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一年六月，周恩來要我到北京一行。他對我說：“李德鄰先生對肯尼迪所抱的期望太高了。目前展示在肯尼迪麵前的問題太多了，權衡輕重，對華政策的修訂還不會擺到他的議事日程上來。”周公要我寄語李宗仁，不要對美國過早地抱有幻想。他重申：要我到歐洲去同李宗仁談談。
一九六三年七月十四日，李宗仁在米蘭出版的《歐洲人報》發表了一篇談話，全篇內容貫穿了一種強烈的愛國主義的精神。
當該報女記者奧古斯托?瑪賽麗向李宗仁問道：“西藏和鄰近地區（意指印度）不久前發生了什麼事情？”
李宗仁說（由張歆海任翻譯）：
“西藏一貫是中國的領土的一部分，而不是一個所謂‘特殊的’國家。現在讓我們來看看去年冬天中印邊境發生的事情。中國地圖向來總是把邊界劃得比所謂麥克馬洪防線（中國從來不承認這個所謂麥克馬洪防線）更靠南邊一點。直到一九五一年為止，所有世界地圖都把該地區劃為中國領土。甚至尼赫魯的《印度的發現》一書中的地圖也表明中國是正確的。如果該地區是中國的，則中國自可在那裏行使主權，而不是侵略。”
“現在讓我們來談蔣介石吧。”
“我不能談論蔣，說他的壞話是絕對不禮貌的。”
“那麼就說點好話吧。”
“關於蔣，我隻能引用史迪威（1883—1946，美國佛羅裏達州人。全名約瑟夫?W?史迪威。1904年畢業於美國西點陸軍軍官學校。曾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1935年任美國駐華大使館陸軍武官。抗日戰爭爆發後，赴抗日前線視察並向美國政府提出援華建議。1941年任美國第三軍團司令。1942年任中印緬戰區美軍中將總司令兼中國戰區總司令蔣介石的參謀長，同時負責監督美國對華《租借法案》的實行。曾派部下考察延安和部分抗日敵後根據地，並向蔣介石建議裝備八路軍、新四軍。因同蔣介石發生矛盾，1944年10月被美國政府召回。後任美國陸軍地麵部隊司令、第十集團軍司令等職。）將軍常說的話——他有許多缺點。就我個人來說，我很同情他，因為我們都是失敗者。”
“許多年來，蔣一直在領導台灣政府，但他的常識還沒有一個村長多。他不懂曆史，不會總結經驗教訓，每年他總是重複著這樣一句話，‘我們一定要光複大陸’，這完全是絕不可能的一樁事。”
“蔣對我沒有像我對他那樣的友誼。自一九四九年以來，我一直沒有打擾他，我一直沒有開口，而蔣則想些可怕的事情。蔣說我是一個共產黨，我回答說我不是共產黨，但是我不否認今天共產黨為中國所做的事情，中國從來沒有像現在組織得這樣好。我怎能抹殺事實呢？什麼時候我們曾經有過像我們今天有的這樣一個中國呢？”
以後經過反複商量，李宗仁同意在一九六三年冬去瑞士同我會晤。我得此確訊，即於十一月中到北京向周恩來請示。我到京的次日，周公即約我到紫光閣吃晚飯，在座的僅國務院副總理陳毅和國務院總理辦公室副主任羅青長。飯後周公托陳毅陪我在國務院禮堂看電影。到時，見陳毅夫人張茜已在座，她穿著軍服，顯得很年輕。當晚看的是兩部紀錄片，一部是反映當時華北大雨成災軍民奮力救災的情況；一部是黃山的風景介紹。陳毅先生為人風趣，又健談。他對黃山的奇峰異鬆，解說得非常深入細致，談來頭頭是道，使人有如沐春風之感。
這次到北京，已不像上次那樣住北京飯店，而是住在東總布胡同臨時設置的一個招待所，這表明保密得十分可以。十一月十七日深夜，我在酣睡中被一陣敲門聲驚醒，看手表正指著零晨三時二十分。打開房門一看，赫然是羅青長副主任，他說：“快穿衣服，總理在中南海等你。”
那時正是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三屆第四次會議在北京開會，周恩來日理萬機，宵旰勤勞，隻有在深夜才能抽出時間來接見我。這充分顯示出他的政治生活緊張忙碌，在當代政治家中有誰能同他媲美呢？郭德潔後來譽他為“鐵人總理”，十分中肯。
周恩來要我帶“四可”“四不可”的原則去歐洲同李宗仁商量。由於不便筆記，我口誦多次才能把它背下來。這“四可”原則是：
一、李德鄰可以回國看看，以後仍回到美國；
二、李先生返美以後，仍可以隨時回來，祖國永遠向他開著大門。
三、李先生可以離美住歐洲一個時期，以後再回來看看。
四、李先生可以回國定居。
至於“四不可”現在事過境遷，不必再提它了。
李宗仁於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四日便從紐約飛抵瑞士蘇黎世，住Savoy Hotel，受到他的一位親戚K先生的接待，我因為簽證延誤，遲一星期趕到。正因為這樣，才能躲過聯邦調查局特務的發現和追蹤，及今想來，還引為大幸。
原來李宗仁於一九六三年四月十四日從Englewood Cliffe七十七號出來到新澤西州的紐華克移民局，由該局副局長維斯活出來接待。李宗仁對他說：“我想在年底前到歐洲去旅遊一次。”兩周以後，該局便把簽證手續辦好，看來一切順利。
郭德潔有一個侄女郭瓊芳住在舊金山，她的一個鄰居是聯邦調查局特務。據他對郭瓊芳說，李宗仁於十二月中飛蘇黎世時，聯邦調查局曾派兩個特務，當然沒有惡意，隻想知道他這一次赴歐有無進行什麼政治活動。但這兩個特務在Savoy Hotel住了幾天，隻見李宗仁同K先生往來，此外沒有任何接觸。此後，他們便到日內瓦去了，因而對李宗仁不疑有他。
我於十二月二十日到蘇黎世晤李宗仁，彼此久別重逢，看到世界大勢起了很大的變化，不僅感慨萬千。李宗仁那時已經七十三歲，人到古稀之年，久居異國，總有落葉歸根之想。所以他對“四可”原則，還是著重回國定居。對於政治，他已經不很熱衷了。但認為國家隻能保持長治久安，前途就是很光明的。至於郭德潔是否會同他一起歸來，他還不能肯定。我說：“兩個人回來，比一個人回來對外觀感好一些，否則夫妻在最後分道揚鑣，對外怎樣解釋呢？”他亦以我的意見為然。
十二月二十四日，李宗仁回到紐約，他對來到機場迎候的親友說：“好險，幾乎趕不上回來過聖誕節。”
我也同時回到香港，參加二十四日晚上在九龍美麗華酒店舉行的餐舞會。由於我長期以來在香港《正午報》寫《政海談秘》專欄，每日一篇，從不間斷，所以我有時離開香港幾天，日常同我飲下午茶的朋友們也不知道。當然有一半還是歸功於我妻石泓，她給我掩護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