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九月三十日晚上，我到人民大會堂參加國宴。剛要散席，李宗仁忽走到我的跟前來，他悄聲說：“你把我找得好費時呀！我住在三〇一醫院，你不要對別人說。”“你怎樣來的？”我詫異地問道，“是高局長接我來的，現在還要等候他送我回去。”
十月中旬，紅衛兵串聯別地去了，北京總算出現了一個短暫時間的平靜。李宗仁又回到西總布胡同五號寓所。他對我說，十月一日晚上，他登上天安門城樓看焰火，毛澤東把他找去，對他說，盡管搞了“文化大革命”，統一戰線還是要的。李宗仁認為，毛所以有此表示，不過是要他安心罷了。
後來我們去看邵力子夫婦，開門人去，發現牆上貼有紅衛兵批評邵力子的大字報。邵力子非常感慨地對我們說：統一戰線有兩條，一在國內，一在國際。紅衛兵的過火行為，把我們國家的偉大形象完全給破壞了！說到此處，這位愛國老人潸然淚下。
接著我們去看張治中，發現他家中的古董陳設都沒有了。我問是不是紅衛兵拿走了？他說不是，但紅衛兵認為現在“破四舊”，不應擺設這些東西。雖然，邵力子和張治中都是保護名單上的人物，仍不免紅衛兵的光臨。但李宗仁的西總布胡同五號以及我的住所，確實沒有紅衛兵來過，這算是奇跡了。
李宗仁是不甘寂寞的人，不久，他又想請客吃飯。章士釗知道此事，忙來函製止，章函有雲：“目前吾人應深自斂抑，不宜置酒會，務請斟酌。”見此，李遂作罷。記得在“文化大革命”前，李宗仁、黃紹竑、黃琪翔、餘心清這幾家輪流做東，吃了這家又到另一家。他們有的都是名廚，而彼此也都是吃客，大家相處得像火一樣熱，而今此種盛況已一去不複返了。
一九六六年底，“文化大革命”進一步深入發展。十二月二十五日，清華大學學生五千餘人在天安門廣場召開“徹底打倒以劉、鄧為代表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誓師大會”，一時間，“打倒劉少奇！”“打倒鄧小平！”“和劉、鄧血戰到底”的大標語貼滿了北京大街小巷。這樣，“文化大革命”便以“打倒劉少奇、鄧小平”為第一目標而向全世界展示出來了。
當“文化大革命”剛剛發生的時候，毛澤東寫了一封信給江青，說：“天下大亂造成天下大治，七八年後再來一次。”言下之意，這場鬥爭隻幾個月到一年便結束了，以後每過幾年就來一次，作為無產階級“不斷革命”的體現。但因這場革命的主動權一入林彪手中，那就非毛所能控製了。
李宗仁雖是軍人出身，但其生活體驗豐富，看問題還是相當深刻的。一九六五年八月，當李宗仁去北戴河的時候，他在專列上看了林彪為“八一”建軍節寫的一篇題為《人民戰爭萬歲》的紀念文章。在文章中，林彪鼓吹世界各國革命應采取中國革命的實踐經驗，發動人民戰爭，從農村包圍城市以爭取革命勝利。李宗仁當時對我說，世界形勢變了，人民戰爭不是萬應靈藥。九月，李宗仁回到北京，一晚，周恩來為招待中外記者，約李宗仁到紫光閣一談，李曾向周提及林彪這篇文章。周恩來說：“林彪是黨的領導人之一，他的言論是有代表性的。”
“文化大革命”爆發後，運動越深入，林彪和江青的勾結就越緊密。李宗仁對此慨然歎曰：“一位是接班人，一位是第一夫人。兩個人勾結在一起，什麼事情都可以做得出來。這斷非國家之福，我們在旁邊看到這種情況，隻有幹作急。”事實上，“幹作急”的又豈止他一個人呢？！
五、老成凋謝，李宗仁等相繼辭世
一九六六年八月下旬開始，紅衛兵“破四舊”的行動席卷神州。這期間，一些老朋友和我們熟識的領導人，有的遭到了不幸，有的亦遠離人世了。
最先辭世的是黃紹竑。黃琪翔於九月二日去西總布胡同看李宗仁，不得其門而入，於是到東四十一條胡同來看我，報告黃紹竑的死訊。
九月一日下午，有幾個“八一”中學的紅衛兵衝入黃琪翔的家裏，對黃盛氣地說：“黃紹竑今天上午自殺了，你是不是也要自殺？！”
黃琪翔說：“我意誌非常堅強，無論受到任何淩辱，永遠不會自殺。”但過了幾天黃就被隔離了。究竟關在哪裏，我和他的夫人都不知道。
其次是餘心清，他愛收藏字畫和種植玫瑰，這些都是“破四舊”的對象。餘受衝擊後曾一度自盡，幸獲救回。回家後，他便留書給周恩來，說“士可殺而不可辱”。接著，就用白蘭地灌服速可眠，遂長眠不醒。
我接到消息說，劉斐和陳此生被迫在北太平莊國務院宿舍掃街，經周恩來獲悉後派人搭救始免。類此事件，不勝枚舉。薩空了後來對我說，知識分子不受衝擊的，除我以外，幾無一人，這總是奇跡吧。
有一次，章士釗找我去，說他事前知道了紅衛兵要來抄家，就把他與毛澤東合影的照片懸在大廳上。可還是不濟事，紅衛兵入屋後，即把他的書房亂翻一番，隨後更對他說：“章先生，為什麼你收藏的書是線裝書，而一本毛主席的著作也沒有？！”在這個關鍵時刻，他的秘書打電話給周恩來。不久，國務院機關管理局便立刻派一個副局長來，把這些紅衛兵半勸半拉地送走了，並建議他用紅紙寫一副對聯：“中國共產黨萬歲！偉大的毛主席萬歲！”分貼大門兩旁，果然，從此平安無事。
章士釗說，他已把他的汽車送回機關事務管理局了，意思即也要我照辦。我回家後便打電話給管理局，建議把我的汽車調回管理局去。過了幾天，他們才答應照辦，還留下兩句話，如果要車，請打電話。直到一九七二年初，汽車才重新由司機開回我的家裏來。
中共中央統戰部到一九六六年十月就癱瘓了，隨之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也受到軍管，局長高登榜亦要靠邊站了。但過年過節，國管局楊書榮、胡振英二人總到我家來，問生活上有無問題。因我從海外帶回來一筆錢，生活費用還能自給，所以從不向國家伸手。
一九六七年春節前後，張治中先生的女兒張素我和女婿周嘉彬來看我，問李德鄰先生是不是如去年那樣，到廣東從化溫泉避寒？意思是說，如果李宗仁去，張治中也去。我說，還是在北京，在北京有中央保護，況且從化溫泉也很不安全，大字報說紅衛兵曾到那裏去揪人哩。
這段時間，張治中常到李宗仁那裏聊天，對於當前局勢，彼此隻好搖頭浩歎。原來這兩家住得很近，張住新開路，現在他把前門關閉，改走後門，就同李宗仁的西總布胡同住宅遙遙相對。當李宗仁回國時，張治中看到政府接待李氏過於隆重，認為可能刺激台灣當局，心中抱有抵觸情緒，就在李宗仁進入國門之前，攜眷溜到北戴河去了。即使是朱德夫婦在北戴河中央軍委禮堂宴請李宗仁伉儷，他也拒絕參加。及張治中由北戴河歸來，周恩來曾強令他宴請李宗仁一次。現在李張會晤頻繁，看來彼此前嫌盡釋了。
從一九六七年到一九六八年這段日子，李宗仁所度過將是“躲進小樓成一統，管他冬夏與春秋”的平靜生活。在這兩年裏，邵力子和陳劭先相繼因病逝世了。老成凋謝，勢所必然。一九六八年八月，李宗仁經體檢證實患了十二指腸癌，即被送入北京醫院施行切除手術。雖然手術是成功的，癌毒也未擴散，但因他久患肺氣腫，心髒發現有衰竭跡象。延至九月底，李便離開醫院回家休息。
建國十七周年的前夕，李宗仁參加了一九六八年九月三十日在人民大會堂舉行的國宴。十月一日，又登上天安門城樓與中共和國家領導人在一起，檢閱國慶遊行隊伍。當日下午即以體力不支從坐椅上向前撲倒，得再度送院療養。關於此事，周恩來曾經對我說：“當時發給李先生的兩張請柬，我的意思是要他不參加國宴而上天安門城樓亮相，但這一決定沒有貫徹下去，以致出事。”言下頗有責備國務院軍代表丁江之意。
李宗仁住院期間，曾延中醫國手周樸考前來會診。他診斷後對我說，德鄰先生體弱，需要大補才行，但怕他虛不受補，在藥劑處方中姑用黨參來試看療效。周恩來所料果然不錯，即使用了黨參，他也未能受用，這證明李已病入膏肓，康複希望甚微。
一九六九年一月中，李宗仁自知不起，於是口授了一封信給毛澤東和周恩來，表示感謝之意。一月二十五日，李又得一場肺炎，他在回國後曾害過幾次肺炎，過去總是用青黴素把他治好的。但這一次不靈了，雖已改用他藥，仍未奏效。延至一月三十一日淩晨三十分，李宗仁終於逝世，享年七十八歲。
李宗仁遺體的告別儀式（那時不舉行追悼會）於二月一日下午三時在八寶山革命公墓禮堂舉行。周恩來也來參加儀式，他入休息室對我們說：“康生同誌答應也來參加，我們等他半小時吧。”由於“文化大革命”發生後，大家很少見麵，所以周公同每一個人握手時總會順便講幾句話。他首先同張治中、章士釗打招呼，當輪到劉仲容時，不禁詫異地說：“你怎麼胖成這個樣？”
“總理，我坐班房呀！”
原來劉仲容任外語學院副院長，“文化大革命”發生後，他被該院革命群眾“專政”了。專政原來是個名詞，現在通通作動詞用，紅衛兵慣用這兩個字打擊所謂“走資派”和“一切牛鬼蛇神”。紅衛兵說，現在我給你專政，意思就是把你關起來。劉仲容每天被指定於上午八時向該院革命群眾報到。他一到就被關起來，直到晚八時才被釋放回家。他真多謝周恩來點名邀他來參加李宗仁遺體的告別儀式，以後他所受的待遇也比較好一點了。
李宗仁逝世以後，周恩來連召見國務院副秘書長羅青長也感困難。後經一番調查，才知道羅已被調到總參謀部當副部長去了。林彪、江青一夥頤指氣使，獨斷專行，心目中完全沒有周恩來的存在，於此已可概見。事實上，自一九六七年三月“中央文革”把反擊“二月逆流”的矛頭指向周恩來以後，國務院已經癱瘓了。後來毛澤東對江青說：“反周，人民必反。”因此，反周活動才未能進一步發展。
我們等了一會兒，康生終未出現，周恩來才命開始李宗仁遺體的告別儀式。康生對周心懷叵測，這時亦已為人察覺了。
逾兩月，張治中也壽終正寢。這一代留在大陸的國民黨人，至此已寥寥無幾了，蓋新陳代謝，乃事物發展的規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