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抗戰前後
一九三七年七月六日，我參加了羅馬大學的博士考試，被授予政治博士學位。次日，盧溝橋事變爆發，中國曆史到了一個新的轉折點。一星期後，我領取了文憑和證書，朱英先生請我吃飯話別。此後我就離開羅馬，去威尼斯、康城度假。
在康城碰到了廣西留法同鄉梁繼本、覃澤漢，相約同往巴黎一行。到達後住盧森堡公園附近，常到聖米歇大街杜邦咖啡館流連。黎蒙對我說：楊虎城已到了巴黎，約我去看他。我正想了解一些關於西安事變的內幕，於是相偕去訪問這位風雲人物。
一、楊虎城談西安事變
楊虎城知道我是從廣西來的，並且與李宗仁、白崇禧長期共事，因此一見麵就十分親切，不當外人看待。他說：在西安事變中，隻有廣西的李、白，四川的劉湘和雲南的龍雲表示支持，其餘地方軍政長官不是首鼠兩端，態度曖昧，就是擁護南京政府下令“討伐”。他對今年（一九三七年）一月十五日由李宗仁、白崇禧、劉湘聯名發出反對南京政府進攻西北，主張對陝宜用和平解決的通電（南京政府下令將楊虎城、於學忠撤職留任，扣留張學良，並調大軍向陝，時人有在十五日總攻的傳說，楊、於特於一月五日通電表示抵抗，李、白、劉支持楊、於，反對南京用兵。），表示感謝。
楊虎城是本年六月底出國的，他與夫人謝葆真及次子拯中經日赴美，七月三十一日抵紐約，八月四日抵倫敦，十一日到巴黎。我去看他時，“八一三”上海抗戰已經爆發了。他說，他已去電蔣介石要求回國參加抗戰，但蔣不複。他又電詢宋子文，宋回電不置可否。楊把宋電給我看，原文如下：“茲值全國抗戰，各方同誌紛紛來京，共赴國難。兄雖未奉召，弟意宜自動回國。”我說：如果返國，應該取道蘇聯，經由西北遄回部隊。這是一條比較穩當安全的途徑。但楊遲疑不答。
我問起西安事變，他講述其經過如下：
一九三六年西安事變前夕，張學良的東北軍和楊虎城的第十七路軍，都在陝北“剿共”戰爭中受到了紅軍沉重的打擊。張、楊覺得如再聽命於蔣介石，那隻有死路一條，因而不得不另謀出路。恰巧在此時，中國共產黨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方針，首先是爭取南京以外的地方實力派走向抗日。由於中共的爭取，也由於廣大民眾和備級幹部的推動，張、楊接受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與紅軍實行停戰，要求蔣介石聯共抗日。
蔣介石對此早有所聞，隻因兩廣事變爆發，一直騰不出手來。等到九月中蔣桂妥協，結束了兩廣與南京對峙的局麵，蔣介石就立刻集中了三十個師的兵力，擺在平漢線南段和隴海線西段，蔣也親飛西安，迫張、楊繼續“剿共”。蔣當時提出了兩個辦法，逼他們表明態度：一個辦法是將東北軍和十七路軍開赴陝北繼續“剿共”，而由中央軍在後麵接應督戰。另一個辦法是：如果張、楊不願意再打內戰，則將東北軍調往福建，將十七路軍調往安徽，把陝、甘兩省讓給中央軍。張、楊知道，這兩個辦法都是要把他們投入陷阱，再行消滅。在無路可走的情況下，張、楊隻有采取“兵諫”行動了。
計劃已定，張、楊即進行具體部署：一、包圍華清池，活捉蔣介石的任務，由東北軍負責，同時擔任從西安到臨潼之間的警戒；二、扣留在西京招待所的中央大員以及解除西安市區中央憲警特務的武裝則由十七路軍執行。
十二月十一日午夜以後，張學良和他的親信幹部來到楊虎城的新城住所。張對楊說：已派劉多荃、白鳳翔指揮他的衛隊團孫銘九部執行捉蔣的任務。我們在這裏等候好消息的到來。
十二月十二日天蒙蒙亮，孫銘九就率領衛隊團摸進華清池，一個士兵在行進中踢著一個油罐，鏘然作響，驚動了蔣的衛士，由是彼此開槍射擊。五分鍾後，蔣的衛士全數被殲，連侍從室主任錢大鈞也被打傷足部。
蔣介石一聽到槍聲，沒有顧得穿長衫和戴上假牙就往外跑。跑到東邊的小門，但開不了。後卒得一個侍從副官的幫助，爬過圍牆，跌入一個滿地荊棘的深坑裏去。他扭傷了腰，還掉了一隻鞋。那個侍從副官把他扶起來，背著他向驪山上跑，一直跑到半山腰一塊叫虎畔石的後邊躲起來。後人在那裏起了一個“捉蔣亭”以留紀念。
孫銘九衝進了“三間房”蔣的寢室，發現人已不在，他伸手入被窩一摸，感到餘溫尚在，還見到茶幾上一隻玻璃杯中仍泡著一副假牙，顯然蔣剛剛離開這裏。這時派到四處去搜查的人都來報告，說沒有發現蔣的形跡，這真是匪夷所思！
楊虎城接到報告說沒有捉到蔣，他對張學良說：“估計他跑不了，要擴大搜查圈，到山上去找。”孫銘九照辦，在驪山麓，發現了錢大鈞。搜到虎畔石附近，蔣的侍從秘書蕭乃華伸出頭來看，被打死了。蔣看到危險，立舉起兩手大喊：“我在這裏。”白鳳翔、孫銘九走上前去，見蔣隻穿一件睡衣，一隻鞋，蜷伏在虎畔石後麵，麵色蒼白，全身哆嗦。白鳳翔脫下自己的大衣給蔣披上，並與孫銘九扶他下山，把他塞進汽車，押送到新城大樓住下。
十二月十二日，張、楊即以“文”電通告全國及國民黨政府，提出下列八項主張：一、改組南京政府，容納各黨各派共同負責救國；二、停止一切內戰；三、立即釋放上海被捕之愛國領袖；四、釋放全國一切政治犯；五、開放民眾愛國運動；六、保障人民集會結社一切政治自由；七、確保實行總理遺囑；八、立即召開救國會議。電文並聲明：“以上八項為我等及西北軍民一致之愛國主張，望諸公俯順輿情，開誠采納，為國家開將來之一線生機，滌以往誤國之懲尤。大義當前，不容反顧，隻求於救亡主張貫徹，有濟於國家，為功為罪，一聽國人之處置。”
張、楊把蔣介石抓起來以後，中國的局勢突然變得緊張起來：國民黨親日派擬乘機下令討伐張、楊，取蔣而代之，內戰迫在眉睫；中國共產黨堅決反對內戰，主張通過和平途徑解決“西安事變”。在張、楊的敦促下，以周恩來為首的中共代表團於十六日到達西安，同時紅軍南下，進抵渭北。
當時西安政治形勢也是很混亂的，在十七路軍中，有一些軍官強烈要求殺掉蔣介石，有的人還大聲叫嚷：“不殺蔣介石後患無窮！”針對這種形勢，周恩來進行了循循善誘的說服工作。他說：“要講仇恨，是共產黨最恨蔣介石。但共產黨顧全大局，從國家民族的利益出發，建立全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主張西安事變和平解決。隻要蔣介石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就可以釋放他。”
張、楊讚同了周恩來的意見，並請他同蔣談判。十二月二十四日晚，周恩來會見了蔣介石，蔣見周來訪，有點不好意思，低下了頭。周不念舊怨，嚴正地對他說：現在民族危機極端嚴重，不抗日無以圖存，不團結無以救國，堅持內戰，隻有加速滅亡。你蔣先生如能認清大勢，立即實行抗日，共產黨即不咎既往，而張、楊兩將軍也會放你回去。否則你就會成為千古罪人。經過周恩來的一係列努力，蔣介石終於接受了張、楊的八項主張，停止內戰。次日，蔣得到釋放。
十二月二十五日下午三時後，張請楊和他一起送蔣去機場，楊首先反對，但因張的態度很堅決，楊無法隻好隨張前去。蔣到飛機場後，在上機前還對張、楊說：“仗不打了，今天以前的內戰由我負責；以後再有內戰，由你們負責。我答應你們的條件，一定實行，否則就不配做你們的領袖。”張對蔣說：“隻要你同意了我們的主張，我送你回南京去。”跟著用紅色鉛筆寫了一個手令，令楊虎城代行他的職權，隨後便登上飛機。飛機四時起飛，五時三十分到達洛陽。周恩來知道張要送蔣回南京，立即趕到機場勸阻，但是飛機已經起飛了。二十六日，張學良陪蔣一到南京，就被蔣扣留了。
二、程思遠由歐返國
一九三七年九月二日，我從威尼斯乘意郵“康德維第”號返國，同行的有陳濟棠、陳介生、包華國及其夫人方瓊鳳等。在意大利陸軍大學學習期滿的侯筱民，因為要到廣西工作，也與我結伴東歸。有人對我說，陳濟棠答應捐獻抗戰軍費二千萬港元，作為他東山再起的代價。果然，後來他把這筆錢交給了孔祥熙，就被任為農林部長，曆史上曾經有過賣官鬻爵之說，但直到此時我才得到事實證明。
我們的航程原以香港為終點，但是到新加坡時，“康德維第”就貼出通告，說由於中日發生戰爭，這艘船將不開到香港。我們隻好下船到旅館住下。我到《星洲日報》社去找該報編輯黃征夫，他在年前我去歐洲經過該地時曾請我遊埠，隨時間的流逝，我怕他或許已不在報館了。可是不多一刻，就見他飛跑出來，高舉著雙手來迎接我，高興得不得了。我提議到外麵去談一談，他隨手拿了一份當天的《星洲日報》交給我，就讓我上了他的跑車，他一麵開車一麵對我說：“我在馬來半島的南端柔佛辟了一個橡膠園，請你去參觀一下。”他說這三年來他曾去泰國當了一年和尚，又討了一個老婆，但這一切現在都放棄了。黃征夫真是個怪人，我認識他開始於三十年代初，他那時與黃君度代表香港《大同報》去廣西訪問，常為李宗仁的座上客。他長袖善舞，似乎無所不能，但不肯安下心來致力於一項事業，所以到後來還是一事無成。
車行一時許，轉入濃蔭深處，黃征夫把車停在一座木屋前對我說：“到了。”一個廣東娘姨把大門打開讓我們進去，我在喝茶時打開了那份《星洲日報》，赫然入目的是那條“廣西發現托派活動，王公度已被判處決”的大字標題新聞。這不禁把我嚇到目瞪口呆，半晌說不出話來。我看了一下這條新聞，大意是說：前第四集團軍總政訓處長王公度，在廣西展開托派組織活動，企圖破壞抗戰後方，已被廣西當局逮捕，經過軍法會審，判處極刑，已於九月中執行槍決。我指著這條新聞對黃征夫說：“你認識王公度吧？”“當然認識，在南寧和廣州我都同他有來往。”“那麼你對這條新聞怎麼看？”“不是那麼簡單，我以為王公度是死於廣西內部戰爭。”連黃征夫都這麼說，可知是非自在人心，不容混淆。
星馬接近赤道，常年如夏。中午時分，熱得我有點昏昏然，但賴有海風調劑，入夜就涼快一如香港。當晚，黃征夫把我送回新加坡。我和侯筱民改搭英輪去香港。不作久留，即搭省港專輪入廣州，改乘粵漢路火車到衡陽，十月七日轉乘汽車經祁陽、零陵、全州到廣西省會桂林。由於“兩廣事變”的和平解決，李宗仁認為抗日戰爭遲早終會爆發，所以就決定把廣西政治重心於一九三〇年十月五日從南寧遷到桂林，恢複辛亥革命以前桂林的本來麵目。
我在北門總站下車，張嶽靈、韋贄唐已在那裏等著我，寒暄過後，張嶽靈輕聲對我說：“德公在八桂廳等著你，不要同他談王公度的問題！”他講話時麵容嚴肅，看來政治氣氛緊張得很。他們帶有兩部小汽車，我托韋贄唐送侯筱民以及我的行李到樂群社，張嶽靈則陪我到八桂廳，但一到他就跟車離開了，這顯然是出於事前的安排。
李宗仁的劉副官迎上前來接我進去，我發現客廳中除李宗仁外，還有李任仁在座。李宗仁問了一些歸途情況，便命令開飯。飯後又閑談一會，他就從他的寫字桌裏抽出一份電報給我看。這是白崇禧在八月二十八日從南京發給他的，文曰：“統帥部決將界浦線劃為第五戰區，並請我公出任司令長官。過去公首倡焦土抗戰主張，國人深表讚同，如能乘此時期，躬行實踐，則對中外視聽，必有重大影響。如何，敬請裁複。”我看後交給李任仁。李宗仁說：關於第五戰區司令長官這個職務，我起初不願就，並主張由健生以副總參謀長就近兼任，後來經一再電促，始肯接受，現在我已決定於雙十節那一天直飛南京轉往徐州就職。廣西是抗戰的大後方，也是我們的根據地，現在我和健生都出去了，廣西留給旭初負責。他的責任是很重大的，光靠他還不行，所以必須延攬人才，集思廣益，才能充實力量，使我們立於不敗之地。對此希望重毅先生（李任仁）從旁給旭初以大力幫助。他說這話時注視著李任仁，後者頻頻點頭。
李宗仁又說：以前我們有個“革命同誌會”，現在是舉國一致，團結一致，秘密的不要搞了，公開的還可以搞。我們過去“建設廣西，複興中國”的口號，現在組織一個“廣西建設研究會”，使它具有延攬人才以促進廣西建設的性質和作用。這樣既光明正大，又使人樂於參加。這個“廣西建設研究會”由我任會長，健生和旭初任副會長，重毅先生則以常務委員主持日常事務，陳劭先也要請他來。
關於吸收成員問題，李宗仁指出，為了團結抗戰，支持抗戰，“廣西建設研究會”應當多吸收一些進步分子，以壯大我們的聲勢。回顧“六一運動”時，蔣介石集中了幾十個師來包圍我們，我們隻有十多個團，真是孤軍抗敵，形勢非常嚴重。但蔣介石不敢動手，為什麼呢？主要是那時廣西得到各方麵的支持，各黨派都有人來廣西，蔣對這一形勢不能不有所顧忌。這是一個值得我們吸取的寶貴曆史教訓。
十月九日，“廣西建設研究會”正式成立。參加成立儀式的有四十人，李宗仁、黃旭初都參加了大會。李宗仁在致開幕詞中特別指出：廣西建設研究會是一個學術機關，也是一個實際推動廣西建設發展以為全國樹立榜樣的設計機關，它的範圍如此之大，迫切需要麵向全國，羅致各種各樣的專門人才，以便集思廣益，為發展會務而共同奮鬥。以後當我和白副會長不在廣西的時候，就由黃旭初副會長負責領導，望各位多多給他幫助。李宗仁這一番話，說得非常明顯，就是正式確定了黃旭初看守廣西老家的法定地位。這是從廣西前期的李、黃（紹竑）、白，變為後期李、白、黃的曆史轉折點。
當晚，李宗仁約黃旭初、李任仁到八桂廳，商量“廣西建設研究會”內部人事安排，當即派定李任仁、陳劭先、黃同仇為常委。黃旭初兼政治部主任，黃薊為經濟部主任，雷沛鴻為文化部主任。黃同仇後來赴安徽工作，日常事務實際由李任仁、陳劭先兩人負責。陳劭先並且為駐會常委。
與此同時，李宗仁並派徐梗生為秘書室主任，萬民一為編輯室主任，胡訥生為圖書室主任。一九三八年秋，武漢、廣州先後失守，桂林為西南文化中心所寄，“廣西建設研究會”的人事安排，也隨之起了很大的變化。
十月十日，李宗仁從桂林徑飛南京，接洽一切，再赴徐州就第五戰區司令長官職。行前他接見了侯筱民，囑其隨後到徐州報到。他還要我去南京隨白崇禧工作。
三、王公度案內幕
王公度是廣西永福人。一九二〇年在廣西法專畢業後，因避舊桂係陸（榮廷）、沈（鴻英）之戰寄居上海，通過其永福小同鄉韋永成的介紹，與李宗仁的三弟李宗義（李宗義妻是韋姐秀英）認識。宗義和公度均愛好京劇，後者尤擅京胡，有時在客前自拉自唱，意興甚豪。以此李、王時相過從，來往密切。
一九二六年兩廣統一後，國民黨軍政要人為適應國共合作的新形勢，多保送子弟赴蘇聯留學。因此，王公度、李宗義、韋永成等三人也得到李宗仁的資助，到莫斯科入中山大學深造。據王新衡說：“我知道他在俄時決不是共產黨，他在學校時是最不用功的學生，天天下棋，拉拉胡琴，翻翻中國線裝書，有些名士派”（丁中江：《廣西王公度被殺的前因後果》。）。
一九三〇年春，李宗仁聯合馮玉祥、閻錫山反蔣，爆發了中原大戰。李宗仁從廣西傾巢出犯，企圖與馮閻會師武漢。那時我在李宗仁的總部當科長，王公度任總部秘書，我有時向李宗仁彙報工作，因此與王公度認識。我看到其人生得中等圓胖身材，配著一個蛋形的臉，戴著一副深度近視眼鏡，沉默寡言，喜怒不形於色，是一個具有軍師素質的典型人物。
一九三〇年六月後，桂軍在湖南受挫，退回廣西。李宗仁與白崇禧仍要“苦掙待變”，因組織“中國國民黨革命青年團”，以王公度為書記，我為助理書記，這是我與王公度共事之始。這時我們兩人對外都是秘書，但做的卻是這個組織的秘密工作。
一九三二年蔣汪合作，分主軍政。李宗仁聯合廣東軍閥陳濟棠，以胡漢民為靠山，利用廣州“西南執行部”和“西南政務委員會”，實行武裝割據，後與南京政府對立。李宗仁為了穩定陳濟棠的反蔣立場，長期住在廣州百子路孖棚崗。廣西軍政事務全由白崇禧個人主持，並得便宜行事。
這時王公度很受白崇禧重用，他一身兼任第四集團軍（廣西部隊恢複武漢時代的舊名號）總政訓處處長，南寧軍校政訓處處長，廣西省黨部常務委員，廣西省政府委員，廣西黨政研究所訓育主任，童軍訓練所教育長。集中組織、政工、青訓大權，紅極一時，其地位僅次於廣西省政府主席黃旭初，成為廣西第四號人物。
回顧一九三一年二月底蔣介石扣留胡漢民時，陳濟棠即在古應芬策動下向廣西伸出合作之手，李宗仁先派王公度前往廣州報聘，商談嶺南組府反蔣事宜。其後王公度即乘此機會前往香港、上海一行，分別在港、滬設置情報機構，收集南京情報，提供李、白參考。白崇禧下條子給總部經理處按月特支我大筆款項，我收到後即交給王公度；王公度所收集的情報，也是由我轉遞白崇禧“親啟”。正因為如此，以前是“軍統”要角現在是蔣經國心腹的王新衡說：“中央特工人員一直把他當做眼中釘，要去之而後快。”
另外王公度延攬了很多留俄同學到南寧軍校（校長是白崇禧）工作，其中謝蒼生是政訓處副處長，李一塵、曾希穎、陸一遠、張威遐、區渭文（後三名即托派“我們的話”社骨幹分子陸淵、張特、區芳）等則擔任政治教官。王公度還把軍校第五、第六兩期的學生成立同學會，組織通訊社。王公度通過這些組織，要分發到部隊的軍校畢業生，將其機關及部隊內部情況隨時向他密報，而他則轉給白崇禧。王的這些做法，深得白崇禧的歡心，但廣西邊防督辦李品仙、第七軍軍長廖磊、第十五軍軍長夏威均恨王入骨。
一九三三年下半年，白崇禧一次對我說：“王公度主管的單位太多，他的精神兼顧不來。例如張定璠介紹萬民一、萬仲文、劉士衡、胡訥生、徐梗生、朱午建等六人來廣西做宣傳工作，我交給王公度任用，他長期不予位置，使他們閑住在中國飯店裏，嚷著要回上海去。你去對他說，他今後隻能專做軍校政治工作，將總政訓處長一職讓給潘宜之擔任。”原來潘宜之已經從倫敦回來了，他是在一九三〇年北平“擴大會議”失敗後去英國的。
我把白崇禧上麵的話向王公度傳達時，隻見他麵色大變，滿頭大汗，顯然這事對他太突然了，事前沒有精神準備。他等我說完，就脫口而出道：“我親自去見白老總。”跟著匆匆而去。次日，王公度對我說：“我已經對白老總說清楚了，總政訓處仍由我負責。”十分清楚，他舍不得丟掉這塊肥肉。事後證明，他犯了錯誤：沒有自知之明。
一九三四年在我赴歐留學之前，李宗仁從廣州回來，將那個秘密組織改組為“中國國民黨革命同誌會”，實行分工製：以王公度為組織訓練委員會主任，潘宜之為宣傳委員會主任，邱昌渭為秘書部主任，黃旭初為政治委員會主任。不僅如此，在我到歐洲不久，他終於被迫辭去總政訓處長，由潘宜之繼任。這表明王公度在李、白前一手包辦的時代已一去不複返了。
一九三六年六月一日陳濟棠發動的“兩廣事變”，陳濟棠很快失敗了，蔣介石要乘機解決廣西問題。李、白不甘示弱，決定抵抗。八月二十四日，在南寧總部召開一個各黨派、各團體代表的聯席會議上，王公度和胡鄂公一樣，主張在廣西開府反蔣。（劉斐：《兩廣“六一”事變》（《文史資料選輯》第三輯）。）而李、白因參謀總長程潛已於八月二十日銜蔣之命派唐星來南寧談判，和議尚未絕望，未予積極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