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曆史的轉折
經過八年抗戰勝利以後，國家應當進入一個和平建設的時代。當時蘇、美、英三國均不讚成中國內戰，中國共產黨又提出和平、民主、團結三大口號，並派毛澤東、周恩來、王若飛三人赴渝和蔣介石商量團結建國大計。一九四五年九月十八日，我以第四屆國民黨參政員身份參加參政會歡迎毛澤東的茶會，聽到毛澤東即席致辭說：“今後當為和平發展、和平建國的新時代，必須團結統一，杜絕內爭，在國家一定方針之下，以建設現代化新中國。”毛澤東的這些話，表達了全國人民的共同願望，博得全場參政員的熱烈掌聲。
國共雙方代表，經過四十天的談判，於十月十日簽訂會談紀要。雙方協議必須“堅持避免內戰，建設獨立、自由和富強的新中國”。可是國民黨當局違反時代潮流，不顧國情民意，輕動幹戈，再啟戰禍，終於招致自我的毀滅。
一、戰後受降措施
一九四五年七月二十七日，第四屆國民參政會第一次大會閉幕後，白崇禧要我陪同桂籍參政員林虎、黃鍾嶽、雷沛鴻、馬曉軍等去青城山、峨眉山一遊，沿途由重慶廣西銀行總經理羅豫祿照料一切。八月七日，我們正遊罷青城山從灌縣回到成都，住在四川大學校長黃季陸家裏，忽聞街上人聲鼎沸，爆竹喧天，黃季陸從外麵匆匆走進來對我們說：“聽到廣播，日本投降了。”
我們感到形勢發展得太快，於是取消峨眉山之遊，兼程回到重慶。白崇禧要我們到李子壩八號，詢以對戰後局勢的看法。白並以鄭重的語氣說，自從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以後，共產黨八路軍延安總部一連發布了七道進軍命令，他隨即向蔣介石寫了一封親筆信，提出延期接受日軍投降的建議。
白崇禧說，國軍（國民黨部隊）現在局促在西南一隅，而河漢江淮地區則在共軍控製之下，由於時空限製，我軍調動接收華北自非易事。為挽救此種不利形勢，唯一的做法就是推遲接受日軍投降的期限，使我贏得充裕的時間，調軍北上，候收複工作完成後，再行受降。
但後來事實證明，白崇禧的建議，並不為蔣介石所接納。八月十八日，蔣便派何應欽負責中國戰區全部敵軍投降事宜。九月九日，何應欽在南京主持中國戰區日本投降簽字典禮後，即以第一號命令麵授日軍統帥岡村寧次。轉飭日軍向指定的地區集中，向國民黨統帥部指定的受降官投降。
當時日本在華兵力，陸海空軍官兵總計有一百二十七萬人。國民黨當局劃分全國（包括台灣）為十六個受降區，分別派定受降主官，並劃分接收地區。在名單中，獨沒有堅持敵後抗戰八年的朱德總司令。
依照國民黨當局的命令，日軍華北、華東、華中三個方麵軍以及散布在各地的十個軍團、三十六個師團、四十六個獨立旅團、二十個獨立警備隊或支隊、六個特種兵隊，從一九四五年九月上旬開始，便分別向指定的地點集中，聽候解除武裝。此種繳械工作到十月上旬已告基本完成。
二、整編軍隊和改組軍事機構
一九四五年底，我被派參加桂、粵、湘、滬、寧視察團。到南京時，適白崇禧和何應欽都在那裏。一日，白、何相約去龍潭、棲霞打獵，特邀我同行，並借此憑吊當年同孫傳芳打仗的龍潭戰場。我們乘一列專車去，早出晚歸，整整盤桓了一天。斯時白、何都受陳誠的排擠，同病相憐，因此來往密切，無話不談。下麵所述，是白崇禧分析他們兩人與陳誠之間的矛盾。
何應欽自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初出任陸軍總司令後，所遺軍政部長一職，蔣介石於十一月二十日派陳誠接任。日本投降以後，陳誠向蔣建議，召開整軍會議，實施部隊整編。當蔣介石把這個問題同白崇禧商量時，白期期以為不可。他說，國民黨在北伐以後，原可以和平建國，但因召開了一個編遣會議，終於招致了中央與地方之間的連年內戰。現在國共談判正在進行，和平尚未實現，總不能一麵打仗，一麵裁兵，深望對此慎加考慮。但蔣悍然不顧，於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一日至十六日召開一個所謂“複員整軍會議”，準備對全部軍隊開始整編。次年二月十六日，蔣介石又親自到南京，主持第二次“複員整軍會議”，決定第一期“複員”官佐十五萬人，士兵一百萬人，並將五十八個軍整編為師。編餘官佐，由各省選擇適當地點，設立軍官總隊，予以收訓。三月整編開始時，各軍官總隊收容的官佐已達十六萬人以上，其數字仍在日益增長之中。後來“軍官總隊”成為搗亂國民黨江山的“四大寇”（“四大寇”是：國大代表、立法委員、監察委員、軍官總隊。）之一。至一九四六年六月全麵內戰爆發時，蔣又頒布總動員令，朝令夕改，出爾反爾。由於這個主意是陳誠向蔣提出的，所以白對陳深表不滿。
另外，受降工作完成後，蔣即打算派何應欽出任駐聯合國首席軍事代表。這是一個有名無權的職位，原不必派何應欽這樣的人來擔任，但蔣之出此，也是陳誠的主意。因為那時蔣要改組軍事機構，取消軍事委員會，成立國防部，內定以白崇禧為第一任國防部長，陳誠為參謀總長。陳認為要掌握“中央軍”係統的部隊，必先排除何應欽，而何一旦出國，白崇禧就益感孤立。因此白就對蔣說，如要同共產黨打仗，即應以何應欽的陸軍總部指揮作戰，所以何不能出國。如果在此時期，改組軍事機構，必因新舊交替，使幕僚工作受到不利的影響。但蔣還是不聽，遣何應欽赴美，並著手改組國民黨統帥部。據白估計，在整整半年內，參謀業務陷於停頓狀態。
一九四六年五月三十日，蔣終於以國府主席名義公布：“為樹立現代軍製，所有原設軍事委員會及行政院之軍政部著即裁撤，改於行政院下設立國防部。”六月一日，蔣特任白崇禧為國防部長、陳誠為參謀總長。白崇禧當了國防部長，其職位實等於虛設，因為依據國防部組織綱要，國防部長的職掌，隻是“審定參謀總長所提關於國防需要之軍事預算及人員物資之計劃”。他本身不能決定任何問題，而陳誠所任參謀總長，則集大權於一身，直接秉承國府主席的命令以統率陸海空軍，不受行政院長和國防部長的節製。這樣白崇禧就被高高掛起，甚至作戰會報也不得參加。
三、二中全會中的派係鬥爭
一九四六年二月底，我從南京回到重慶，出席三月一日在軍委會禮堂舉行的國民黨第六屆第二次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
這一次全會，最主要的是聽取孫科關於政治協商會議經過的報告、張群關於商定停止軍事衝突經過的報告以及張治中關於視察停止軍事衝突和恢複交通實情的報告。這些報告，均交付審查委員會審查，從而給CC對政學係進行全麵攻擊的機會。
CC對政學係的公開攻擊，是從一九四五年九月開始的國共會談而起的。自日本投降後，蔣介石三電毛澤東赴渝商談和平。這些電稿是由國府文官長吳鼎昌銜蔣之命起草，經蔣核可後徑交機要室主任毛慶祥拍發的，所以身為侍從室第二處主任陳布雷也不知道，從而CC首腦陳果夫、陳立夫也就未能與聞。陳布雷在過去，他總把自己經辦的事密告兩陳。這一次國共和談，由於陳布雷未及時提供情況，CC也被蒙在鼓裏。參加此項機密的隻有張群、王世傑、吳鐵城等幾個政學係首要而已。
政學係在組織上雖不成為一個嚴整的體係，但它在蔣介石的身邊能量很大。並且張群是蔣的拜把兄弟，專任黨派聯係工作。青年黨頭子左舜生在《記陳布雷》一文中說：“在抗戰期間，凡所以融洽黨派以統一全國意誌者，餘幾無一事不與布雷、嶽軍（即張群）協商。”於此可知張群的重要性。在抗戰後期，政學係首腦盤踞要津，如吳鼎昌任國民政府文官長，熊式輝任中央設計局秘書長，吳鐵城任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長，王世傑任外交部長（一九四五年七月三十日宋子文辭去外交部長兼職，以王世傑續任）。這些人都集結在張群（當時他公開的名義是國防最高委員會秘書）身邊，為蔣出謀獻計。
三青團書記長兼侍從室主任張治中曾在一次“桂園”聚餐會上對我說：抗戰勝利後，蔣介石曾內定他做東北行營主任，他以王世傑剛從莫斯科參加中蘇談判歸來，就把這一消息向王透露，希望在接收東北時取得他的幫助。可是到了八月三十一日，蔣突發布命令，派熊式輝為東北行營主任，而又在十日以後，改派張治中前往新疆處理伊寧事變。據張判斷，一定是王世傑和張群密商以後，從中使用手法，借此奪取東北大權，張治中中了他們的計了。舉此一例，就可以理解政學係在蔣身邊所起的作用。
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重慶召開政治協商會議，國民黨的代表人選，是張群向蔣提出，由蔣以總裁名義指派，他們不是向國民黨中央負責，而是向蔣個人負責；國民黨對政協商談的五個方案所采取的決策，也是張群直接向蔣請示，不使他人與聞。正因為這樣，政協乃能避開CC的幹擾，通過了一些有利於人民的協議。
在三月召開的二中全會中，當各組審議政治協商會議的報告時，CC就乘機向政學係展開猛烈的抨擊。他們說，在本黨內，有些官僚政客（這是CC給政學係所用的代名詞）在各種正式會議中，絕少公開表示意見；他們隻是利用與總裁接近的關係，提出各種建議，然後挾總裁的手令以壓人。例如此次政治協商，本黨中央並未作出任何決策，本黨八個代表，也沒有一個共同的方案。某些代表不惜犧牲本黨的立場以謀與共產黨達成妥協，借此維持其既得的權位。此種“走私”勾當，再不能這樣繼續發展下去了。
沒有多久，一個由餘井塘、梁寒操（他雖不是CC，而甘心為CC所利用）所發起的國民黨革新運動，就在全會中積極展開了，他們主張對黨務、政治、軍事各項報告均須進行嚴格的檢討和批評，以恢複黨的民主製度。由於有CC起著推波助瀾的作用，所以運動發展得很快。各小組均以此為話題。
黃埔係對CC發起的革新運動，最初深具戒心。一天，張冶中邀一些中委到“桂園”吃午飯，參加的有賀衷寒、蕭讚育、倪文亞、鄭彥芬、黃宇人、鄭介民、陳良、劉建群等人，我也在座。有人提出革新運動問題，鄭介民說：“革新運動是CC發起的，青年團的同誌如果去參加，那就無異受他們所利用。”但黃宇人提出不同意見，認為黨內革新，也是青年團所主張的，不應對此袖手旁觀。後來由於賀衷寒、劉健群也讚同參加，遂再無異議。
革新運動所主張恢複黨的民主製度，實際上是想對蔣介石行使領導權的方式施加限製，使政學係無法再作“走私”的活動，他們要求修改黨章，加入下列條文：（一）一切黨政大計應先經中央執行委員會討論和決議；總裁的最後決定權隻能在中央執行委員會（在閉會期間為常務委員會）的會議席上行使，不能在中央執行委員會以外，以手令或麵諭的方式變更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決議。（二）總裁出席中央執行委員會應俟議案通過充分討論並付表決後如認為必要才能行使最後決定權；不能在議案尚未表決前，先作決定，妨礙自由討論。
此外，CC還主張中央常務委員會應由中央執行委員會以無記名方式投票選舉；中央各部會正副首長，由總裁提名經常會通過任命。CC以為，CC中委總占著絕對優勢，這樣一來，他們就可以掌握中央人事、決策大權，政學係無可奈何了。
當CC決計將上項限製列入中央常務委員會組織條例時，恐怕會引起蔣介石的誤會，曾推餘井塘、梁寒操、黃宇人等去上清寺一〇四號官邸見蔣，報告革新運動的主張。蔣登時麵露不豫之色，對他們說：“本黨的組織原則是民主集權製，你們主張民主固無不可，但不要因民主而忘了集權。”餘井塘等碰了一鼻子灰，怏怏而返。後來革新運動卒無疾而終。CC與政學係的裂痕從此開始。
二中全會於三月十六日選出中委一百五十人為國大代表，代表國民黨出席國民大會，桂籍中委當選的為：白崇禧、李宗仁、鄧家彥、甘乃光、李濟深、程思遠六人。李濟深也出席了二中全會。
二中全會於十七日閉幕。在發表的宣言中，以“如期召集國民大會”、“貫徹政治協商會議”、“貫徹軍隊國家化”等作為全黨黨員努力的目標。這一天蔣介石親自主持會議，當宣言草案宣讀後，多數委員照例鼓掌，表示讚成，但黃宇人要求發言，說這篇宣言沒有革命性，要求重寫。當經決定推陳布雷等五人修改，修改後徑呈蔣核定發表。這麼一來，就出事了。原來這篇宣言是陳布雷起草的，黃宇人說它沒有革命性，陳認為這是奇恥大辱，散會以後，就在會場大哭起來，戴季陶在旁勸解，他還是哭個不停。這一場麵，後來給蔣看見了。大會閉幕後第三天，中央黨部、國民政府在軍委會大禮堂舉行聯合紀念周，蔣在會上大罵黃宇人，說：“黃宇人到處罵官僚，主張革新，我看他就是一個大官僚。”反反複複足足罵了半個小時。這是他借罵黃宇人來發泄其對革新運動的憤慨心情。這算是二中全會中一個有趣的插曲。
四、從三青團廬山二全大會到黨團合並
一九四六年九月一日，三民主義青年團在廬山舉行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我準時到牯嶺出席。這一次大會是蔣經國負責籌備的。蔣介石在大會開幕時說，青年團不應為了黨的利益而犧牲自己的前途。大家都認為蔣要青年團組成一個黨，與國民黨同時並存，因此關於團的性質，就成為大會討論的中心問題。
遠在廬山會議舉行之前，兩黨輪流執政之說已經傳遍南京了。這個建議，首先是何浩若提出的。何知馬歇爾對蔣介石失望，也知道蔣對CC控製國民黨不滿意，乃鼓吹把“三青團”組成新黨，藉以造成兩黨輪流執政的局麵。他主張蔣介石可以一人兼國民黨總裁和新黨領袖，而讓新黨交由蔣經國全權領導，這一建議深合蔣的心意，於是他就在大會開幕時提出來了。
CC對此早有所聞，十分焦慮，因為新黨一出現，兩陳獨霸國民黨大權就失墜了。陳立夫特囑楊興勤密電黃宇人要他火速從北平到廬山參加二全大會，反對組新黨。黃宇人是黃埔軍校四期畢業的，曾在陳果夫主持的國民黨中央組織部任事，所以能夠周旋於CC和黃埔係之間，被人稱為“兩棲動物”。陳立夫深知黃是一名“大炮”，他一在廬山出麵，必能扭轉乾坤，後來果然是這樣。
九月六日，在第五次大會中，專門討論三民主義青年團的性質問題，要求發言的達九十多人。蔣介石親自主持會議，絕大多數的發言是主張把青年團改為一個政黨。整個上午，可說都是一片組黨之聲。凡是發言人提到組黨，就引起熱烈的鼓掌。他們所持的理由，是說國民黨已經腐敗到不堪救藥，不足以肩負實現三民主義的重任；青年團必須組成新黨，乃能複興中國的革命。會上也有一二人如穀正綱和任卓宜，認為組黨事關重大，必須慎重考慮，但在眾寡懸殊的形勢下，顯得十分軟弱無力。
下午續續開會，蔣偕宋美齡到會，聽取大家的意見。到後半場，黃宇人發言了。他說國民黨曾有過光榮的曆史，今日的腐敗無能，總裁應負主要責任。因為中央黨政大員，都是總裁任命的，他們直接向總裁負責，不受輿論和民意機關的監督，可見總裁所負的責任最大。如果青年團要組成一個實行三民主義的黨，必須另選出一位領袖，才能在新環境中發揮其領導才能，否則，我們的團長以一身而兼任兩個黨的領袖，當新黨攻擊國民黨的腐敗無能時，他將何以自處？經黃這麼一說，全場為之默然。
之後，蔣介石當即將上下午發言加以總結。他說，他從無把青年團組成政黨的打算，是人們誤解了他的意向。隨即表示：今後黨、團（三民主義青年團）應截然分開，原是青年團幹部已經在黨的六屆代表大會中當選為中央委員的，今後應不再選入青年團中央機構。團員在五年內不要做官，而應專心致力於社會服務工作。
接著，大會通過中央幹事監察選舉辦法，明白規定：在國民黨已有兼職者，必須聲明辭去兼職，否則不能做候選人。我當即去函大會秘書長倪文亞，說自己是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願意放棄候選人資格。九月十一日，在第十二次大會中選舉中央幹事和監察，直到午夜開票工作尚未完畢。次日上午，蔣介石親到大會宣布選舉結果，令人詫異的是：我還是當選為中央幹事，廣西人當選為幹事的還有韋贄唐、覃異之。當選為監察的有黃樸心。
九月十三日，蔣介石親自主持三民主義青年團第二屆中央幹事第一次全體會議，提出了中央幹事會常務幹事的名單，我赫然名列其中，此外還有：蔣經國、黃少穀、鄭彥芬、倪文亞、袁守寒、柳克述、何浩若、劉健群、張其昀、賀衷寒等。這些人都是國民黨的中央委員。至於原任中央常務幹事的陳立夫、段錫朋、梁寒操、穀正綱等都沒有聲明放棄，但已經“榜上無名”了。
在廬山上，蔣主張黨團分開。可是到一九四七年七月九日，蔣突在國民黨中央常會，提出“黨團（三民主義青年團）統一組織案”，隨將該案於九月十二日召開的國民黨六屆四中全會通過實施。依據該案的規定，我這個三青團中央常務幹事就一躍而成為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實際上蔣所以提出該案，目的在於把蔣經國選入國民黨的中央，為其傳子政策鋪平道路。
五、李宗仁競選副總統
一九四七年十月十二日，我突接北平行轅（先是北平行營）主任李宗仁電，要我立即赴平一談。十六日，我從上海飛平，行轅參議劉仲華在西郊機場迎候，接我到北京飯店住下。當晚我在中南海居仁堂同李宗仁吃飯。經過長談之後，我才知道他要在明春舉行的第一屆國民大會中競選副總統，要我在南京為他部署一切。我因此同他充分交換了意見。
我說：“根據去年（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國民大會通過的《憲法》，副總統是沒有什麼權力的，比美國副總統還不如。因為美國副總統還可以出席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會議，並且是參議院的當然議長；至於南京國民黨政府的副總統，在個人獨裁體製下，是決不能參與國家大計的。我不知道為什麼德公對此感興趣？”
李宗仁說：“我並不想擁有這個‘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虛名，隻是想借此擺脫北平行轅主任這個職務。照我看來，東北和華北軍事是沒有什麼希望的，如不趁早走開，我不知道將來如何得了，不是準備做俘虜，還有什麼好的下場？！”
我說：“如果競選不成功，那怎麼辦？”
李宗仁說：“那隻好解甲歸田，不可能有別的打算。”聽來他的語氣很重，有不惜孤注一擲的意味。我看他下了這樣大的決心，就不好再勸阻了。
五天後，我飛返上海轉回南京，帶著李宗仁致蔣介石、吳忠信的兩封親筆信，李在函中表達其準備競選副總統之意，但又說，軍人以服從為天職，如何還聽蔣的裁決。另有一封致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的英文信。紅火漆密封，李囑我交給司徒雷登的私人顧問傅涇波。所有這些函件我都照交無誤，並與吳忠信保持緊密接觸。
後來我才知道李宗仁所以要競選副總統，完全是出自司徒雷登的策動。原來在馬歇爾來華調處國共衝突期間，馬歇爾實際上是幫蔣的，唯望國民黨政府能采一種必要的改革措施，以期得人民的支持與信任。馬歇爾回美擔任國務卿之後，司徒雷登繼續向蔣表示同一意向，希望南京政府全麵改革，以防止自身力量的分散，而對美援予以有效的運用。但因國民黨當局囿於保守思想、封建意識、自私企圖、偏狹成見，對於上述建議迄未有接納和實行的表示。
當國共戰爭進入第二個年頭，人民解放軍已轉守為攻，打進國民黨統治區去了。南京政府麵臨一個非常黯淡的前景。馬歇爾屈服於“院外援華集團”頭子周以德的壓力，派魏德邁來中國進行一個月的調查。一九四七年八月二十四日，魏德邁離華前夕，在蔣介石官邸舉行的茶會上，宣讀了一篇訪華聲明，指責國民黨政府“貪汙無能”，“麻木不仁”，“中國的複興，唯有待於富有感召力的領袖”。一個國民黨大員聽到魏德邁辱罵他們的領袖，登時號啕大哭起來。
與此同時，司徒雷登為了調查清華、燕京及北大的學生的思想狀況，還特地到北平去作了一次“旅行”。回到南京後，司徒雷登於九月八日向美國國務院提出了一份特別報告。在報告內，他認為“在一般學生心目中，象征國民黨統治的蔣介石，其資望已日趨式微，甚至目之為過去人物者”（司徒雷登：《在中國五十年》上卷第一一四頁，香港求精出版社出版。），而“李宗仁將軍之資望日高”（美國國務院《中美關係白皮書》，見《中美關係資料彙編》第一輯，世界知識出版社，一九五七年版。）。這意味到了這個時候，司徒雷登已把他的注意力從蔣介石轉移到李宗仁了。
這就是李宗仁決定競選副總統的政治背景。可是白崇禧對此一無所知。白聽說李宗仁要競選，嚇了一跳，對我說：“我們德公一向沉默持重，凡事不為天下先。這一次竟這樣當仁不讓，全力以赴，我完全料想不到。”白崇禧與黃紹竑商量後，即同李宗仁打長途電話，勸他競選監察院長；如李同意，即先在廣西選他做監察委員，然後再作一次部署。但李不允，仍要我進行競選活動。十二月中旬，李再電我偕同安徽銀行行長張嶽靈飛平，就籌措競選經費進行磋商。回到上海時，先把上海競選機構建立起來，請皖籍銀行家奚倫負責，並請一些著名銀行家如沈熙瑞、陳雋人等參與其事。
李宗仁往往把政治關係看得過於簡單化。例如他於一九四八年二月十三日托北平市長何思源帶給我一封親筆信說：“何市長星槎兄對弟競選極為熱心，擬乘至京參加糧食會議之便，決心策動季陶、果夫、立夫、騮先諸先生設法支援，此舉頗為重要。王處長（即王捷三，行轅政務處長）亦奉命參加此會議，且素與季陶、騮先兩先生友誼亦深，必能盡詞代達鄙忱。”他在函中提到的這些人，如戴季陶、陳果夫、陳立夫等一向唯蔣之命是聽，哪能幫他什麼忙呢？後來陳立夫且幫到對麵去了。
六、國民大會的風暴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下旬開始，國民黨當局不顧重慶政治協商會議的協議，片麵召開國大，製定“憲法”，從而招致國共和談破裂，中共代表團撤返延安。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九日，國民黨政府召集的第一屆國民大會在南京開幕，又使國民黨內部四分五裂，派係鬥爭日益激化，此一發展，實非蔣介石所能逆料。
四月四日上午九時，我去丁家橋中央黨部禮堂出席國民黨第六屆中央執行委員會臨時全體會議，討論總統及副總統候選人問題。蔣介石親自主持會議，他說，他不願意出任總統候選人，並主張首屆總統應由國民黨提出一位在學術上有地位的黨外人士為候選人。當時會上很多人都認為他所提的人選就是胡適，還盛傳他已派王世傑去征得胡的同意。蔣講話後，便離開了會場。
上午大會由孫科主持，會上戴季陶、居正等都主張仍應推蔣介石為總統候選人，隻有黃埔係少數人主張應當尊重蔣的意見。最後決議推定陳布雷向蔣報告，仍推請他為總統候選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