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二日，蔣介石派居正、程潛、朱培德為代表到南寧商談和平，三日晚上，李宗仁召集白崇禧、黃旭初、潘宜之、王公度、李任仁在廣西省政府大樓舉行會議，討論和戰問題。會上王公度仍主張團結進步黨派，在南寧另創新局，直到深夜，未有結論。四日上午繼續討論。李宗仁說：“六一運動（即“兩廣事變”）以來，雖與各方麵有密切聯係，但隻有救國會（楊東蓴代表）寄予精神上的支持；張學良盡管堅決抗日，但倒蔣未必參加；劉湘則始終不肯一同露麵。在上述情況下，廣西獨立支撐，財政斷難持久。如果蔣答應抗日，而又維持廣西現狀，應以和為上策。”於是擬訂了九條和議方案。於九月四日下午一時派劉斐偕居、程、朱三人飛粵見蔣，蔣桂對立就這樣妥協了。顯而易見，桂蔣妥協是王公度極不愜意其出現的一種局麵。
一九三七年五月間，周恩來偕張雲逸從延安抵西安（見《西安八路軍辦事處大事記》）。七月六日，張雲逸偕秘書李實（即羅理實，“文化大革命”前任中共廣東省委統戰部秘書長）到桂林訪問李宗仁。張氏此行，是通過劉仲容（1913—1980，湖南益陽人。長期任李宗仁、白崇禧的參議。1936年西安事變中，從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工作。抗日戰爭時期，積極參加團結抗戰的愛國民主運動，並參與發起成立中國民主政團聯盟。解放戰爭時期，曾為國共和談奔走，貢獻了力量。建國後，曆任北京外國語學院院長、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央副主席。）居中聯係，由王公度周密安排的。
一九六六年春，羅理實在廣州對我提到當年去桂林的經過時說：他與張雲逸到香港後，即接到王公度通知，要他們乘港梧輪去梧州，到時由梧州公安局長李一塵接待。李一塵原係王公度的留俄同學，一向在南寧軍校當政治教官，並不是做公安局長的材料。十分清楚，他此時在梧任職，純為適應對外聯係的需要。後來張、李兩人由李一塵負責派車送去桂林，劉仲容奉派在荔浦汽車總站迎候。
李宗仁對張雲逸此次訪桂，十分重視。據黃旭初一九三七年日記所述，從七月四日起，李宗仁即約白崇禧、黃旭初、李任仁、李品仙、王公度、甘介侯、黃同仇、潘宜之舉行會談，商量決策。討論到深夜，“未得具體結論”。次日繼續商議，爭論頗為激烈。以王公度、李任仁為一方，認為廣西與中共均主張：（一）抗日；（二）民主政治；（三）社會主義。故應加強聯係，通力合作，但黃同仇、潘宜之、黃旭初等人則以為廣西應建立自己的政治思想，不能抄襲共產黨的理論作為自己的理論，這是政治家應有的態度。倘以學者態度來搞政治，必然失敗。（黃旭初一九三七年七月五日日記。）這就證明桂係內部有進步、保守兩派之爭。其中尤以王公度與潘宜之對抗最烈。
徐亮之（徐梗生）在《亮齋隨筆》中說：“諸將以李、白右公度，敢怒而不敢言，外客稍稍敢言者，亦唯潘宜之一人而已。”（徐亮之：《亮齋隨筆》第五十四頁，香港自由出版社出版。）這證明潘宜之常於李宗仁、白祟禧麵前說王公度的壞話。事有湊巧，一九三七年六月三十日，國民黨財政部部長宋子文（孔祥熙因訪英，由宋繼任）到桂林，商談蔣桂妥協以後，廣西銀行的桂鈔（毫洋票）與中央銀行的法幣比值問題。潘宜之代表李、白同宋談判。宋似乎受到指示，對桂係十分慷慨，答應以二比一的比率收回桂鈔，即桂鈔一元等於法幣五角。這就無異幫了廣西的大忙，以致潘宜之也不得不感慨涕零地說：“你這樣幫忙廣西，將來怎樣對蔣先生解釋呢？”（黃旭初一九三七年六月三十日日記。）其中有無交換條件，吾人不得而知。但看到後來潘宜之那樣熱心於搞掉王公度，似乎桂係炮襲王公度案，中了南京政府的反間計了。
一九三七年八月四日，白崇禧應蔣介石之邀從桂林飛南京，就軍事委員會總參謀長（原總參謀長程潛調第一戰區司令長官），不久王公度也從香港抵京。
時黃旭初，夏威在廬山訓練團受訓，事畢去南京見白崇禧。對此，黃旭初在八月二十二日的日記中寫道：“健公對餘雲：思想糾紛問題，囑回報德公，早日處置。特使王公度隨同回桂，免其他適。今日德公約予及鶴靈（李品仙）、煦蒼（夏威）討論此事，經年懸案，現在始獲初步決定。”這就說明王公度案的發生，有外因也有內因，外因通過內因而起作用。
外因是，王公度的問題，肯定是蔣介石對白崇禧提出的。因為一九四七年，蔣對白也提出了劉仲容的問題。無風不起浪，白斷然不是憑靈機一動提出這個問題的。
內因是王公度的問題是“經年懸案”。這就意味著在“兩廣事變”發生時，這個問題就已經存在了。現在整整有一年了。
八月三十日，王公度被逮捕。黃旭初在當天日記中寫道：“一年以來，省內思想分歧，史派托派到處活動，在學校中時搞風潮，最近方發覺其組織，今日德公（李宗仁）將王公度、潭裕看管，並電南寧將謝蒼生、韋幹等扣留訊辦”，同時“檢查王公度的行李，有《目前工作計劃大綱》，赫然王公度欲為首領，企圖破壞團體（此處所謂“團體”，不是桂係，而是那個“革命同誌會”，因為“團體”是該會的代字）。該文件之字跡，極似何作柏（王公度的秘書）手筆，訊之果然，因即扣留。”
協助黃旭初“勘理王案”的徐亮之（徐亮之即徐梗生，那時是“革命同誌會”秘書部副主任。），在《亮齋隨筆》中對本案記述與黃旭初的說法不同。徐文說：“桂往有王公度，謝蒼生之獄，其時皆以王謝歸‘托派’，欲因抗日釀桂亂，實非也。王謝之死，其遠因，‘開罪軍人，排擯外客’二語足以盡之。其近因，則坐訂所謂《政治綱領》，有‘前方爭取地位，後方聯絡中共’二語故。”
徐亮之在海外一度住在我的隔壁，他同我談到王案時鄭重地對我說：“所謂王公度是‘托派’完全是假的。當王公度處死後，立刻出現了這樣一個問題：對外要怎樣解釋呢？就是說要加給他什麼罪名呢？對此，李宗仁繞室彷徨，一籌莫展。我因建議道：‘何不給王公度扣上托派的帽子？’德公納議，遂定案。”這就是說，“托派”一詞是徐想出來的。後人以訛傳訛，遂使王案發生後曆數十年而真相不能大白。
一九三七年九月二日，黃旭初在日記中寫道：“德鄰（李宗仁）召集予及李品仙、廖磊、夏威、潘宜之、邱昌渭、朱佛定討論黨案，決定作根本之肅清。對西大教授思想不正確者徹底去之。”
對王案“決定作根本之肅清”，這就意味要殺人了。廣西大學進步教授所以沒有如上文所述受到牽連，徐亮之在《李宗仁軼事》一文中作了詳細的解釋。文章說：“抗戰初起，桂有王公度案，處死者並公度凡五人，皆黨政高級幹部。一時謠諑蜂起，至謂廣西大學教授陳望道、鄧初民、施存統、馬哲民、馬宗融等皆公度黨，……桂少壯派韋贄唐等更主並案辦理，一網打盡之。時餘方受命助黃旭初主席勘理王案，力辟其妄。而旭初凝重，未能及時建言。餘以遲且變為笑柄，雖宗仁方慍怒甚，亦輒容然不顧言曰：望道等思想左傾，通國皆知；廣西既遠道延聘於前，豈宜為德不卒於後？夫公度乃由公而貴，亦唯廣西子弟重之耳；豈複足為海內名士齒數？而謂望道等乃肯為之黨？……愚謂此事，切須慎重，混為一談，必貽笑柄，或且為廣西無人。願公三思！”後來李宗仁也認為“徹底去之”的辦法不妥當，首先對陳望道等溫言慰問，然後優禮厚幣而遣之。望道等皆大歡喜而去。
但廣西省政府終於在九月四日作出決議：將廣西大學文法學院文學係、社會學係停辦。黃旭初說：“因此批教授思想多屬左傾，停此兩係，則教授可辭也。”（黃旭初一九三七年九月四日日記。）
九月二日，在李宗仁召集的“討論黨案”會議中已成立王案審判委員會，以李品仙為審判長。“判極刑十三人，李德鄰逡巡不忍，逾旬無執行意。”（徐亮之：《亮齋隨筆》第五十四頁，香港自由出版社出版。）
在判處王公度死刑的進程中，潘宜之扮演了極其重要的角色。一度任白崇禧的副官陳壽筠回憶說：“黨所畢業的同學，有一個何作柏的，原先是軍校政訓處的處員，後來調總司令部任秘書，但是他真正的工作是跟王公度擔任秘書。王被扣時，他也一同被扣，潘宜之提他到潘公館單獨同他談過兩天的話，並把他的太太莫淒遲也接去了，威脅利誘，由何寫了一份自白書，然後根據這份自白書來定王的罪狀。”
陳壽筠還說：所謂在王的行李內搜出他指導幹部的工作綱領，也是何這樣供的，說王公度在被捕前，住在桂林大飯店的時候，曾經召集了十多個工作幹部談話，指導如何工作，當場決定一個奪取政權的工作綱領，而這個綱領，又是注明王公度口述何作柏筆記的。（丁中江《廣西王公度被殺的前因後果》。）有了這份文件，李宗仁遂於九月六日在總部省府聯合紀念周中“宣布王公度破壞團體，爭取政權之陰謀”（黃旭初一九三七年九月六日日記。）。
但直到這個時候，李宗仁仍沒有下定決心殺害王公度。時第二十一集團軍總司令廖磊率軍北上抗日，揚言說：“公度不死即頓兵不前。”（徐亮之：《亮齋隨筆》。）李宗仁不得已，乃於九月十四日將王公度、謝蒼生、區渭文、韋幹（韋幹是掛林師專畢業生，在南寧軍校當中尉指導員。）、陶保垣（陶保垣是桂林師專畢業生，被殺時是中學教員。師專是楊東蓴當校長，學生思想進步。）、崔真吾（崔真吾是南寧高中教員，與王公度並無密切關係。）槍決。黃旭初也是主張殺王最力的一個人。對此，他揚揚得意地說：“此為本省第二次清黨，距第一次清黨適為十年。”（黃旭初一九三七年九月十四日日記。）他把王案與一九二七年國民黨發動的“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等視齊觀，是則王案本質如何，就不難想見了。
據說當天早晨，憲兵團長鄧光倫親攜酒菜到王公度被扣押的房間，請他喝酒。王說：“李宗仁竟要殺我！”曾向鄧要求見總司令（時李宗仁任第五路軍總司令），當然不會得到允許，王喝了一碗酒，即被綁至南門外刑場槍決。
一九三八年春，武漢為抗戰重心所在。周恩來那時是中共中央駐武漢的代表，他經常與八路軍參謀長葉劍英由軍委會政治部長黃琪翔陪同到蛇山下熊廷弼路白崇禧那裏商談作戰指導方針。經周公建議，令張雲逸指揮的新四軍第四支隊，協同廣西的第十一集團軍、第二十一集團軍在津浦線南段並肩作戰，以遊擊戰和運動戰緊密配合，牽製北上日軍，從而使李宗仁在台兒莊之戰中取得了偉大的勝利。當時黨內文件稱桂軍為“友軍”。由於周公的恢弘氣魄與淵博學識深深地感動了白崇禧，當廣西學生軍由後方開往第五戰區經過武漢時，白崇禧就要我邀請周公向他們講話。並在毛澤東的《論持久戰》發表後，由白崇禧向蔣介石詳為介紹，經軍委會將這篇戰略巨著的基本精神：“積小勝為大勝”，“以空間換時間”，通令全軍，作為抗戰的最高戰略方針。所有這一切充分證明：由王公度案造成的消極因素，經過周公一係列努力，已經把它根本消除了。
就在這個時候，白崇禧一再對我說：“王公度案搞得太過火了。”他當初原以為像王公度那樣的人，至多關他幾個月就算了。誰知竟殺了那麼多人，甚至連白崇禧一貫讚賞的謝蒼生也殺掉了。他為之惋惜不置。白崇禧於是電飭廣西省政府主席黃旭初和第五路軍總參謀長夏威速將王案有關的人一律開釋，並調李一塵、張威遐等人到安徽工作，他們後來都受到重用。一九三九年春，我當第五路軍政治部主任，曾簽請派王心垣當設計委員，立刻得到白崇禧的批準。現在我見了黃旭初的日記，才知道王心垣曾因王案被判了六個月的徒刑。從此不難理解：盡管王公度案是白崇禧挑起的，但他後來所采取補救措施足以證明，王案的確是一樁錯案。陳壽筠回憶可以證明這一點。（丁中江：《廣西王公度被殺的前因後果》。）
但，王公度是不是“托派”？這一點始終沒有得到澄清。一九六六年八月，我和劉仲容陪同李宗仁在北戴河海濱度暑，有一天，劉仲容問李宗仁：“當年德公為什麼殺王公度？”對此，李宗仁始終不吭一聲。看來他有難言之隱：因為從一九三二到一九三六年五月這一段時間，李宗仁長期留粵，廣西內部的事，他並不過問。到一九三七年八月下旬，白崇禧突然同黃旭初提出王公度的問題，他也莫名其妙。後來在王案進程中，黃旭初、潘宜之一定在幕後低斟密酌、羅織罪名，竟使李無法保護王公度的生命，這一切，他怎麼能夠解釋呢？
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劉仲容曾問過有關部門負責人：“王公度是不是托派？”他得到的答複是：“康生說他是托派。”後來劉仲容對我說：“康生說王公度是托派，就是想把周總理的臉抹黑。因為當年在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建立後，是周總理提出，派我通過王公度去聯係李、白的。康生這樣無中生有，含血噴人，用心何其毒也！”但那時，康生的問題還沒有暴露，不久劉仲容就與世長辭了。
一九八二年六月，我的一個朋友，在太平洋彼岸黃旭初的家屬那裏看到了黃旭初一九三七年七、八、九三個月的日記，把有關王公度案部分複印下來。這是一件對王案本質最有說服性的文件。七月中旬，徐亮之夫人趙湘琴女士從香港回到廣西定居，我又通過南寧《學術論壇》編輯部工作人員的幫助，從她那裏找到了丁中江所寫《廣西王公度被殺的前因後果》一文的影印本。這篇文章內有王公度留俄同學“王新衡的來信”、“黃旭初的複函”以及“陳壽筠回憶”等等，有了這些材料，加以我個人多年調查所得結果，博證總考，認為對王公度案作出結論，以正觀聽，是時候了。
四、白崇禧談淞滬會戰
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五日，我偕侯筱民到南京，住中央飯店。次日送他到浦口上車去徐州後，我即到中山陵園張學良公館看白崇禧。這是建築在山坡上的一座別墅，掩蔽在萬綠叢中，景色至為清幽。白初到南京時原住北極閣南麵丁文江公館，後以日機空襲頻仍，始遷張宅。當時白擁有汽車十二輛，宋子文就送了他兩輛，其中一輛是不碎玻璃的裝甲車，這就證明了他的聲勢煊赫，為人所重。
下麵是白崇禧對我談起他入京前後的情況和淞滬會戰的經過：
一九三七年七月十日，蔣介石以“蒸午”電任命李宗仁為廬山暑期訓練團團副（團長由蔣自兼），李未就。但派黃旭初、夏威去廬山受訓，他們入團後被派為總隊長。七月十四日，宋子文由廬山電白崇禧雲：“盧溝橋事變後，華北情勢嚴重，抗戰不可避免，蔣先生問兄能否來廬山或南京相晤。”但白以蔣對抗戰尚未下決心，仍不為所動。七月三十日，廬山暑期訓練團教育長陳誠約晤黃旭初、夏威，傳達了蔣介石的話，要他們兩人電傳白崇禧入京，共商抗日大計。八月二日，蔣介石親電李、白，邀白入京就副總參謀長。至此，白認為時機已經成熟，遂電複蔣，表示願意到南京。
八月三日，蔣派一架水陸兩用機由德籍飛行員駕駛到桂林，四日下午，白由桂林起飛，同行的有潘宜之、劉斐、黃季陸等人。下午三時飛抵南京。接機的有張群、何應欽、程潛、朱培德、張治中、穀正倫等人。當晚，蔣介石在黃埔路官邸約見，並設晚餐招待。
八月六日，蔣在南京召開了一個軍事會議，馮玉祥、閻錫山、何應欽、白崇禧、程潛、朱培德、黃紹竑、張治中均出席。會上蔣將七七盧溝橋事變以來的軍事形勢以及七月中旬國共雙方代表在廬山會談的經過作一概括的報告，認為平津淪陷，國家命運已到最後關頭。根據廬山會議的決定，中央已經承認中共控製的陝甘寧邊區，並將陝北紅軍正式編為八路軍。現在全國團結對外的形勢已經形成，亟應奮起抗戰，一致禦侮。白崇禧建議，為了團結抗戰，一新國人耳目，應成立陸海空軍大本營，以統率全國武裝力量，對日作戰。蔣介石沉吟了一下，即作答複說：當前雙方都是不宣而戰，不需要另立名目，即以軍事委員會指揮作戰可也。即日任命宋哲元為第一集團軍總司令，劉峙為第二集團軍總司令，令他們分途反攻北平、天津。八月九日上午六時，日本海軍大尉大山勇夫偕一水兵乘汽車衝入虹橋軍用機場，不服機場衛兵製止，發生衝突，大山二人一起遭擊斃。日方遂借此集中兵艦，並以陸戰隊上岸，要求我撤退駐滬保安隊，為我嚴詞拒絕。八月十三日九時十五分，日方集結駐滬陸軍及海軍陸戰隊萬餘人向江灣及閘北方麵進攻，我軍奮勇應戰，全國抗戰於是開始。是日，蔣介石召集了最高國防會議，決定以軍事委員會為最高統帥部，任何應欽為參謀總長，白崇禧為副參謀總長，軍事委員會設第一至第六部，分掌軍令、軍政、經濟、政略、宣傳、組訓等事宜。黃紹竑被任為第一部長，劉斐為第一部作戰組長。
滬戰初起，我方令第九集團軍總司令張治中率部應援，實行攻勢作戰，曾一度進展到彙山碼頭。八月二十二日晚，敵軍第三師團藤田進、第十一師團山宗空武及一〇一師團和田直孝之一部於川沙、獅子林、寶山等地同時登陸，向羅店、瀏河之線南犯，我繼以左翼軍總司令陳誠所轄的第十九集團軍薛嶽部、第十五集團軍羅卓英部增援。二十四日起開始反攻。上海地狹而近海，敵以陸海空軍聯合作戰，易於發揮武力，我軍則無此條件，反攻未能奏功。其後敵增援部隊繼續增加，其主力於二十九日陷羅店，不久吳淞、寶山亦相繼失守。九月十七日，我軍全線轉移到北站、江灣、廟行、朝王廟、羅家店西南、雙草墩之線。這是淞滬會戰的第一階段，在此時期，該戰區（第三戰區）司令長官是馮玉祥。九月中旬以後，馮玉祥調任第六戰區司令長官，由蔣介石自兼第三戰區司令長官，而以顧祝同為副司令長官，這表示蔣介石要親自指揮上海戰事。
九月中旬以後，日軍增援的部隊有第六、第九、第一一六師團，戰車有兩百餘輛，飛機兩百多架，與我軍在劉行、施相公廟、瀏河之線，展開激烈的爭奪戰。至九月三十日，我七七師（師長王東原）正麵的萬橋嚴宅，及五七師（師長阮肇昌）之陸橋等處先後被敵突破，我軍乃退守蘊藻濱兩岸。隨後敵人又突破第一軍（胡宗南）及八八師（孫元良）之防地，進占大場南翔。
白崇禧這時向蔣介石建議，以為淞滬會戰應當適可而止，因為淞滬夾在黃浦江和長江中間，港灣河道，縱橫交錯，且敵軍賴有日租界作後方，易於發揮陸海空軍聯合作戰的威力，反視我軍則因為水陸交通工具缺乏，部隊集中需要時間，在上海地區進行陣地戰，必將長期陷於被動。李宗仁也來電給蔣，說上海地區地形既不利，而裝備也相形見絀。如何退到有利地帶，誘敵深入，以達到消耗戰之目的。蔣初答應考慮，但後來又翻然變計說，九月二十八日，國際聯盟大會已通過了“譴責日本在華暴行案”，現在準備邀開“九國公約”會議，我如在滬持久作戰，將會引起國際的幹涉。後來事實證明，這是蔣一相情願的想法。
由於蔣介石的堅持，乃自十月七日起，以廖磊的第四十八軍為第一路軍，出黃港北、侯宅、談家頭附近，攻擊蘊藻濱南岸之敵，這是廣西部隊自北上以來首次加入滬戰；同時以葉肇的第六十六軍為第二路軍，由趙家宅向東攻擊；其他部隊各編成一至三個突擊隊，分向當麵之敵攻擊，以協助各路軍的推進。十月十九日攻擊開始，適逢敵主力向我進攻，遂演成大規模的遭遇戰，我軍以裝備懸殊，傷亡甚大，乃於二十三日開始退卻，二十六日大場陷落。上海方麵守軍以側背受敵威脅，自此退守蘇州河南岸江橋鎮、小南翔之線。十月三十日，敵又借優勢空軍及強烈炮火的掩護，在周家宅姚家宅兩處強渡蘇州河，但我軍英勇抵抗，戰事仍呈現膠著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