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談到中蘇關係時說，中國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但中國與別的社會主義國家不同。第一，我們是自己打出來的；第二，我們國家主權是獨立的，領土是完整的。不僅如此，在一九四五年九月國民黨政府與蘇聯簽訂的《中蘇友好條約》中，曾對大連、旅順與中東南滿鐵路給蘇聯予以一定的特權，這一切，我們以後都糾正過來了，這是人所共知的。
周恩來談到中美關係時說：“中美兩國在台灣地區的國際爭端，可以經由中美兩國討論解決；至於台灣回到祖國的問題，隻能由我們中國人自己處理，決不容外國幹涉。”
周恩來談到國共關係時說：“我們是一貫主張全民族團結，一致對外的。為了我們偉大祖國和人民的利益，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人曾經兩度並肩作戰，那就是北伐戰爭和抗日戰爭。在抗日戰爭結束以後，我們也曾努力爭取實現國內的和平。盡管這些年來，由於人所共知的原因，我們和台灣的國民黨人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但是，隻要大家以民族和祖國的利益為重，我們仍然可以重新攜手起來，團結對外。”
周恩來說：“對於一切愛國的人們，我們都本著‘愛國一家’的方針，歡迎他們為祖國統一貢獻力量，而且隨時準備歡迎他們參加祖國的社會主義建設。身在台灣的國民黨軍政人員，可以回到大陸探親訪友，參觀旅行，或者派人來大陸考察，隻要在事先說明，我們保證他們來去自由，並給以各種方便和協助。”
最後周恩來點名要我邀請李宗仁、黃旭初、夏威、張任民等回來看看。
從我個人理解，周恩來上麵的話，是對海外國民黨又來一次廣泛的號召，具有重大的深遠的意義。
次日黃紹竑約我到新僑飯店飲茶。他說：“你此來得到周總理這樣的重視，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我個人亦有同感。
後來情況反映到李宗仁那裏，卻引起他的嚴厲批評。他在複我的信中說：“此行關係重大，事前竟不相謀，如此輕率從事，實屬令人不解。”以後幾經解釋，他還耿耿於懷。
三、程思遠轉達“四可”原則
一九五六年，無疑是大陸自解放以後最好的年頭之一。在“三反”“五反”“鎮壓反革命”等如疾風驟雨的政治風暴以後，開始向海外招手，中共對民主黨派也提出了“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在中共“八大”中且確認階級鬥爭已非主要矛盾，共產黨的工作重點開始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這是前途充滿光明和希望的一年。
可是曾幾何時，風雲突變，一九五七年的“反右”運動搞得太過火，把一些本來是正確的言論（如龍雲先生批評蘇聯）作為右派言論，把一些黨外知名人士錯劃為“右派分子”，並且重新強調階級鬥爭，把階級鬥爭片麵化，絕對化。從此“左”的指導思想開始抬頭，黨外人士不敢講話了。我對勸請李宗仁回國一事隻好暫時不提。
一九五八年末，我的女兒林黛（原名月如，林黛是她英文名Linda的譯名）憑《金蓮花》《貂蟬》兩片得到最佳女主角獎以後，去了紐約哥林比亞讀書，課餘之暇，經常到李宗仁先生家裏做客。那時李宗仁已從Riverdale搬到Englewood Cliffs，那裏是新澤西州的一個小鎮。從哈曼頓開車約四十分鍾便到，李那時隻與夫人郭德潔住在一起，他看到林黛到來，一種念舊之情油然而興，自是我們又恢複緊密通訊，商討天下大勢。
李宗仁在一封信中提起，他藏有許多書畫，不忍其將流落異邦，擬獻給祖國以寄故園之思。與此同時，他又托一個廣西同鄉，帶信給李濟深先生（後來知道經由《大公報》社長費彝民轉），明示他有葉落歸根之想。
一九五九年秋，我從海外回到北京參加建國十周年慶祝活動。還來不及去看李濟深，他已於十月六日因患腦瘤去世了。我到東北參觀後，於十月二十四日蒙周恩來接見，時僅張治中、邵力子在座。周說，估計李宗仁先生回國定居的時機尚未成熟；至於他給國家獻文物，是愛國主義的體現，政府可以接受。次日周公還邀我陪他乘坐他的專列火車去參觀密雲水庫，同行的有廖承誌、羅青長和日本客人鬆時謙三等。這一天完全不談政治，顯得非常輕鬆。
一九六〇年，李宗仁夫人郭德潔回到香港，我告訴她：李德公送給國家的一些曆代名畫，經有關部門鑒定，有的是贗品，但政府體念德公愛國的熱誠，要派我到歐洲去同他談談，並送給他一筆旅費，以壯行色。當我交給郭這筆錢時，因數目很大，帶在路上看來十分危險，於是由我妻開車送我和郭德潔到中國銀行前門，我下車後，她們就到後門去等候。我領了錢往後門上車，交給郭德潔，然後送她回去。我們與郭德潔總是采取這種方式會晤，而從來不到酒樓飯店，以免被人跟蹤。
郭德潔居留香港一個月，我們相與約定了一種比較完全的通信方法。即使我們同李宗仁來往的電信被檢查，也不至於泄密，後來事實證明了這一點。
一九六〇年是美國的大選年，年輕英俊的肯尼迪以微弱的多數選票戰勝了尼克遜，成為白宮的主人。一度與民主黨有曆史關係的李宗仁，認為這是華府當局改變對華政策的適當時機。
剛巧在這個時候，於紐約大學執教的張歆海教授經龍繩文的介紹，來給李宗仁劃籌獻策，完全代替了甘介侯的地位。張歆海從清華大學到哈佛大學深造，據外交學會會長張奚若（1889—1973，陝西朝邑人，字熙若。早年參加同盟會。曾任中央大學、清華大學和西南聯大等校教授。建國後，曾任教育部部長、中國人民外交學會會長等職。）對我說，張歆海是留美學生中英文造詣最好的三個人之一。肯尼迪是哈佛出身，他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麥?邦迪做過哈佛大學文學院院長，與張歆海是前後期同學。由於有了這些曆史條件，再加上人們對麥卡錫對進步人士進行迫害抱有強烈反感，所以他也對肯尼迪政府抱有希望。
在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日肯尼迪就職以後，李宗仁在張歆海的幫助下，李宗仁給肯尼迪寫了一封信，對他就任美國總統表示衷心的祝賀，並希望在他下車伊始對中美關係有所改弦更張。李宗仁在函中表示：自一九四九年以來，美國政府對中華人民共和國一直采取“等待塵埃落定”的政策。它既不切實際，又不合於美國利益。如不承認北京為中國唯一合法政府，則美國的亞洲政策，勢將窒礙難行。
肯尼迪在複李宗仁的信中表示感謝，唯謂對華政策關係重大，容當縝密考慮。李宗仁將來去信寄給我，要我派人送交周恩來，我照辦了。後來張歆海到香港，承認給肯氏的函件是他執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