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霧都歲月
一九四二年二月十九日，我在李宗仁召集的廣西黨政軍高級幹部會議上，針對桂南會戰中廣西政局表現得非常不好的情況，狠狠地批評廣西地方當局一頓。黃旭初雖然容忍下來，但他對我不高興。剛巧在這個時候，黃同仇從重慶返抵桂林，他將辭去廣西省政府駐渝代表，前往安徽工作，他離渝前見到新任軍委會政治部長兼三民主義青年團書記長張治中，張托他向我致意，希望我去重慶一談。因此，我於二月二十五日從桂林飛渝，不料自此一去，就在霧都待下來了。
一、程思遠任職重慶
我到重慶以後，住在棗子嵐包華國的家裏，還沒有去看張治中，不料先見到蔣介石。
一天，我要到上清寺去看第五戰區駐渝辦事處處長楊憶祖，剛從國府路轉入上清寺，就看到侍從室秘書蕭自誠從中四路漫步走來。他問我：“幾時到的？”我答大前天。他又問：“要不要去見委員長？”我說：“還沒有這個打算。”他說：“還是去看他吧，我給你安排時間。”
這樣，一九四二年三月一日下午三時，我便按照侍從室交際科通知，去上清寺中四路一〇四號官邸見蔣介石。蔣走進客廳時後麵跟著李惟果和蕭自誠。蔣看到我似乎顯得很高興，他一見麵就開門見山地說：“你來得正好，現在我們編組遠征軍進入緬甸，協助英軍作戰，已由羅卓英擔任遠征軍司令長官。我要派你當遠征軍政治部主任。”
我不經考慮就答複說：“我不認識羅卓英，這個工作我恐怕難以勝任。”
“這個，這個，你幹得了，我要張部長給你安排一切。”他不讓我有考慮餘地，於是我隻好走出來。
過了兩天，張治中要我去看他，他給我看蔣給他的一張“手令”（實際上是紅鉛筆寫的一張條子，由侍從室編號轉給他）：
“派程思遠為遠征軍政治部主任中正。”
張治中接著對我說：“羅卓英對你擋駕，遠征軍去不成了。我在電話中答複了委員長，後來他又給我一張手令。”同時遞給我另一張條子：
“改派程思遠為中央團部常務幹事，並約其參加官邸黨政會報中正。”
張治中又說：“照我看來，常務幹事對你不恰當，你還年輕嘛，應當幹一些實際工作。現在我以書記長兼著督導室主任，我要向團長報告，讓這個督導室主任給你來當。你照樣參加官邸黨政會報。室主任較處長地位高一些，劉建群那樣老資格，還不過是編審室主任。如果你同意，我就這樣簽上去了。”
我說：“文白先生，我從來不挑選工作的。”事情就這樣決定下來了。
自此以後，我就開始參加蔣介石的官邸黨政會報。這個所謂黨政會報，參加的有：張群、陳立夫、朱家驊、張治中、王世傑、吳鐵城、蔣廷黻（1895—1965，湖南邵陽人。1923年獲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學位。1929年，任清華大學曆史係主任。1935年後，一度出任駐蘇大使。1945年，任中國善後救濟總署署長。1947年後，任國民黨政府駐聯合國代表、駐美大使。1965年10月在紐約病逝。）、陳布雷、張厲生、何浩若、黃少穀、倪文亞、袁守謙、鄭彥芬等等。舉行時由蔣親自主持，通常總是一兩周召集一次，有時蔣令各部門簡略報告工作，有時隻是問：“各方麵有什麼特別情況？”有一次，戴笠（1896—1946，浙江江山人，字雨農。黃埔軍校畢業。軍統一號特務頭子。曾任蔣介石侍從副官，後任複興社所屬特務處處長、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副局長、中美特種技術合作所主任。1946年8月，從北平飛往南京途中，因飛機失事斃命。）來了，我看到他劍眉突眼，臉色黝黑，一副殺人王的麵相，但隻有這一次，以後他就不再來了。
四月初一次黨政會報上，國民黨中宣部長王世傑說：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後，從香港回到桂林的文化界人士很多。軍委會桂林辦公廳主任李濟深同廣西省政府主席黃旭初建議，對於這些自海外歸來的文化人，應設法收容在一個組織中，使他們就當前國際形勢和經濟問題隨時研討，提出獻議。他們既有機會發揮所見，自可與政府和衷共濟，彼此相安。中央常會對此也沒有作出任何決定，請總裁指示。蔣沉吟一下，然後斷然說：“這些人如果在桂林隨便說話，可使他們到重慶來。”但沒有人吭聲，蔣就宣布散會。
過了兩天，蔣介石忽然召見我。我到後同李惟果談了一會兒，蔣就同陳布雷走進來，蔣說：
“我要你去桂林一趟，代表中央邀請桂林文化界人士到重慶來。”
“可是我同桂林文化界人士並沒有什麼來往，他們都是由李重毅先生招呼的。”我說時麵有難色。
“你的任務很簡單，隻要把我的這封信交給李重毅先生就行了。”蔣說時從陳布雷手裏拿一封信交給我。看來他早有了準備。
這封信是陳布雷的筆跡，但後麵有蔣的簽名。內容隻是說：“中央對在桂林文化界人士，深表關懷，深盼他們來渝安居，到時自予以適當照顧。希代致拳拳之意。”雲雲。
我到桂林以後，把蔣函交給了李任仁先生。此行沒有任何結果。
五月十一日，CC分子許伯閔又以延攬桂林文化界人士為名到了桂林。五月二十五日下午三時，由李濟深、黃旭初出麵邀請桂林文化界人士六十餘人到樂群社舉行集會，席上李、黃介紹劉伯閔與文化界人士見麵。劉即席發言，代表國民黨中央宣達慰問之意，並希望他們到重慶去工作。可是也沒有引起熱烈的響應。
八月初，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長朱家驊由湖南經桂林返渝，在黨政會報中對蔣介石說：七月二十九日，得到黃旭初的安排，他在廣西建設研究會與桂林文化界人士五十多人舉行茶會，彼此開誠相見，談得很好，就他個人理解，桂林文化界人士的言論行動並沒有什麼不妥之處。自此之後，據我所知，就再沒有人在公開場合提起這個問題了。
二、對蔣經國的回顧
一九四三年二月，“三青團”江西支團籌備主任蔣經國電重慶中央團部，說該支團在三月初舉行第一次團員代表大會，請派員前來監選。張治中批給我辦理。於是我決定親往贛州一行。
我過曲江時，廣東省政府主席李漢魂夫人吳菊芳女士對我說，她自己要陪我到贛州去。這位李夫人長袖善舞，活動力很強，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長吳鐵城甚至對我戲呼她為“菊老”，可見其享譽之盛。她有此盛意，我自不便固辭，這樣我們便乘小汽車出發，當天便到達了。蔣經國想不到我順路邀來這位不速之客，款待至為周到。
原來在桂林師專教書的高理文，現在當了蔣經國的機要秘書。去年（一九四二年）一月我陪同韋永成夫婦訪問贛州時，就整天同他混在一起，這一次舊地重遊，見麵的機會更多了。我們談來談去，總離不開兩個主題：蔣經國的經曆以及他在贛州的一些做法，下麵是我在贛州所了解的關於蔣經國的情況。
一九〇九年農曆三月十八日，蔣經國出生於浙江奉化溪口豐鎬房，他的母親毛福清女士，自蔣介石於一九二七年十二月與宋美齡在上海結婚後，即以茹素念佛度其餘年，不幸於日機襲贛時被炸斃命。這一悲劇的陰影，永遠籠罩在他們父子之間。
蔣經國從六歲起在溪口念了五年的私塾，一九二二年到上海，進萬竹小學，在塾師王歐聲和姑丈竺芝珊的監護下，學習“中文讀書寫字之法”。據蔣經國自述：“父親指示我讀書，最主要的是四書，尤其是《孟子》；對於《曾文正公家書》，也甚為重視。”（蔣經國：《負重致遠》第七十七頁，台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發行。）看來蔣介石精心計劃要把蔣經國訓練成一個曾紀澤第二；但曾紀澤究竟比曾國藩氣度開朗、手法靈活一些，而蔣經國後來的所作所為，則不及曾紀澤遠矣！
一九二五年，在國共合作的高潮推動下，國民黨大員紛紛送他們的子女去蘇聯留學。蔣介石也不例外。是年十月十九日，蔣經國由廣州搭俄輪去海參崴轉搭火車去莫斯科，入中山大學學習。一九二八年，選入列寧格勒的托卡瑪紅軍軍事政治學校。一九三〇年十月，入狄拿大電氣工廠當一名學徒。其後到斯夫洛斯克的烏拉重型機械廠做技術工人。在那裏，他認識了一名女工Faina，隨於一九三五年二月與她結婚，此婦取了一個中國的名字，叫蔣方良。
一九三七年三月二十五日，蔣經國結束了十四年的留蘇生活，帶著俄國老婆和兒子蔣孝文回到祖國，那時他已經是二十八歲。一九三七年的夏天，蔣經國帶著妻兒從溪口雪竇寺到相量岡避暑。相量岡離雪竇寺有二十多裏路，岡上有一所五間的平頂洋房，自成一組院落。在那裏，有他的舊友高理文伴著他。這位高先生，個子卻很矮，湖北人，說話很尖很急。在三十年代初期，王公度羅致他到廣西工作，有人懷疑他是“托派”，王公度死後，也被扣上“托派”的帽子。
抗戰爆發後，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輝辦了一個戰時工作訓練團，任蔣經國為該團訓導處副處長，後來熊將該團交還中央，改成軍委會戰幹三團，才調蔣經國為江西省保安處副處長。一九三八年，熊又將蔣經國調到贛州，任為江西全省新兵督練處長。據說熊有一種想法，希望蔣經國運用蘇聯的辦法，訓練江西全省新兵。是年二月，蔣方良生了一個女兒，蔣經國依照他父親的電示：“命名為孝章。”一九三九年五月，熊又任蔣經國為江西第四區行政督察專員，後者所擬的《新贛南提綱草案》，提出了“人人有飯吃，人人有衣穿，人人有屋住，人人有工做，人人有書讀”的口號。表麵看來，很有一點“社會主義”的味道，但他做了四年的行政督察專員，竟沒有什麼成就。
幫助蔣經國起家的是“三青團”。一九三九年春，“三青團”中央團部仰承他父親的意旨，任蔣經國為“三青團”江西支團籌備處主任。蔣經國奉命後，從戰幹三團選調了學員四十多人，由黃埔四期生胡軌帶到贛州。學員中有王升、李煥、江國棟等人，蔣經國在虎岡（後改名複興岡）辦了一個“青幹班”，再給他們以短期的訓練，後來這些人就成了他的贛南幫的主要組成部分。
三、從三青團一大到國民黨五屆十一中全會
一九四三年三月二十九日，“三青團”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重慶浮屠關中央訓練團禮堂召開，會後成立中央幹事會以代替過去的臨時幹事會。蔣介石為加強黨團聯係，特派陳立夫、張厲生、穀正綱、朱家驊為常務幹事。並借此以衝淡“三青團”是黃埔係一手把持的局麵。
“三青團”中央團部各處人事也重新進行了調整：我從督導室主任改為服務處處長；秘書處處長原為CC派的項定榮，現改由張治中的親信劉孟純接充；組織處處長康澤照舊不動；宣傳處處長由洪瑞釗改為鄭彥芬；訓練處處長調浙江支團幹事長倪文亞擔任；工管處處長為黃宇人；女青年處處長為宋美齡的心腹助手張靄真。
蔣介石為了加強“三青團”的政治地位，故意把他的“官邸黨政會報”移到兩浮支路通惠中學“三青團”中央團部舉行。即使他采取了這樣一項措施，但實際上仍無助於消除CC派與黃埔係的尖銳對立。
由於在“三青團”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中，有一部分地方代表指責國民黨政府行政院長孔祥熙貪汙無能，特別指出太平洋戰爆發時，香港緊急撤退，孔的老婆宋靄齡包了專機，連洋狗、馬桶都帶上，但卻置一些愛國人士的安危於不顧。人言嘖嘖，輿論嘩然。這樣一個行政首腦，不孚眾望，如不罷免，怎麼可以振奮人心，爭取抗戰勝利！當時大會曾作出決議，將此問題交由中央幹事會處理。
因此在大會閉幕不久，“三青團”書記長張治中邀了部分屬於黃埔係的常務幹事和中央團部處長級幹部到北溫泉數帆樓住了幾天，對時局和團務交換意見。在漫談中，張治中鼓勵眾人各抒己見，暢所欲言，當時主要發言，還是集中批評蔣介石的領導作風問題。
有人說，蔣囿於成見，自以為是，不願聽逆耳之言。部屬對他有所陳述，事前總要揣摩他的想法，然後投其所好，承歡固寵。真理泯滅，正義消沉。善於取巧的政學係，如張群、熊式輝、吳鐵城等人對他提出建議，也要準備甲乙兩案，而不敢堅持正確意見。從而阿諛奉承，蔚然成風。政風敗懷，悉以此為始基。
有人說，蔣對待部下，慣以私恩私惠示人，而不是使他們奉公守法。如他第一天批準槍決一個失職將領，第二天又私自開恩釋放；一個幹部向他要錢，首先挨罵，其後又得到幾萬元以至十萬元的特支款。這種做法，目的在使部屬對他個人感恩戴德，而不知有國家民族，以致法紀蕩然，人心離散。
有人說，蔣在組織上設立不必要的機構，徒有形式，毫無實效。如國民黨以黨領政，既有中央執行委員會，一九三九年又成立一個國防最高委員會，以統一黨政軍的領導，這樣一來任何機構都不能起其應有的作用。以此類推，不勝枚舉。
關於孔祥熙的問題，大家一致認為，孔既無才德，又缺威望，徒以裙帶關係，當了行政首長，應聯名上書向蔣建議，免孔氏行政院長一職，以肅政風，而振人心。可是簽呈上去以後，似石沉大海，渺無音訊，大家以為蔣把這個問題擱置起來了。直到八月一日，國民政府主席林森逝世，才給蔣以重新調整人事的機會。
回顧林森所以當上國府主席，那隻是夤緣時會，因人成事。“九一八”事件以後，國內掀起了“兄弟鬩牆，外禦其侮”的呼聲。後經一係列的接觸，寧、粵雙方的代表在上海進行和談。當時粵方代表為防蔣再起獨裁，在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召開的國民黨四屆一中全會上特別堅持修改《國民政府組織法》，規定國府主席“不負實際政治責任”，並由中央全會選舉“年高德劭”者任之。林森在國民黨內，一貫沒有政治野心，“年高德劭”，真是當之無愧，於是就被選為國府主席。他當了十二年有職無權的元首，曾自嘲為“監印官”。事實上的確如此。
由於林森之死，蔣介石特於九月六日至十三日，在重慶召開國民黨第五屆第十一次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我們中央團部各處處長接到“中央秘書處”通知，得列席此次全會，會上，首先修改《國民政府組織法》，規定國府主席掌握全國一切軍政大權，隨後選舉蔣介石為國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長。孔祥熙為行政院副院長。
此次全會給人這樣的印象：國民黨法無定規，權從人轉。蔣介石不當國府主席，那個職位就是虛位元首，蔣一當國府主席，立刻就負政治上實際責任。這樣還算得什麼“法治”呢？
在此次全會上，蔣介石宣布要和共產黨談判，“采取政治解決方針”。原來依靠中國人民抗戰的聲譽，蔣出席了開羅會議。在開羅會議上，美國羅斯福總統和蔣介石達成了下麵的協議：“雙方同意關於增強國內團結的初步協定，特別是關於中國共產黨這一點”，“必須在戰爭還在繼續進行的時期與延安方麵握手。”（伊利奧特?羅斯福：《羅斯福見聞秘錄》刊於一九四六年十月一日出版的紐約《展望》半月刊。）
四、國民黨軍隊在平漢南線、湘桂線一潰千裏
抗戰進入一九四四年，是國民黨當局最不好過的一年。
這一年，日寇為了打通大陸交通線，於四月間開始對平漢線南段發動攻勢，蔣介石的嫡係部隊蔣鼎文、湯恩伯、胡宗南等主力四十萬人，不戰而潰，鄭州、洛陽等三十八縣市相繼淪陷。這樣，日軍以打通平漢路南段為目標的中原會戰，到一九四四年五月上旬已經基本結束。
五月二十七日，日寇又在湘北發動大規模的攻勢。那時國民黨正在重慶召開五屆十二中全會。黃紹竑、黃旭初都來渝出席。一天，白崇禧約我和他們兩人到嘉陵新村李子壩八號他的家裏商討時局。大家關心桑梓，縝密研議，認為敵人為了支援南太平洋軍事行動，必然要打通粵漢路，桂林、柳州也可能成為他們的進攻目標，廣西必須預謀應付。白崇禧勸黃旭初早日返桂。因此六月四日，黃旭初便由重慶飛返桂林。
六月七日，黃旭初電白崇禧雲：
“桂林市麵人心浮動。由於中原會戰我軍不戰而潰，對於此次湘北會戰也不敢過於樂觀。省府召集有關機關會商兩次，決定：如敵情緊急，省府必須遷移時，應以百色為宜。”
六月十五日，第四戰區司令長官張發奎在柳州召集廣西黨政軍負責人開會，決定桂林、柳州都應及早疏散。當時長官部所得的情報，敵在湘江右岸有六個半師團，湘江左岸也有兩個師團。六月十六日，白崇禧打電話給黃旭初，主張桂林及早疏散。
六月十八日，長沙失守了。六月二十日，蔣介石召見白崇禧，要他飛返桂林，指揮第四、第九兩個戰區。白總結他當桂林行營主任時的曆史經驗，認識到第四戰區張發奎可與他合作無間，但第九戰區薛嶽卻非他所能調度，因表示辭謝，但願負奔走傳達最高統帥意旨的任務。
六月二十二日，白崇禧從重慶飛返桂林。二十三日，指定人員研究發動民眾協助軍事的辦法。二十四日，白與張發奎召集廣西黨政軍負責人討論備戰事宜。二十五日，第四戰區司令長官派第十六集團軍副總司令韋雲淞為桂林防守司令。但當時廣西部隊隻有兩個軍的兵力，即：賀維珍第三十一軍，轄闞維雍第一三一師，顏僧武第一三五師，海兢強第一八八師；黎行恕第四十六軍，轄羅活第十九師，許高陽第一七〇師，甘成城第一七五師。白、張決定，以第三十一軍守桂林，第四十六軍守柳州。這樣分散兵力使用，所謂防守桂林，隻能是象征性的了。因此六月二十六日敵軍占領衡陽機場以後，桂林就開始疏散。
當時桂林疏散的方向，要麼南下漓江，要麼西向柳州。漓江民船很小，船隻也不多；至於去柳州卻有火車和公路可通，並且到柳州以後還可以轉乘黔桂路火車前往貴陽、重慶或昆明。由於有這種方便，於是疏散的人群便像百川彙海一般湧向火車站。萬頭攢動，黑漆一團，爭先恐後，蜂擁向前，秩序混亂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