而使自己得一點思想，當不是什麼過分的要求吧。長期以來，我一直困惑不解，為什麼有些知識分子雖然讀書萬卷，卻仍是那般淺薄、粗野、糊塗，甚至不如一個文盲更善良呢？為什麼在文革時，許多知識分子鬥起人來，比“勞動人民”更陰險狠毒？這除了他們讀的壞書太多，吸收的書本的負麵營養太多之外，還有很重要的一個因素，就是這些人從來沒有從好書中養成自己的思想。所謂“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他們卻寧願人雲亦雲，隨風倒，把整個中國交給一個頭腦去思考。
“無聊才讀書”這種時尚會不會在新時期製造出更多的軟骨症患者？我不知道，但有一個道理很淺顯：不管是讀書還是做事，有聊總比無聊的好吧。
原載《光明日報》2001年9月13日
閱讀：時尚與經典
一提到閱讀的時尚，不少人可能會皺眉。在很多人看來，時尚和經典是一對對立的範疇。其實不然。借用英語語法來講，時尚是正在進行式，經典是過去完成式。時尚中固然有媚俗的部分，但也有日後變成經典的東西；現在的經典，可能正是當年曾經被稱為時尚的東西。這是一方麵；另一方麵，時尚就是時尚，在經過讀者和時間的檢驗之後，大部分變成了易碎品；而很多經典作品，從來沒有時尚過，但以其永恒的思想和藝術價值，受到人們普遍而又長久的青睞。
比如，柳永和蘇軾的詞固然是經典，但在當時就很紅火，是可以稱為流行歌曲的。“凡有井水飲處，即能歌柳詞。”隻是柳詞有點像鄧麗君的靡靡之音，隻好十七八女子，執紅牙板，歌“楊柳岸，曉風殘月”；而蘇詞更像男高音，適合關西大漢，執鐵板，唱“大江東去”。這個例子說明時尚和經典是可以合二為一的。但也有不統一的。如西晉左思的《三都賦》，在當時是引起洛陽紙貴的鴻篇巨製，但後來卻鮮有人提及了；而東晉陶淵明的詩因其“質木無文”在當時僅被定為中品，沒有什麼地位，它的受重視，是在數百年之後的宋朝，可是這一重視，就一直延伸到上千後的今天。
拿現在的例子來說，錢鍾書的《圍城》、餘秋雨的《文化苦旅》是時尚也是經典；而瓊瑤、王朔、衛慧、九丹就永遠是時尚而不可能變成經典（或許他們也無意於此）。
說到真正的閱讀，本沒有時尚與經典之分，我們讀書的目的，隻為了從中吸取營養，以強身健骨，愉悅身心，所以不管是時尚的書還是經典之作，都能夠從中學到一些東西。這個問題之被莊重地提出來，是因為在市場經濟的大潮麵前，出版業書業空前商業化，書籍的包裝、炒作司空見慣，時尚閱讀以空前的規模和速度影響著人們的生活。這個時候，閱讀的時尚可就不僅僅是一兩本書的問題了。
首先，我認為時尚閱讀不可免。有很多讀者正是從時尚閱讀開始，慢慢走向成熟的。我們現在回想汪國真、瓊瑤、三毛，會覺得有些可笑，伸手再翻《學習的革命》、《誰動了你的奶酪》、《哈佛女孩劉亦婷》，會有一些上當的感覺，但沒有比較，誰會知道真正的好書是什麼樣子的呢？再者說，一個人如果一點時尚都不接觸，他是很容易和現實生活發生隔膜的。
其次，我認為經典閱讀必須成為人們閱讀的主旋律。費爾巴哈說：“人就是他所吃的東西。”精神食糧也是這樣。時尚閱讀就像吃麥當勞、肯德基，熱量有了，但營養卻談不上；經典閱讀就像吃正餐，程序上有點麻煩，但絕對有營養。現在電視上補鈣的廣告鋪天蓋地，有誰意識道，中國人的精神更需要補鈣？試想，一個時刻跟著閱讀時尚走，今天看《厚黑學》、明天看曾國藩、後天看《有了快感你就喊》的人，和一個愛讀魯迅、顧準的人會長成同樣的骨骼嗎？還有一個原因，就是精力和時間的問題。蘇軾說：“書富如入海，百貨皆有之，人之精力，不能兼收盡取，但得其所欲求者。如願學者，每次做一意求之。”這裏就有一個泛讀和精讀的關係。泛讀要博，精讀要深。時尚就是可泛讀的部分，而經典就是要精讀的部分。沒有泛讀，你的眼界會變得狹窄；沒有精讀，你對事物的認識難免浮淺。
作家汪曾祺說過這樣一段話：“一個作家的風格總得走在時尚前麵一點，他的風格才有可能轉而成為時尚。追隨時尚的作家，就會為時尚所拋棄。”創作是如此，閱讀又何嚐不是這樣？一個成熟的讀者，應該奉行魯迅的“拿來主義”，要“運用腦髓，放出眼光，自己來拿”，倘自己沒有眼光，那麼讀時尚也好，讀經典也罷，都是死讀書，讀死書，最終真的將自己的大腦做了別人思想的跑馬場，變成了讀書死。
原載《光明日報》2003年7月3日
文字與生命
文字是知識分子手中的武器，就跟農民手中的鋤頭、工人手下的機床是一個道理。和很多武器一樣，文字也是一把雙刃劍，它可以為善，亦可能為惡。
從積極的方麵來說，“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皇皇幾千年的文明史，文字之功，可謂大矣。
從消極的方麵來說，它是軟刀子，殺人不見血；它是垃圾，浪費人的生命；它是負擔，戕害人的健康。
對很多人來說，文字隻是一種升官發財的手段。如明嘉靖年間出了好幾位“青詞宰相”。這個嘉靖皇帝信奉道教，熱心齋醮，搞齋醮這種儀式就需要寫青詞，它是寫給“天神”的奏章表文，用紅筆寫在青藤紙上，所以叫“青詞”。夏言、嚴嵩、徐階、李春芳、嚴納、郭樸、袁緯等，都以青詞寫得好而被提拔重用。更有數不清的禦用文人，以文字迎合上意，溜須拍馬；或者插科打諢，逗君一笑。
但還有一種人，文字就是生命，是他的生存方式。王國維說：“一切文章中，餘愛以血寫成者。”德國哲學家尼采也表示過同樣的意思。一代大儒梁啟超活了五十六歲，寫了三十二年，一生著述一千四百萬字，平均每年四十三萬字。數量倒在其次，關鍵是質量。他以一人抵萬軍，汪洋恣肆，筆下生風，掃蕩塵埃，廓清宇宙，影響一代世風。魯迅先生的雜文如匕首、投槍，一劍封喉，招招製敵，嚴於解剖，令人警醒，今日捧讀，猶覺如黃鍾大呂，聲聲激越。
較早提出文字——即使是健康的文字——也會給人帶來副作用的，是蒙田。他說：“書籍是可愛的伴侶；但是如果它們的接觸使我們喪失快樂與康健——我們最寶貴的財產，那就離開它們吧。”“書給人帶來樂趣，但是啃得太多，最後便興味索然，還要損害身體，而快樂和健康卻是我們最可寶貴的。”當代學者陳平原說：“不是為了學問而活著，而是為了更好地活著而作學問。”這類清醒的認識是可貴的，但當文字化為一個人的生存方式之後，要改也難。
文字能為生命贏得尊嚴，卻也可能以文罹禍，被砍腦袋。從焚書坑儒到明清文字獄到“文革”十年，文字給知識分子帶來的是妻離子散，家破人亡。其實在這裏，文字隻是賈禍的借口而非原因，真正的原因是專製是獨裁是對自由的恐懼和對生命、人權的漠視。
今天，在很多人的心目中，文字不再那麼神聖那麼經天緯地，不再有“一言興邦，一言喪邦”之魔力，像王朔，稱自己是碼字的，他以文字而發財。這裏我們不談是非，隻談這種現象的意義，我認為倒是對傳統文字觀念的一大衝擊（傳統觀念中也有“著書皆為稻梁謀”一說，隻是聲音太弱）。
在我看來，文字走下祭壇之後，它的終極意義並未喪失，它的濟世安民的責任並未卸下，所謂“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的說法並未過時，我們隻是期待它不要走向另一個極端，變成玩文字、製造文字垃圾乃至販賣精神鴉片，那樣的話，不同樣是對生命的戕害嗎？
古人有句話叫“敬惜字紙”，四個字，說得真精采，文字、生命都在其中了。
2004年4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