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曆史的轉折(2 / 3)

下午續續開會,陳布雷說,總裁仍不讚同他為總統候選人。於是臨時全會采納張群的建議,此一問題交中央常務委員會研究後,再行決定。是日我在會上,黃紹竑在會外分別進行活動,反對副總統候選人由黨內提名的辦法。因為我們知道,蔣介石要提名孫科為副總統候選人,借此抵製李宗仁。而此時要競選副總統的國民黨人除李宗仁外,還有於右任、程潛兩人,因比我們就聯合多數中委,反對提名。

四月五日上午九時,我出席中央常會。會上賀衷寒、袁守謙和其他與“三青團”有關係的常委,都主張接受蔣的意見。張道藩、穀正綱和其他與CC有關係的常委則一致擁護蔣做總統,爭辯得異常激烈。孫科當主席,當他準備提出表決時,張群忽站起來說:“總裁並不是不想當總統,而是依據憲法的規定,總統並沒有任何實際權力,它隻是國家元首,而不是行政首長,他自然不願任此有名無實的職位。如果常會能想出一種辦法,賦予總統以一種特權,則總裁還是願意當總統候選人的。”聽到張群這麼一說,常會於是決議:推張群、陳布雷、陳立夫三人中午去黃埔路官邸向總裁征詢意見。下午繼續討論。

下午三時,常會繼續開會。陳布雷說,我們三人已經問過總裁,如果我們能夠如張嶽軍先生在上午會上所說的那樣,在常會上提出一套補救辦法,則總裁仍願出任總統候選人。於是有人問道:“有什麼補救辦法?不妨公開提出來!”

王寵惠這時站起來了,他說:“補救辦法,有是有的。我們可以避開憲法條文的規定,在國民大會中通過一項臨時條款,賦予總統在特定時期得為緊急處分的權力。這等於我們有了一座大房子,還要一間小房子,憲法是大房子,臨時條款是小房子,兩間房子互相為用。”有人大聲嚷道:“但是這間小房子的作用超過大房子!”登時全場嘩然大笑起來。

真如做戲一樣,陳布雷從衣袋裏取出一條決議文,他宣讀道:“總裁力辭出任總統候選人,但經常會研究結果,認為國家當前的局勢,正迫切需要總裁的繼續領導,所以仍請總裁出任總統,以慰人民喁喁之望。常會並建議在本屆國民大會中,通過憲法增加‘戰亂時間臨時條款’,規定總統在戰亂時期,得為緊急處分。”這就是國民黨國大通過的“臨時條款”的來曆。

四月六日,臨全會議開會,由張群提出常會對本屆總統候選人提名問題的研究報告。他說,常會建議本黨總裁為本屆總統候選人,但黨不提名。至於副總統候選人,本黨同誌得依法聯署提名,參加競選。全會即宣布閉幕。

四月十九日,國民大會在第十三次大會選舉蔣介石為“行憲”後第一任總統。同日國民大會公告第一屆副總統候選人名單為:孫科、於右任、李宗仁、程潛、莫德惠、徐溥霖。上述諸人,隻有孫科得到蔣介石的全力支持,蔣並令陳立夫在國民黨籍代表中組織黨團,助孫競選。此一措施,在黨內引起了激烈的反應。

在過去,蔣介石凡是作出此類指示,總是召集CC、黃埔係的骨幹分子到官邸耳提麵命,要他們為達成此一任務而共同努力。可是這一次支持孫科競選,蔣隻令陳立夫獨負其責;也許是陳立夫向蔣要求承擔的。這樣一來就發生問題了。

原來自一九四七年黨團合並以後,所有各省、市、縣團部主委,都派定黨方人員(CC分子)擔任,而副主委則由“三青團”支、分團長掛名。在CC操縱把持之下,副職幾乎處於有職無權的地位。這一次國民大會各縣、市青年團幹部出任國大代表雲集南京,充分交換意見,他們多以為如果孫科當選副總統,則陳立夫必將更得蔣的信任,而CC對他們的排擠就會與日俱增,為了拆陳立夫的台,他們就轉而支持李宗仁競選。此外,他們還有一種天真的想法,以為李宗仁當選,可能刺激蔣對自己的領導作風有所改變。換句話說,他們還是對蔣寄予期待的。在黃埔係中,隻有賀衷寒對此不以為然,加以勸阻,但他隻是一個掛名的中央常務委員,並沒有什麼實際權力,因而也就無可奈何了。

黃紹竑是李宗仁競選組織的參謀團主任,由他出麵同國民黨另外的兩位候選人於右任、程潛成立了攻守同盟。相約無論誰在初選中得票較少,都要以所擁有的票支持得票較多的人。這一招後來對李宗仁競選確實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四月二十八日,國民大會開始選舉副總統,李宗仁得七五四票,孫科得五五九票,程潛得五二二票,於右任不足五〇〇票,莫德惠、徐溥霖各得二〇〇餘票,李宗仁獨占鼇頭,但不足法定當選票數(超過全額半數的一五二三票)。依選舉法規定,將得票較多的前三名進行第二次投票。主席團在散會時宣布,次日舉行第二輪選舉。

大會散會後,廣東國大代表團由張發奎、薛嶽率領前往搗毀龔德柏所辦的《救國日報》,把該報的排字房和門麵砸爛了。原來二十三日各代表入場時,座麵上都有一份《救國日報》,大家一看第一版頭欄赫然刊著孫科與藍妮的醜聞。藍妮原是孫科的如夫人,抗戰初期,與孫科住在重慶兩浮支路旁的“園廬”,後來潛往上海、南京敵後城市,同陳公博、周佛海(1897—1948,湖南沅陵人。早年留學日本。1921年出席中共一大,三年後脫離共產黨。1929年後,任國民黨政府訓練總監部處長、江蘇省政府委員兼教育廳廳長,國民黨中央民眾訓練部部長、中央宣傳部部長、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抗戰開始後隨汪精衛投降日本,曆任汪偽政府警政部部長、行政院副院長兼財政部部長、中央儲備銀行總裁、上海市市長。日本投降後被蔣介石委任為上海行動總隊總指揮,後在全國輿論壓力下被捕,死在獄中。)往來密切。抗戰勝利後,中央信托局在上海沒收了一批德國進口的顏料,作為敵偽財產處理。可是孫科卻函國民大會秘書長洪蘭友,說這批染料為“敝眷”藍妮所有,要求發還。洪蘭友又寫信給中央信托局局長吳任滄,說藍妮是孫院長(立法院)的如夫人,要吳看在孫院長的麵上,將顏料發還她。不知怎樣,這些材料落到龔德柏手中,而今發表出來,登時哄動了整個會場。廣東代表氣憤之餘,就馬上把《救國日報》搗毀了。事後李宗仁過意不去,把四根金條托我交給劉士毅,要他轉交龔德柏,借以彌補《救國日報》的損失。

當日下午,蔣介石召見賀衷寒、袁守謙,而囑他們為程潛助選,並撥給活動費一百億元。蔣說,他現在已明確知道孫哲生不是李德鄰的對手,隻有為程頌雲助選,才可以勝過李德鄰。賀、袁與程潛原無深切關係,隻以大家同是湖南同鄉,又因有蔣的囑托,於是欣然從命,積極進行。

二十四日,國民大會選舉副總統進行第二次投票,李宗仁得一一六三票,孫科得九四五票,程潛得六一六票。李宗仁雖得票數較多,仍未足法定的多數。依法應進行第三次選舉。大會定二十五日續開。可是二十四日下午出事了。

當天下午三時,蔣介石分別召見程潛、賀衷寒、袁守謙。勸程退出競選,蔣滿口答應起用他的助選人,並補償他的競選費。對賀衷寒、袁守謙則要他們把所有為程潛爭得的票全部改投孫科。賀、袁隻好唯唯從命,他們出來後大發牢騷,說蔣不把他們當人。當晚程潛突然發表聲明,放棄競選,以示對蔣抗議。

與此同時,有人分乘汽車在大街上散發傳單,說什麼一旦李宗仁當選副總統,必將實行“逼宮”,奪取政權。李宗仁看到自身所受壓力過於沉重,於二十四日晚上在大悲巷雍園一號白崇禧公館召開會議,決定放棄競選。二十五日在報上發表聲明說:“選舉有某種壓力存在,國大代表不能自由投票。”把責任推到國民黨當局身上。

孫科看到程、李退出,自己再沒有競選的對手了,為形勢所迫,也聲明:“為肅清外間流言,消除誤會”,同樣放棄競選。這樣一來,就使國民大會陷於癱瘓狀態,二十五日的大會宣告停開。

二十五日下午四時,蔣介石召開國民黨中常會,決定派人勸請各候選人取消退出競選,俟在會外協商取得結果後再開國民大會。二十六日,國大主席團分訪各候選人進行調停工作,沒有取得任何結果。二十七日,蔣突召見白崇禧,要白力促李宗仁重新參加競選,並說他將全力予以支持。在白崇禧的敦促下,李宗仁卒允重新參加競選,於是國大得以重開。

二十八日,國民大會進行副總統的第三次投票,李宗仁得一一五六票,孫科得一〇四〇票,程潛得五一五票。各人所得票數,仍不足法定的多數,依法應將得票較多的李宗仁、孫科兩位候選人,再由大會決選。這是李、孫的最後決戰,依照選舉法規定,以比較多數當選,即使一票之差,也可以決定雙方的勝負。因此,當晚黃埔路官邸就顯得特別緊張,最高當局召見部屬,發出指示,通宵未睡。

可是李宗仁自退出競選以後,已使其競選地位大為加強,並且蔣自己出麵要求李宗仁重新參加競選,在形勢上給予李氏生色不少。所有二十年來不滿蔣介石政治作風的人通通站到李宗仁這一邊來了。所以四月二十八日第四次決選投票時,李宗仁以一四三八票這樣微弱的多數打敗了孫科,當選為國民黨政府第一屆副總統。

七、白崇禧的外調

蔣介石鑒於李宗仁、白崇禧曾於一九二七年八月協迫他一度下野,所以抗戰以後,他一直對李、白采取隔離政策:十一年來,白在國民黨中央政府所在地任副總參謀長、軍訓部長而國防部長;李則任第五戰區司令長官、漢中行營主任而北平行營主任(後改行轅主任)。蔣以為如此布置,李、白就不能聯合一致,對他造成威脅的勢態。

而今李宗仁當選副總統,依照蔣的一貫做法,白崇禧就不能繼續做他的國防部長了。五月二十日,蔣介石、李宗仁就總統、副總統職。當天下午,即召集立法委員在丁家橋中央黨部開會,蔣有意以張群為行憲後第一任行政院長。後因CC用假投票方式選出何應欽組閣,致使張群負氣赴滬。二十四日,蔣才臨時拉出翁文灝為行政院長,並以何應欽繼白崇禧為國防部長。而要白崇禧出任華中“剿總”總司令。

白崇禧並不要抓住國防部不放,因為他當了近兩年的國防部長,從未參加過蔣介石官邸的作戰會報,以此嘖有煩言,曾對我大發牢騷。直到一九四七年十月間劉伯承,鄧小平所率領的大軍渡過黃河進入大別山區,威脅長江下遊的政治經濟中心以後,蔣介石才匆匆忙忙於十一月十日召見白崇禧,要他成立“國防部長九江指揮所”,予以全權調動華中部隊的責任。而今蔣要他主持華中“剿總”,白也並非不可,但他提出一個前提條件,就是“守江必守淮”,這是戰略原則。因此,華中隻能有一個“剿總”,他的總部應當設在蚌埠。以華中部隊運動於江淮之間,進行攻勢防禦。對此,蔣說,徐州將來另設一“剿總”,由劉峙負責。白以為華中兵力如此分割使用,將來必失敗無疑,卒不受命,於六月六日躲到上海去了。

蔣首先派吳忠信去滬挽留白崇禧,白不應。後蔣又派黃紹竑去,黃一到上海,就打電話給白崇禧。白說:“如果是那個人派你來,那我們就沒有什麼好談了。”“當然是那個人派我來,但我的來意你還沒有全部知道。”黃紹竑意味深長地說。於是他們約好在霞飛路一一〇五號黃紹竑家裏見麵。

黃紹竑一等到白崇禧坐定,就開門見山地說:“你在南京做國防部長,不是像籠中鳥一樣嗎?現在蔣把籠門打開將你放出去還不快快地遠走高飛?將來時機成熟,你就可以製造形勢,迫蔣下台,讓李德公出來收拾局麵,我們豈不是大有可為嗎?”經黃這麼一說,白心竅為之大開,立即束裝就道。

白崇禧回到南京,要我去勸何浩若屈就他的華中“剿總”秘書長。但何反要我對白建議,要袁守謙去擔任這一職務。何說,白去漢口,要求蔣派一個黃埔學生在他身邊,這樣蔣就坦然不疑了。白又要我去征求袁守謙的意見,袁自程潛助選事受到刺激,已經閉門謝客兩個月。至此,他一口答允。然而自後來隻要他當“剿總”政務委員會秘書長,毫無實權。

六月二十八日,白崇禧在漢口就任華中“剿總”職務。李宗仁則孤零零地住傅厚崗官邸,過著無所作為的政治生涯。

自一九四八年夏到十月底,司徒雷登親眼看到蔣介石處境日益惡化,曾不斷向美國國務院探詢:對華政策應否改變。下麵是他給馬歇爾的幾個報告(美國國務院《中美關係白皮書》,見《中美關係資料彙編》第一輯,世界知識出版社一九五七年版。):

五月二十六日,司徒雷登報告說:“現政府已無力阻止共產主義之傳播,除非獲有一受愛戴之領袖(此似無可能),能號召民眾,並恢複軍隊之作戰意誌,不能希望蔣委員長能充當此種領袖。因蔣氏似不能改變,且各方麵證明彼必繼續個人統治,此種個人統治的結束,乃造成現階段之悲慘局麵。”

六月十四日,司徒雷登報告說:“蔣委員長曾保證同意我的建議,令何應欽將軍與巴大維將軍(美國軍事顧問團團長)密切合作,共同指揮作戰。後蔣委員長食言,仍由其本人用命令經由無能之參謀總長(指顧祝同),而親自指揮作戰。”

八月二十日,司徒雷登報告說:“巴大維將軍曾就當時軍事行動所引起之若幹特殊問題,向委員長有所建議,但此項建議每不為其所重視,巴大維將軍執行其使命所遭遇之最嚴重困難,全因中國統帥部不能達成其任務所致。”

十月十六日,司徒雷登報告說:“僅少數人繼續擁護委員長。迄今仍擁護彼者,不過其最接近之同誌及若幹軍官而已。中國政府,尤其委員長,現在最不為人民所愛戴,指責彼輩之人,日見增多。此時如非大規模之武裝幹涉,不信我方任何力量,足以避免再度軍事慘敗,並因而可能造成聯合政府之結果。”

十月十九日至二十二日,錦州、長春先後易手,國民黨軍在東北會戰(即遼沈戰役)中已難免於全部被殲的命運。於是在十月二十三日那天,司徒雷登向馬歇爾提出下列幾項建議:

一、倘國民政府由於屢次之軍事失敗,被迫遷至中國的其他地區,美國是否對之仍然承認,並予以支持?

二、是否建議委員長退休,讓位與李宗仁,或其他較有希望組成一非共產之共和政府與較能有效與共黨作戰之政治領袖?

三、是否讚同委員長退休,讓位與其他與國軍及非共產政黨相處甚好,又能使內戰停止之領袖?

四、若取後一步驟,美國是否將承認與支持由於軍事結束,為求中國統一而與共黨合作而成立之聯合政府?

五、美國對此種政府,是否予以事實上之承認,同時暫停任何經濟合作總署或其他的支持?

在司徒雷登的這些意見中,不言而喻,著重在找出一個像李宗仁這樣的人,以謀求休戰,避免國民黨軍事力量的最後毀滅。

與此同時,國防部長何應欽派第三廳長郭汝瑰從南京飛北平向蔣介石提出建議,要求批準中原部隊由白崇禧統一指揮,實行五個月前白所提出的“守江必先守淮”計劃。蔣當準如所請。白也表示同意。國防部即於十月二十三日以“酉敬陽揮電”下達此項命令。

十月三十日,沈陽危急,蔣自北平飛回南京,白崇禧也應召由漢飛寧。當晚,白參加何應欽召集的軍事會議,還一如既往,同意統一指揮中原各軍。可是等到他去傅厚崗同李宗仁交換意見以後,立刻翻然變計。次日上午十時何應欽再度召開會議時,白一口推翻他過去所作的承諾,不願統一指揮中原軍事了。

蔣介石聽到這個消息,不禁勃然大怒。於是定下了一個暗殺李宗仁的計劃。他麵囑保密局長毛人鳳(1898—1957,浙江江山人。早年畢業於上海滬江大學。1935年參加國民黨特務組織複興社特務處,任武昌行營辦公廳第三科第一股股長。1938年任國民黨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局本部主任秘書。1945年後,任國民黨政府國防部保密局副局長、局長。後去台灣。1955年任台灣國防部情報局局長。1957年病死於台北。)電召雲南站長沈醉兼程到京,沈到後由蔣親自接見,麵授機宜。他說:“這項工作關係到黨國安危,絕對不能泄漏。”並要沈從速布置好,等他一有命令,立即行動。以後,沈醉就在李宗仁的傅厚崗住宅周圍,光華門外機場附近以及鐵路、京杭公路的重要據點,均作了相應的布置。毛人鳳並且派了兩部高速小汽車交給沈醉的“特別行動組”聽候調遣。

過了一個月,情況有了很大的變化。原來十一月初美國進行大選。蔣介石把賭注押在共和黨候選人紐約州長杜威這一邊。原因是杜威曾於去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發表過援華六項主張的聲明,所以蔣特派陳立夫以參加“世界道德重整運動會”為名,赴美進行支助杜威競選的活動。不料此次美國總統選舉揭曉,是現在總統杜魯門當選。蔣聽到大選結果,十分不安,即於十一月九日寫信給杜魯門,表示祝賀,並望美國發表一個政策宣言,以支持他的“奮鬥目標”。

由於蔣沒有從杜魯門的十一月十二日複信中得到滿意的答複,十二月一日,宋美齡又銜命飛美求援。三日,她訪馬歇爾國務卿於萊爾脫德醫院。十日,又訪晤美總統杜魯門,先後提出了“援華”三項計劃,其中包括加派一個高級軍官為顧問,並提供大量軍、經援助。杜魯門答複說:“巴大維將軍對現時情況甚為熟悉,彼之意見,可隨時供給委員長。”又說:“現在局勢惡化之程度,除實際調用軍隊外,任何大量之軍事援助,均於事無補。”(美國國務院《中美關係白皮書》,見《中美關係資料彙編》第一輯,世界知識出版社一九五七年版。)至此,蔣已看得十分清楚,美援已無希望,隻好退居幕後,讓李宗仁出來過渡,使他贏得喘息時間,以利他日卷土重來。

十二月二十四日,蔣介石正式任命吳忠信為總統秘書長。在此兩周以前,蔣已征求吳的意見,說他決心“引退”,要吳負責給李宗仁“抬轎”。李得此消息以後,即要我用長途電話告訴白崇禧。以後白每天都有幾次長途電話給我打聽南京政治行情。

吳忠信對李宗仁說,蔣決定在一九四九年元旦下野。後來證明,蔣也對司徒雷登作了同樣保證。可是我除了將張群、吳忠信、張治中三人一度來傅厚崗傳達蔣的引退意向以外,不能再向白提供進一步的消息。這樣,白就不耐煩了。十二月二十四日,白就發出“亥敬”電請張治中、張群轉蔣,要求與共產黨談和。同日,湖南綏靖主任程潛也通電主和,並請蔣下野。在語氣上,程電較白電嚴厲得多。但蔣以為白乘杜聿明集團在徐州外圍被圍,黃維兵團在雙堆集受挫之際,即以實力為後盾,迫他早日下台,誤會甚深。蔣後來對張治中說:他“平生不向任何壓力低頭”。經白這麼一逗,他就故意推遲下野期限了。

十二月三十日,白又以“亥全”電致蔣,重申前電主張。蔣不得已,於一九四八年除夕邀李宗仁副總統、五院院長和國民黨中常委到黃埔路官邸餐敘,飯後提出《求和聲明》,征求意見。他在《聲明》中說:“個人的進退出處,絕不縈懷,而一唯國民的公意是聽。”席上,我親眼看到也聽到穀正綱、張道藩發言反對蔣下野求和,穀甚至號啕大哭,如喪考妣。對此,蔣介石大罵說:“我之願下野,不是因為共黨,而因為本黨中的某一派係。”(董顯光:《蔣總統傳》第三卷五二九頁。)他所謂“某一派係”即指“桂係”,其對李、白之痛恨,可以想見。

司徒雷登在一九四九年一月三日對美國國務院報告說:蔣實際上已“收回方於兩周前決定之辭職,與由副總統自由采取被認為係謀國家福利的任何政策”(美國國務院《中美關係白皮書》,見《中美關係資料彙編》)。這就可以從另一方麵來證明蔣改變了他的原定計劃。

八、李宗仁上台後的和談及其失敗

蔣介石於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一日宣布下野,他發表文告說:“由副總統(李宗仁)代行其職權。”

蔣選擇這一天引退,是意味深長的:因為這是美國總統杜魯門就職的第二天,也是艾奇遜繼馬歇爾就任美國的第五十二個國務卿的就職日。對於蔣去李來的一幕,艾奇遜作了這樣的分析:“我就職的那天,委員長辭職了,把那個共和國的總統職位交給李宗仁將軍。但是,他在辭職以前,已把中國的外彙和貨幣儲備全部搬往台灣。並要求美國把預定運往中國大陸的軍事裝備改運台灣。這就使李將軍既無經費又沒有軍事裝備的來源了。”(《艾奇遜回憶錄》第十三章一八六頁。)

李宗仁上台,於二十二日視事以後,即電邀民主黨派人士李濟深等共同策進和平運動。二十三日,又派邵力子(1881—1967,浙江紹興人。前清舉人,同盟會會員。早年曾任上海大學代理校長。1920年在上海參加共產主義小組,後加入共產黨。1925年任黃埔軍校秘書處處長,次年退出共產黨。1927年後曾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秘書長,中國公學校長,甘肅、陝西省政府主席。西安事變後曆任國民黨中宣部長、駐蘇大使、國民參政會秘書長。1949年曾為國民黨和談代表,後宣布脫離國民黨政府。1967年病逝於北京。)去上海與宋慶齡、黃炎培(1878—1965,江蘇川沙(今屬上海市)人,字任之,同盟會員。辛亥革命後,任江蘇省教育會副會長。1917年在上海發起創辦中華職業教育社。抗日戰爭時期,任國民參政員。1941年參與籌組中國民主政團聯盟。1945年底發起建立中國民主建國會。建國後,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政務院副總理兼輕工業部部長、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國民主建國會中央主任委員。)、羅隆基、張瀾(1872—1955,四川南充人。1903年赴日本留學。辛亥革命前參加立憲派。1911年任川漢鐵路股東會副董事長,四川保路同誌會副會長。民國成立後,曾任四川省省長、成都大學校長、四川安撫委員會委員長。抗日戰爭期間,被聘為國民參政會參政員。1941年,參加發起組織中國民主政團同盟,任主席。1944年中國民主政團同盟改為中國民主同盟,繼續擔任主席。建國後,曆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副主席。)等聯絡。二十四日,他又令行政院辦理下列各事:一、把全國“剿總”改為軍政長官公署;二、取消全國戒嚴令;三、裁撤戡亂建國總隊;四、釋放政治犯;五、解除報章雜誌禁令;六、撤銷特種刑事法庭;七、通令停止特務活動。二十六日,行政院會議照辦。隻留下了一條,不同意取消戒嚴令。

一月二十七日,李宗仁致電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要求以他一月十四日所提出的“八條件”為基礎,“願即開始談判”。由於此事沒有同孫科商量過,行政院即於二十九日開始從南京撤到上海,旋於二月遷往廣州辦公。從此南京國民黨政府,就變成一國三公、四分五裂的局麵:一是蔣介石引退後,在其家鄉溪口設置電台,直接指揮軍隊,繼續發號施令,儼然形成一個太上政府;二是在廣州的行政院直接受命於溪口,並促立法院在廣州複會,以加強其與南京對立的地位。這樣,正如毛澤東所說:“李宗仁在石頭城上所能看見的東西,就隻剩下了‘天低吳楚,眼空無物’”。(毛澤東:《四分五裂的反動派為什麼還要空喊“全麵和平”?》《毛澤東選集》(一卷本)第一三一二頁,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六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