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啊，畢竟是書生，所以很容易被人利用，要是政治家就好了——但政治家就不會被利用嗎？周先生發出這樣的感歎，是在他失寵的時候；而當他春風得意的時候，何曾說過“畢竟是書生”呢？
有人在感歎自己的書生身分，可是也有人一直以自己的書生身分而自豪。他就是鄧拓。毛澤東對鄧拓有兩個評價，一個是“書生辦報”，一個是“死人辦報”，意思大同小異，都是說鄧拓不聽自己的話，不會來事兒。早在1956、1957年，毛澤東與劉少奇、周恩來在關於國家經濟建設的諸多問題上有過嚴重分歧。劉少奇同誌要求《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既不要左傾盲動，也不要右傾保守。當然，按照劉少奇同誌的意思，主要以反冒進為主。鄧拓知道毛主席是不同意發表這樣的文章的，所以夾在中間很為難。社論大樣送到毛主席那裏，毛主席批了一句：我不看了！意思很明顯，就是不同意社論的觀點。麵對毛主席退回來的社論大樣，鄧拓陷入苦思冥想。發了吧，毛主席不同意；不發吧，劉少奇和周總理那邊又無法交待。而鄧拓本人也同意社論的觀點，想來想去最後還是決定發表這篇社論。可是鄧拓畢竟還是書生氣十足，原來社論是4號字，他改成了5號字，想著字小一點可以避免特別醒目，結果當然是無濟於事。毛澤東對鄧拓很不滿意，就批評他是“書生辦報”。
現在再回過頭去看這段曆史，誰是誰非就已經看得很清楚了。真理顯然是站在書生一邊，而不是在政治家那邊。鄧拓有一枚圖章，“書生習氣不可無”。這樣的信仰，令今天的我們仍然唏噓不已。
曾幾何時，為什麼人們一提書生，就會聯想到“軟弱”、“迂腐”等字眼？為什麼在今天仍有“百無一用是書生”這樣的提法？因為從世俗的意義上講，書生一無權，二無錢，隻有一點虛名而已，而這點虛名，在當權者看來，也是由他們控製的媒體賜予的。不過他們忽略了一點，那就是陳寅恪先生一直標榜而很容易被當權者甚至是文人自身所輕視的——“自由的意誌與獨立的精神”，這，才是書生所特有的東西。所以一方麵魯迅先生指出：“我覺得文人的性質，是頗不好的，因為他智識思想都較為複雜，而且處在可以東倒西歪的地位，所以堅定的人是不多的。”陳寅恪先生也說，“弦箭文章幾時休，權門奔走喘吳牛。自由共道文人筆，最是文人不自由”。但另一方麵，毛澤東評價魯迅沒有絲毫的奴顏和媚骨，是中國的脊梁；陳寅恪先生有詩：“天賦迂儒自聖狂，讀書不肯為人忙。平生所學寧堪贈，獨此區區是秘方。”這樣一對比，書生的高下尊卑就顯現出來了。
同樣是書生，在大是大非麵前卻有兩種迥乎不同的選擇，原因很簡單，陳寅恪先生所謂“自由的意誌與獨立的精神”用的是現代語彙，用我們古人的話說，就是看你胸中是否有那麼一點浩然氣。有沒有那麼一點浩然氣，就決定了是感歎“畢竟是書生”，還是固守“書生習氣不可無”。陳寅恪先生當年認定周一良教授有“曲學阿世”之嫌，可能原因就在於此吧。
書生不是借口，書生不是遁詞。我們應該還書生以清白。
原載《雜文月刊》2000年第9期，入選《世紀末雜文200篇》
文化的良心
——關於《不合時宜的思想》與《思痛錄》
案頭放著兩本書，一本是高爾基的《不合時宜的思想》，一本是韋君宜的《思痛錄》。前者被認為是一部未被閹割的閃耀著人道主義光輝的作品，後者被稱為繼巴金《真話集》之後又一本說真話的書。除了真實，這兩本書還有一個共同的主題：革命。當然，革命與革命不同，前者是兩個政權更迭期間發生的暴力革命，後者是一個政權內部發生的從肉體到靈魂的革命。人們習慣上以為一個政權推翻另一個政權的革命才會驚心動魄，然而，中國的“文革”糾正了人們的這一思維偏頗。
先說高爾基眼中的“革命”。《不合時宜的思想》的副標題：關於革命與文化的思考。1917—1918年，高爾基作為《新生活報》的撰稿人，對發生在十月革命前後俄國社會的動蕩作出了及時的反應，留下了今天我們看到的這80篇言論，平均每月5篇。這些言論，體現了高爾基對暴力、戰爭、政治、革命、文化、自由等諸多問題的人道主義的思考。今天看來，他的一些觀點不無偏頗，比如他對於政治的狹隘理解，對於革命的負麵效應的片麵誇大，對於革命與文化的二元對立等等問題的看法，與曆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還有很大的距離。即使是他標舉的科學、藝術、文化、理性、美、愛、關心等概念，仍帶有濃重的人性論色彩。他的言論的主題是“革命”，但中心詞卻是“文化”，“革命”是作為“文化”的對立麵出現的。他之所以反對革命，就是因為革命毀滅了文化，並把作為文化載體的知識分子當成了廉價的炮灰。在這裏，我們要指出，高爾基畢竟是一個作家而非職業革命家，他不可能看到十月革命與以往一切革命的根本區別。列寧在1918年8月20日《致美國工人的信》中曾對此作過透辟的闡述：“即使我們每有一百個正確行動就有一萬個錯誤，我們的革命仍然會是而且在世界曆史麵前一定會是偉大的，不可戰勝的，因為這不是少數人，由富人，由有教養的人，而是第一次由真正的群眾，由廣大的大多數勞動者自己來建設新生活，用自己的經驗來解決社會主義組織的最困難的問題。”
盡管作為人性論者的高爾基有著這樣那樣的偏頗，但這並不妨礙我們從這本書中發現許多具有永恒價值的真理，而且客觀地講，這類真理在今天聽來仍振聾發聵。比如，他的對於言論自由的強調，對於文化救國的見解等。他說：
“在我們羅斯（俄羅斯的古稱），關於文化應當無休止地講，永遠無休止地講。”
“哪裏的政治太多，哪裏就沒有文化的位置。”
“文化工作要高於政治工作。”
“就像科學是世界的頭腦一樣，藝術是世界的心。……任何東西都不能像藝術和科學的影響一樣，如此柔和而迅速地使人的靈魂變得正直。”
“唯一能夠解放人並把人變得崇高的革命應當在人的內心進行，隻有通過使人消除陳腐思想的黴斑和灰塵的途徑，才能完成這一革命。”
高爾基的可貴之處不僅在於他掌握這些真理，而且更重要的，他是作為一個社會批判者的形象出現的，而這，正符合西方對知識分子的角色定位。他說：“不管政權在誰的手中，我都保留我的批判地對待它的人的權利。”從這個意義來說，《不合時宜的思想》被稱為知識分子的良心、社會的良心、文化的良心，並不為過。
再看韋君宜所描寫的“革命”。與高爾基的當下思考不同，《思痛錄》是在多年之後對曆次革命的追憶。它更重史實，較少評議，但字裏行間浸透了她對革命與文化的焦慮。她寫了許多文人的不幸遭遇，寫了作為農民和政治家的陳永貴的尷尬，寫了軍代表進駐出版社之後的種種劣行。她要告訴人們，這些革命的本質都是對文化的戕害。名為文化大革命，實為反文化的大革命、沒有文化的大革命。十月革命對文化的局部破壞，與中國的文革比起來，隻能是小巫見大巫了。
因為是兩種不同類型的革命，所以韋君宜比高爾基便多了一分情感：懺悔。在經過一次次整人、被人整的“革命”之後，一個人能有真誠的懺悔並不容易，而要做到大徹大悟更是難上加難。作家牧惠的一段回憶可以佐證這一點。他與韋君宜的第一次見麵是在1981年中宣部召集的一個會議上。當時圍繞白樺的《苦戀》該不該批發生了激烈的爭論。韋君宜做了這樣的表態，她說：“在公共汽車上，人們說，是不是姚文元放出來了。”
人們往往會有一種誤解，以為在文革這樣慘痛的經曆之後，人們也許會變得清醒一些，其實不然。文革過後，我們分明看到，除有的人大徹大悟外，有的學會了明哲保身，有的變得噤若寒蟬，有的更加善於見風使舵。所以1981年的韋君宜有這樣的文化良心，其實是非常難得的。
談了這麼多“文化”，有人會說，康生、“四人幫”等也算是文化人，但整起人來，不是比誰都野蠻、都沒有文化味嗎？道理很簡單，因為他們沒有良心。有文化的不一定有良心，有良心的不一定有文化。既有文化，又有良心，像高爾基、韋君宜這樣的人，才是我們最需要的。
原載《文彙報》1998年11月5日，《雜文選刊》1999年第1期轉載
可貴是書生
—讀袁鷹《兩棲人語》劄記
一
兩棲者，編輯兼作家之謂也。用在袁鷹身上，再合適不過。但他至今認為自己是業餘作者，這與他一貫謙虛的品德是一致的。反映在這本書中，我們注意到，名為《兩棲人語》，實際所展現的更多的是他做編輯的一麵，而作為作家的袁鷹，表露不多。
作為編輯，就免不了和方方麵麵的領導以及作家們打交道。袁鷹從1945年12月進入報界，先後在上海的《世界晨報》、《聯合晚報》、《解放日報》供職，1953年初調到《人民日報》，直到1986年底退休，前後達40年。他寫了領袖人物毛澤東、陳毅在人民日報副刊發表詩作的背景；寫了他身曆的幾位領導兼師長姚蘇鳳、陳翰伯、魏克明、胡喬木、鄧拓；寫了人民日報文藝部的三位主任林淡秋、袁水拍、陳笑雨；還寫了他與著名作家夏衍、冰心、巴金等人的交往。這些文章，從編輯的角度著眼，從小事寫起，比如，寫陳毅的不忘欠債、稿酬隻要一家、篇幅由編輯部定，寫胡喬木、鄧拓的才學品行和精通業務，寫郭沫若、茅盾、葉聖陶等人的字跡工整，寫茅盾、夏衍、冰心如何用新聞稿的背麵或普通稿紙寫作等等，意在展示他們耀眼的人性光輝和獨特的人格魅力。
古人說：“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則與之化矣；與惡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亦與之化矣。”每一個人的成長，都離不開前輩的熏陶和滋養，尤其是在他成長的初期，長者的一句話、一件小事，就有可能直接影響他整個的生命軌跡和人格構成。袁鷹有幸，得以結識這麼多的才俊之士——他們身上有一個共同點：正直、善良，有思想涵養，有書生意氣；但另一方麵，同樣有幸和這些先輩打過交道的，不少人並沒有從他們身上學到什麼，有些人甚至是交道隻管打，假、惡、醜照舊做，看來問題的關鍵還是在於個人的造化和修煉，在於他是否也是一個“臭味相投”的書生。
二
幾年前，在人民日報文藝部舉辦的一次春節茶會上，作為老領導的袁鷹講了幾句話，大意是說，人民日報副刊是反映中國政治的晴雨表。當時雖有所感，但體會不深。看完《兩棲人語》，對這句話的蘊涵才有了切實的感受。
這本書中，有相當的篇幅是談論雜文和雜文家的命運的。那是一段知識分子的傷心史。先是1957年的“丁酉之難”，雜文界受到牽連的就有徐懋庸、宋雲彬、秦似、曾彥修、平心、舒蕪、陳夢家、吳祖光、李長路、徐淦、唐達成、文懷沙、鮑昌、藍翎、邵燕祥、鄧友梅、焦勇夫、沈同衡、丁聰等一二十位，這些是在人民日報副刊發表過作品的。從全國範圍看，就難以數計了。其後，1962年５月到12月，夏衍、吳晗、廖沫沙、孟超、唐弢在人民日報開辦《長短錄》專欄，結果在文革初期，這些人都被打成“反黨分子”，吳晗和孟超兩位遭迫害至死。袁鷹先生不隻一次地追問：他們反黨嗎？黨報的雜文到底應該怎麼寫？他思考的結果是：“大家沉醉於虛假的、誇大的成就，閉眼不看民間疾苦，閉口不談國家艱難，養成一片頌揚捧場之聲，渲染一種歌舞升平的氣氛，那才真是危險不過的事。雜文寫成那樣，就是說假話，不負責任；報紙辦成那樣，作為黨的耳目、人民的喉舌，那不就是嚴重的失職嗎？”
當然不僅是雜文，整個黨報副刊，乃至整個黨報的宣傳，都不可避免地要碰到一個“度”的問題。多少年報海沉浮，多少次世事滄桑之後，袁鷹先生指出：“所謂‘禁令’雲雲，有的也是自禁自律，自己給自己設下一個框框，不敢越雷池一步。真的大膽往前邁一步，也未必就會怎麼樣。禁區是人設置的，也是人突破的。”這樣的經驗之談，對於那些不是把主要的精力用在辦報上，而是用在琢磨領導的意圖，考慮領導的好惡，怕這怕那的新聞主管來說，會不會有所啟迪呢？
三
曾幾何時，“書生辦報”與“政治家辦報”竟成了一對對立的語彙。現在想來，如果胡喬木、範長江、鄧拓等人都隻能算書生而隻有張春橋、姚文元這樣的人才算是政治家的話，那麼群眾寧願讓“書生辦報”而不歡迎“政治家辦報”，因為這樣的政治家不過是政客和黨棍而已。書生何罪？以最低標準——書呆子來說，他們不會逢迎拍馬，不會落井下石，不會幹任何對不起人民的行徑，更何況像胡喬木、鄧拓這樣有較高的政治覺悟和理論修養的書生，他們隻會對人民有功，對社會有利。
談到鄧拓，袁鷹寫道：“鄧拓首先是革命戰士，然後才是詩人。”談到諷刺詩作者易和元（曾島）時，袁鷹做了這樣的評價：“易和元首先是一位老共產黨員，一位投身革命多年的新聞工作者，然後才是一位諷刺詩人。”讀《兩棲人語》，我覺得這些話也完全適用於袁鷹。他首先是一位對黨懷有無限忠誠的老共產黨員，一位兢兢業業的新聞工作者，然後才是一位作家。盡管他和許多同時代作家一樣，在共和國的非常時期，飽嚐了屈辱和磨難，但他“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時刻把自己的命運與整個民族、整個國家的命運結合在一起，這才是一種真正共產黨員的情懷，一種難能可貴的書生意氣。
文章的最後，我不得不遺憾地指出，這麼一本16萬字的書，竟出現錯字、漏字、顛倒等錯100餘處，我看這套“紅嫁衣文叢”的責編和校對真該向當年的“做嫁者”袁鷹諸先生學點“技術”，學點“心術”了。
1999年1月26日
那一代人的幸與不幸
—讀袁鷹《風雲側記：我在人民日報副刊的歲月》
袁鷹的名字是和《井岡翠竹》一起深深印入腦海的。沒承想多少年之後，我參加工作走進人民日報文藝部，在部裏的新年茶話會上，來了一位胖胖的、和藹的仁厚長者，同事們紛紛起立，叫他“老田”，老田微笑著與眾人一一握手，其情融融，其意殷殷，讓我有如沐春風之感。老人坐下後，同事告訴我：這就是袁鷹，他的本名是田鍾洛，報社同仁便都叫他老田，做過多年的文藝部主任。
著名作家袁鷹和文藝部主任老田，到這時才重疊在一起，讓我第一次感覺到原來自己的身邊就有名人。
後來接觸多了，他的人格魅力——正直、寬厚、豁達、勤奮、敢講真話、樂善好施等一點點散發出來，感染著我的心靈，也算是彌補了未能與老人共事的些許缺憾。
幾年前，袁鷹先生的《兩棲人語》出版後，蒙他見贈，對他的報人生涯略有了解；及至這次讀《風雲側記——我在人民日報副刊的歲月》，算是較為全麵地認識了這位前輩在報社三十年間經曆的風風雨雨，了解了他們那一代人的幸與不幸。
袁鷹先生從1953年初入人民日報文藝部，到1986年底離休，其間30多年，正是新中國成立以來風起雲湧、波瀾壯闊的一段曆史，具體到意識形態，具體到文藝界，說那時的人民日報文藝部處於風口浪尖、漩渦中心，並不為過。從1951年批電影《武訓傳》，1954年關於《紅樓夢研究》的批判、批胡風，1957年雜文界的“丁酉之難”、大躍進，1962年雜文欄目《長短錄》的夭折，到十年浩劫，天安門事件，新時期思想大解放，波譎雲詭，風雷激蕩，可以說從未消停過，而很多批判是由《人民日報》打響第一炮的。袁鷹先生作為曆史見證人，認為自己能親曆世紀的種種狂風驟雨，烈火嚴霜，月暗花明，天崩地裂，是一種幸運，一種機緣。西方人稱新聞是時代的了望哨，從這個角度來說，站在時代的風口浪尖、漩渦中心，對於一個渴望平淡生活的普通人可能是不幸的，但對於一個新聞從業人員則是大幸。
袁鷹先生的幸還在於他長期作為黨報副刊的一名負責人，得以有較多的機會經手發表黨和國家領導人毛澤東、董必武、陳毅、葉劍英等人的詩，而且注意到這些革命前輩的詩詞手稿，從不用打字稿、秘書抄錄或複印件，一律都是親筆手書，直接寄到編輯部，很少寄給個人，將自己看作普通投稿者一樣，並無特殊之處；有幸與文化官員周揚、胡喬木有近距離的接觸；有緣和冰心、夏衍、趙樸初等文化老人時相過從，感知他們的人品、文品；更有幸結識鄧拓、林淡秋、袁水拍、陳笑雨等一批有書生氣質和文人風采的上司，領略他們的人格魅力；同樣有幸在撥亂反正期間組織撰寫、編發了大量反對極“左”路線的文藝評論和副刊文章，為新時期的思想解放貢獻了自己的一份力量。尤其是經他發表的幾篇“問題稿件”，如樂秀良《日記何罪？》（1979、8、4），有名的“趙丹遺言”《管得太具體，文藝沒希望》（1980、10、8）和紹興五中老師章玉安的詩《假如他還活著》（1980、10、20），在今天讀來，猶覺振聾發聵，讓人不由佩服他當年的魄力與膽識。
作為一位過來人，袁鷹先生的這些回憶文字中，多了一份澹定，少了一些抱怨；多了一份反思，少了一些激憤；多了一份懺悔，少了一些辨白。這是穿透曆史風雲的文字，是穿透個人恩怨的文字，但是透過這些澹定的文字，我更深地讀懂了當年的隱隱風雷，讀懂了那一代人的不幸。
首先，撇開十年浩劫不談，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文藝戰線上刀光劍影，寒氣逼人，一個小小的文藝問題動輒上綱上線，或把人打成反革命，使文藝界成為意識形態領域的重災區，嚇得眾人噤若寒蟬，文藝園地日見荒蕪。從批《武訓傳》開始，運動一個接著一個，文藝界人士普遍感到腦袋上頂著一顆雷，不可能放開手腳，進行真正意義上的文藝創作。
其次，如此過度重視文藝的輿論氛圍，造成了“歌德”文字盛行，說真話倒黴的現實。這部書中，牽涉到雜文的篇章占了不小的比例，從胡喬木、夏衍等人強調雜文是副刊的靈魂，到1957年的“丁酉之難”，1962年雜文欄目《長短錄》的夭折，一直到趙丹的遺言，我們發現由魯迅先生開創的現代雜文盡管一直被奉為經典，但真正的魯迅風雜文帶給作者、編者的隻有災難。不僅一大批雜文作者，像鄧拓、巴人、吳祖光、邵燕祥等先後罹難，編雜文的陳笑雨、袁鷹等人也備嚐苦果，陳笑雨竟至自溺身亡。事過多年，袁鷹先生痛定思痛，剴切陳辭：“說長道短，本來就應該是輿論的天職，是輿論為社會、為國家、為廣大讀者應盡的責任。”“如果從上到下，大家沉醉於虛假誇大的成就，閉眼不看民生疾苦，閉口不談國家艱難，養成一片頌揚捧場之聲，滿足於鶯歌燕舞的升平氣氛，那才真是危險不過的事。雜文寫成那樣，就是說假話，不負責任；報紙辦成那樣，作為黨的耳目、人民的喉舌，那不就是嚴重的失職嗎？”袁鷹先生問得好，可是他趕上了那樣一個不敢說真話的時代，正是他們那一代人的最大不幸。
人是不可能選擇時代的，時代可遇而不可求，這是人的命；但生在一個時代，不管它好也罷歹也罷，人是有主觀能動性的，可以靠自己的努力去影響、改變周圍的人、周圍的環境，這是人的運。袁鷹先生趕上那樣一個幸或不幸的時代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不管做弄潮兒還是吹鼓手，都堅持了自己的書生意氣和文人品格，為周圍的人營造了一個相對寬鬆的小環境，就憑這一點，他有理由贏得我等晚輩更多的敬重，也值得每一個大大小小的文化官員深長思之。
（《風雲側記：我在人民日報副刊的歲月》，袁鷹著，中國檔案出版社2006年10月版。）
原載《中華讀書報》2006年11月15日
胡耀邦的常識理性
—讀滿妹《思念依然無盡》
讀滿妹的《思念依然無盡》，不禁被胡耀邦崇高的人格魅力所吸引。他勤奮好學、開拓創新、嘔心瀝血、清正廉潔的形象已然讓人感動，而他在非理性年代所葆有的常識理性，更煥發出一種耀眼的光輝，燭照讀者的心靈。
1965年1月29日，時任中共西北局第三書記兼陝西省委第一書記的胡耀邦在陝西省和西安市文藝工作者大會上講話，指出要把道路問題和生活作風問題區別開來，他順手拿起講台上的有個缺口的茶杯，說：“缺點，缺點，隻是缺了這麼一點。這個茶杯還可以用嘛！我們不能因為缺了一點，就把它扔了。”他的意思是說，對待一個文藝工作者，要善於用其長，而不是老盯著人家身上的缺點不放。隻有這樣，才能最大限度地釋放他們的創作能量。
1966年初夏，《北京日報》發表一篇社論，題目是《遊泳也要突出政治》，胡耀邦聽後，嘿嘿一笑，幽默地說：“遊泳突出什麼政治！遊泳應該突出鼻子，不然就會嗆水。”他主持中科院工作期間，有一次去古脊椎研究所檢查工作，聽說研究室裏的化石保管不善，便說：“搞古脊椎的，化石破壞了，你們還研究誰去？你們這個所，要高舉骨頭前進！”在一個事事突出政治的年代，他說要“突出鼻子”；在一個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旗幟前進的年代，他卻提要“高舉骨頭前進”，這些口號不是他故做驚人語，更不是說他不懂政治，而隻能說明他更尊重科學。
時任中組部部長的胡耀邦在解決右派問題上是非分明，當改正的右派突破五十萬人時，有人慌了，說：“這樣改，太多了！”胡耀邦回答說：“當年狠抓右派的時候，為什麼就不嫌多！”1984年底，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他在重慶一名幹部來信上批示：“在處理具體問題時，不要糾纏極度細微的小節，似乎被落實政策的人占了什麼便宜。其實，人家受了多年委屈，吃了多年的苦頭，怎麼會有便宜占呢？”胡耀邦在這些問題上的果決勇敢，一方麵可能與他本人在文革期間受到迫害的親身經曆有關，另一方麵，也說明他處處替別人著想，有拯萬民於水火的惻隱之心。
1986年4月，他在河北省易縣向各級領導幹部談話時指出，我們的一切政策都要從實際出發，並風趣地說：“新鮮經驗隻能夠在實踐中產生，不可能在中南海產生。中南海能產生什麼呢？中南海隻能產生魚，魚不是什麼新鮮經驗嘛！”
胡耀邦還有很多常識理性，比如，以“兩個不管”對“兩個凡是”，推動真理問題的大討論，提出“理論問題要勇敢”、“改革困難，不改革就更困難”等等，在今天看來，也許覺得隻不過是常識理性而已，可是在“左”的流毒根深蒂固的時候，在習慣保守勢力占據主導地位的時候，這些提法則需要很大的理論勇氣，不僅冒著掉烏紗的風險，而且可能是生命的代價。一個人如果不是發瘋，他多多少少總應該有一些常識理性的，聽到“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階級鬥爭，一抓就靈”這些口號，就應該知道它們不僅不符合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而且在現實中也行不通。一畝地能產上萬斤、十幾萬斤糧食，一個人能餓著肚子鬧革命嗎？可是為什麼就有人信，就有人奉若神明？原因在於“個人崇拜”盛行，說真話遭殃。隻有一個腦子在思考的民族是可怕的——當這個腦子健全的時候，什麼都好說；一旦這個腦子出了毛病，那麼全民族都要跟著瘋狂。可貴的是，在這種時候，我們這個民族中的不少精英站了出來，以他們的膽識和良心撐起了一個民族精神的標杆。這些人中，有高級知識分子梁漱溟、馬寅初、顧準，有在八屆十二中全會討論通過《關於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罪行的審查報告》時不肯舉手的老黨員陳少敏，有反對血統論的遇羅克，還有林昭、張誌新、李九蓮……
在政治開明、經濟騰飛的新時期，我們的常識理性是否可以休息了？不然。胡耀邦推動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大討論，鄧小平提出的“四個有利於”的標準，不都是我們黨在新時期作出的理論創舉嗎？為什麼在今天有不少主流經濟學家受到了普遍的指責？人們或許不懂他們的高深理論，但人們知道，如果中國平均一個家庭擁有一部汽車，那麼全地球的石油都不夠中國汽車喝；如果醫療衛生體製改革就是要讓老百姓看不起病，教育產業化就是要讓窮人上不起學，住房改革就是要讓工薪階層買不起房，那麼改革的意義何在？如此富人越富，窮人越窮，能是一個和諧穩定的社會嗎？這明顯不符合人的常識理性嘛！好在還有很多有識之士在呼籲、在謀劃、在奔波，為了民族的繁榮富強而殫精竭慮，為了托起祖國的明天而嘔心瀝血，他們才是中國的脊梁！
胡耀邦，一個逝去的背影，個子不高，卻須仰視才見。他的雄才大略難以企及，那麼學一點他的常識理性如何？
柔和的心與柔和的美
—讀《嚴文井選集》
兩卷本、八十萬字的《嚴文井選集》是人民文學出版社為祝賀嚴文井同誌九十華誕獻上的一份禮物，也是送給廣大讀者的一份豐厚的精神食糧。
毋庸置疑，選集是一個作家創作的精華。收入《嚴文井選集》的童話、寓言、小說、散文、文論、序跋、書信，濃縮了作家在各時期、多方麵的藝術才華。字裏行間，我感受最深的是作者那顆無比柔和的心。這份柔和，源於對生命的熱愛，對真善美的追求，是未泯的童真，是飽經滄桑後的澹定，是曆盡風雨後的寬容。嚴文井是以其想象豐富、充滿哲理的兒童文學名世的，在那個由小麵人、小老鼠、小鬆鼠、蜜蜂、蚯蚓、大雁、鴨子、小公雞、小螞蟻、蚊子、小貓和浮雲、風、小溪流、向日葵、石頭，還有小孩子南南、丁丁、唐小西等組成的童話、寓言世界中，他向我們講述了要勤快不要懶惰，要勇敢不要膽怯，要正視困難不要逃避躲藏，要樂於助人不要見死不救，要積極向上不要貪圖安逸，要踏實工作不要自我膨脹等很多質樸的人生道理，這些道理是以柔和的語調，在一個個生動有趣的小故事中顯現出來的，而不是站在高壇上的枯燥說教。在他的眼中，不僅小動物們會說話，布娃娃會講故事，就連一朵淡紫色的花，也會唱歌：“可是無名的小花到底有自己的歌，自己的音樂。聽了這樣的歌，就是大理石，也會變得柔和。”
李贄說：“夫童心者，絕假純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嚴文井的可貴之處在於，他的童心不隻是在創作兒童文學的時候才顯現，而是已經化為自己觀照世界的方式。六一節快到了，有位阿姨要他對孩子們說幾句話，他最想說的竟是請孩子們“幫助我做個好孩子。”這話表麵看來像是老頑童的玩笑話，其實是真誠的發自內心的話語，因為在現實生活中，嚴文井從周圍孩子們的身上學到了很多東西，小的方麵如教他跳皮筋，大的方麵如樂於助人、文明禮貌等優良品質，都曾深深地感染過他。
他柔和的心，同樣流露在最能顯示作家本心的散文創作中。在那個散文名篇《我仍在路上》中，他把自己的心捧給讀者：“但我的心是柔和的，不久前我還看見了歸來的燕子。真正的人正在多起來。他們具有仁慈而寬恕的心，他們有眼淚，但不為自己哭。”
和魯迅評價陶淵明一樣，嚴文井並不是渾身靜穆，他也有金剛怒目的一麵。或者說，他的那份柔和，絲毫不影響表現其思想的深刻性。當讀到“中國這塊土地，產生不了堂吉訶德。我們的國情隻允許產生阿Q。”“書畢竟不是柴火的代用品。我的希望是：人們既有柴燒，也有書讀，隻是不要皇帝。”這類句子時，我們會為之擊節歎賞的。他還有更為含蓄的金剛怒目，甚至帶一些“黑色幽默”的味道。比如，他在一個新年祝願中寫道：“說實在的，我還有些奢望。比方，一般的‘倒爺’變得心慈手軟，而‘官倒’們忽然都變成大大小小的雷鋒……”在給朋友的信中說：“我感到我快要變成辣椒了，我的心不是那樣柔和。”這些話適足以反證出他的單純與善良。
我們常說“文如其人”，或者說“表裏如一”、“內容與形式的高度統一”，這些話用在嚴文井身上，再恰當不過了。早就有人稱他是“風格家”，這種風格可以看作是他柔和的心的外化。他的童話、寓言、小說、散文、序跋乃至文論，體裁不一，但都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大量使用詩化的語言、具音樂感的語言。這種文體風格可以追溯到他的老師沈從文，可以追溯到“公安三袁”的“性靈說”、魏晉的小品文甚至更遠。作為文學史上重要的一脈，這類風格的作品奏出的可能不是黃鍾大呂、瓦釜雷鳴，而是一支小夜曲、一首奏鳴曲，但它的美是誰都否定不了的，那是一種淡淡的、柔和的、有點藍色的美。它有著別樣的感動人心的力量。
兩卷選集算不得厚，也不必求厚，就像嚴文井筆下的那條小溪流，涓涓流淌，永不停息，他的作品滋潤了幾代讀者的心靈，還將繼續滋潤下去。
2005年3月27日
圓融貫通見學問
—讀《南懷瑾講演錄》
2004年到2006年，國學大師南懷瑾應內地邀請，先後在上海、海南向知識界、工商界、傳媒界作過五次講演，後由人整理成《南懷瑾講演錄》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3月）。這有點像北大麵向公司老板辦的國學班，也許北大由此獲得的啟示也說不定。區別隻在於南大師是真正的大師，隻拿很少的講課費；所講的知識是真正的國學，不是雞零狗碎。
此前，南大師在內地出版的著作已然不少了，據我所見，有《論語別裁》、《孟子旁通》、《老子他說》、《易經雜說》、《曆史的經驗》、《禪話》等十幾種之多，他老人家說自己一輩子隻寫了兩三本書，其他的書都是由學生根據講課、演講記錄整理而成。
照這個說法，老人為什麼隻寫兩三本書？依他的國學功底，像某些作家寫長篇小說那樣，洋洋灑灑，寫個二三十本應該不在話下吧？可老人說，古人拿一輩子的經驗、一輩子的學問，隻留下一兩本書。釋迦牟尼一輩子沒有寫一個字，可全世界的文化裏麵，他的經典最多；老子隻有五千言；孔子述而不作，隻有一部《論語》。他的解釋是，真正的讀書人應該做經世致用的大學問，寫能影響和改變人類曆史進程的大書，“計利應計天下利，求名當求萬世名”，這是老人的抱負，也是老人的境界，他點醒了沉湎於“名利本為浮世重，古今能有幾人拋”的芸芸眾生，至少對於我這樣一個以寫作糊口的人，具有振聾發聵的作用。
既是國學大師，談文化教育就是不可回避的話題。老人痛感近一二十年來，我們自己的文化沒有根了。西方文化沒有好好接受，中國文化的精髓——經，也沒有幾個人讀得懂。他說：“我常常感到，國家亡掉了不怕，還可以複國；要是國家的文化亡掉了，就永遠不會翻身了。”這樣的論斷，隻有浸淫於傳統文化很深、傳統文化已化入其生命的人才可以說得出，說出來也才有分量。談到教育，老人說，現在小學生背的書包那麼重，他們小時候讀書，盡玩的。他一輩子在外麵賣弄的，就是十三歲以前的東西。比如《資治通鑒》，十三歲以前，他已經圈點過三次了。那時，書背完了就玩，到處玩，哪裏像現在的小孩子這麼辛苦。他八九十歲了，看報還不用戴眼鏡。現在的小孩子絕大多數架個眼鏡。國家一旦有事，這些人怎麼出來當兵打仗啊？先要報告敵人慢點放炮，說我眼鏡還沒戴上，那行嗎？還有就是考試，一路考下去，把讀書人、知識分子的人格都磨光了。“消磨天下英雄氣，八股文章台閣書”，考試就是消磨天下英雄氣。他說，現在的教育，變成商業行為了。校長、老師大家是在出賣知識。觀諸現實，年年提素質教育，年年談為學生減壓，可是小孩子的書包究竟減了幾兩？學生戴眼鏡的比例下降了幾個百分點？對於這麼重大的問題，社會、學校、家長已經變得有些麻木了。這難道不是一個民族最大的悲哀嗎？
曆史人生，是南大師講演中的又一個重要話題。老人做學問，不是死讀書讀出來的，而是參悟出來的。他結合了自己的知識積累、人生閱曆，再加上自己的體察、靜悟，所以他的學問圓融貫通，不玄奧，不凝滯，而是活潑潑的，有充盈的生命痕跡。比如，他強調要有憂患意識，“一輩子太享福，太順利、太平安了，沒有憂患意識，像吃了毒藥一樣，把自己毒死了。”他強調“勢”，說：“一個時代的潮流，一股社會的力量，當這個力量來的時候，你跳不出來就會被他埋沒了，沉下去了。……用兵也好，做事業也好，‘勢’最重要，重點在把握‘轉’字。”他講知識分子要有獨立人格，說一個知識分子的養成有四個字：卓而不群。“隻有真正有文化、有思想的人，才能獨自站起來，不跟著社會風氣走，自己建立一個獨立的人格。”
學問的圓融貫通，還體現在大師的調侃和幽默中。老人說自己平生“一無是處，一無所長”，是調侃；他解釋“男婚女嫁”是男的昏了頭，女的就來嫁你了；把男的看住，當豬一樣養就是“家”，也是調侃。他還拿稅務員調侃。說一個蘇聯大力士在上海表演，把水果的果汁擠幹後，揚言說誰能上台再擠出一點，就給他五十大洋。有個抽鴉片駝背的老頭子走上台去，愣是擠出了三滴水。大力士有些不解，問：“我擠完了，那你怎麼還會擠得出來？”老先生回答：“因為我是收稅的。”幽默的例子更多。他說：“人家都講我信佛教。我說沒有，我真正信的是睡覺。”“明清兩朝，皇帝跟紹興師爺共天下。現在有的人跟秘書倆共天下。”談中國傳統文化時，他打比方，說孔家店是糧食店，因為糧食人人非吃不可；道家是藥店，生病就得去買藥吃，不生病不需要買；佛家是百貨店，什麼都有，你高興可以去逛一逛。做學問做到這個份上，才是真正的化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