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九月十四日，綜合寧、漢、滬三方麵國民黨中委在上海協商的結果，決定合組“中央特別委員會”。十六日，“中央特別委員會”在南京正式成立。十七日，該會推定汪精衛、胡漢民、李烈鈞、譚延闓、蔡元培五人為國民政府常務委員；並以程潛、李宗仁、何應欽、朱培德、白崇禧為軍事委員會常務委員，葉楚傖（1886—1946，江蘇吳縣人。早年加入中國同盟會。1926年到廣州任國民中央政治會議秘書長。國民政府遷到武漢後，任國民政府聯席會議秘書長。1927年後曆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部長、江蘇省政府主席、國民黨政府立法院副院長。）為中央秘書長，謝持（1876—1939，四川富順人。1907年加入同盟會，1919年起，任國民黨黨務部部長、內政部次長、大總統府秘書長。1927年後，先後任中央特別委員會常務委員、國民政府委員等職務。1939年4月在成都病逝。）為中央組織部長。
汪精衛由於在黨政方麵都沒有取得絕對領導地位，心裏不免怏怏失望，所以會後就去廬山休息，並致電“中央特別委員會”：“破碎之黨，歸於完整，兆銘可以引退矣。”實際上他到廬山後，即派顧孟餘去武漢晤唐生智，又派陳公博去廣州晤張發奎有所策動。顧到武漢與唐生智接洽結果：武漢即成立“政治分會”，表示不受南京統治。二十一日汪精衛到漢口，二十九日“武漢政治分會”公開聲討“特別委員會”指為“違法篡黨”。
唐生智造反後，派葉琪到南京，住夏威家中，目的在觀察南京動態。此時夏威的第七軍和胡宗鐸的第十九軍從下關渡江過浦口，似乎揮戈北指。可是一到浦鎮以後，即來一個大迂回，向浦江、和縣西進。等到大軍抵達含山，南京國民政府即於十月二十日下令討唐，程潛為第四路總指揮，分路溯江西上。唐生智駐蕪湖的劉興措手不及，即率部退向長江上遊。
十一月五日，西征軍與唐生智部在黃梅一線大戰三天，結果後者失利。唐生智見大勢已去，遂於十一月十一日通電下野，由漢口乘日輪前往上海。期前汪精衛已先離漢赴粵。唐部李品仙、何鍵、劉興三軍均向湖南退卻。十二月十九日，南京國民政府派白崇禧去武漢代李宗仁指揮第三路軍，入湘作戰。一九二八年一月二十一日，白崇禧在汨羅江一線將唐部擊潰，二十五日攻克長沙。白且率師向湘西追擊。此時李品仙見頹勢已成，勢難久持，乃派代表向白崇禧求和。結果白電請南京軍事委員會批準，改編所部為四個軍，即第八軍（軍長由李品仙兼）、第十二軍（軍長葉琪）、第三十五軍（軍長何鍵）、第三十六軍（軍長廖磊），仍由李品仙任總指揮。除三十五軍外，餘由白崇禧率領離開湖南，效命北伐。
在武漢政治分會改組湖南省政府事件發生以後，蔣介石一麵下令保定行營主任何成浚停發白部軍費，一麵派劉文嶽找唐生智來南京，授以密令。唐到天津後，即派親信鄧長庚到唐山密晤李品仙，李也派朱武彝、楊績蓀去天津晤唐，彼此約好：“脫離桂係，回湖南去。”這時，唐部在冀東一帶，除葉琪部已調回武漢外，還有李品仙第八軍和廖磊第三十六軍，他們久戍燕薊，情切南歸，所以一經唐生智的號召，就立刻回到舊長官那裏去了，隻瞞著白崇禧一人。
事後，在一九五〇年春，李品仙從台北到香港，筆者問他：“當年唐生智怎樣把你們兩個軍抓過去的？”李鶴齡（李品仙）說：“這兩個軍的中下級幹部都是唐孟瀟（唐生智）的人。”但又說：“不過，如果當時我的態度較為堅定一點，那麼情勢發展又不一樣。”由於白崇禧所部已被唐生智運動過去，於是蔣介石就決定對桂係采取進一步的斷然措施。
五、李濟深被扣
三月十五日，國民黨在南京召開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蔣介石從奉化溪口到南京主持。他接到了報告，聆悉唐山、武漢兩路的策反工作都進行得非常順利，李濟深在南京仍被嚴密監視。根據這些情況，他認為解決桂係已有充分把握，乃一反其過去力持寬和態度，徹底推翻三月十三日中央政治會議對武漢政治分會的處置辦法，於三月二十一日在國民黨三全大會上發表了一篇火藥氣味十分濃厚的演說。
蔣介石說：“有人以為兩湖事變係局部問題，餘初亦以為然，今乃覺此種認識，殊為錯誤……地方軍人，目我中央，驕恣成習，積而有此種重大違法之舉，公然違背中央之決議，破壞國家統一。”“中央對於地方，隻有法令，無所謂條件；隻有命令，不容調停。”“自湘變發生至今，葉琪等部尚在湘西追擊譚部，置中央各守原防之命令於不顧。”“革命險象，至於此極，故必以全力維持中央威信，保障國家統一。”
蔣介石的這篇演說，無疑是宣布李宗仁的罪狀，表明了對武漢用兵的決心。李濟深即於是日（二十一日）從暗中監視改為公開監禁，蔣把他送到湯山溫泉“休息”去了。
當李宗仁在上海發現情況有些不對，曾派第八路總指揮部副參謀長雷飆去南京密勸李濟深及早設法離開南京，如果他無法同李濟深聯係，就找李民欣用李任潮名義電致廣州總指揮部鄧世增參謀長，說明如發生變故，則粵局政治由陳真如（即陳銘樞，1889—1965，廣東合浦（今屬廣西）人，字真如。北伐時，任國民黨革命軍第十一軍軍長兼武漢衛戍司令。1929年，任國民黨廣東省政府主席。九一八事變後，任京滬衛戍司令，後曾代理國民黨政府行政院院長。抗戰勝利後，參加組織三民主義同誌聯合會。建國後，任全國人大常務委員、全國政協常務委員。）、軍事由陳伯南（即陳濟棠，1890—1954，廣東防城（今屬廣西）人。1931年，與桂係聯合通電反蔣，任廣州國民黨第一集團軍司令。寧粵合流後，任圍剿紅軍中央蘇區的副司令、南路軍總司令。1937年後，曆任兩廣及台灣宣慰使、海南特區行政長官兼警備司令等職。1950年退敗台灣。）負責。結果雷也找不到李澤霖（李民欣），他回到上海同李宗仁商量，徑用李濟深名義將上麵的意見電鄧轉達，後來事實證明這份電報並不起什麼積極作用。
原來蔣對粵局早有布置：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蔣就準李濟深辭去廣東省政府主席兼職，另任陳銘樞為廣東省政府主席。這是一石兩鳥之計：一以削弱李濟深在廣東的領導地位，一以籠絡陳真如以孤立李任潮。李因知蔣的用心，故在交代省府職務後即回到蒼梧鄉下靜養，一直等到接召開編遣會議的通知，才邀其心腹親信馮祝萬、鄧世增、李民欣、張文等商量行止大計，後又邀黃紹竑來晤，乃決定去滬。但他完全沒有想到這一去就被蔣介石抓起來了。
當李濟深被囚的消息傳到廣州後，各方麵人士十分震驚。第八路總指揮部參謀長鄧世增召集徐景唐、王應榆等師旅長會議，主張兵諫。但那時掌握廣東軍政大權的陳濟棠、陳銘樞已去南京參加國民黨三全大會。陳銘樞到香港時住英王飯店，因酒店失火，從四樓跳下傷腳，入院就醫。陳濟棠到上海時，國民政府文官長古應芬已在那裏等候他，力促他立即返粵坐鎮。陳、古是拜把兄弟，在政治上陳濟棠一向唯古之命是聽。三月三十日，陳濟棠和陳策乘兵艦由香港到廣州後，即與陳銘樞、蔣光鼐、蔡廷鍇等發出聯名通電擁蔣，電文中有“粵省軍隊為黨國所有，不以供一派係之指揮驅策；粵省之財，皆粵人賣兒貼婦之膏血，不以供一派一係之浪擲犧牲”等語。鄧世增等人的兵諫行動，在這種形勢下，卒被打消。
廣東方麵雖倡言和平，但對李濟深的生命安全，陳濟棠等極為惦念。外間傳說，李已被蔣介石槍決了。胡漢民等特於四月八日電陳濟棠，保證李必不死。原電雲：
廣州陳主席真如轉伯南兄暨各軍師長均鑒：任潮移居湯山，其安全既有介公親署之函為之保證，近日反動者複為種種謠諑，希圖煽動，其用心可知，須知任潮功不補過，而罪魁禍首，固自有人，政府寬仁，自能待以不死，弟等護之之心，始終當不渝也。胡漢民、戴傳賢（即戴季陶）、孫科、王寵惠、何應欽、古應芬庚。
蔣介石在扣留李濟深後，對安撫陳濟棠一事，胡漢民、古應芬立了首功，以後胡終自食其果。
六、蔣介石下令討伐李宗仁、白崇禧
蔣介石以李濟深被扣，廣東已無後顧之憂，而華北和武漢的策反工作也有絕對把握，因此就於三月二十六日以國民政府主席名義下令：李宗仁、白崇禧、李濟深撤職查辦。二十七日蔣授意國民黨三全大會作出決議：開除李宗仁、李濟深、白崇禧黨籍。同日，蔣介石正式對李宗仁發表討伐令：
查此次武漢政治分會違法僭權，任免官吏，稱兵構釁，襲擊湖南。政府以和平為懷，力從寬大，除迭令擅自調動之軍隊，製止行動，撤回原防外，僅對地方負責人員，免職查辦。原冀以主義相感化，促首逆諸人之覺悟。乃據第十三師師長夏鬥寅有（二十五日）電稱，逆軍於本日拂曉向英山前方部隊進攻等語。是諸逆等之蓄意謀叛，逆跡昭彰。前據李品仙等號（二十日）電稱：白崇禧陰主武漢，蓄意破壞中央威信，強令該軍撤退，襲擊平津，占領徐海，進逼首都。近又查獲李宗仁自滬致廣州黃紹竑皓（十九日）電稱，醒南參謀長（即雷飆）自京回滬，奉任公麵諭，時機迫切，蔣某甘冒不韙，破壞統一，亟順調動大事，加以討伐，以申正義。本人一時未能離京，已有手令交李副官長澤霖攜回雲雲，希兄等急速計劃動員至盼等語。該逆等竟敢主使部隊，抗命稱兵，分頭發難，謀叛黨國。李宗仁、李濟深、白崇禧等著即免去本兼各職，聽候查辦。所有附逆軍隊，如有執迷不悟，仍行侵犯，仰前方各軍，痛加討伐，以遏亂萌，而彰法紀。此令。
實際上蔣在下討伐令以前，已電令其嫡係部隊“中央軍”秘密集結：第一軍劉峙（1892—1971，江西吉安人，字經扶。1930年率部隨蔣介石參加中原大戰，任討逆軍第二路軍總指揮、河南省政府主席兼開封綏靖主任。抗日戰爭時期，曆任第一戰區副司令長官、重慶衛戍總司令兼防空司令、第五戰區司令長官。抗日戰爭勝利後，任鄭州綏靖公署主任。1948年任徐州“剿總”總司令，所部在淮海戰役中被解放軍消滅後逃往香港。後死於台灣。）部集中潛山、太湖；第二軍朱紹良（1890—1963，江蘇武進（今屬常州）人。1928年後，任國民黨江西綏靖主任，甘肅、寧夏、青海三省綏靖主任兼甘肅省政府主席。抗日戰爭時期，任第八戰區司令長官、新疆省代主席、重慶綏靖主任、國民黨軍事委員會副參謀總長。1949年去台灣。）部集中英山及其以北地區；第三軍朱培德部集中九江、建昌、南昌、高安一帶。那時馮玉祥雄踞中原，取得了舉足輕重的地位，雙方都在爭取他。最初馮還意存觀望，到三月二十七日，他終於表示要站在蔣介石一邊。三月二十八日：蔣改訂戰鬥序列，以馮玉祥部主將韓複榘（1890—1938，河北霸縣人，字向方，行伍出身。原為馮玉祥部將領，1929年後，曆任河南省政府主席、第一軍團總指揮、山東省政府主席、國民政府委員等職。抗日戰爭爆發後，任第五戰區副司令長官兼第三集團軍總司令。1938年1月，在開封被蔣介石下令逮捕，後在漢口處決。）為第三路總指揮，由豫南進攻武漢；將劉峙、朱紹良兩部合編為第二路軍，沿江左西攻武漢；在江西各部改為第一路軍，西攻武長路，目的在切斷武漢的後路。三月二十九日，蔣乘“楚有”兵艦從南京出發，三十日到九江，當晚對武漢下達總攻擊令。
那時武漢方麵的李宗仁部隊，依照南京政府製訂的編遣計劃，已一律改軍為師，原第七軍改為第十五師，由夏威任師長；原第十九軍改為第十六師，由胡宗鐸任師長；原第十八軍改為十七師，由陶鈞任師長；原第十二軍改為五十二師，由葉琪任師長。另外還有兩個師，那就是程汝懷的第五十五師和張義純的第五十六師。每師三旅，每旅三個團。從兵力上說，南京實居於壓倒的優勢。
當胡、陶、夏派兵入湘時，曾遭到白崇禧一頓臭罵，但已補救不及。以後白又電令胡、陶、夏立即放棄湖北，全軍撤入湖南，緊靠廣西後方，以期進退自如。但胡、陶舍不得湖北地盤，卒不接納，坐失時機。
李宗仁在三月二十五日離上海前，電告漢口第四集團軍總司令部參謀長張華輔，著委何鍵、葉琪、夏威、胡宗鐸、陶鈞為第一、二、三、四、五路司令，令在黃陂至武穴之線布防待敵。三月二十六日張華輔遵命發表，並以李明瑞（1896—1931，廣西北流人，原名瑾瑞，號裕生。1918年入韶關滇軍講武堂。北伐戰爭時，任國民革命軍第七軍旅長、師長。1929年任國民黨政府廣西綏靖司令。1930年參加領導龍州起義。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後任中國工農紅軍第七、第八軍總指揮，河西部隊總指揮，紅七軍軍長。1931年4月率紅七軍進入中央根據地，參加了第二、第三次反“圍剿”戰鬥。1931年10月，在江西於都被“左”傾冒險主義者錯殺。）為第三路副司令。由於夏威因患扁桃腺炎不能到職，二十七日再令李明瑞以副司令代理司令。第一路守湘東，第二路守武長路，第三路守黃陂、祁家灣一線，第四路守陽羅，第五路守三、四兩路中間地帶，擺出一副與蔣決戰的架勢。
七、武漢不戰而失
李宗仁自西征討唐到武漢以後，他標榜了“鄂人治鄂”的方針，重用胡宗鐸、陶鈞兩人，胡、陶兩軍依靠禁煙、榷運的收入，他們的官佐過著花天酒地的腐化生活，而第七軍官兵收入菲薄，生活艱苦，適成鮮明的對比。該軍師長李明瑞、李朝芳、尹承綱曾向軍長夏威訴苦，要求向胡、陶算賬。夏威不以為然，他說：“這筆賬不能算，要算也要等到德公（李宗仁）回來再說。”誰知時不我與，內部危機終於爆發了。
蔣介石早知第七軍將領與胡、陶不和，曾派他的高參周伯甘（周伯甘即周明，雲南人，曾為香港《周末報》負責人。）到武漢向李明瑞策反。李對周說：“這是多麼重要的一件事，我要同表哥俞作柏商量後才能決定。”周回到南京複命，當時參與此項密謀的楊永泰卒通過梁五鳳找到俞作柏。俞作柏在北伐興師時，把他的旅長職務交給李明瑞擔任，自己留在後方當南寧軍校校長與廣西省政府農工廳長。“四一二”事變後離桂去香港隱居。至是到南京見蔣，得到了一筆巨款，就潛往漢口，在武漢第一紗廠董事長李薦廷家中與李明瑞密晤，事乃決定。後來李又邀楊騰輝共同行動。李薦廷一九五〇年在香港對我說：“當時我也參加他們的密謀，當初隻以為好玩，誰知道會鬧出這樣的大亂子來呢？”
李明瑞奉命代理第三路司令後，即密約已經聯絡好的團長以上人員到漢口“太平洋飯店”會麵，相約一到前線，即采取行動，反對胡、陶。李明瑞那時還沒有提出反對李、白的口號，所以沒有人提出異議。三月二十八日晚李明瑞率所部五旅沿平漢線赴黃陂、祁家溪一帶布防。
三月三十日，蔣在九江下總攻擊令，隻是虛張聲勢，前線並無接觸。四月二日，海軍上溯到劉家廟，隨同海軍前進的俞作柏與李明瑞取得了聯係。當晚，李明瑞指揮他的本旅三團，李朝芳旅的梁重熙團，尹承綱旅的龐漢禎團以及楊騰輝旅三團在黃陂秘密集結，立即以急行軍速度向西北移動，走了一個整夜，次日淩晨即到達平漢線上的花園、孝感一帶。起初隻張貼一些反對胡、陶的標語，及移駐安陸，就公然張貼布告，反對李、白，擁護中央了。
四月三日上午，胡、陶、夏在出發去黃陂途中聞變，驚慌失措，立即下令全部退向荊州、沙市、宜昌，從三日晚起開始退卻，到四日晚後衛部隊也撤離武漢。葉琪部由武昌南撤，集結武長路，葉知事無可為，遂於五日離去。這樣一來，蔣介石遂不費一槍一彈，唾手而得武漢。四月五日，蔣到了漢口，派錢大鈞（1893—1982，江蘇無錫人，字慕尹。曾任蔣介石侍從室第一處主任兼衛隊長、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航空委員會主任、陸軍部政務次長兼參謀長。抗日戰爭勝利後，任上海市市長、淞滬警備司令、西南戰區副司令。1950年去台灣。）、俞作柏到部隊表揚李明瑞、楊騰輝。