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兩廣五年割據
張發奎的第四軍離開廣西以後，在南京出現了蔣介石、汪精衛合作的政治局麵，在廣州則建立了一個以西南執行部和西南政務委員會為領導中心的半獨立機構。汪、胡向來是不合作的，今汪精衛在南京，胡漢民遂倚靠兩廣實力派的支持，遙與南京對峙。
“一?二八”之役，蔡廷鍇、蔣光鼐所統率的第十九路軍，和張治中所指揮的第五軍在上海奮起抗戰，激起了全國人民極大的興奮和期待，在抗日戰爭史上譜寫了最新的一頁。但是由於得不到蔣介石的支持，在日軍得到大批增援的形勢下，上海我軍不得不於三月二日後撤。三月三日，粵方中委胡漢民、鄧澤如、李宗仁、陳濟棠等通電指責南京政府對十九路軍的抗戰，事前事後均不作有效的支援行動，實有負全國人民喁喁之望。可是南京當局卻反唇相譏，說十九路軍將領徑以個人虛榮心理迎接戰爭，太不考慮最高統帥部的整個戰略。這樣，兩廣不僅在抗日問題上與南京存在著明顯的分歧，並且在軍事和財經方麵也完全保持割據狀態。
當時李宗仁、白崇禧分析國內形勢，認為蔣介石外有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內有中共領導下的工農紅軍的武裝割據，內外交迫，疲於應付。在此時期，蔣自無對兩廣用兵的可能。但隻要蔣介石一日盤踞南京政府，則無論廣東、廣西，對他都不敢忽於戒備。為了鞏固兩廣團結，李宗仁需要長期住粵，以加強與胡漢民、陳濟棠之間的聯係。廣西內部則應勵精圖治，充實力量，準備隨時應變。至於李、白對廣東陳濟棠，也隻能與三國時代蜀對吳一樣，采取“可與為援而不可圖”的方針。
一、革命同誌會的改組
一九三〇年九月初在柳州成立的“革命同誌會”，原來是李、白與張發奎聯盟的政治組織。張發奎軍離開廣西後，組織無形解體。但是李宗仁、白崇禧對該組織幫助他們渡過危機所起的作用，給予高度的評價。因此在寧粵對立的新格局出現以後，李宗仁立即從廣州回到南寧，與白崇禧密商，改組“革命同誌會”，使其能真正成為加強廣西內部團結的一個核心組織。下麵是這個組織改組後的新麵貌：
一、改名為“三民主義革命同誌會”。下麵簡稱“同誌會”。
二、會章的改訂，中央組織將幹事會議製改為會長負責製，推李宗仁為會長，白崇禧為副會長。所有加盟的會員，一律在孫中山遺像前向會長或副會長宣誓效忠。此外在專員區、部隊或學校中設置分部。分部領導人員依民主集權製的組織原則，由選舉產生；基本組織為小組。小組會議每周開會一次。
三、“三民主義革命同誌會”的政治綱領，主要是下麵幾條：
（一）確認孫中山先生創立的三民主義為中國革命的最高原則，本會同誌為求其實現而共同奮鬥。
（二）確認中國現階段革命的性質，為反帝國主義、反封建主義的國民革命，而當前革命之中心任務，為爭取民族解放。凡有關發展民權，充裕民生的措施，均必須以民族獨立鬥爭之貫徹為先決條件。
（三）確認蔣介石為當前中國革命的頭號敵人，而其他愛國黨派為本會的同盟者。
（四）聯合一切可能聯合的力量，少樹敵，以敵攻敵。
上述一、二兩項，後來還列入《廣西建設綱領》中，作為提出“建設廣西，複興中國”這個口號的基本認識。
由於李宗仁需要往廣州加強對外活動，新會員的入會宣誓隻好由白崇禧個人負責監誓。這樣一來，我同白崇禧接觸的機會就更多了，白要我也搬進陸氏花園內同他住在一處，以便於多聯係。
那時“同誌會”會員的取舍標準，不以級職為依據，而以李、白對其本人評價為主要條件。例如：廣西省政府是從總司令部政治委員會改組成立的，其中隻有省政府主席黃旭初（最初民政廳廳長由黃旭初自兼）、教育廳廳長李任仁是“同誌會”會員，至於省政府秘書長朱朝森以及他的後任孫仁林、財政廳廳長黃薊、建設廳廳長黃榮華，則始終沒有參加“同誌會”。
二、建立新民團製度
張發奎軍離廣西後，廣西還有三個軍，即第七軍廖磊，第八軍李品仙和第十五軍夏威（黃旭初原任第十五軍軍長，自被任為廣西省主席後即由夏威以副軍長升任軍長）。一九三二年寧粵對峙的格局形成後，李、白認為蔣對兩廣一時不會用兵，廣西無須擁有大量軍隊，遂決定裁撤第八軍，調該軍軍長李品仙為南寧軍官學校校長。回顧一九三〇年冬四軍縮編時，李、白曾任薛嶽為柳州軍官學校校長，韓漢英為副校長，陳芝馨為教育長，及張發奎赴粵，薛嶽也辭職去香港擔任張軍對外聯係工作。自是柳州軍校無形停辦。所以這一次南寧軍校的設置，無異從頭做起。李品仙當校長不久，又被白崇禧調他去做龍州邊防督辦，而由白崇禧自兼軍校校長。在抗戰時期的桂軍中、下級幹部，幾乎完全是白崇禧在三十年代一手培養起來的。
當時廣西留下兩個軍，每軍兩師，每師兩團。為了補充現役兵員的不足，李、白遂決定建立新民團製度。當一九三〇年九月，白崇禧率四、七兩軍由柳州往解南寧之圍的時候，為了防範原駐賓陽一帶的陳濟棠粵軍馳援南寧滇軍，特令當時教導第一師師長梁瀚嵩回到賓陽原籍，組織民團，在賓貴公路上伏擊敵人，使粵軍自相驚擾。後來他們果然不敢越過昆侖關以西，與滇軍建立聯係，從而使白崇禧順利地完成了南寧解圍的任務。有過這麼一次經驗，使白崇禧感覺到，民團大有可為。遂建議李宗仁：普遍建立民團組織，以增強地方自衛力量。
從一九三二年起，廣西成立民團總指揮部，以白崇禧為總指揮，梁瀚嵩為副總指揮。劃廣西全省為十二個區，區設民團指揮官，以行政專員兼任之；縣設民團司令，由縣長主持其事。凡年達十八歲以上四十五歲以下的壯丁，均須加入民團班、排組織，隊長由村（街）長兼任，大隊長由鄉（鎮）長兼任，聯隊長由區長兼任。目的是使政團合一以推行李、白的政令。
除此之外，白崇禧還采取了“寓將於學”的政策，在大專院校及高級中學中施行軍訓，以期大量培養下級軍官。對此，白真是雷厲風行，不容阻撓。例如當時廣西大學校長馬君武（1881—1940，廣西桂林人。1901年留學日本。1905年加入中國同盟會，任秘書長兼廣西支部長。1906年回國後在上海參與創辦中國公學，任教務長。1921年任大總統府秘書長。1927年後，曆任國民黨政府最高國防會議參議、廣西大學校長。著有《馬君武詩稿》等。），聲望很高，鄉人所宗。隻因他對推行軍訓不滿，後來便被排擠去職。舉此一端，可概其餘。
三、兩廣不願附和福建人民政府
一九三三年冬，福建醞釀成立人民政府，事變將起，風聲四播，廣西李、白與廣東陳濟棠在對福建問題上暴露了明顯的歧見，並在它的發展過程中出現了很多不愉快的情況。
福建人民政府的主角，實際上是陳銘樞。陳因不參加廣州非常會議，深得蔣介石的歡心。“九一八”事變發生後，陳又是在寧粵之間奔走調停最力的一人。其後南京政府接納上海和談協議，任命陳銘樞為京滬衛戍司令長官。迄汪、蔣合作，汪入南京掌行政院，又以陳銘樞為行政院副院長兼交通部長，這意味著汪要依靠十九路軍作為他的政治資本。陳銘樞的一生政治生活，以此時最為顯赫。
“一?二八”事變發生，衛戍上海的十九路軍奮起抗戰，迭獲勝利。全國人民鑒於蔣介石下令給張學良不準抵抗從而斷送東北國土，無不悲憤填膺，群起指責。而十九路軍英勇抗日，迭摧強敵，由此英名遠播，舉世矚目，陳銘樞的聲望也因此而水漲船高。及上海抗戰從“淞滬停戰協定”的簽訂而結束，十九路軍對蔣介石極為不滿，陳銘樞也因交通部經辦招商局變產契約及簽訂電信合同事受人指責，不安於位，辭職赴滬。蔣曾派石瑛、段錫朋（1896—1948，江西永新人。1919年五四運動中，被推為全國學聯主席，翌年出國留學。1930年後，任蔣介石南昌行營黨務指導處處長、教育部次長、中央大學代理校長、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中央訓練團教育委員會主席。）去上海挽陳回來任參謀總長，借以協商安置十九路軍的計劃，但陳固拒，徑出洋考察。一九三二年七月，十九路軍調福建，二十六日蔣光鼐辭十九路軍總指揮，以蔡廷鍇繼任。但該路軍對蔣不滿的情緒與日俱增，蔣不得已於十月一日派國民政府主席林森以赴福建巡視為名，慰勞十九路軍，並就閩局人事進行洽商。十一月二十九日，南京政府任蔣光鼐為福建省政府主席，蔡廷鍇為福建綏靖公署主任。蔣以為這樣安排，十九路軍的安置問題已經解決。但實際上並非如此。
一九三三年一月十四日，蔣光鼐、蔡廷鍇派李章達（1890—1959，字南溟，廣東東莞人。曾任孫中山警衛團團長，大元帥府參軍。抗日戰爭時，參加民族革命大同盟。任第四戰區軍法執行總監。1941年，參與籌組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建國後，曾任廣東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廣東省政協副主席、廣州市副市長、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常務委員。）帶著一份《粵桂閩三省聯盟約章草案》到廣州，征求陳濟棠、李宗仁的意見。李章達過香港時，曾將這一約章草案送給胡漢民、李濟深看過。後來兩廣當局將約章略事修改，即由軍政負責人簽字送回。此盟約全文共十五條，第一條標明它的宗旨，原文是：“本約章依共信互助之原則，共存互勉之決心，在軍事、政治、經濟上進行全麵的合作，以策三省之安全，進而達到抗日、反蔣、實現三民主義的建設為宗旨。”依當時情況看來，這一約章雖不發揮什麼積極的作用，但福建也沒有別辟途徑另搞一套的打算。
一九三三年六七月間，陳銘樞從歐洲回到香港，想推胡漢民出來在廣州組織獨立政府，由於陳濟棠以維持廣東現狀為滿足，胡就不敢答應；後來陳銘樞又同李濟深商量，希望通過後者拉攏李宗仁、白崇禧和福建一道反蔣。李濟深隨即派他的心腹親信尹時中到南寧見李、白。李、白認為陳銘樞的做法過左，恐難得到廣東方麵的支持，而就當前情勢看來，粵桂似不能各行其是，最後李宗仁對尹時中說：“有關西南組府的計劃，首先還是請李任潮對陳伯南多施加影響，隻要廣東同意，廣西絕無問題。”
十月底，李、白通過各種可能的渠道，了解到陳銘樞曾在香港李濟深的家裏（羅便臣道九十二號）與李濟深、黃琪翔、章伯鈞（1895—1969，安徽桐城人。1927年參加南昌起義，任起義軍總政治部副主任，次年脫離共產黨，與鄧演達等組織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1933年參加福建事變。抗日戰爭期間，參與組織中國民主政團聯盟，擔任中國農工民主黨主席。建國後，曾任交通部部長、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國農工民主黨中央主席、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副主席。）、徐謙（1871—1940，安徽歙縣人，字季龍，教名喬治，晚年自署黃山樵客。辛亥革命後發起組織國民共進會。後與同盟會聯合組成中國國民黨。曾任北洋政府司法部次長。1917年任孫中山大元帥府秘書長。曆任國民黨北京執行部主任、國民政府司法部部長。1933年參加李濟深在福建組織的人民政府，任最高法院院長。1940年在香港病逝。）、餘心清（1898—1966，安徽合肥人。1922年夏，入馮玉祥部任隨軍牧師。1933年，在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任總務處長兼察省民政廳長，後代表馮參加反蔣抗日的“福建人民政府”工作。1947年曾因參加策反孫連仲被捕。建國後，曾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北京市政協副主席、中央政府辦公廳副主任、典禮局局長、民族事務委員會副主任等職務。“十年浩劫”中被迫害身死。）等舉行一係列的會議，會上決定采取一種非常的辦法，在福建成立人民政府。李、白對此深感焦慮，特於十一月五日電李濟深、陳銘樞、蔣光鼐、蔡廷鍇，勸請他們“切勿采取任何過激措施，給叛黨賣國者以口實，而陷自身於孤立無援的地位，且十九路軍的光榮傳統，也將蕩然無存，為親者痛而仇者快，甚盼加以慎重考慮。”同時又分電胡漢民、陳濟棠、蕭佛成、唐紹儀、鄧澤如、鄒魯等建議：“任潮、真如等被迫憤而出此，欲勸息之，不如合粵桂閩在粵成立革命政府，彼既有路可行，或不至鋌而走險。如何，敬請卓裁電示。”但廣東的實力在陳濟棠個人身上，他對此不感興趣，所以去電就沒有切實的反應了。
李宗仁派胡朝俊去廣州打探消息，胡於十一月十八日從廣州來電謂：“粵方判斷，如閩果獨立，桂必坐觀成敗，故求桂不如求寧。”這一情報果然不錯，陳濟棠那時已派楊德昭去廬山見蔣介石，得到一千五百萬元，作為對閩事作壁上觀的交換條件。所以閩變誰都得不到好處，隻便宜了一個陳濟棠。
閩局密鑼緊鼓，準備上場，於十一月二十日宣布“人民革命政府”成立。由李濟深任主席，陳銘樞、蔡廷鍇、陳友仁、許崇清、章伯鈞分任政治、軍事、外交、財政、教育各委員會主席，黃琪翔為參謀總長。又以陳銘樞、李濟深、蔣光鼐、蔡廷鍇、戴戟、馮玉祥、方振武（1885—1941，安徽壽縣人，字叔平。1926年率部隊加入馮玉祥的國民軍，後改隸蔣介石指揮，曾任國民黨第四軍團總指揮、濟南衛戍司令、安徽省政府主席等職。1929年，因反蔣被扣，1931年獲釋。1933年，與馮玉祥、吉鴻昌在張家口組織民眾抗日同盟軍，在察哈爾東北地區抗擊日軍侵略。抗日戰爭初期，曾在桂林參加抗戰工作，後在蔣介石脅迫下出走香港。1941年日軍進攻香港時，在逃途中遇害。）、徐謙、黃琪翔任中央委員。十九路軍各軍改稱人民革命軍。宣布廢除青天白日旗，另以上紅下藍，中嵌黃色五角星為國旗。
福建人民政府的成立。由於事前沒有得到充分的諒解，所以胡漢民、蕭佛成、鄧澤如、陳濟棠、李宗仁、白崇禧、鄒魯等就在十一月二十一日發出了下列的聯名通電：
福州陳真如、李任潮、蔣憬然、蔡賢初諸兄均鑒：皓電奉悉。諸兄揭櫫討賊，期申正義於天下，至所同情。唯消息傳來，兄等號日在閩垣開會，頒布政綱，公然以推翻黨治、組織農工政府相號召。初以兄等過去在黨之曆史，當不至倒行逆施如此。顧報章轉載，鑿鑿可指，此訊果確，是不特授叛黨賣國者以口實，且使兄等抗日救國之曆史亦蕩然無存。十九路軍全體將領與弟等久共患難，頻年以來，沐主義之熏陶，出生入死，為黨奮鬥，偉烈豐功，內外共仰，當猶有深明大義，不自陷絕境者。深冀兄等本曆來護黨救國之精神，幡然改圖，多方勸導，以免盡入歧途，使西南團結，益以鞏固，救國大業，得以策進。否則援人以隙，必將為親者所痛，仇者所快，以救國者禍國，以愛民者殃民，以討賊者助賊，度必非兄本意也。弟等為黨為國，決當貫徹討賊主張，共相戮力，唯兄等圖之。
福建人民革命政府成立後，不能取得各方的同情，於是使者四出，要求聲援。李濟深派徐景唐於十一月二十六日到南寧見李、白，徐表示他自己也不同意福建的做法。李濟深的心腹李民欣十二月十一日又到南寧，他也認為福建的步伐走得太快了。
與此同時，李、白也主動派人去福建看看，翌年一月二日黃鈞達回報：“福建內部複雜，決難持久。”一月十二日戴石浮從上海去福州觀察後回到南寧對李宗仁說：“福建方麵料蔣不會來攻，所以在軍事上毫無準備。蔣（光鼐）、蔡等對改國號、改國旗、計口授田等措施都不感興趣，這就是他們必致失敗的主要原因。”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李宗仁電陳濟棠，以閩變實由蔣介石所造成，希望陳同意由兩廣倡議對蔣聲討。陳於十二月一日複電，說此時采取這行動，無異支持閩局，不敢讚同，即派伯豪兄來麵談一是。後東江綏靖特派員李漢魂銜陳命來到南寧，請李、白無論如何應有一人到粵麵商應付辦法。李、白則以前曾有建議，聯合閩粵桂三省之力量在廣州成立抗日政府，而未為粵方所采納，目前似無赴粵必要。因電複陳濟棠：“目前仍為勸閩回頭為主，如閩變發展危及廣東，當與粵並肩戰鬥，以保西南的安全。餘托伯豪兄麵達。”
蔣介石自十二月十日以後，已決定對閩用兵，在軍事上有所部署，自此不斷派飛機猛炸福州、泉州等地。人民政府既無空軍，也沒有空防設備，因此，福建軍民傷亡甚大，地方秩序大亂。時適胡漢民派胡文燦來南寧，鼓動李、白反蔣。李宗仁對胡文燦說：“陳伯南不肯動，我們怎麼可以單幹？但蔣介石濫炸福建人民，我們應當有所表示！”經過一番醞釀，遂由胡漢民帶頭，李宗仁、陳濟棠聯署於十二月三十日發出通電指責蔣介石濫殺無辜的罪行。電雲：“連日寧機濫炸，人民焦頭爛額，趨避無路。遠念閩民，遭此不幸，實深痛恨。數年以來，南京軍閥竊黨治之名，行獨裁之實，降日賣國，衍尤叢積，對外乃投降屈服，對內則麵目猙獰。今唯排除異己。又挾其藍衣黨之暴力，為閩民敵，喪心病狂，莫此為甚。所望各方備起，製止此項行動，以安民命，而維國本。”後來事實證明，這樣一紙電文並不起什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