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常常說雜文要雜，提倡學者雜文，讀了南懷瑾的書，其中的道理更是不言而喻了。
良心、血性PK昏庸、腐敗
—評王開林《敢為天下先——湖南人憑什麼縱橫中國》
當年一部《河南人惹誰了》惹起了全國的熱議，如今，王開林又出版了一部同樣為地域文化張幟的著作《敢為天下先——湖南人憑什麼縱橫中國》，想必也會讓很多人議論縱橫。
在中國近現代史上，湖南人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說“半部中國近代史由湘人寫就”不會有什麼疑義。從曾國藩、左宗棠、胡林翼、黃興、蔡鍔、宋教仁、譚嗣同到魏源、陳天華、齊白石，哪一個不是響當當的人物？更不必說毛澤東、劉少奇、彭德懷等當代雄傑了。
在這部集中展示湘人特質的書中，作者撮取了26位較有代表性的人物進行剖析，試圖通過這些個案，讓人們了解到湖南人的蠻、辣、勇、智是怎樣煉成的，體悟到地域文化的共同性（人物性格的共同特點）和多樣性（人物的多重性格）。所以，我們不僅看到曾國藩、左宗棠、黃興、蔡鍔、楊度等眾多熟悉的身影，也看到易順鼎、八指頭陀等一些陌生的麵孔，甚至還有葉德輝這樣的痞子學者。因為本書的主旨在於展示湘人的性格特點，並不在於為人物樹碑立傳，所以作者在刻畫每個人物時，並不是麵麵俱到，而是突出其身上的某一個或幾個特點，從而使全書的主題更為鮮明，讀來饒有興味，而且印象深刻。
捧讀此書，在慨歎湖南人“火辣刀剛不怕死，荊天棘地敢爭先”的性格之餘，我一直在想這樣一個問題：湖南人的這種性格在曆史進程中的推動作用到底有多大？湖南人的良心、血性與晚清、民國政府的昏庸、腐敗PK而落敗的結局，對於當代乃至後世會有怎樣的啟迪？
“良心、血性”是蔡鍔在總結曾國藩、胡林翼二人文治武功時得出的結論。他認為曾、胡二人本為書生，卻可以躋身中外名將的行列，就因為他們有良心和血性，從而使他們身上的可能性發展到絕頂，建立了不朽的功勳。良心和血性當然不止見於這兩位湘人，在蔡鍔、唐群英、易順鼎、八指頭陀等人身上都有相當精彩的展現。比如，蔡鍔作雲南都督時，特別關心民眾疾苦，雲貴兩省的商賈合計著要為他鑄造一座高大威武的銅像，蔡鍔卻將這筆款子用於賑恤兩省的饑民，他說：“彰人之功，不若拯人之命也。”還將自己的薪俸由600元減至60元，以蘇民困。
再比如，1912年8月25日，國民黨成立大會在北京召開，黨綱草案中取消了“男女平權”的條文。中國同盟會第一位女會員唐群英率女界代表據理力爭，向宋教仁、林森發起質詢，兩人以沉默作答，唐群英怒不可遏，衝上前去，二話不說，便左右開弓，當眾打了宋教仁和林森各一記響亮的耳光。
還有，別號哭庵的易順鼎極力追求當時的名伶金玉蘭，以重金賄賂金玉蘭的幹爹許玉田，隻求與美人見上一麵。誰知守身如玉的金玉蘭一聽易順鼎的大名，立刻把他和輕薄之徒聯係在一起，拒絕見麵，讓易順鼎碰了一鼻子灰。後來，年僅26歲的金玉蘭因患白喉去世，時任印鑄局代局長的易順鼎聽說尚未裝殮，堅請撫屍一哭。玉蘭家人再三擋駕，但見他哭得驚天動地，不得已，才答應了他的請求。這易順鼎進入內室，抱著玉蘭的寒屍，大放悲聲，絲毫不減於當年哭母的水平。由於他素日體虛，這一哭之後，竟然染上重病，委頓了很久才痊愈。
敬安和尚篤信佛教，燃頂時，頭上灼了48個香疤，從脖子到腹部還灼了108個香疤，兩臂更是體無完腹。在寧波阿育王寺，他從手臂上割下四五枚銅錢大小的肌肉，置於佛前長明燈的燈油中；接著，又毅然將左手的兩根手指在長明燈上燒斷，這就是“八指頭陀”名稱的由來。這樣的血性實非常人所及！
不錯，正因為有了這樣一份超卓的良心和血性，湖南才可以湧現出曾國藩、左宗棠、彭玉麟、胡林翼等一批中興名臣，使千瘡百孔的晚清王朝在風雨飄搖中多撐持數十年之久；才可以出現那麼多的第一：主張學習西方科技的第一人魏源，出使歐洲的第一人郭嵩燾，為維新變法流血的第一人譚嗣同，留日學生中為正義事業憤然蹈海的第一人陳天華……
人不可能選擇時代，但是人卻可以選擇麵對現實的方式。生逢亂世，是像湖南人一樣葆有一份良心和血性，還是因循守舊、明哲保身，答案是清晰的。
但是，我們也應該看到，這份良心和血性有很大局限性，尤其是當它們遭遇昏庸、腐敗的圍剿之時。下述英才的“非正常死亡”足以說明一切：
光緒11年，左宗棠聽到《中法條約》簽訂的消息，氣憤填膺，連呼：“出隊，出隊，我還要打！這個天下他們久不要，我從南邊打到北邊。我要打，皇帝沒奈何！”因為惡氣攻心，他嘔血數升，猝然而逝。
中法戰事爆發之後，年逾古稀的彭玉麟以兵部尚書銜主持中越邊境的軍事行動，所部大將馮子材等人相繼取得鎮南關大捷和諒山大捷，他正要乘勝收複越南的時候，李鴻章卻見好就收，上演了勝方急於媾和的怪劇。彭玉麟鬱悶之外，又受瘴毒侵襲，從此一病不起。
還有譚嗣同、陳天華，因患胃出血而英年早逝的黃興（42歲），因肺癌、喉結核病逝於日本的蔡鍔（34歲），被竊國大盜袁世凱派人暗殺的國民黨的智囊宋教仁（32歲）……更令人激憤的是八指頭陀的屈辱而死——1912年，出任中華佛教總會首任會長的八指頭陀，眼見在全國各地陸續發生攘奪僧產、毀壞佛像之類的事情，他受湘中宗教界人士的全權委托，到北京與內務部禮俗司司長杜關當麵交涉。在內務部，杜關的態度既強硬又惡劣，說僧產原本得自募化，充公沒什麼不合理的。八指頭陀予以分辯，把杜關駁得無詞以對，這混蛋官員惱羞成怒，詬罵之餘，竟動手抽了大師一記耳光。八指頭陀受此屈辱，當晚胸膈作痛，第二天一大早就圓寂了。可是像杜關這樣的貨色，在某高官的庇護下，居然可以毫發無損，“好官我自為之”。
洋務運動失敗了，維新變法失敗了，辛亥革命的成果被袁世凱竊取了，接下來是軍閥混戰，民不聊生。中國，屈辱的中國，怎樣才能走出一條致勝之路？有識之士在思考、在探索。
湘人章士釗說：“為政在人。人存則政舉。政治為枝葉，人才為根本。”胡林翼說：“凡辦事，首在得人，……地方之事，以十萬兵而不足者，以一二良吏為之而有餘。”合肥人李鴻章更是自負得要命：“中國的文武製度，事事遠在西人之上，獨火器不能及。”
隻有一個人認識到人治、德治的局限，把目光投向了西洋的法治，他就是第一位駐英公使郭嵩燾。他說：“聖人治民以德。德有盛衰，天下隨之以亂。德者，專於己者也，故其責天下常寬。西洋治民以法。法者，人己兼治也。故推其法以繩之諸國，其責望常迫。其法日修，即中國受患也日棘，殆將有窮於自立之勢也。”可惜他的話沒有誰能聽得懂。
沒有法治，再多的良心和血性都將歸於浪費。就像魯迅先生說的那樣：“改革自然常不免於流血，但流血並非等於改革。血的應用，正如金錢一般，吝嗇固然是不行的，浪費也大大地失算。”讀了王開林這部書，如果我們不能透過這些個案，引發對法治、體製等問題的思考，那麼我們的閱讀就等於撿了芝麻，丟了西瓜。
原載《啄木鳥》2008年第6期
不隻是圖一時嘴皮子快活
—評潘多拉雜文
寫北京青年報評論員文章時，他叫潘洪其；寫雜文時叫潘多拉。寫雜文的潘多拉，名氣比寫評論員文章的潘洪其大得多，個中原因不好說。一般人可能會想到評論員文章的官氣對雜文寫作的“腐蝕”作用，而我則看重新聞操練對潘多拉雜文寫作的助推意義。
何以言之？自魯迅先生肈始的現代雜文隊伍中，有相當一批人有新聞、出版等行業的從業背景，當年魯迅、唐弢、夏衍等都做過編輯；後來的鄧拓、林放是名報人；當代的牧惠、邵燕祥、舒展、鄢烈山、朱鐵誌、潘多拉也都是新聞工作者。或許是“近水樓台先得月”吧，他們能比普通人更早地獲取信息，更多地占有資料，更快地做出價值判斷，更全麵地評判是非。讀潘多拉的雜文，我常常佩服他對新聞素材的占有。把潘多拉先後出版的《即席發言》、《英俊的醜角》、《中國魔盒——潘多拉大戰腐敗》、《寧可信其有》、《指名道姓——潘多拉酷評公眾人物》等書中的雜文按時間順序梳理的話，中國十多年來發生的在群眾中有廣泛影響的重大新聞事件幾乎都有涉及。從王海打假到張金柱死得其所，從“焦青天現象”到呂日周的輿論監督，從張藝謀的“幸福時光”到“小燕子”氣死曆史學家，他的酷評涵蓋政治、經濟、法律、教育、國際、文藝等諸多方麵。這除了得益於個人的勤奮，還有就是做評論員所練就的新聞敏感，使得他每臨大事，都想即席發言。對著那些靶子，射出的或是單發或是連發，投出的或是手榴彈或是集束炸彈，總之是不肯輕易漏掉。如果漏掉了，他會於心不忍，會覺得失職。往高裏說，這也是一種職業道德吧。
潘多拉雜文的一個重要特點是激情四溢、雄辯滔滔，讀來痛快淋漓。很多論者都指出他的雜文沒有“口將言而囁嚅”的可憐相，而是口無遮攔，汪洋恣肆。潘多拉有個外號叫“反腐鬥士”，在刺貪刺虐打死老虎時，火力凶猛，所向披靡。這一點不難做到，難的是在針對具體人具體事件時，他依舊能不依不饒，窮追猛打，這是和中國古代“為尊者諱”、“為長者諱”的傳統格格不入的，需要極大的勇氣。他說自己寫東西解決不了任何實實在在的事情，隻是圖一時嘴皮子快活，為了盡可能多地發出一些“真聲音”，給這個世界增添一些自由的思想、活躍的空氣。“圖一時嘴皮子快活”，這也很好，但潘多拉雜文畢竟不是潑婦罵街，不是北京“的哥”的時事侃談。他的筆端固然常含激情，卻也不乏理性。他把普通觀眾對熒屏皇帝劇的癡迷稱之為“精神納稅”；說《實話實說》欄目的一些嘉賓滿嘴官話、套話，並不證明他們是偽君子、兩麵人，因為這些話是他們內心真實的表述，所以也應該算是實話；說“我們這些聰明人很多時候不是不明‘死理兒’，而隻是不願意為了‘認死理兒’而付出高昂的代價。沒有人甘願為了堅持原則付出代價，久而久之，原則也就形同虛設。”從而領悟到一個民族為什麼離原則越來越遠的道理；說“憤怒是一種權利，表達憤怒就應該是一種自由”；還有他對減免農業稅、對新聞立法的呼籲，對高薪養廉的肯定等等，無處不顯示出他的深刻的理性和具前瞻意味的思想鋒芒。
要說潘多拉雜文的缺點，就是他太過善良，有時太過情緒化，常常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比如他說：“別對教育太絕望了，教育再腐敗也腐敗不到哪兒去”；他奉勸各級官員要“好德如好色”，提高道德自律和生而為人的尊嚴感；他對官員“有罪推定”的假想（這不僅不合於現代法理精神，而且絕無操作的可能）等，都是我不敢苟同的。但仔細想想，一個人連缺點都這麼可愛，這個人不是更可愛嗎？
原載《北京日報》2005年10月31日
“唯一律”之外的真聲音
—評《中國當代雜文二百家》
曾經以為在時評的強力擠壓下，雜文已到了苟延殘喘的時候；曾經以為卓有建樹的雜文大家們已經偃旗息鼓，走向仕途或者下海經商去了；曾經以為在“說了白說”的現實窘境下，許多人成了沉默的大多數，放棄了言說，放棄了思想……讀完劉成信、李君、王芳主編的《中國當代雜文二百家》，我如釋重負，如獲新生。
客觀地說，選入該書的大多數作品我是讀過的，但沒有如此係統、如此以史的眼光去閱讀它們。這個選本為我們提供了一個觀照社會進程的獨特視角，我要說，它比詩歌史、小說史、散文史更能集中反映新中國成立60年來社會生活變遷尤其是人們思想解放的全過程。它讓我們看到後魯迅時代，雜文作家們如何以自己的目光觀察社會、關注生活、思考人生。盡管他們思考的廣度、深度、細膩度不盡相同，但他們拒絕平庸、拒絕“唯一律”、追求真相、追求真理的精神是一脈相承的。在這部書中，我們看到有許多文章對封建專製進入了深入的剖析，從廖沫沙的《議論皇帝好》、秦牧的《皇帝癮》、王春瑜的《“萬歲”考》，到邵燕祥的《切不可巴望“好皇帝”》、季羨林《漫談皇帝》，再到李興濂《“站在籠子裏”的美國總統》，我們能清晰地看到作家們的現代意識是怎樣由覺醒而走向深化的；而《談獨立思考》、《容忍與自由》、《唯一律癖》、《犬儒的刺》、《“還我頭來”！》、《“敢怒而又敢言”的自由》、《說真話之四》、《失語》、《“精神保姆”》、《一隻特立獨行的豬》等名篇對獨立思考和言論自由的呼籲，今天讀來，猶感振聾發聵，特別是胡適《容忍與自由》一文的思想價值，遠沒有被人們認識到；還有許多作品揭開假象，回歸常識和理性，如《二狗哲學》、《改寫葉喬波》、《荒謬的苦難美學》、《李逵：淳相的嗜血者》、《我們的孩子如何長大》等作品，揭示了苦難對人性的扭曲，重提人的生命、平等、尊嚴等普適價值；《盛世略編》、《回望農民》、《盛世下的沉思》則對所謂盛世提出了質疑和反思。
本書主編的文體意識，亦值得稱道，於是我們讀到了劉征、蘇中傑等人的非常規雜文，也讀到了一些比較好玩的雜文。這些作品告訴我們，雜文沒有程式，雜文可向寓言、戲劇等許許多多的兄弟文體學習。
不過，以我的目力所及，我覺得餘傑的作品入選太少，而阿敏、童大煥未能入選，是真正的遺珠之憾。
更高的規律
—讀《瓦爾登湖》
徐遲先生在美國作家梭羅的名著《瓦爾登湖》一書的譯序中，提到了盧梭的《一個孤獨的散步者的遐想》，說《瓦爾登湖》也是一個孤獨者的日記。這是對的。這的確是一本寂寞、恬靜、智慧的書，是一本須靜下心來才能讀懂的書。有些人因此把梭羅和“隱士”、和陶淵明連在一起，這卻是一種極大的誤解。真實的梭羅不同於任何一個隱士，和盧梭也有著相當大的距離。
這一點，徐遲先生是交代清楚了的，可惜常為一般讀者所忽略。他說：“決不能把他（梭羅）的獨居湖畔看作是什麼隱士生涯。他是有目的地探索人生，批判人生，振奮人生，闡述人生的更高規律。並不是消極的，他是積極的。並不是逃避人生，他是走向人生，並且就在這中間，他也曾用他自己的獨特方式，投身於當時的政治鬥爭。”
這不是老莊的無為無不為，更不是政治上的以退為進。那是什麼呢？是一種實驗，一種生命的實驗。
這些年來，探討生活方式的書越來越多了，有妙悟人生的，有瀟灑人生的，有閑適人生的，甚至有無聊人生的，而梭羅，則可以稱之為實驗人生。
1845年3月尾，當梭羅帶著一柄借來的斧頭，來到瓦爾登湖畔，建造他的森林小屋的時候，他絕不僅僅是為了尋求大自然的慰藉，更重要的，是要驗證一下作為個體的人能否過一種簡單而真實的生活，這種生活與世俗生活相比，是否具有更高的價值。他的實驗從最基本的衣、食、住、行做起，並且不厭其煩地列舉了房屋的最低造價、種豆的收入和各項支出等一大堆統計數字，結果表明，一年的收支基本平衡，單就種豆一項而言，還略有贏餘。
這個實驗之所以可信，還在於它不是短期的、度假性質的生活，而是實實在在的兩年多的日子。從1845年7月4日住進木屋，至1847年9月6日最後離開，梭羅一個人在瓦爾登湖畔，與禽獸為鄰，與寂寞為友，與春天共眠，與嚴寒抗爭；他津津有味地看螞蟻打架，他暢然會神地傾聽天籟之音，他饒有興趣地探測湖底的形態，他認認真真地記錄湖水的結冰開凍；他勞作，他訪友，他讀書，他深思。就是在這樣的日子裏，梭羅寫下了這本“語語驚人，字字閃光，沁人心肺，動我衷腸”（徐遲語）的《瓦爾登湖》。
這樣的句子俯拾即是。比如，“幾百萬人清醒得足以從事體力勞動；但是100萬人中，隻有一個人才清醒得足以有效地服役於智慧；一億人中，才能有一個人，生活得詩意而神聖。”同樣的環境，同樣以種植為生，梭羅可以悠閑度日，而生活在美港湖畔倍克田莊的約翰?斐爾德卻“繼承了他那愛爾蘭的貧困或者貧困生活，還繼承了亞當的老祖母的泥濘的生活方式，他或是他的後裔在這世界上都不能上升，除非他們的長了蹼的陷在泥沼中的腳，穿上了有翼的靴。”拿同樣多的錢，梭羅能親手建造屬於自己的房子，而斐爾德，卻隻知道把它們悉數交到房主的手中，還要為了茶、咖啡、牛油、牛奶和牛肉等疲於奔命——難怪有人說，“貧困是一種生活方式”。其實，芸芸眾生中那些被房子、車子和票子壓得抬不起頭來的人們，不就是當代的約翰?斐爾德嗎？再想想電影《老井》中那些安土重遷、固守貧困的鄉親們，不也是這類難以上升的人嗎？
比如，“我們說，隻能這樣子生活啊；可是從圓心可以畫出多少條半徑來，而生活方式就有這樣的多。”慣於安分守己的人們，又有誰去嚐試過兩種或者兩種以上的生活方式呢？
比如，“除非青年人立刻進行生活的實踐，他們怎能有更好的方法來學習生活呢？”這樣的話，大約是不可能出自一個隱士之口的。正因為梭羅不是一個隱士，他才會在以兩年多的湖畔生涯驗證了一個人完全可以過一種更有價值的生活之後，坦然離開了瓦爾登湖，重新回到社會中間，開始同樣偉大的實驗——比如著述《消極反抗》，支持黑人領袖約翰?布朗等等；正因為他不是一個隱士，所以在《瓦爾登湖》中，我們看到的是一項項有趣的生命實驗報告，而不是像盧梭在《一個孤獨的散步者的遐想》中那樣，除了對世俗的詛咒，就是“煢煢孑立，形影相吊”的歎息。雖然其散步之五和散步之七與《瓦爾登湖》情調稍近，但純色則不如後者遠矣。還有一個有趣的對比是，梭羅走向瓦爾登湖畔的時候，是28歲；而盧梭孤獨散步的時候，已然是個60多歲的老者了。兩人的心態不同，他們提供的人生坐標當然也就會有所偏倚了。
在做了上述的比較之後，如下結論就不會是無征的了：梭羅的獨處實驗的確取得了極大成功。其實，即使沒有《瓦爾登湖》這本名著傳世，我們也絲毫不能低估他的這次實驗的價值。梭羅的偉大，還在於他沒有自詡他找到的是唯一的或最好的生活方式，他說：“我卻不願意任何人由於任何原因，而采用我的生活方式……我希望世界上的人，越不相同越好；但是我願意每個人都能謹慎地找出並堅持他自己的生活方式，而不要采用他父親的、或母親的，或鄰居的方式。”
“沒有最好，隻有更好。”這樣的通達，才是生命的智慧。那麼所謂“更好”、“更高的規律”是什麼呢？我想應該是——簡單、簡單、再簡單。
這就是梭羅實驗報告的最後結論。如瓦爾登湖水一樣，清澄見底，靈光可愛。
原載《文彙報?筆會》1998年5月12日
存在：虛無抑或不朽？
—米蘭?昆德拉讀解
盡管米蘭?昆德拉一再說：“人們一思索，上帝就發笑”，盡管他在作品中讓他的主人公充滿了盡可能多的語言和行動而不是沉湎於思想，但我們透過這一切放鬆的外表看到的，首先是一雙沉思的眼睛和緊蹙的額頭。這雙眼睛和這副額頭不屬於別人，正是昆德拉自己。
昆德拉說：“無論有意還是無意，每一部小說都要回答這個問題：‘人的存在究竟是什麼？其真意何在？’”
持此觀點並在作品中極力表現的作家不在少數，但像昆德拉這樣做得如此徹底的，屈指可數。他對人的生存形態的拷問，其尖銳度大概隻有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作品中對人物心靈的拷問能與之相比。
讀昆德拉的小說，你會想到一連串的問號，你會感到一種真實的重壓，你會體悟到一股思考的力量。他沒有把我們引向清晰，沒有給我們現成的答案，而是讓我們陷入了困惑，一種勾連起讀者本人生命體驗的實實在在的困惑。
追問，然而沒有答案；沒有答案，也仍然要追問。這是小說的價值所在，也是生命的本義所在。
從《玩笑》到《生活在別處》、《為了告別的聚會》，再到《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和《不朽》，昆德拉一直關照著人的境遇，追問著生存的本義，最後歸結為一個天問：虛無抑或不朽？
生命的荒誕感在他的第一部長篇小說《玩笑》中已表現得淋漓盡致。大學生盧德維克在給女友的一張明信片上寫了三句笑話：“樂觀主義是人民的鴉片！健康氣氛有股愚昧的臭氣！托洛茨基萬歲！”就是這三句話，使他丟了黨籍和學籍，被放逐到礦區去挖煤。15年之後，他偶然遇上當年整治自己的澤曼尼克的妻子海倫娜。他勾引海倫娜，占有海倫娜，藉此確證自己對澤曼尼克的勝利。然而澤曼尼克另有新歡，早已視海倫娜如破鞋。盧德維克又一次被愚弄了！
自《玩笑》開始，在昆德拉的所有作品中，政治與性愛都占了絕對的比重。然而兩者都有一些區別的：政治是外在於人的東西，它裹挾著人走進一個又一個危險的旋渦；而性愛是發自於人本身的東西，用昆德拉的話說，“肉體有永不會錯的直覺”，所以性愛是一個人獲得自我感的最最重要的手段。也就是說：政治使“我”成為“非我”，而性愛則能使“我”找到“真我”。不是嗎？《生活在別處》中的詩人雅羅米爾滿腔熱忱地參加集會，參加五一遊行，辯論，呼口號，寫激情詩，甚至為了維護革命的崇高感，毫不遲疑地告發了女友，使她無辜地身陷囹圄。而他自己，最終也被並不崇高的現實吞沒了。這些很容易讓我們想起“文革”，想起中國的知青。
既然政治是生活中最少真實、最少價值的部分，那麼最多真實、最有價值的是什麼呢？小說中的人物以語言和行動告訴我們，隻有性愛，隻有女人的肉體，她們的大腿、乳房、子宮等等一切可以觸摸到的物質實體。所以昆德拉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中展示了無休無止的性愛，在《為了告別的聚會》、《不朽》中也探討了性愛的多種方式與問題。
至此，我們了解的還隻是表麵的昆德拉。喜愛製造矛盾範疇的昆德拉提出政治與性愛之後，更提出了自由與責任、輕與重、生與死、存在與虛無。在這五部作品中，昆德拉無一例外地寫到了死：《玩笑》中的海倫娜因情場失意自殺未遂；《生活在別處》中的雅羅米爾被情敵毆打後含辱而死；《為了告別的聚會》中護士茹澤娜誤服別人給她的一片毒藥而不明不白地死去；《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中的大學講師弗蘭茨死於毆鬥；《不朽》中的阿格尼絲死於車禍……
昆德拉如此不厭其煩地寫到死，隻有一個目的：強化生之虛無感。他總是很輕易地讓作品中的主人公發生性愛，讓他們為了尋找自我而費盡曲折，然而最後卻更輕易地把死降臨到他們身上。在《不朽》問世之前，可以說虛無感充斥了昆德拉的全部作品。不管你玩過多少女人，深入過多少女人的子宮，到頭來卻都隨著肉體的消失而變得虛無縹緲。直至《不朽》問世，昆德拉才似乎找到了一種自我安慰的說法：在肉體消失之後，一個人的名聲和他的精神還是可以留存下去的。然而這也僅僅限於名人，限於像歌德、魯本斯這樣的詩人和藝術家，至於芸芸眾生呢？
虛無抑或不朽？我是誰？誰是我？昆德拉不停地追問著，滿紙的鉛字變成了無數個問號，鐫刻進現實的天空。這才是真正的昆德拉，不是政治學家和性愛學家的昆德拉，而是哲學家的昆德拉。
原載《博覽群書》1996年第2期
平山的饑餓精神
——讀平山鬱夫《悠悠大河》
平山鬱夫是聞名世界的日本畫家，他的《廣島生變圖》、《佛教傳來》、《大唐西域壁畫》等繪畫名作對中國觀眾來說絕不陌生，但一般人對他早年曾有過的“窮困潦倒”往往所知甚少。
讀平山鬱夫自傳體作品《悠悠大河》，知道平山鬱夫作為1945年8月6日廣島原子彈爆炸的親曆者，曾備受原子彈後遺症的煎熬。自東京美術學校畢業後，留校擔任助教，在睦莊一間隻有十二三平米的廉租房內一住就是十年，這裏既沒有煤氣也沒有自來水，隻有水井，還是三十多家合用兩口水井。其間，兩個孩子先後出世，平山鬱夫過起了東家借醬西家借米的生活。正是在這段困窘的歲月，他創作完成了《佛教傳來》、《入涅槃幻想》、《受胎靈夢》等奠定其日後繪畫地位的作品。
後來，他由助教、副教授到教授，由係主任到校長。為了最有效地利用有限的時間，他決定不喝酒，戒掉這個一向的嗜好。在他看來，戒酒也是一種饑餓精神，是與年輕時不同的一種饑餓精神。他說：“饑餓精神，並非年輕時或無名時的專利。反而是不愁吃穿時，如何開創更高的境界，至關重要，這也是一個人的人生觀、價值觀和哲學。”他結合自己的藝術實踐，得出這樣的人生經驗：“不要忘記不斷提升自己，即使得到一定地位，仍要自討苦吃，吃與年輕時不同的苦，不能在眼前的立場和地位上安心立命。”
物質上的窮困往往能夠激發人的鬥誌，所謂“窮則思變”，所謂“詩窮而後工”，講的就是這個道理；可是當物質生活富足之後，人就容易產生精神優越感，失去奮鬥的目標。平山鬱夫以他的經曆告訴人們，物質富足之後，人的精神應該有更高層次的追求。正是在這種“饑餓精神”的激勵下，他沿著當年玄奘取經的足跡，先後踏察絲綢之路70多次，行程80多萬公裏，相當於繞地球20多圈，曆時20年，最終為奈良藥師寺的玄奘三藏院創作完成了其繪畫巔峰之作《大唐西域壁畫》。
如果說，年輕時因物質上的貧困而激發出的“饑餓精神”更接近於本能的話，那麼一個人在功成名就之後仍能保持一種“饑餓精神”，保持一種昂揚向上的鬥誌，則體現出一個人的超越意誌和自我實現的需要，是比第一種“饑餓精神”更高等級的精神境界。從這個角度來說，大師與常人的區別往往就在這第二種“饑餓精神”上。世界首富比爾?蓋茨宣布把580億美元的財產全數捐給自己名下的慈善基金會，一分一毫都不留給子女。他說：“我們決定不會把財產分給我們的子女。我們希望以最能夠產生正麵影響的方法回饋社會。”蓋茨裸捐的故事對那些“窮得隻剩下錢了”和“富不過三代”的國人會不會有所啟迪呢？一代乒乓名將鄧亞萍在獲得4枚奧運會金牌，14次獲得世界冠軍頭銜之後，毅然決定到清華大學、英國劍橋大學和諾丁漢大學進修學習，獲得英語專業學士學位和中國當代研究專業的碩士學位，在國際奧委會兩個委員會擔任職務，並出任北京奧組委奧運村部副部長。她的成功轉型不正是第二種“饑餓精神”的實踐嗎？
我們這個民族是最習慣於“吃苦教育”的民族，因為今天三四十歲以上的很多人都有過餓肚子的經曆。但如果你總拿當年餓肚子的經曆教育蜜水中泡大的孩子，往往是“言者諄諄，聽者藐藐”，達不到預期的效果。既然如此，我們就不如轉換一下思路，以第二種“饑餓精神”激勵今天的孩子，讓他們吃與我們當年不同的苦，以一種更加健康、更加積極向上的心態麵對來自生活的挑戰，在超越中實現自我，完善自我。或許這樣的饑餓教育更能說到孩子們的心坎上吧？
平山鬱夫說：“發現生的喜悅和樂趣，是創造的世界。人僅僅有錢和物無法滿足，這一點在今天的時代更能得到確證。”在物質富足之後，人仍然要有一種“饑餓精神”，平山的藝術實踐為我們樹立了學習的榜樣。
原載《解放日報》2008年9月29日
居裏夫人的清貧與富有
—讀《居裏夫人傳》
歌德有句名言：“永恒之女性，引導我們飛升。”世上這樣的女性不多，聖女貞德、撒切爾夫人、法拉奇等均可入選，還有一個不可遺忘的偉大女性就是居裏夫人。
愛因斯坦在評價她的一生時，說的最多的不是她的科學成就，而是她的道德。他說：“第一流人物對於時代的曆史進程的意義，在道德方麵，也許比單純的才智成就還要大。即使是後者，它們取決於品格的程度，也遠遠超過通常所認為的那樣。……居裏夫人的品德力量和熱忱，哪怕隻有一小部分存在於歐洲的知識分子中間，歐洲就會麵臨一個光明的未來。”
有誰知道，這位於1903和1911年兩度獲得諾貝爾獎的偉大女性，這位名字和鐳緊密相聯的波蘭籍科學家，會無償地把她和丈夫皮埃爾?居裏曆盡千辛萬苦才發現的研究成果公之於世。她自己的實驗室裏隻有一克鐳，美國卻有50克鐳。
1920年5月的一天，美國著名女記者、雜誌主編麥隆內夫人在采訪居裏夫人時問她：“法國有多少克鐳呢？”
“隻有一克多一點點，都在我的實驗室中。”
“夫人您隻有一克鐳？”
“我？不，我一點都沒有，這一克鐳屬於我們的實驗室所有。”
麥隆內夫人於是勸居裏夫人應該擁有鐳生產的專利權（當時一克鐳的市場價格是10萬美元），僅靠這一項收入，她就可以成為百萬富翁。可是居裏夫人淡淡地說：“我們拒絕任何專利。我們的目的是促進科學發展，鐳的發現不應該隻是為了增加任何個人的財富。它是一種天然的元素，應該屬於整個人類。”
居裏夫人的無私感動了麥隆內夫人，她回國後在美國婦女中發起募捐，用捐款購買了一克鐳贈予居裏夫人，證書上寫著她有任意使用這一克鐳的權利。居裏夫人看過證書後，說：“這不應該是送給我個人的禮物，而應該是送給科學的。我現在身體很不好，隨時都有可能死去。如果我去世了，這克鐳就成了我個人的私有財產，而且將由我的兩個女兒分享。我認為這樣就褻瀆了贈送這一克鐳的崇高目的。這一克鐳隻能永遠獻給科學。”她堅持讓律師重新起草文件，聲明如果自己去世，這一克鐳轉給巴黎鐳研究所，由居裏實驗室管理和使用。
在後來的日子裏，每當居裏夫人感到經濟拮據無法繼續研究時，她就會思考一個根本的問題：一個科學家對自己的發現到底應該采取什麼態度？她思考的結果是：人類的確需要注重自己實際利益的人，他們努力工作，謀取自身的利益，而且與人類普遍利益不相違背；但是，人類也不可缺少具有理想主義的人，他們追求大公無私的崇高境界，毫無自私自利之心，無暇顧及本身的物質利益。這些理想主義者因為無意追求物質享受，因此也沒有物質享受的可能。她對自己的清貧生活無怨無悔。
居裏夫人的偉大還在於，在政府沒有下達任何指令的情況下，她積極主動地參加了一戰期間的救護工作——為軍事醫院組織X射線檢查和醫療隊。當年，她冒著生命危險，駕駛著自己改裝的有X射線拍照設備的汽車，在戰場上日夜奔波，總共創建和改造了200多處X射線醫療站，裝備了20輛流動X射線醫療車，以供軍隊急需。為了讓更多的人學會這門技術，居裏夫人培訓了150多名婦女，使她們成為優秀的X射線照相技師。居裏夫人還發明了用鐳射氣治療傷員，因為沒有助手，所有鐳射氣玻璃管都由她親自製作，手續極為精細。用這種方法治愈的傷員和平民百姓不計其數。
居裏夫人為別人、為社會貢獻了很多，可是她自己一直過著簡樸的生活——住在有點寒酸的房子裏，因為錢都用於購買實驗室的設備了；女兒出生後，雖然請過一個女傭，但居裏夫人仍親自為女兒縫製衣服、洗衣服。她的兩個女兒沒有能從母親這裏繼承財富，可是她們卻從小就接受了良好的美育、體育訓練，更從母親身上學到了堅強的毅力和勇於奉獻的精神。這就是為什麼多少年之後，居裏夫人的大女兒、女婿雙雙獲得諾貝爾化學獎，她的二女婿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的原因所在吧。
用世俗的眼光看居裏夫人，她很傻很清貧，可是她精神上的富有，世間有幾人可及？對比時下國內不少大款，自己花天酒地，孩子錦衣玉食，縱然享受快樂一輩子，到頭來煙消雲散，就跟沒有到過這個世界一樣。兩相比較，智愚高下自有分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