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一九六四年以來，彭真就是中央文革五人小組的組長，其任務是指導文藝工作和文藝路線的方針，這個小組的成員是陸定一、康生、周揚和吳冷西。一九六六年二月四日，五人小組根據彭真的意見，擬成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彙報提綱》，亦即後來所說的《二月提綱》。二月交中央政治局討論，當經通過。二月八日由彭真、陸定一等去武漢向毛主席彙報，毛主席重申：《海瑞罷官》同彭德懷的右傾機會主義有關。彭真後來根據毛主席講話的精神起草了《中央批轉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關於學術討論的彙報的批語》，經政治局在京的常委傳閱同意，於二月十二日作為中央文件發到全黨。此一文件的基本精神，主張學術討論‘要堅持實事求是，以理服人，不要以勢壓人’。這樣，《海瑞罷官》問題就限製在學術討論範圍內，以和風細雨的方式進行。
“三月二十八日至三十日，毛主席多次同康生、江青、張春橋等人談話，批評《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彙報提綱》混淆階級界限，不分是非，是錯誤的。還說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組’要解散。四月九日至十二日，中央書記處召開會議。會上，康生傳達了毛主席有關的談話內容，並羅列了彭真自批判吳晗以來所犯的‘一係列錯誤’。陳伯達支持了上述的批判，還作了進一步的揭發。會議決定：起草一個《通知》，批判《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彙報提綱》的錯誤，並撤銷這個提綱。五月十六日，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主持製定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即《五一六通知》，宣布撤銷彭真領導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重新設立以陳伯達為組長，江青為第一副組長，康生為顧問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組’，隸屬於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下，直接指揮文化革命。
“《五一六通知》說：混進黨裏、政府裏、軍隊裏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們識破了，有些則沒有被識破，有些在受到我們信用，被培養為我們的接班人，例如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他們現在睡在我們身旁，各級黨委必須充分注意這一點。
“這樣，‘文化大革命’便以批判《海瑞罷官》為引線而蓬勃壯發地開展起來了。”
劉少奇在介紹上述情況時，他推許彭真有見解、有能力，在中央書記處實際上是副總書記，他幫助鄧小平做了許多有益的工作，隻因他對批判吳晗持消極態度，所以才犯了錯誤。我注意到劉少奇在說這些話時，康生忙坐到他的身旁來，並飛快地做記錄。
當劉少奇傳達“文化大革命”情況的時候，運動還逗留在北京各大學的校園裏。形勢正在發展，所以他說得很簡單。但中央統戰部和全國政協還是組織了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座談了一次，我同李宗仁參加的一組，隻記得有阿沛?阿旺晉美和他的夫人。我在座談會說：這場運動的目的，就我個人看來，主要是防微杜漸，遏患未萌，以鞏固黨的純潔和促進方針政策的貫徹實施。
會後，我同李宗仁去探訪朱蘊山，朱當時是民革中央的組織部長，熟悉個中情況。李宗仁問他：“‘文化大革命’究竟是怎麼一回事？”他也莫名其妙。一位有關部門的負責人來對我說：“這場運動是‘四清運動’的發展，目的在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黨外人士不受影響。”但後來運動逐步深入，證明了情況並非如此。
三、紅衛兵展開激烈行動
一九六六年七月，北京的政治氣候，宛如“山雨欲來風滿樓”。正在各大學裏開展大字報的批判活動，起初遠沒有擴展到社會上來，所以並沒有引起我們的注視。
有一天，中央統戰部長徐冰對我說：“德鄰先生晚年喪偶，身邊照顧無人，替他找一個伴侶如何？”
“那隻好由組織介紹。”我說。
“那是私人的事情，隻好自己物色。”
消息傳出去，向李宗仁毛遂自薦的大有人在，有的還寄相片來，附信說：“你從海外歸來，國人無不景仰，我自願前來服侍你，也是為人民服務的體現。”
有一位抗戰時在新聞界工作的朋友，他給我一封信，說有一位醫院護士，自願在李先生身邊擔任體檢和醫藥服務。我把這位護士的相片轉給李宗仁，他一看就合意，我與劉仲容商量，他說，作為一個特別護士，隻要具有一定條件，不受年齡限製。可是，幾天以後，這位護士自動提出，要同李正式結合，否則就離去。李居然同意，事後始告訴我們。七月三十日，李宗仁在西總布胡同五號寓所請了一桌客，參加的有黃紹竑、黃琪翔和夫人郭秀儀、餘心清、劉仲容和我，宣布和這位女士正式同居。李在此時作此決定，不能認為盛德之累，否則一月以後他到三〇一醫院去受特別保護的那些日子，有誰來陪伴他呢？
八月一日，我和劉仲容陪同李宗仁和他的女伴去北戴河避暑，下榻中海灘十九號及附近的一幢樓房。今年北戴河顯得特別冷落，在這裏隻有張治中一家住在隔壁，另外再無其他熟人來此度假。與去年情景恍如隔世，嚴峻政治氣候的一股冷風，也吹到北戴河海濱來了。
由於我們到了北戴河，完全不知道自八月一日到十二日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十一次會議在北京召集，直到八月九日，《人民日報》在頭版頭條以套紅大字為標題全文刊登了八屆十一中全會通過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條》（按《十六條》規定：“在當前，我們的目的是鬥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批判資產階級的反動學術‘權威’，批判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的意識形態”；“運動的重點，是幫助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黨的領導要善於發現左派，發展和壯大左派隊伍，堅決依靠左派。”通過這項決定，正式確認了“文革”的“左”傾指導方針。
）），以及八月十四日在報上看到會議公報，才知道“文化大革命”已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
在以後的報道中，我們知道中共中央領導人的名次排列如下：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陶鑄、陳伯達、鄧小平、康生、劉少奇……十分明顯，林彪已成為毛澤東的“接班人”，而將自七大以來就立為接班人的劉少奇從第二位降到第八位。這是一個令人矚目的轉變。
八月十八日，我們在北戴河從收音機聽到毛澤東在天安門接見紅衛兵（這裏係指毛澤東對到京進行大串聯的全國各地紅衛兵、學生和教師的首次接見。）的現場廣播，廣播員說：今天七時許，從各地推選出來的紅衛兵代表一千五百名登上天安門城樓，和毛主席一同檢閱參加慶祝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大會的進行隊伍。會場上不時響起了“我們最最最敬愛的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的鬧聲。
慶祝大會由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主持，他在開幕詞中給毛澤東冠以“偉大的領袖”、“偉大的導師”、“偉大的舵手”三個頭銜。接著林彪講話說：“這次文化大革命，最高司令是我們毛主席，毛主席是統帥。”自此“四個偉大”同時並稱，極個人崇拜之能事。
在會上，林彪煽動紅衛兵“大破一切剝削階級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要全國人民支持紅衛兵“敢闖、敢幹、敢造反的無產階級革命造反精神”。從八月十九日開始，在北京首先發起了一場規模空前的“破四舊”運動，隨即神奇快速地遍及全國。
八月二十四日，我們在紅衛兵“向舊世界宣戰”的喊聲中回到北京。這時“左”的思潮正直衝人們的腦海，一個主管李宗仁身邊的服務班子的科長呼天頓地地說：“我們回來遲了十天，等於落後了二十年。”意思是指他們已經落後於形勢了。
八月二十五日，黃紹竑來訪李宗仁，概括地追述了北京這幾天所出現的動亂情況。他說，北京幾間中學的紅衛兵湧向街頭，占領了“全聚德”，砸爛了“榮寶齋”。前天，紅衛兵開始鬥了一些著作家，老舍不堪折磨，投下太平湖自盡。京劇老演員馬連良被抄了家，其收藏的名貴古玩被砸得稀爛。這一切，不過剛剛才開始。黃紹竑走時，我送他出去，看到他心情抑鬱，不禁問道：“是不是你擔心自己的安全？”他說：“我擔心的是德公！”但過不了多少天，黃紹竑已被紅衛兵揪鬥致死。
四、李宗仁被送到三〇一醫院保護起來
八月二十七日，張治中請我和李宗仁到廣東酒家參加一次晚宴。出席的主要客人是政治局委員、中宣部長陶鑄；周恩來、萬裏也應邀參加。周恩來看到李宗仁氣色很好，與去年回國時大不相同，遂說：“德鄰先生，你的身體好得多了。”“回國以後，心情愉快，因此身體就好起來了。”張治中到過東四十一條看過我，他對周說：“思遠住的四合院很不錯。”我說：“這都是總理的關照。”
廣東酒家是廣東省委向中央的獻禮，廚子和服務員都由廣東調來。所用菜色材料係按日用凍藏車廂從鐵路運來，以鹽焗雞、脆皮雞聞名於時。後來隻因江青講了一句話：“廣東酒家搞特務活動。”這祥，一個享有盛名的餐館便關門大吉了。由此可見江青講話的權威性多大。
“文化大革命”發展到九月，紅衛兵對黨外人士包括宋慶齡在內開展了範圍廣泛的“衝擊”，幸虧周恩來及時采取了保護措施，不致受到太大的影響。中央統戰部為了預防萬一，遂委派了一位負責人到李宗仁家裏，對李宗仁和我說：“紅衛兵到時，請他們進來談談，估計不會有什麼問題。”後來我們知道有“一份應予保護的幹部名單”是八月三十日由周恩來提出經毛澤東批準的，其中就列有李宗仁的名字。
盡管這樣，李宗仁還是被送到一處不為人所知的地方給保護起來。
一天早上，一位穿軍裝的人走進我的家裏，帶來了李宗仁親筆寫的一張條子，他寫道：“昨天晚上，管理局高局長來訪，要我立即坐他的車子到一處住下，因臨走匆忙，剃須刀和一些物品都未帶來。請你到我住處將這些東西檢齊，並從書架上抽幾本《文史資料選輯》一並交來人為盼。”至此，我才知道他受到保護了。當然，住在李宗仁那裏的服務人員包括他的司機在內都不知道他的去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