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輯書葉漫評
藝術家的童心
—讀豐子愷《緣緣堂隨筆》
在中國現代藝術家中，豐子愷先生該是最富有童心的一位了。
生前，他就曾這樣感慨：“讀過我的文章，看過我的兒童漫畫，而沒有見過我的人，大都想象我是一個年青而好玩的人。等到一見我，一個長胡須的老頭子，往往覺得奇怪而大失所望……想一想，我明白了。我的身體老大起來，而我的心還是同兒童時代差不多。因此身心不調和，使人看了奇怪。”
事實上他也的確令常人奇怪：他愛和孩子們一起用積木搭汽車，或者坐在小凳上“乘火車”；他知道孩子們在想，眠床裏可以生花草、飛蝴蝶，凳子的腳可以給穿鞋子，房間裏可以築鐵路和火車站；他能畫出《花生米不滿足》、《阿寶兩隻腳，凳子四隻腳》之類童心盎然，令人懷疑係出自兒童之手的漫畫……
他闡明自己創作漫畫的動機無非是家庭親子之情，即古人所謂“舐犢情深”，而且自以為卑微瑣屑。但每一個真正了解豐先生思想的人都知道，他對於兒女的關心與懸念中，好多好多是對於孩子們——普天下的孩子們——的關心與懸念。他在周圍一群真率的兒童生活中夢見了自己過去的幸福，覓得了自己已失的童心。他企慕他們的生活天真、豔羨他們的世界廣大，他認為“世界的人群結合，永沒有像你們樣的徹底的真實而純潔”；他佩服小女兒瞻瞻的真率、自然與熱情，“大人間的所謂‘沉默’、‘含蓄’、‘深刻’的美德，比起你來，全是不自然的，病的，偽的！”
就是從這份童心出發，豐先生成就了自己的偉大。正如《緣緣堂隨筆》的日文譯者吉川幸次郎所評價的那樣：“我覺得，著者豐子愷，是現代中國最像藝術家的藝術家，這並不是因為他多才多藝，會彈鋼琴，作漫畫，寫隨筆的緣故，我所喜歡的，乃是他的像藝術家的真率，對於萬物的豐富的愛，和他的氣品、氣骨。”
在銅臭氣愈來愈濃、人情味愈來愈薄的現代文明社會，童心之於藝術家就顯得尤為珍貴。其實本來每個人都多少有點童心的，“夫童心者，絕假純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李贄），可是為什麼到頭來童心卻變成“物以稀為怪”了呢？這就顯出了藝術家的修養，見出了藝術家與常人的分別。因為大凡藝術，總是源於生活而又超越生活的。常人隻能困於世俗事務而不能自拔，隻有藝術家才能完成這種超越，他憑借的就是童心——一種偉大的對人類的愛，一種回歸自然的天性（事實上，兒童和大自然是融為一體的，無所謂回歸不回歸）。
當然，童心的實質並不是指一種生來就有的先驗的觀念，而是指人們對於社會人事的真實的感受和真實的反應。藝術家在作品中表現出的童心絕不僅僅是自我的表現，更是對於萬物普遍的愛和對於人生的純真向往。
從這個角度來說，童心應該不隻是藝術家的專利，而應成為每個人的精神中都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所以豐先生說：“我相信一個人的童心，切不可失去。大家不失去童心，則家庭、社會、國家、世界，一定溫暖、和平而幸福。”但願人們對童心不再感到奇怪的日子早點來臨。
原載《四川日報》1991年4月28日
猛虎與薔薇
—讀餘光中散文
我們大多數讀者是從“傳說北方有一首民歌/隻有黃河的肺活量能歌唱/從青海到黃海/風 也聽見/沙 也聽見”以及“而現在/鄉愁是一灣淺淺的海峽/我在這頭/大陸在那頭”等詩句裏認識餘光中的，後來才知道他“右手為詩，左手為文”，散文也寫得好。惜乎選本不多，就筆者目力所及，隻讀過他的幾篇小品，如《我的四個假敵》、《宛在水中央》、《在水之湄》、《牛蛙記》、《聽聽那冷雨》、《借錢的境界》等，即如此，也早已為其作品中四溢的才氣所熏醉。不過，跟讀梁實秋一樣，總感覺機巧有餘而厚重不足。及至讀到人民日報出版社的最新選本《橋跨黃金城》，才似乎窺到了餘光中散文藝術之全豹，不，用他的話說，是全虎，是細嗅薔薇的猛虎。
虎有威猛之氣。當餘光中駕著他的小道奇疾馳在遼闊的美國西部的時候，當他飲過嘉士伯啤酒開始浮想聯翩的時候，當他陶醉於山、海、塔、高速公路等雄性意象的時候，餘光中就是一頭威猛的老虎。在《高速的聯想》一文中，他說他崇拜速度，並引阿拉伯的勞倫斯的話：“速度是人性中第二種古老的獸欲。”詩人的餘光中或許永遠不會說出“我倒覺得你（指夫人）煨得更腴了，雄得一塌糊塗！”或者“剩下他，血液閑著，精液閑著，淚腺汗腺閑著，憤怒的呐喊閑著”等痛快淋漓的話，但在散文家的餘光中說來卻顯得本真、有人情味。文人不是閹人，不是道貌岸然的偽君子，他應該是最健全、最富生氣的人，是猛虎。
當然，這僅僅是淺層意義上的猛虎氣。餘光中的散文是以想象富贍、節奏緊張、內蘊深厚、造語奇特見長的。他的散文內容不外遊記、詠物、品藻人物、家居感受、文藝隨筆等幾類，但他是帶著他全麵、深厚的文學修養和凝重的曆史感進入他的意象世界的，所以他可以麵對星空作逍遙遊，麵對蓮花而意興遄飛，從李白、杜甫到米芾、蘇軾，從可口可樂到黃河飲過的血、揚子江飲過的淚，從蓋提斯堡的古戰場到周幽王的烽火、盧溝橋的烽火，縱橫開合，火花迭現。用他自己的話說“真正豐富的心靈，在自然流露之中，必定左右逢源，五步一樓，十步一閣，步步蓮花，字字珠玉，絕無冷場”。這種語言的密度是才氣，是曆史的厚重感，是猛虎氣。
“微薔薇，猛虎變成了菲力斯旦；微猛虎，薔薇變成了懦夫”。餘光中散文有其陽剛一麵，也自然有其陰柔一麵。以他最有名的代表作《聽聽那冷雨》為例，語言之迭宕、意象之開合，無不透露出他的猛虎氣，但就“冷雨”這個整體意象來說，它畢竟是陰柔的、古典的。
與餘光中的詩相比，他的散文的涵蓋量更為廣闊。有傳統的鄉愁，也有對沉重曆史的回憶，有對自然山水的禮讚，也有對現代文明（如噪音、空氣汙染）的哀歎。在他的《不朽，是一堆頑石》、《伐桂的前夕》等名篇中四處浸潤了有限與無限、暫時與永恒等終極性命題，體現出一位散文大家的本色，確如一隻警醒的猛虎；其散文中俯拾即是的詩意語言，諸如“如果你此刻擰我的睫毛，一定會擰落幾滴藍色”、“那夜的月色特別清亮，好像一抖大衣，便能抖落一地的水銀”、“有時索性走在軌道上，把枕木踩成一把平放的長梯”等，不正如路邊蓬勃著的芳香無比的薔薇麼？
餘光中在自序中評價這個選本，“於我的散文藝術，有相當的代表性”，看來他是滿意的。這一點，讓我想起內地出的多種多樣的港台文學選本，似乎這類反映全貌、遴選精當的集子太少了些吧。
原載《博覽群書》1996年第9期
藍田日暖玉生煙
—臧克家散文的藝術特色
臧克家是以詩名世的。可能由於他的詩名蓋過文名的緣故，他的散文一直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雖然他曾自言：“詩與散文平分秋色”。有的評論家說他“散文與詩一樣美”，也有的說他“文勝於詩”，但對他的散文成就與藝術特色大多沒有做具體深入的研究，而是停留在泛泛之論上。本文從其作品文本出發，力求較為全麵地展示其散文的藝術特色，以就教於各位方家。
一、“為人生”的文藝觀，奠定了臧克家散文創作的現實主義品格。
臧克家出生在一個由中而小的地主家庭裏，但他的感情卻在農民一邊。他說：“童年的一段鄉村生活，使我認識了人間的窮愁，疾苦，和貧富的懸殊。同時，純樸，嚴肅，刻苦，良善……我的脈管裏流入了農民的血。”（《我的詩生活》）正是這種經曆，使他從骨子裏認同 “文學研究會”“文藝為人生”的主張。後來他有幸接觸到“文研會”發起人茅盾，感到這種主張恰合於他的心意；加之“文研會”另一位發起人王統照是他生平最親近、最佩服的同鄉前輩，因了這些因緣，他選定現實主義的創作道路，是必然的，也是自覺的。
如果向更遠追溯，我們可以從臧克家的作品中看到白居易的影響。臧克家的祖父就喜歡白居易，他回憶說：“但是他喜歡詩，高了興便收起那副冷麵孔，放聲朗讀起《長恨歌》來，聲音裏飽含情感，顯然他已進入了詩的境界，另是一個人了。他自己寫詩也學白樂天。” （《我的詩生活》）而白居易 “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 的藝術主張，和“文藝為人生”的現實主義創作原則是一脈相承的。
正因為有著這樣的生活經曆和藝術實踐，所以臧克家的散文中沒有風花雪月，沒有無病呻吟，當然更沒有酥胸玉腿，他關注的是普通老百姓的生活疾苦，是文壇老友的喜怒哀樂，是個體生命的真實體悟。這就是臧克家散文創作的現實主義品格。
二、臧克家散文創作的藝術特色
臧克家不是那種賣弄才情的人，他的散文很少掉書袋，讀起來如飲白開水，但細細品過，會發現裏麵有深厚的生活，有真摯的情感。他的散文從內容到形式，都有自己的特點。在我看來，主要有四個方麵，那就是可貴的平民情懷、“情”字當先、擅寫細節與特點以及質樸的文風。
1.可貴的平民情懷
中國傳統的散文，多的是文人雅士的閑情逸致，就是到了現代，像魯迅先生的《一件小事》這樣以底層百姓為主角的散文作品也並不多見。臧克家的散文則在這一領域做了較大的開拓。
他的散文以寫人為主，他寫的人有兩類：一類是社會底層的農民、普通市民，另一類是他所熟識的文壇新朋舊友。前一類量不大，像上世紀三四十年代寫的《舟子》、《老哥哥》、《六機匠》、《野店》，後來的《博士之家》，數量上隻有十幾篇，但這批作品的質量很高。尤其是《老哥哥》和《六機匠》，這兩篇散文即使放到中國現代散文史的大背景下來衡量，都有它們應有的位置。臧克家說：我生在農村，長在農村；我愛農民，我愛農村，愛得深沉，愛得心疼。可是，如果你問：你最最親哪一個、愛哪一個呢？一個是“老哥哥”，另一個是“六機匠”。（《關於〈老哥哥〉》）“老哥哥”是在他家做了五十多年長工的李姓農民，辛苦了一輩子，老了沒有用了，被祖父趕出了家門。臧克家舍不得他走，卻又無法改變這一現狀。他為老哥哥寫過一首詩、一篇散文，還有一篇創作談，結果“一文三灑痛哭淚”。六機匠是他家的另一個佃戶，是個故事壇子，是臧克家走上文藝之路的啟蒙者，堅實能幹，卻被逼得沒有生路。這兩個人物可不是孤立的個體，臧克家是把他們作為中國封建社會、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農民命運的縮影來寫的。
《博士之家》是臧克家上世紀八十年代的作品，寫了新時期一些高級知識分子的生活窘況：如住房擁擠，“有書，攤不開，有心，也展不開。”文中毫不掩飾地諷刺一些所謂的“人民公仆”對國家未必有什麼貢獻，卻一擲千金，趾高氣揚，進而強烈呼籲改善知識分子的待遇問題，其情可憫，其心可鑒！
臧克家散文中也有一部分是寫風景的，他寫風景跟一般人不同，經常於風景中見出人世間的沉重。從文人這個角度來說，這樣的描寫有時是很“煞風景”的，但從平民的視角來看，難道不正是對曆史與現實的控訴嗎？比如《舟子》中他寫詩意與現實的對比：一方麵是“欸乃一聲山水綠”，是“人生在世不稱意，明朝散發弄扁舟”，是“三更畫船穿藕花”，是“釃酒臨江，橫槊賦詩”的文人雅興；另一方麵卻是各樣舟子艱難困苦的生活：為了一點鍾兩毛錢的收入，再美的風景，他們也沒有欣賞的雅興。“一張破網就是全份的產業，富貴的年華都從網縫裏漏到水流中了。”最後他還忘不了詰問一句：“‘欸乃一聲山水綠’，你看是有詩意的不？”這樣的描寫，沒有對底層生活的深切同情，是絕對寫不出來的。在《鏡泊湖》中，他寫道：“湖山是美麗的，然而它是血洗過的，因為當年這一帶經過不止一次的戰鬥，所以它的景色格外美麗，格外動人！”這是隻有平民視角才能看取的風景，文人士大夫是不會這麼想，更不會這麼寫的。他們看到的隻有浪漫隻有詩意隻有弦歌陣陣隻有舞姿翩躚，平民生活離他們何止十萬八千裏！
而這正是臧克家散文的可貴之處。他也多次表述過自己的這種情懷，他說：“創作要服務人民，作家應深入生活，不屑於小曲獨唱，幽暗自賞，搔首弄姿，自作多情。憂人民之憂，喜人民之喜。” （《“八五”述懷》） “我的心不在山水花草之間，而在人民大眾的海洋之中，在偉大時代風雲變幻之際。”（《我的心願——序〈臧克家散文〉》）
2.“情”字當先
白居易說：“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聲，莫深乎義。詩者，根情、苗言、華聲、實義。”寫詩如此，寫文章也是一樣。
“我的散文作品，緬懷親友的占比重相當大。寫得比較能動人的是那些交深情深的人物。有的相交幾十年，不但對他的人格性格深刻了解，甚至笑容與慍色，一閉眼即活現在眼前，使我內心為之大動，熱情為之奔騰。有時出現這樣情況：一文未成，三次痛哭，快步跑到衛生間，扭開水龍頭以冷水澆麵。要寫出叫人感動的文字來，自己一定先感動過。” “就是寫景，也必須首先有情。山水宜人親，沒有這個‘親’字，山，是冷冰冰的石頭，水是‘氫二氧一’。”（《多寫散文少寫詩——〈臧克家抒情散文選〉代序》）這裏說的“一文未成，三次痛哭”指的是《老哥哥》。在該文的最後，他寫道：“又是秋天了。秋風最能吹倒老年人！我已經能賺銀子了，老哥哥可還能等得及接受嗎？”臧克家小時候曾答應賺錢為老哥哥養老的，這麼多年了，他沒忘這件事，這份情愫叫人如何不淚垂？在《六機匠》中，他追問：“這樣一個堅實能幹的人失去了織布機，失去了佃地，關東的一條生路又被截斷了，一個人孤獨得像一隻被剪去了翅膀的飛鳥，哪兒是他的去路呢？”
臧克家的確是個寫情高手。他有這樣的經驗之談：“寫回憶文章，必須富於感情。思往昔，念親人，表敬意，抒緬懷。人如在，心如傾。寫時為之大感動，然後才能大動人。如果僅僅冷冷靜靜，條陳舊事，雖多何足貴？雖細不足珍。”（《懷人集》前言）解放後，他寫了大量文壇故友的懷念文章，最感人的當數寫王統照的《劍三今安在？》，寫聞一多的《海》，寫葉聖陶的《昆侖飛雪到眉梢》，寫茅盾的《往事憶來多》，寫吳伯簫的《五十二年友情長》，寫何其芳的《抬頭看手跡，低頭思故人》等篇什，這些文章好就好在他寫出了朋友之間的深情厚誼，不是泛泛之交，不是世俗之交，而是君子之交，是莫逆之交。這種情就像陳年老酒，放到多少年之後打開，依然醇香動人！
當然，真摯的情感同樣彌漫在臧克家寫景、寫物的散文中。在《毛澤東向著黃河笑》中他回憶了親見1938年花園口決堤時的情景：“舉目茫茫，一片黃湯。樹木的梢頭掙紮出水麵遙遙地向人招手。日用家具像小船隨波飄蕩，時而看到人的屍首和死了的家畜互相追逐著，好似戀戀的，舍不得分開。平地上行船，高的屋脊魚群似的掠船而過。”讀這樣的文字，你才知道什麼叫“筆端含情”。還有後來寫的《我愛雨天》、《爐火》、《我和孩子》等文章，都表露了作者對安靜生活的向往，對有活力、有個性生活的執著和對孩子們的摯愛。尤其是《書的故事》，從“文革”期間的“焚書”到新時期的簽名售書，寫出了人們精神世界的變化，也寫出了一個知識分子惜書愛書的深情。
3.擅寫細節與特點
臧克家在他的創作談中提到過寫人物的訣竅。他說：“寫人物，要注意細節，即小事，見精神。”（《多寫散文少寫詩——〈臧克家抒情散文選〉代序》）有很多人物的閃光點正是從一些小事，從一些細節上體現出來的。比如，他寫王統照在病床上托自己弄一千元，為的是替山東圖書館買書。當時王統照咳嗽得很厲害，但他關心的不是自己的病而是公益事業，王統照的性格與人品於此可見一斑。
作者還善於抓住人物身上的一些特點來塑造人物形象。比如，他寫李健吾的大笑，“他每次來我家，人剛入小小庭院而轟笑聲卻已經進客廳門了。健吾的笑，是熱情的爆炸，是心靈的強音，是他爽朗性格鮮明的特征。一想到健吾，就想到他的笑——開心的笑，使人愉快、受到感染的笑。他的笑，像重磅炸彈，威力無窮，嚴封的鬱悶，無頭的苦惱，一聞笑聲，粉然而碎。他的笑，令人樂觀，使我振奮！記得當年我贈了他一首小詩，仿佛是這樣：‘腳步階前落，笑聲已入門。狂飆天外至，萬裏無纖雲。’”（《一個勤奮樂觀的人——悼健吾同誌》）
很多讀者可能沒有見過李健吾，但通過這段描寫，對李的性格大概也了解個八九分了。再如，寫葉聖陶為了節省汽油，在耄耋之年寧願擠公共汽車訪友；寫茅盾著重寫他的謙虛、平易；寫聞一多則側重寫他的火氣、熱情和正義感。
前麵已提到過，作者早年對底層人的生活相當熟悉，《野店》中的一段描寫可以成為最好的例證之一。作者寫野店的常主顧車夥子進店吃飯，“半斤一張的大餅，包著大塊肥肉的包子，再要幾頭大蒜，一塊還沒醃變色的老白菜幫子。吃起來有點可怕。不，不能說吃，應該是說吞。看那個勁，餅如果是鐵的，肚子一定變成熔爐。飯後為了消暑，走到水甕邊去，捧著大瓢的生水往下灌，聲音咚咚的可以聽好幾步遠。”這種描寫之所以生動，就是因為他抓住了人物的性格特點。
4.素樸的文風
當年臧克家的第一部詩集《烙印》出版的時候，茅盾先生曾做過這樣的評論：“隻是用素樸的字句寫出了平凡老百姓的生活。”其實，素樸的文風不僅體現在他的詩中，散文也是一以貫之。讀臧克家的散文，如飲白開水，不是淡而無味，而是淡而有味，而且回味無窮；如在深海航行，表麵波瀾不驚，然而內蘊深厚；如入人物畫廊，算不得濃墨重彩，但個個形神畢肖。在《我的心願——序〈臧克家散文〉》中他寫到：“對散文，我個人的看法隻有幾句話：散文不散，精心錘煉。生動活潑，親切耐看。”這個標準表麵看來不算高，其實是很難做到的，所謂“看似尋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卻艱辛”就是這個道理。
如臧克家所言，他的這種文風有《四史》、《史記》的影響，也有白居易的影子。白居易要讓不怎麼識字的老嫗都能讀得懂自己的詩，臧克家的散文也絕少掉書袋，多數文章平白如話，質樸自然。但因為他有詩的素養，所以很多語句簡潔、凝煉，蘊含豐富。
三、待開掘的意義
臧克家最早發表的處女作，既不是詩歌，也不是詩論，而是散文，是1925年在《語絲》雜誌發表的一封與周作人的通信，從1939年出版第一部散文集《亂莠集》開始，他生前共出版了近二十部散文集。
很多論者已經意識到他散文創作的藝術成就，但普遍認為他的詩歌高峰屹立於解放前，詩名掩了文名；他的散文高峰則突起於解放後，文質勝過詩質。我個人不同意這種看法。我認為臧克家的散文有兩個高峰：一個是解放前，以上世紀三四十年代寫的《社戲》、《拾花女》、《舟子》、《老哥哥》、《六機匠》、《野店》、《蛙聲》、《回首四十年》等作品為代表；另一個是解放後，以《懷人集》為代表。解放前的散文作品雖然數量不是很多，但從思想到文采，其質量絲毫不亞於他在新時期的散文作品，隻是由於人們對他晚年懷人的作品較為重視，不免輕疏了他的早期作品，這是十分遺憾的事情。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認為臧克家散文待開掘的空間還有很多很多。
當年，臧克家曾引用李商隱的兩句詩：“滄海月明珠有淚，藍田日暖玉生煙”，他說：“我希望，我們的詩句如同滄海明珠；我希望，我們的散文好似藍田生煙的美玉。”（《多寫散文少寫詩——〈臧克家抒情散文選〉代序》） 藍田生煙的美玉是個什麼境界，或許隻可意會不可言傳。但有一點我想是肯定的，那就是散文要美，要給人溫暖，要積極向上，要溫潤流暢。
“藍田日暖玉生煙”，臧克家的散文做到了，它的確像一塊日暖生煙的美玉，像價值連城的和氏璧，我們且不可等閑視之。
寂寞學術 悲涼人生
—讀《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
學術是寂寞的，而政治是熱鬧的。寂寞的學術(尤其是純學術)和熱鬧的政治(指狹義的政治)本可以相安無事，但現實生活中，更多的情況是學術不關政治，而政治偏要“關心”學術。打個比方，學術如一安靜的處女，政治則或如一熱情的媒婆，總愛找上門來喋喋不休，或如一性欲狂，必施強暴而後快。
讀過《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的人，不難覺出，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政治與學術，尤其如此。
學術是如此的寂寞，又如此地遭受騷擾，何以還有那麼多的人安於此道呢？這除了與一個人的性情秉賦有關之外，我想最重要的，就是陳寅恪先生講了一輩子的：自由的意誌和獨立的精神。
陳寅恪曾多次提到並引述他於1927年為王國維紀念碑所寫的碑銘。銘文要旨如下：
士之讀書治學，蓋將以脫心誌於俗諦之桎梏，真理因得以發揚。思想不自由，毋寧死耳。斯古代仁聖所同殉之精義，夫豈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見其獨立自由之意誌，非所論於一人之恩怨，一姓之興亡。
唯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曆千萬祀與天壤而日久，共三光而永光。
這是在評述王國維的精神世界，其實又何嚐不是陳寅恪自己心跡的流露呢？
1953年10月，陳寅恪被列為中古史研究所所長人選時，他麵對前來邀他北返赴命的弟子、北京大學曆史係副教授汪筏，口述《對科學院的答複》，即多次引用王國維紀念碑碑文，並強調指出：“ 我認為研究學術，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誌和獨立的精神。”“獨立精神和獨立意誌是必須爭的，且須以生死力爭。”“一切都是小事，唯此是大事。”
基於這種操守，陳寅恪提出了他赴命的兩個條件：
第一條，允許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馬列主義，並不學習政治。
第二條，請毛公或劉公給一允許證明書，以作擋箭牌。
這種條件，不說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就是在今天看來，我想大多數人也會驚得目瞪口呆。
從政治角度看，這些要求無疑顯得幼稚可笑;但從學術上說，它們則是神聖不可侵犯的。作為一個執政黨，隻能也必須尊奉一種主義，這無可厚非；但作為一門學術，則應該兼容並蓄，博采眾長。陳寅恪對馬列主義並無偏見，他早在宣統三年時就在瑞士讀過《資本論》原文，這一點，與那些從來沒讀過馬列卻常拿馬列當棍子打人的政客相比，顯然是一種更符合馬列的態度。
陳寅恪終於沒有重返作為政治中心的北京，而是留在了遙遠的南國。這使他在有生之年，比北京的學者少了一份彙入新時代大潮的喜悅，但同時也少了許多是非衝突的煩惱；多了一份寂寞，但也多了許多自由。盡管他的書房和陳毅、陶鑄、胡喬木、郭沫若、周揚等要人結過緣，也曾給權傾一時的康生吃過閉門羹，但更多的時候，是一個孤老頭子和他的助手在裏麵一個口述，一個抄寫，反反複複，字字斟酌。這就是陳寅恪在盲目臏足的晚年，還能完成《元白詩箋證稿》、《論再生緣》、《柳如是別傳》等煌煌百多萬言著述的一個重要原因。不妨想想，與此同時，北京的多少文人、學者，正忙著學做一些日後連自己都汗顏不已的應景文章呢!
但陳寅恪的生命終究是悲涼的。這一方麵來自他的身世之歎，所謂時運不濟；另一方麵因為他的盲目和臏足，但更重要的，還是因為他在學術上的失落。
陳寅恪，作為湖南省巡撫陳寶箴之孫，“晚清四公子”之一陳三立之子，又娶台灣省巡撫唐景崧之孫女唐筼為妻，其世家遺風可想而知，惜在1898年，陳寅恪8歲時，祖父和父親同被清廷宣告“永不敘用”；1937年，父親又因國家受倭寇之辱，絕食而死。陳寅恪自然會有魯迅先生在《〈呐喊〉自序》中之所歎：“有誰從小康人家而墜入困頓的麼？”再加上自身的盲目和臏足，這不是命運的捉弄是什麼？但最最令他心痛的是：無法在學術上一展雄才。
以陳寅恪之涵養，何至於借陳端生和柳如是來闡述自己的生命感和曆史感呢？說他大才小用，一點都不為過。在正常的學術環境裏，即使陳寅恪已盲目、臏足，但如果配備足夠的助手，由他定選題、出主意，各助手或搜集資料，或實地考察，再寫出幾部像《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之類的扛鼎之作，當不是難題。他在晚年向人表達想寫寫唐代玄奘去印度取經的曆史時，是多麼地有心無力!
多少學問永遠留在了陳寅恪的腦中!而這些，單靠助手黃萱，或程曦，或高守真，或“三個半護士”，又是怎樣地杯水車薪！而且，完稿於1954年的《論再生緣》，在1962年，竟因康生的一句話而使出版胎死腹中，直到1978年，才由上海古籍出版社的《中華文史論叢》分兩期在國內首次刊出全文，此時距陳寅恪去世已有9年；完稿於1964年的《錢柳因緣詩釋證稿》（即《柳如是別傳》），更是在1980年，才得以由蔣天樞編入《陳寅恪文集》出版。
對於一個學者來說，還有什麼比缺乏助手和難以出書更令人心傷的呢？可這些，偏偏讓國學大師陳寅恪全趕上了！
如果說，這是陳寅恪那代知識分子的共同悲涼，那麼，當今天的學者還在抱怨寂寞而不是安於寂寞，當學術著作的難以出版依然讓教授們痛心疾首的時候，我們還有什麼話可說呢？
不是我，是風？
—讀《反思郭沫若》
反思文革中的知識分子，不能不提郭沫若。有人稱，作為一代文化名人，郭沫若的成就和失誤都達到了他同時代中國知識分子的最高程度。成就不好說，他的《青銅時代》、《十批判書》都是文革前的產物，文革中碩果僅存的《李白與杜甫》一書對杜甫的詆毀，今天看來顯然有政治投機的成分；而他的失誤的典型性，則隨著時光的推移顯得越來越突出。
從世俗的意義上講，郭沫若是唯一一個以勝利者的姿態度過文革的知識分子。在許多人被打成右派、關進牛棚的時候，在不少人不堪屈辱、自殺明誌的時候，在更多的人噤若寒蟬、喑啞失語的時候，郭沫若卻不僅穩坐中國科學院院長、中國文聯主席的寶座，而且登上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的高位。盡管他的兩個兒子，一個（郭民英）精神分裂，在軍隊中自殺，另一個（郭世英）被造反派活活打死，但這點衝擊與國家主席劉少奇等老一輩革命家的遭遇相比，也就算幸運的了。
今天的反思者多認為郭沫若的迷誤在於“高處不勝寒”，他把文學和學術當作換取顯赫頭銜和王府大宅的等價物，他是為了仕途才出讓自我，這種觀點不無道理，但最根本的，我認為這仍是一出性格悲劇。關於郭沫若的性格，研究者們多注意到他矛盾、多元（多重性）的一麵，卻較少關注他的前後一貫性。事實上，青年郭沫若的嫖娼狎妓，搞同性戀，酗酒鬧事，自暴自棄，與他晚年的媚上欺下，逢場作戲，善作翻案文章是有某種內在關聯的。毛澤東說自己有一種“猴氣”，與天鬥，與地鬥，與人鬥，其樂無窮；郭沫若則更像一條變色龍（他生於1892年，屬龍），為了永遠居於主流政治立場，他隨時準備改變自己的色彩。一會兒吹捧江青“你奮不顧身地在文化戰線上陷陣衝鋒，使中國舞台充滿了工農兵的英雄形象”，並窮數年之精力寫作《武則天》以獻內廷；一會兒又筆調陡轉，“還有精生白骨，自比則天武後，鐵帚掃而光。篡黨奪權者，一枕黃粱夢”，把江青罵了個狗血噴頭。解放前，上台講話先問黨的負責人：你們需要我講什麼？文革初起時，他率先表態：“拿今天的標準來講，我以前所寫的東西嚴格地說，應該全部把它們燒掉，沒有一點價值。”至於他寫的為數甚繁的對毛澤東肉麻吹捧的詩詞以及“走資派，奮螳臂，鄧小平，妄圖倒退，奈‘翻案不得人心。’”之類應景作品，都與形勢逼迫無關，而完全是邀寵媚上的侍臣伎倆。借用一個舊詞，或許稱郭沫若為“禦用文人”更為恰當。
但我們必須看到，郭沫若畢竟是“五四”精神培養起來的一代知識分子，他在十年浩劫中人格喪失殆盡，並不能說明他是一個沒有性格的人。他在曆史劇《屈原》中借屈原之口表達過這樣一段意思：“在這戰亂的年代，一個人的氣節很要緊。太平時代的人容易做，在和平裏生，在和平裏死，沒有什麼波瀾，沒有什麼曲折。但在大波大瀾的時代，要做成一個人實在不是容易的事。重要的原因也就是每一個人都是貪生怕死。在應該生的時候，隻是糊裏糊塗地生；到了應該死的時候，又不能夠慷慷慨慨地死。一個人就這樣被糟蹋了。”
文革把郭沫若給糟蹋了，把許許多多的知識分子給糟蹋了。但文革也凸現出顧淮、遇羅克、張誌新等一大批鐵骨錚錚的知識分子。從這個角度說，任何人都要對自己的行為負責，不管他處於怎樣一個時代。
我們隻要做一個簡單的比較，就可以看到郭沫若是可以有多項選擇的：他可以像被解職的文化部部長茅盾那樣，以沉默來表示自己對文革的抗議；他可以像陳寅恪那樣固守文化家園，追求“唯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曆千萬祀與天壤而日久，共三光而永光”；至不濟，他也應該守住自己的道德底線。為保護自我拍拍領袖的馬屁也就罷了，卻犯不著在解放前夕以一篇《斥反動文藝》，把桃紅色的沈從文、藍色的朱光潛、黑色的蕭乾整得半輩子受屈辱；犯不著在批胡風、批鄧小平等運動中賣命似地衝鋒陷陣；更犯不著時時處處以政治來強奸學術，以領袖的好惡作為自己學術研究的出發點。
這並非苛求。我們沒有讓郭沫若去學屈原，學老舍，學顧準，我們隻要求他葆有一個知識分子最起碼的獨立精神和自由意誌。或許他希望得到的東西太多了，結果他喪失了最重要的——良知。拉貝萊說：“學術無良知就是靈魂的毀滅”，這話完全適用於郭沫若以及許許多多文革中的知識分子。
郭沫若給我們更深刻的啟示在於：
一、與時俱進並非知識分子的優點。知識分子作為一個社會批評群體，應該和時代保持一定的距離，這樣才能看清各種弊端，不至於被權勢所左右。否則，在亂世如“文革”，“風派”人物最終也會找不著北，被曆史的主流所遺棄；在治世如今天，跟得太緊也容易變成“喇叭筒”而失掉自我。
二、“自由是在不傷害別人時做任何事的權利”（《人權宣言》）。在任何時代，知識分子都應堅守自己的道德底線——不傷害別人。你可以為了保住烏紗而選擇沉默，卻不可以踩著別人的肩膀往上爬。
三、學術與政治永遠是一對對立的範疇。“學術為政治服務”雲雲，最終會導致學術品格的喪失。學術不必指責政治，政治也不必強奸學術，兩者各行其道則皆大歡喜。
死者長已矣。但如果我們不善於從前人身上吸取教訓，誰也無法保證我們會不會在某個類似的時刻重複與前人相同的錯誤。在郭沫若去世二十年後的今天，仍有許多人拿郭氏“機內機外有著兩個太陽”、死後要把骨灰撒在大寨的土地上之類笑柄作為美談，有的反思文章卻往往流於漫罵，我認為這樣的反思是淺層麵的。本文不想告誡什麼，隻希望能讓那些低吟“不是我，是風”的文革經曆者們從內心裏發出這樣的懺悔：
“是我，不是風。”
原載2000年第6期《雜文月刊》
同樣是書生
—讀周一良《畢竟是書生》
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推出的《百年人生叢書》共三本，分別是周一良的《畢竟是書生》，韋君宜的《思痛錄》和吳冠中的《生命的風景》。看完《思痛錄》，我在《文彙報》上寫過一篇《文化的良心》，以表達我對韋君宜女士和所有自覺懺悔自覺反思的知識分子的敬重之情。可是看完《畢竟是書生》，我沉默了很長一段時間。我想看看別人的反應。很遺憾，我沒有看到。為什麼說“畢竟是書生”？書名取自一幅挽聯。1980年，曾為梁效成員的魏建功先生去世，王西征先生的挽聯中有一句“五十年風雲變幻，老友畢竟是書生”， 周先生認為可以用“畢竟是書生”五個字概括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經曆，甚至也可以用來概括自己的一生。
“畢竟是書生”，是一種感喟。說白了，就是曆盡滄桑般地承認書生的名字是弱者。為何有這樣的感喟？因為周先生在“梁效”期間做過點事。而周先生寫作此書的主要目的也就是要澄清這段經曆。其實事情並不大。在儒法鬥爭期間，他寫過一篇《諸葛亮與法家路線》，在“梁效”後期主要從事古典文獻的注釋工作。他當時認為自己的行動是為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服務，還說：“我在梁效期間從未意識到批儒是批周總理，也從未聽遲謝（指遲群和謝靜宜）二人在任何會上暗示過。”他進一步解釋：“其實幾名老教授主要是起裝點門麵以為號召作用，同時供顧問谘詢。”當他寫到“又過了幾年，我被告知不給任何黨政處分，也不入檔案”的時候，我們能感受到周先生欣慰的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